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几乎经历了27个年头，它是20世纪当代中国社会为之瞩目的重大事件。我们曾经说它是新生事物，说它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伟大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掀动了整个社会。近3000万知青的命运随着共和国坎坷的经历而跌宕沉浮。写进本文的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曾被党中央、国务院树为知青典型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他们的成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同时也介绍了朱克家、柴春泽、张铁生等文革风云变幻中曾红极一时的被封为“反潮流”英雄的命运轨迹，以及他们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新的人生。

邢燕子: 永远飞翔在广阔天地

邢燕子，原名邢秀英，她父亲是天津一个工厂的副厂长，全家20多口人都在城市，只有她从小随爷爷生长在乡下。1958年她高小毕业后，回天津找份工作是不难的，但是她却放弃进城找工作的念头，回到家乡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司家庄生产队务农。当时她的想法很单纯：“农村青年都应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听党的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要看实际行动，农业这么重要，党需要自己留在农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留在农村。”
邢燕子刚回乡时，生产队派她去幼儿园当教养员，管30多个满地乱跑的孩子，冬天冰上打鱼的季节到了，当时正值三年连续自然灾害时期，打鱼和割苇编帘子是帮助乡亲度过灾荒的主要副业生产。刚18岁的邢燕子串连了7名 青年妇女组成北大洼头一个妇女打鱼队，在2尺来厚的冰上凿洞下网，起网时网绳一出来就冻成冰棍，抓在手里刺骨寒，她们白天网鱼，晚上在马灯下编苇帘，三个月下来邢燕子为全队创造了3900多元的副业收入，为全大队乡亲们度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党支部给邢燕子这个妇女副业队命名为“燕子突击队”。邢燕子不仅在生产上不怕苦、不怕累，在生活上也是克勤克俭。她父亲寄给她20元做衣裳，她却把钱借给队里买化肥，司各庄社员都说，有“燕子队”全村变了样。
1960年8月15日《河北日报》以《邢燕子大办农业范例》套红标题报道了邢燕子的事迹。当时正值农村遭受天灾人祸最困难的年头，许多回乡知识青年与农民纷纷流入城市躲避饥荒，这时正需要树立一个“发奋图强，大办农业”的农村青年典型应运而生。8月17日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妇联发出在全省青年、妇女中展开学习邢燕子运动的通知说：“开展学习邢燕子的运动，实际上是对青年、妇女 进行一次深刻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业为中心，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教育运动。”接着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发出开展"学习邢燕子、赶上邢燕子、热爱农业劳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
196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也介绍 了邢燕子的事迹，在全国造成一个几乎是空前的宣传声势，各大报纸、电台和《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纷纷报道，连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也写了《邢燕子歌》以推波逐澜，郭老写道：“邢燕子，好榜样/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 /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园中育幼幼成行，冰上治鱼鱼满网/天荒地冻，抢种垦荒/要使石头长出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切工作服从党。北大洼变成金银窝/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这一年10月12日邢燕子光荣入党，同时，她与另外两个全国回乡知青的典型，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徐建春、吕根泽互相下战书，进行“建设新农村”的友谊竞赛，全国各地农村知青纷纷响应他们的号召。在当时严重饥荒已蔓延到全国的关头，邢燕子们发出的劳动竞赛活动，稳定了广大农村青年的情绪，鼓舞了他们“大办农业，大种粮食”的士气，此时对邢燕子的宣传达到了最高潮，她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1年后，党中央大力组织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或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形成一个高潮，这期间媒体对邢燕子的报道一直未间断，她也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年5月15日在《天津日报》发表公开信《欢迎新战友，参加农业战线》，还写信给北京女知青侯隽，赞扬她到宝坻县农村插队落户。这时，已与同村青年王学芝结婚，再一次表明她永远扎根农村的决心，婚后她家的生活过的很艰苦，丈夫王学芝家弟兄多，无住房，她夫妻俩只能和爷爷挤住在一起。十年后，才盖了三间属于自己的土坯房。
1964年6月邢燕子被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 。同年12月她又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2月26日恰是毛泽东主席70诞辰，邢燕子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的家宴，毛泽东不让自己的女儿出席，说：“她不下乡，不配。”与毛泽东同坐在一起的是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他笑道“我要坐在群众一边。”并将自己的一碗饭拨给邢燕子和董加耕，说：“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还为他俩添饺子和烧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邢燕子曾在报纸上登过一些应景的文章，并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以后又担任了宝坻县革委会成员和公社大队干部。1968年5月邢燕子在《人民日报》上刊出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斩断中国赫鲁晓夫伸向知识青年的黑手》，内容大意是：刘少奇让知青上山下乡，种3、5年地，目的不是为了让青年当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是让知青下乡镀金，捞取“升官发财”的政治资本。当时邢燕子这个响亮的名字被极左势力利用了。1969年她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宝坻县委副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头上的官衔达16顶之多。会议多了，参加劳动时间少了，邢燕子心里很苦恼，她将这一情况反映上去，周恩来知道后，当即指示天津市委保留邢燕子的“上一职（天津市委书记）”和“下一职（村党支部书记）”。1973年4月由周恩来亲自提名，她随中日友协代表团访问日本一个月。接着又与侯隽一起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她俩对领导干部“走后门”，把子女送去参军、上大学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希望中央能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对知青的住房困难，安置经费偏少，口粮不足等问题提出不少建议。
此后，邢燕子出席了中共十大，还作为知青的代表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0月，她与其他11位知青，去山西省昔阳县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发表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加革命，认真学大寨。”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紧接着在1979年发生了中国知青雪崩式的大返城，一场长达27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落下帷幕。此后，邢燕子的名字便在媒体上消失了。
1981年邢燕子离开了宝坻县调到天津市北郊区的知青农场工作。1983年6月，天津市组织部找到她谈话，称新市委班子成立了，不再安排她进常委班子，不再担任市委书记。1985年天津市政协换届，有关部门又以“中共党员在政协里头的比例太大，不利于统战工作”为由，解除了她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中没有了邢燕子。她去找当时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希望组织上安排她工作，不久她从知青农场调到北辰区担任人大副主任，分管城乡建设与环保，她一年中大多时间往乡下跑，工作作风扎实受到上上下下一片赞许，她与在区园林队当工人的丈夫王学芝、3个子女，及年迈八旬的婆婆生活在一起。她依旧是那个朴朴实实的邢燕子。有一次她随车外出公务，司机违章，车被拦住，司机与警察交涉；邢燕子下车来诚恳地询问原因，那警察得知面前这位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是邢燕子时“扑”地一个立正，忙不时叫“邢大姐”，汽车被放行了。这说明在岁月的流逝中，人们仍未淡忘邢燕子。

侯隽：窦家桥的“特别姑娘”

候隽1962年从北京市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父亲水电部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她本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完全有条件升学。此时适逢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的号召，侯隽放弃升学的机会和城里优越的生活条件，主动要求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插队，住进一间孤单的小土屋里。候隽作为典型被发现是很偶然的，她插队的宝坻县，早在1960年就 因出了个知青的典型邢燕子而名噪全国。1963年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到该县“体验生活”，无意中听说了候隽的情况，便搬到候隽的小土屋与她同住，被她坚韧的毅力，自找苦吃的精神所感动。黄宗英回京后向周总理讲述了她的情况，建议将其作为先进典型进行宣传，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黄宗英写的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接着《中国青年报》以《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候隽落户农村被称为“特别姑娘”》，各报纷纷转载，一时名扬全国。候隽的成长一直得到周总理的关心。多年后候隽本人回忆说：“下乡一年多，正当我思想最苦闷时，周总理知道了我在农村落户的事，立即派人来看我，鼓励我。总理当时指出，这是一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总理在百忙中经常过问我的情况，还提到要各级领导帮助我在农村锻炼成长，坚定了我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1965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要调她去清华大学读书，周总理知着道后生气地说：“这可怪了，树立了一个旗帜，总不肯帮助到底。”在当时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普通认为优秀的学生还是应该升学，只有考不上大学，才考虑去农场，下乡插队，象候隽这样高材生放弃升学，主动下乡，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给他们做出了榜样，在此以后的10多年里上山下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候隽作为这一运动的带头人、老标兵与邢燕子双双并列，被一次次报道、宣传，成为一代城市知青在农村“扎根”的代表，产生极大影响。
1966年1月候隽被批准入党。1967年底她担任了宝坻县革委会常委，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她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亲身经历宣传上山下乡是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道理，并批判刘少奇、林彪等“黑线人物”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干扰破坏，尤其是批判周扬的“下乡镀金论”。周扬于1964年两次到窦家桥，亲自到侯隽住的小屋去看望她，对她说：“把你们这些人放下来，不是让你们把知识扔了的，这个广阔天地里不只是产粮食，也是出各种干部、出各种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学者、作家都不是出在通都大邑，而是出在穷山僻壤，社会主义新农村难道不应当出更多的人才么？”并要送她去上清华大学。周扬的言行被批判为“干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方向。”用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来腐蚀知青。
这一期间侯隽作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代表人物之一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并频频发表讲话。1971年5月7日周总理接见日本农民访华团，侯隽参加，周总理向日本朋友介绍：“这是我们的新农民，高中毕业后下乡的。”第二年7月侯隽又随中国农民代表团去日本访问。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恩来特地要求把“邢燕子、候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多年培养的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从此，随着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重视和宣传力度的加大，对候隽的各种宣传也进入了最高潮。她先后应邀到北京、安徽、甘肃、陕西、等省市作报告：宣传上山下乡的大方向必须坚持。她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她和邢燕子一起对知青的安置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同时“走后门”不正之风提出尖锐的批评，她说：“中央已三令五申不许走后门，可是实际上，那些口头上喊反对走后门的人就是走后门，希望中央派个调查组下去检查，不说别的，光检查一下河北省委常委以上的干部，各有几个孩子，都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在农村的？”她充满勇气的发言赢得广大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与尊敬。
1975年侯隽当选为全国四届人大常委，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1976年5月，候隽被任命为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陈永贵），主持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时她为自己兼职太多（身兼13职），开会太多，脱离生产劳动、农民群众深感苦恼，尤其是在1974年后身陷政治旋涡之中不能自已，特别是江青的送草帽事件，使她和邢燕子成为人民褒贬不一的中心。江青3次去天津小靳庄，候隽每次都陪同前往，1974年麦收季节，江青又来到小靳庄，要把自己在延安戴过的草帽送给她和邢燕子，其意图是想拉拢这两位全国闻名的知青典型。为草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后揭批查运动中，候隽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事实真相澄清。
1977年，在国务院知青办仅工作了3个月的候隽经过一年多的检查交代把问题弄清楚后，又回到宝坻县，仍担任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此后，报刊上偶有对候隽的报道，多属“旧闻寻踪”一类，1980年她当选为宝坻县人大副主任，1984年她参加了党政干部大专班的自修考试，获得了毕业证书。1990年她被任命为宝坻县副县长，分管全县的文教卫体工作。她的丈夫是1963年到宝坻县插队的北京知青，现为棉纺厂副厂长。1998年候隽担任宝坻县政协主席。前不久有记者采访她，问她对当初下乡的选择是否后悔？她坦然说：“那会国家有困难，我高中毕业，不上大学来农村，是想给国家分担点困难，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为人民办点实事的初衷，我将终身抱定，任凭风云怎样变幻，我还是我”

董加耕：毛主席称赞他“在农村有这么多文化可以办点事。”

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人，1961年夏天他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回乡的两种选择，作为盐城县龙冈中学的预备党员、团支部书记，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成绩各门课程超过96分，老师们都希望他上大学，但他却在升学志愿书上填上“回乡务农，立志耕耘”。董加耕立志要回乡务农，使老师和同学们难以理解，他们觉得将这么一块好材料送到农村去种庄稼实在可惜，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党的教育培养，才使我懂得一个年轻人应当根据革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10天以后，董加耕得到县委的批准，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董加耕回家种田的事，在乡亲们中间引起不少议论，有位老伯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当时正值中国农村面临连续自然灾害，经济最困难时期，他回乡时，公共食堂还未解散，浮肿病到处皆是，董加耕没有动摇信念，吃腌蒿子、豆饼，照样乐观的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赤膊和乡亲们一起拉犁、割稻、罱泥，扬场------。董加耕回乡后，已经当了小学教师的女友与他分了手。公社党委决定调他到邮电所工作，他却发誓“决不从第一线撤退”，连母亲的眼泪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这几句话后来成为传遍全国的名言。
乡亲们迫切改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促使他立志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农业技术，在家乡进行了“农业内部的第一次产业改革”，提出“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的措施，结果粮食获得大丰收，水乡第一次长出了棉花，从此稻、麦、棉、绿肥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里下河地区推广成功。
在60年代初期强调阶级斗争和家庭出身，象董加耕这样的贫农后代，学生党员属于政治条件最好的一类，他放弃升大学，回乡务农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抱怨下乡插队是屈才呢？因此自他下乡开始之日起，便成为当地领导与新闻媒介所瞩目的先进人物。
1963年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紧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董加耕的成长事迹，对1964年达到高潮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作用，当年南京市就有72名应届毕业生在他榜样的感召下，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而被称为“72贤人”。
很快，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当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以后又担任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也为《董加耕日记》一书题词，1964年8月在共青团“九大”上，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都在报告中号召全国青年向“新式农民董加耕学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爆发董加耕立即成为“红色风暴”的冲击对象。他被冠于“黑苗子”、“走资派”的罪名，北京有人组织了“五湖四海”调查团，盐城也成立了“拔黑旗”战斗队和“董加耕问题联络站”、把斗争矛头指向他，说他是受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影响，将下乡作为进身之阶。
1968年夏天，董加耕被人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名义关到一个谁也不知其所在农场中，那些人一度曾想将他淹死在长江里。1971年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为“5.16骨干分子”，遭受严重迫害，有13人轮流看管，被押达3年之久。
1974年周恩来在召开知青工作座谈会听邢燕子回忆毛主席请她与董加耕做客的情况，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随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1974年12月正在田里干活的董加耕被通知立即到盐城地委报到，下了小火轮又上了吉普车，从南京乘火车赴京，住进中组部招待所。在四届人大上他被当选为人大常委，接着经毛主席批准担任共青团“十大”筹备组副组长，兼任盐城地委副书记，1976年又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从此，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时来运转，他深感“如履薄”，却还是再次被卷入中国政治漩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加耕又被审查了14个月，直到1977年底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批准他回到故乡，仍旧回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又回到他生活的起点，他这才有了一种象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又落根大地的充实感，1982年春天，他又一次被“解放”，担任盐城市郊区郭猛乡主管乡镇工业的副乡长，1987年提任郊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一年四季，他多数时间跑基层，骑自行车，挤公共汽车，风雨无阻。1994年该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100个亿，被列为全国百强乡镇企业县（区）的第55位。1990年夏天，他和几位同事去贵阳参加全国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正在一棵树下交谈，忽然注意到有几个人径直向他走来，走在最前面的人把手伸出来对他“好面熟”，董家耕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70年代他们曾在北京多次开过会，乔石亲切地与他合影交谈。1996年国庆，一批共和国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董加耕又见到了邢燕子和候隽，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热泪盈眶，深深感觉到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2000年董加耕在盐都市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休，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朱克家：二十二岁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69年4月，年方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市海南中学毕业，不久随浩浩荡荡的知青上山下乡队伍，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远比上海艰苦，语言不通，生活风俗不同。但这些困难并未使他却步，在劳动中，他很快学会耕地、插秧，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木工，并在不长的时间里，掌握了傣族的语言和文字，他很快和傣族老乡们打成一片，因为他出生在一家多子女的贫穷家庭里，父亲是上海纺织品供应站的业务员，母亲是纱厂的女工，自小就养成吃苦耐劳的秉性。
勐掌寨有座高山，山腰有个爱尼族人的山寨，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往返途经勐掌，便与朱克家成了好朋友，这位爱尼汉子告诉他，解放20多年了，至今还在经受没有文化的痛苦，寨子里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请来的几位教师受不了山寨的寂寞与贫穷的煎熬，都一个个地走了，五、六十名学龄儿童只能辍学，希望他到山寨教书。朱克家明知那里条件比勐掌还要艰苦，但毛主席的话给了他信心与勇气“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他主动向公社党委提出要求，转到莫登山寨去。
1970年12月，朱克家上山了，当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教材学生听不懂时，便刻苦学习逐步掌握了爱尼语。爱尼妇女白天劳动，晚上春米到深夜，家务劳动繁重，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尼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搜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山寨后引来山泉，带动发电机山上便有了电。他还学习了理发、裁剪、蹬缝纫机，修收音机、手电筒、闹钟，为爱尼乡亲们服务，他成为爱尼山寨中最受欢迎的人。
1972年，勐仓公社党委根据他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昆明师范学院上大学。意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表示要继续留在偏僻的爱尼山寨，要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他这一选择与当时绝大多数知青千方百计的要离开农村大趋势格格不入，带有某种“反潮流”的精神。当时上海市革委会派出的驻云南知青慰问团发现了他这个典型的，他们出于一种职责，将朱克家的事迹整理成材料《山寨里最忙的青年》及时送上海市委参阅。这份材料被当时主管文教宣传的徐景贤看到了，立即转呈姚文元。姚文元布置采访时得知朱克家还不是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方面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突击解决朱克家的入党问题。电话传到地、县、公社党委，不巧他此时正在昆明开会，生产队党小组和大队党支部认为：他虽然在一个月前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对其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并不了解，要调查清楚后才能讨论，但上面催督急如星火，要求当晚答复，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当天（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补办，这样朱克家在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情况下，被突击吸收入党，从上海市委打电话算起，到他“入党”止，前后11个电话，总共才9个小时。
在姚文元的安排下，上海市委派出写作班子赴云南，不久署名朱克家的文章《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以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这些文章对他的事迹作了任意夸大，把他吹捧为“山寨的第一人民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朱克家立即成为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
1973年6月“四人帮”集团加紧物色中共“十大”委员人选，张春桥以“支持新生力量”为借口，要求云南省委将朱克家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出席“十大”。8月下旬，他赴京参加党的“十大”。在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里都有朱克家。有人提出，这个年轻人入党才3个月，没有经过政治考验，当选不合适，这个意见受到上海方面的指责，认为是看不起青年干部，压制新生力量。这样22岁的朱克家便跻身中央委员会，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为了加紧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上，由他们组阁。朱克家又被送进王洪文直接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深造。王洪文还接见他，叮嘱他要“好好学习，要参与上层的路线斗争”。朱克家从此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难以自拔。
1975年9月，他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与柴春泽起草了与会的12名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表示要在“两三年内把自己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事实上，他的户口与粮油关系已迁入昆明的省委机关。“边疆的一草一木”不再使他眷念。
1976年2月，他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打招呼”会议，晋见江青、王洪文等人，借汇报机会，把云南省委在1975年进行的整顿，消除派性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王洪文鼓励他回云南仍要坚持斗争，“帮助省委转弯子”。为了总结推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所谓经验，他亲自到昆明师院“蹲点”，将师院变成为全省批邓的典型。为了给层层揪“走资派”制造舆论，他还积极参与炮制话剧《典型报告》，到省话剧团布置任务，要求大写“揪走资派”，要把走资派写到省一级，要通过这个戏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仅半个月，6场话剧《典型报告》就粉墨登场了，产生一片喧嚣。1976年云南省受层层揪“走资派”“投降派”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朱克家虽然受到唆使，但不能辞其咎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倾覆后朱克家当然就成为云南省批判的声讨的对象。被关押进监狱接受审查，并接受省直机关一场场批判。但在最终处理时，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给予他宽大处理。他被下放到 滇黔边界一个叫洪恩的煤矿劳动。毕竟他有当过知青的经历，干什么都不在乎，他穿上工作服，套上长统水靴，戴上安全帽、矿灯，跟班下井了，但没让他去采煤，他分去掘进风井巷道，以后又调到地面上来，去洗煤厂出煤泥，这是谁也不愿意干的苦活。他穿上渔民穿的橡皮服，一下跳入齐腰身的煤泥中，不叫一声苦，一个月的包干任务，他十二、三天便完成了，矿工们惊呆了，他当时只是个二级工，每月工资37元。
矿上的人们主动关心他的婚姻问题。矿山子弟学校教外语的小杜老师看上了他，女方比他小7岁，是一个老地质队员的女儿，月薪110元。朱克家迟疑地说：“你要考虑好，和我结婚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幸。”但小杜姑娘热情似火，非他不嫁，并说：“过去的事情咱们不去管它，对今后你会怎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咱们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在矿山，我跟你也能过一生”。1983年他们结婚了，不久有了一个女儿叫小星星，这是他们夫妇俩的全部寄托与希望。前几年，有记者寻到洪恩煤矿去采访朱克家，他的日子过的很平静，现在在洗煤厂开水泵，酷爱读电子与机械等科技书籍，他对记者说“我太想去爱尼山去看看，带上妻子和女儿，不知允不允许？”
去年听从云南来的老知青说，朱克家在煤矿承包了一家劳动服务公司，当了矿招待所所长，但又有人说朱克家已带着妻子和女儿提前退休返回上海了。

张铁生：从“白卷英雄”到企业家

张铁生1968年10月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在那以后的5年中，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表现是较好的。1973年他总算实现了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并担任了生产队队长。在这之前的1971年，因文革爆发而中断的大学招生工作已初步恢复，但不是“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而改为层层推荐，直接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这被视为文革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之一，但这些经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太低，有的甚至不到初中文化。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不得不在1973年对招生政策作了调整，要求在坚持选拔2年以上实践经验优秀的工农兵，坚持群众推荐与评议，保持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对被推荐对象进行必要的文化考查。考查的目的，是了解被推荐者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防“分数挂帅”。张铁生所在的大队原推荐另一名知青上学，因听说要进行文化考查，此人知难而退，放弃了被推荐的资格，这样大队就推荐劳动表现一直比较好的张铁生。他在填报学校志愿时、主动填报了农业院校的畜牧系与水利系、他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大学毕业后在农村贡献力量。1973年6月他去兴城县参加被推荐者的统一文化考查，考查采取开卷形式，允许翻书，考题也不是偏题、怪题，全县总共有200余人汇集于此，在参加第二天下午考试时，他因午睡过头，竟从窗户跳入考场，他的战绩考得很糟（事后得知：语文只有38分、数学61分、理化仅得了6分、总分为105分）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三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他想“名落孙山”已成定局，无奈之际，将事先写好的给“尊敬的领导”一封信转誊在试卷背面。他在这封信中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前途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泻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子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查成绩不理想的不满。相比之下不少知青为了博取入大学的资格，不惜“逍遥浪荡”或用泡病号的办法，腾出时间复习功课。张铁生显然是吃亏了，流露一些怨愤也是正常的，但他压根没想到，他交的这一份“白卷”，竟会改变他的命运。
“四人帮”集团对国务院1973年批准大学招生时进行文化考核是极为不满的，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信号。张春桥说：“这样搞是复辟，把我们寄于希望的人都卡住了”，“四人帮”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说：“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7月10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座谈会上，锦州市招办负责人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顺便提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给领导写信。毛远新对此很感兴趣，便调阅了这封信，阅后如获至宝，决定《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同时派人去兴城调查，作“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有政治问题”的结论。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的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而文革饱受摧残，似乎刚刚恢复些生气的教育界被这一棍子搅得天昏地暗。
“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夸他了不起，是个英雄，敢于反潮流。姚文元表示：要向这样的先进青年学习。毛远新多次封他为“教育革命的闯将”“新生力量的代表”，把他比喻成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1973年秋天志得意满的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根据辽宁省委的指示，农学院党委又将刚入团3个月的张铁生破例发展为党员。接着他又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长达3个月。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他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在当时盛嚣尘上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张铁生在《辽宁日报》上发表文章尖锐抨击教育战线否定“教育革命”的种种“奇谈怪论”，《辽宁日报》的编者按称〈张铁生同志一份新答卷〉，在全国的批邓中起到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76年上半年，张铁生自觉地配合“四人帮”炮制的层层揪“走资派”的基调，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到处发表文章，到处作报告，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他成了一个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他又无法左右自己。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11月18日，《山西日报》刊登了《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了张铁生2月份在山西进行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揭露了“四人帮”制造这个“反潮流典型”的经过及其用心。
1971年9月中共中央37号文件将王、张、江、姚专案组编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下发全国，其中有“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将他定性为“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1983年3月23-25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他在法庭辩论时发言：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他说：“我那时头脑简单的象个牛犊子，只会鹦鹉学舌。”他对起诉罪状不服，对他判决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不服，提出上诉，后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以后张铁生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在狱中他由兽医改为钻研人医，曾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狱2000多名犯人的医疗，从未出过差错，他刻苦好学，待人彬彬有礼，遵守狱规，同监犯人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刻苦勤奋的青年就是那个“头上长角，手上长刺”勇于反潮流的红得发紫的张铁生。1991年10月16日，张铁生刑满获释，弟妹们将他接回家中，他恍如隔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多日不敢出门，原想，等待他的一定是铺天盖地大字报，震耳欲聋的讨伐声，这一切都没发生，一天晚上他壮着胆子走出家门，街上人来人往，没谁看他一眼。
他原先在农村有对象，入狱后那姑娘嫁了人。此时他渴望有个家，壮着胆子给一位至今未婚的女同学董礼平去了一封信，这时已是辽宁农业大学讲师的董礼平立即给他回信：“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理解你的人，我作为老同学最了解你，我差不多等了你15年，不管别人怎么看，历史如何评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好人，值得爱，也应该得到爱”。当年12月他们结为伉俪，生活很幸福。接下来是找份谋生的工作，他想开个兽医诊所，因无专业技术职称，办不成执照，几经周折后他到兴城县某饲料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他开始学习市场营销和电脑，1993年3月他又出任沈阳金鹏农牧业公司经理，依旧是主营饲料。近几年，听说张铁生办的饲料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早该是一位董事长了。

柴春泽：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小将”

1971年12月柴春泽从赤峰市六中高中毕业，当时他已是市红代会副主任和六中红卫兵团团长。当时由于前几届知青下乡安置不到位，处境窘迫，应届毕业生都不愿报名下乡，昭盟领导希望柴春泽带个头，于是他率先贴出大字报，提出“横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勇挑革命担，志做新农民”的响亮誓言，他主动申请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更艰苦的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落户。
下乡半年多，知青出现“转点热”，一些知青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迁到条件较好的地点插队，为以后返城铺平道路。柴春泽的父亲在一个煤矿当矿长，他也劝儿子转点到赤峰县，以后招干调干的机会多些。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爸爸，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农村的，你是一个具有2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符合党的利益。”
1973年6月，柴春泽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31日，他突然接到父亲来信，内称现有一个招工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他不但再次拒绝了父亲的建议，并写下那封后来几乎家喻户晓，被吹捧为“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复信。这封家书，充满那个时代典型的豪言壮语和刻板说教，而他的真实想法，则为一连串的革命口号所遮掩。他写这封信的本意是作为知青队长，自己不能当逃兵。他一走，全大队60多个知青会怎么看他，他只能豁出去了，在农村扎根就扎根吧！柴春泽将这封给父亲的回信首先在大队知青上的团总支会上"公开"出来，他这么做原因有二：第一，他发觉已经有人偷偷拆看了父亲给他的来信。第二，作为团总支书记，想给大家进行一次扎根教育。他的回信首先把知青点几十名团员镇住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柴春泽以激昂的语调读他的信，大家惊呆了。为了取信大家，他特意把给父亲的回信交给团总支副书记，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刘立新，让她把信寄出去。
在不久召开的昭乌达盟知青工作会议上，柴春泽这封信给“捅”了出来，没隔几天《昭乌达报》便在头版位置全文发表了柴春泽的信。1973年12月20日，《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以《小将的挑战》为标题，全文发表了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仅仅相隔半个月，《人民日报》以《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发表了柴春泽的信，并加了编者按。紧接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报纷纷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播放了录音讲话。在极短的时间内，柴春泽的名字疾风一般吹遍了全中国，成为千百万个青年学习的榜样与偶像。西方世界很快注意到这一现象。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目前在北京围绕着柴春泽正搞起了一个小小的崇拜，他是一个下乡青年，拒绝了父亲让他回城的要求……”
一封家书何以被官方媒介反复宣传，愈抬愈高？这只能用当时狂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解释了。年轻单纯的柴春泽冲昏了头脑卷入了风云多变的政治斗争的浊浪中，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愚蠢的事。在他被捧红后，几乎收到1万封，他看都看不过来。其中他与武汉女知青张静的通信，至今仍令他牵挂与内疚。张静是武汉市39中75届高中毕业生，她下乡后觉得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向他提出“怎样在农村扎根”、“共产主义离我们太远”等6个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广大知青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所产生的惶惑。柴春泽给她回了7封信，封封豪言壮语并且上纲上线，将知青的一些真实想法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联系起来，以后应当时的政治需要，他和张静的通讯首先在《辽宁日报》刊出，接着又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从而在全国各地知青中引起“是扎根，还是拔根”的大讨论，而为“四人帮”舆论工具所利用。当然直接受害者肯定是张静本人，她一定受到牵连与批判。24年后柴春泽见到笔者，委托我回到武汉后帮他找到张静，并代表他对张静说一声“对不起”。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其实年轻的柴春泽是个很有理想、有抱负，能吃苦耐劳的人。他每天夜里都在灯下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伟人们的教导使他懂得应该怎样谦虚谨慎和群众打成一片。他插队的玉田皋，在蒙语中为“水中的高地”，这里地处红山水库下游地势低洼，盐碱地种旱粮，十年九不收，老百姓穷得屁股上挂铃铛--叮当响，柴春泽突发其想：能否修一条渠道将红山水库的水引来在盐碱滩上改种水稻呢？春天，已担任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柴春泽从昭盟争取到10万元资金，带领社员们开挖渠道，引来了红山水库的水，已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刘立新，将自己蹲点的5队拔出100亩地改种水稻。秋天，这100亩地水稻居然收成了。玉田皋人欢呼雀跃，连多年没出屋的老太太也出来看希奇“哟，咱们这穷地方还真出大米啦！”柴春泽此举的确给玉田皋人带来巨变，直到现在他们也念念不忘当年的柴书记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1975年3月，柴春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长达一个月，使他大开眼界。同年9月，柴春泽被指定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由他和朱克家一起执笔代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12名知青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看了这封信后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以鼓励下乡青年。”毛主席也看了信，他批示道：“应该发，可惜此次来的人太少，下次应该多来些”12位知青的信很快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并经各地报刊转载，柴春泽的名字更加响亮。
1976年是党内斗争最激烈的一年。“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作为大红大紫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柴春泽，也是政治上最活跃的，在政治泥潭里越陷越深的一年。他除了四处写信，参与所谓"扎根"的大讨论外，他在辽宁省委安排下，足迹行至9个地、市、11个县，四处煽动参与“层层揪党内走资派”的活动。9月9日毛泽东病逝后，柴春泽深感责任重大，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感觉到：中央可能要出事，要出修正主义。9月15日，他给省委和党中央写信，给张铁生等人写信：“要瞪大眼睛看着，保持清醒的头脑……”
1976年12月柴春泽被审查。在翁牛特经济林场办学习班，交待问题。1977年3月，送旗粮食局隔离审查。1978年4月，正式宣布将他逮捕入狱，并开除党籍。9月13日《辽宁日报》上发表署名共青团辽宁省委大批判组的文章《毒汁四溅的反革命黑信》，副标题是《批判柴春泽利用书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称他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柴春泽被押回玉田皋批斗，但这里的贫下中农很同情他，给他送来毛毯、被子。尽管柴春泽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与“四人帮”的死党毕竟有区别。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对历史遗留积案进行清理。国务院知青办提出，对文革中犯误的知青典型予以解脱，使他们重新工作。这时赤峰市已化为归内蒙自治区，在内蒙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会的领导们研究了柴春泽的问题，认为他不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决定予以无罪释放。出狱后，他立即向昭盟提出重新下乡插队的申请。鉴于玉田皋知青点已撤，只能将他安排到翁牛特旗的广德宫公社知青点。不久，中共昭乌达盟纪委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公安局给他平反。1980年9月他被招工到赤峰市辽河工务局任电工，并与苦苦等待他多年的同队女知青刘立新结婚。
柴春泽在狱中的两个寒暑中，曾读书几十卷，写下笔记十几万字，他希望有深造的机会。1982年他以高分被内蒙古电大赤峰市分校录取为首届中文专业学员。1985年获得大专文凭，其间因其见义勇为扑灭火灾，造成两度烧伤，为人们赞许。经赤峰市市长亲自出面，毕业后他被批准留校工作，现在柴春泽是电大一名普通的教师，这些年柴春泽一直为自己当年的过失感到自责与忏悔，平日沉默寡言，只有在工作上找到乐趣。他自告奋勇担任了全校10来个班的班主任，拼命地工作，关爱每一个学生；学生们都很尊重他，喜欢他。他的妻子刘立新早已下岗，她和几位下岗知青办起一所“春泽信息服务部”，主营信息咨询，打字复印，多少有点收入，同时他们还办了一份“信息服务”，发行量仅百十份，不定期地报道全国各地知青文化活动信息。他们的女儿前年已经考上了大学。这几年柴春泽每年都带上老婆、女儿去第二故乡玉田皋看看，乡亲们看见他亲热地说：“柴书记，你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