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岁末，江城下了一场多年罕见的大雪，屋檐下的冰棱
几天未化，寒风砭人肌骨，这正是哮喘病人最难熬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正参加1个会议，突然我怀里的手机响了，我离
开会场去接。是妻子打来的，告知因天寒。岳母的哮喘病发作。正
送往医院抢救，我赶紧下楼，还在饭店大厅里，手机又响了，仍是
妻子打来的，她悲伤地告诉我：母亲因抢救不及去世了。我来不及
思索，拦了一辆的士往汉阳赶，车轮辗碎残雪，溅起泥浆，我的眼
前浮现起岳母慈祥的音容，眼泪潜然而下，我赶到大桥局医院，这
正是岳母主前工作过多年的医院，作为一位知名的妇产科大夫，
多少桥梁工人的孩子在她柔软的手下呱呱落地，他们一个个早已长
大成人，而此刻的她却永远安眠在那儿，身上复盖着白尸布，我们
的子孙几乎全部汇集她的面前，一片痛哭咽位声。哭得最伤心的是
我的女儿珊珊，她长跪在外婆的遗体前位不成声，因为她是外婆最
疼爱的外孙女。17年前的一个冬夜，我的妻子面临分娩，岳母陪我在
产房外几乎守了整整一夜，凌晨，一声长长的啼哭，已是退休的妇
产科大夫的岳母从医生接过裹在襁褓里的婴儿，笑着对我说：“是
一个女儿”。人的生死竟是在那一瞬，不可改变，现在她静静地躺
在那儿，永远的沉默。
87岁的岳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根本没有想到死，自1987年
她被检查出有口腔癌，到上海开刀手术成功，前年又被诊断患有严
重的心肺病，几乎一直在与疾病搏斗，作为一名老医主，她平静地
看待健康与死亡，对生活也从未畏惧过。我的岳母于仲英出生在苏
南金坛一个书香世家，由于在清康乾盛世，于家接连出了三位状元，
名倾苏南，所以他们于家被称为“于半城，’。她父亲是位有新思想
的读书人，曾出任青浦县长，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瞿秋白是她的
表舅，在他们的影响下，自小立志发奋读书报国，她从苏州高中毕
业，考上了江西医学院，是首届毕业生，这所医学院即现在第三军
医大学的前身。毕业后她随我岳父的桥梁工地辗转各地行医悬壶济
世。解放后，岳父被安排到铁道研究院工作，岳母先后在崇文医院
和首都友谊医院任妇产科医生，并和林巧稚大夫成为好友。1957年
反右中，她因对当时消灭四害中的麻雀是否为一害提出质疑，并对
医院行政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而被划为右派，并在当时的’
《北京日报》上被点名，受她的株连、她在国家机关和大学工作的三
个弟弟也被打成右派。她还被送到京郊农场去强迫劳动。但她一直
倔犟地不低头。以后他们一家从北京调到武汉大桥局工作。岳母在
大桥局医院是最受人尊敬的、技术最精湛的妇产科大夫。文革中她
被多次挂牌揪斗，被发配丢扫大街，去沙洋农场干农活，她都坚强
地忍受下来，而且不容子女们为此流一滴泪。好不容易熬到1976年
打倒“四人话”，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但她已到了退休年龄，从手
术台上退下来。但她一天也没清闲过，她成为汉阳区老年科协医疗
门诊部的一位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医生，继续救死扶伤。当她调查了
解到70年代许多儿童因注射或服用过多的抗生素，而丧失了听力，
她查找中外医学资料与病案，摸索出以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这些
孩子的听力失聪，竟治好了不少孩子，很快《武汉晚报》披露了这
“个消息，全省各地甚至外省的这类失聪的儿童在父母的陪护下，闻
讯赶来求诊，我们在汉阳晴川街的家简直成了一所儿童医院，求诊
的人经常排成队，离休在家的老岳父忙着帮她登记挂号，她对病人
一分钱不收，仅收取一点药费，她的医德在街区传为美谈。
在家庭，她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她要求子孙们诚实为人，踏实
工作，努力学习。她勤俭持家，不乱花一分钱，家俱和生活用品多
是五十年代添置的。同时她又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关爱子女和孙儿
们，事事为他们操心，我的女儿珊珊差不多一直是在她的呵护下长
大的，关心她的学业，关心她的饮食，她听说珊珊的数学成绩不好，
甚至拿起丢弃几十年的课本，指导珊珊复习几何和代数，当她得知
珊珊第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了，十分高兴，将那份报纸宝贝似地
珍藏起来，勉励她继续努力下去。
前年我和一群知青朋友编写出版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
轻》，为筹措经费，四处奔走，久而未果，岳母闻讯后主动提出要
给我们一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但我不忍心要她这笔钱血汗积攒的钱，
我心领了。1998年5月，当我写的论文《知青文学三部曲》在长江
日报上头版头条刊出，许多老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而我接
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老岳母的，她为我感到高兴。1997年夏天，我
的耳疾开刀住院，84岁高龄的岳母拖着病残之躯赶到武昌我家中。
亲自为我调理手术后的饮食，炖才鱼汤、熬绿豆粥。妻子两次出国，
她都赶到我 家帮助我料理家务，管照外孙女的学业与生活，她从来
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使我特别难忘的是，去年九月女儿参加军训长达20天，她是第
一次离开家过集体生活。因肺心病出院不久的外婆几乎每一天都在
惦念外孙女，珊珊每一次打电回来，首先是问候外婆的身体近况，
艰苦的军训中，每晚最想念的是外婆，她几乎在电话中低泣。恰好
军训结束的那一天是中秋节，而妻子又出差去北京了，我和珊珊买
了月饼、水果兴奋赶到岳母家，和她一起过中秋节，祖孙俩见到后
久久相拥，珊硼放声地哭了，外婆老泪纵横。餐桌上早已摆满了丰
盛的佳肴，为这顿饭，外婆差不多准备了两天，其中那道豆腐皮做
的脆炸响铃．是她的拿手菜，自离开北京后却是头一回做。餐后，
我和女儿都午睡丢了，因为我们太疲劳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
时，只见岳母已在那儿包饺子，她慈祥地笑道：“你们父女俩睡得
多沉多香。”我们酣畅的鼾声对她来说不啻是宁静而美妙的音乐。
听到此言，一股母爱的暖流涌遍我全身。想不到这是我们和她在一
起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
我翻看她遗留下来的一本本影集，从她30年代身着旗袍的少文
时代，头戴博士帽的毕业照；50年代在北京北海公园穿布拉吉的留
影；文革期间在沙洋农场禾场上；80年代在政协会议上的合影和穿
白大褂的工作照到90年代与儿孙们的全家福，这差不多是一个中国
知识女性人生的足迹。 ”
岳母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她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她却结我们
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人格魅力给予我们深刻的影响，一
个人应该自尊、自重、自立、自强，不向命运低头。
我们将她的遗像放大制作，供放在卧室里，她那慈祥而蕴含高
贵的笑容。天天在面对我们。我们对女儿说：“今后一定要做一个
象外婆那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