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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最痛悔的是， 1983年夏天，当命运多舛的大哥身惟胃癌，我竟没去
看望他一次。每想到此，我不禁潜然泪下，甚至放声恸哭，我不能原谅自己。
大哥长我16岁，人世间许多不幸，差不多降临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一生下来，脸
上便有一块红色的胎记，随年岁的增长，这红胎记便一年年扩散，以至半个脸都是红
的，并增生一些瘤，更不幸的是有一次报社机关蓝球赛，他被撞倒在地，球衫上报社
的圆徽章戳瞎了他的左眼，从此，他便觉得在众人面前治不起头来，更羞于见女人，
这副模样上哪去找对象！比这些更不幸的是，他在政治上蒙受的厄运。大哥是徽州农
校毕业的，学的是园艺，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经亲戚介绍，1948年，18岁的他着一身
灰布长衫从皖南来杭州，进《东南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学徒，刚满师杭州就解放了，
《东南日报》改成《浙江日报》。他己是一名熟练的排字工人，成为报社第一批入团
的青年，他工作热情热爱文艺，是工会的骨干，这时他己担任报社印刷厂的统计员，
很快就要入党了。但不久大祸临头，在肃反运动中报社电台挖出一个平时对现实有不
满情绪的译电员，定为现行反革命，大哥和他曾是好朋友，过从甚密，散布过一些言
论，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一些不到20岁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稚嫩的小青年。这样他们
被打成纠合性的“反革命”小集团。
此事还牵涉到当时正在朝鲜前线的二哥。
1949年，他刚15岁，失学在家，常与大哥他们在一起玩，也发过一些“牢骚”。
当时抗美援朝刚结束，荣立过几次战功的二哥己是营军械员，即将被保送到刚成
立的装甲兵学院学习，他被强令“自迁”，离开部队回国。连一个转业军人的名份都
没有。在二哥回到杭州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和大哥同时被捕了。当时我和妹妹都睡着
了，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一早醒来，只见妈妈眼睛哭肿了。我们的生活失去依靠，
母亲变卖了家具，带我和妹妹离开杭州，回到她的娘家安徽芜湖，一年后，两个哥哥
有了消息，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彼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产调查队工作
。大哥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当时劳教还能领到工资，他按月给我们寄20元钱，当他
劳教期满时，上面来了文件：劳教人员一律留场就业，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了。大哥那
些年一直在东海边一个盐场劳教，在饥饿、疾病、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中，他顽强地活
下来，1962年元旦，盐场放电影，散场后，劳教人员的宿舍着火，大哥顶着一床被子
从大火中逃生，在我和妈妈一次次写信给劳教总团，恳求，1963年大哥终于回到芜湖
家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走投无路的大哥，只得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下乡务农以
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他去的是我们的老家——离芜湖40
华里的繁昌县中沟乡章墩生产队，家乡的父老收留了他，开始那两年他住在村口的茶
棚里，冬天四处透风，夏天也没蚊帐，8年的盐场生活使他有了惊人的对环境适应能力
。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衣着到讲话，他学会了包括犁田在内的各种
农活。大哥为人老实、忠厚，干活不叫自苦，言语又少，乡亲们呵护他，在这里他获
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在生活能糊口后，还不时接济
家里。当时我们家一贫如洗，我和妹妹在上学，靠母亲糊些火柴盒养活我们，每糊1万
个人柴才6块钱，大哥每逢农闲和雨天便赶回城里帮母亲糊火柴盒，起早摸黑从无怨言
。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1965年春节，大年三十，左邻右舍燃放鞭炮吃年饭了，我
们家冷锅冷灶，连年饭米都没有，母亲让我和妹妹去江边的杨毛埂去接从乡下来的大
哥，我和妹妹站在寒风刺骨的江边差不多三个钟头，天快黑了，只见到半个红脸的大
哥挑着一副担子，逆着寒风气喘吁吁赶回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他的担子，他带回20斤
米，几块豆腐，两尾筷子长的鱼，这一顿年饭吃得很沉重，母亲掩面长泣，我们兄妹3
人沉默不语，从此我懂得珍惜——它是贫穷的姊妹。
1968年夏天，为躲避城里武斗的枪林弹雨，母亲让我去乡下大哥那儿“避难”，
我在大哥的低檐的茅屋里住了两个月，我随他在烈日下锄草、割禾，收工后在月下看
守瓜田，去水塘网虾，使我感受到农耕劳作的艰辛和乡野田园生活的宁静，淡远，在
他的茅屋的角落，一个木箱改成的“书柜”里，我发现外貌丑陋的大哥丰富的内心世
界：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理论学习，他写了整整几本读《毛选》、艾思奇《大众哲学》，
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我翻看了他的日记，一页页、一行行琐细的日常生活记
录，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切，对她胃病病情的焦虑，对我和妹妹学业及成长的关怀，特
别是对我前程的期待……，在漫长贫穷孤寂的日子里，大哥唯一的爱好便是音乐，那
只陈旧的口琴成了亲密的伴侣，在乡居的日子里，傍晚我们在村口小河边散步，大哥
为我吹奏了一曲曲他烂熟于心的俄罗斯民歌《小路》、《三套车》、《红霉花儿开》、
《喀秋莎》，还有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法河》、《风流寡妇》，这些旋律与乡村氛
围格格不入，但它们勾起大哥一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的回味。它们倾诉了即便是一个
卑微的人，他的心灵自由是不能禁锢的！
1980年，当时全国的地、富和右派都已摘帽，右派已改正平反，而大哥头上的帽
子仍未有人来摘，我们支持他去杭州上访，家里凑足了来回的路费，他回到阔别24年
的杭州城，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报社早搬家了，50年代的老同事多半不在了，有
的死了，有的调离了，还在的几个老职工，见到已经衰老的大哥象是发现出土文物般
惊叹：“你还是回来了！”，他寻访当年办案的单位，都推来揉去，一律官腔官调：
“过去案子并非都办错了，平反还没平到你们这一拨，你回去等着吧……”一句
话就将可怜的大哥打发出来，但有人告诉他当年和他一个案子受处分，还活着的都在
上访，受理重审还是有希望的，大哥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离开杭州，临走前还花钱在
西湖边照了一张相。
1981年，大哥终于结束了长达18年的农民生活，他是以身体病残，生活难以自理
的名义而被照顾返城的，又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时我已从芜湖调到武汉工作，大哥对
母亲最孝顺的，有大哥照顾母亲，我和妹妹都放心了。街道居委会安排大哥扫大街，
一个月工资30元，他很乐意地去干了，起早摸黑将大街小巷扫得干干净净，获得全体
居民的一致好评，接连两年被评为区、市级付秀的环卫工人，1982年春节，我接到他
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张芜湖市环卫所表彰先进的贺信，这是一张极普通粉红色油印信，
我深知它的份量；这是重新获得劳动权力的大哥在重返社会，获得人们承认与尊重的
光荣与骄做。
1983年春天，我又接到大哥来信，他被选为街道织布厂的厂长，他是第一次担此
重任。工作很忙……。这一年夏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悲伤地告诉我，大哥病
倒了，医生确诊为胃癌，他呕吐不止，我惊呆了，我工作太忙，孩子刚周岁，又遥隔
千里，我一时不能去看他，只能写信去安慰他，并寄去50元。
半个月后，我接到他回信，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疼痛中写的：“我知道自己
得的是癌，我要和命运继续抗争……”我读后哽咽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我
就去芜湖看他。
电大的期末考试总安排在7月下旬，学生的考试结束，我正准备去买船票，母亲又
来信了，我拆开一看如五雷轰顶：我可怜的大哥已在7月22日去世了，他是在剧烈的疼
痛中死去，死时形销骨立，他是在七旬老母慈爱的关照下去世的，死时他那只唯一的
眼睛是睁开的，这是对不公道命运的抗议！母亲是在办妥他的后事才写信告诉我的，
我顿时泪如泉涌，几乎没有考虑，我就登上一艘正要起航的大轮，赶到芜湖家中，我
跪在大哥的遗像前放声恸哭，伤心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为大
哥这一辈子不幸的遭遇而愤颟，我痛悔在人哥临终前最需亲情关怀时，我竟不能看他
一次、他对我是那么宽厚，而我亏待了他，我的良心将从此不能安宁！
大哥去世后，他在乡下的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下乡18年的故土，第二天我
冒雨赶往中沟的章墩，在浙沥的雨声中，我长跪在大哥的坟前，鞭炮纸屑与纸钱的灰
尘漫天飞扬，似乎在诉说长眠地下大哥的哀怨。由于大哥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只
能以女儿珊珊名义为他刻了一块碑，以悼念他一直未走出炼狱的灵魂。
1985年，浙江方面给母亲发来一封公函，说明1956年对大哥的处分是错误的，现
经查实，给予改正。这是一封迟到的改正书，对于死者或者生者都已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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