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我有一种被野蜂蛰痛的感觉；这是一篇严重歪曲生活，丑化知青的小说。它已经在广大读者中，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中引起普遍的愤慨。

这篇小说以一个九十年代生病的农家孩子的眼睛为视角，对白狗子为首的一群知青在农村和如今在城市的所作所为，作所谓对比性审视，让人觉出一种道德的褒贬。

众所周知,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发展直至终结有其深层的政治、经济、历史诸原因。勿庸讳言，这是以一代人青春的丧失为代价的失败的社会实验。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伴随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如今天的民工潮)，而上山下乡运动却将大批有文化的城镇知识青年推向农村，退化到农耕时代，它是文革政治背景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倒退现象。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知青来说，当年，这种不可选择的知青生涯，是一枚青橄榄；苦涩而令人回味，因为一代人整体生存方式的改变，使他们沉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广泛地接触农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生产的桎梏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与广大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仅在身体和意志上受到磨练，而且对社会与时代的认识也产生巨大的嬗变。客观地说，当年知青中的绝大多数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一大批邢燕子、董加耕式的先进人物，这是知青队伍的主流。但在刘醒龙这篇小说中，借前大队长秦老四的口说：“那些家伙不是家伙”，“知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好吃懒做，偷盗扒拿不说，还将垸里的年轻人带着学坏”，“自从来了知青，这儿的流氓就大胆多了，象是有人撑腰似的。”小说中的知青都是一群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之徒，而且乱搞男女关系，“公社宣传队的两个男知青将两个农村姑娘肚子搞大了，这两个女人为他们做了５次人工流产,把子宫都刮破了,以致她们出嫁后，不能再生孩子。”写大树的母亲当年如何被男知青欧阳“始乱终弃”，写白狗子们如何拆散女知青文兰和大队长秦老四的姻缘,并设下“陷井”,害得他“竹蓝打水一场空”，锒铛入狱......，不能否认在当年的知青中有一些象白狗子之流行为不端者，但他们毕竟只是极少数，不是主流。但作者不惜笔墨来演绎，渲染这极少数人的劣迹，夸张他们与当地农民的对立，往广大知青身上泼污水，不仅严重歪曲了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创作典型化的原则。作者在把握生活本质与主流上出现的严重误差，生动表明1956年出生的青年作家刘醒龙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根本无知。

高尔基说：“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的艺术反映，它必然受到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制约，因此情节的真实性是文学作品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要求。没有真实性，就没有艺术。小说《大树还小》在情节上严重失真，违背特定时代环境的生活真实，歪曲社会现实，小说中一系列情节是生硬编造虚构的，根本经不起推敲。我们叹服小说家刘醒龙编故事的能力，如他在小说中写大队长秦老四“为了让知青不再在村里胡闹，三天两头往公社跑，去要招工指标，要一个就送走一个，走一个村里就多一份安宁，而且谁最调皮捣蛋说让谁先走。”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知道，当时从农村中的知青中招工是慎之有慎的，指标分配到大队就很难，招工的政策性很强，要经过贫下中农的层层推荐，还要经过政审体检，每一次招工都对知青在思想情绪上产生冲击，但从来没有听说将劣迹斑斑的知青优先推荐上来的。小说中更离奇之处是：秦老四居然用一包“游泳”烟从邻近大队的大队长处换来一个招工指标。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也是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丑化。 小说最基本的情节：秦老四为了整知青，不让他们在水库工地上滋事，将他们全部撤回来，让知青们在村子的后山上挖一个战备洞。这座战备洞知青们挖了两个冬春，令人哑然失笑；文革期间，毛泽东同志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但一个远离城市和前线的穷山村要挖什么战备洞？而且兴师动众挖了两个冬春，这要消耗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一个农村基层干部难道连这点经济核算的头脑都没有吗？说穿了，作者不编造挖战备洞的荒唐情节，那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的故事无法再演绎下去了。还是这个战备洞;大队长秦老四与女知青文兰有了偷情的爱巢。秦老四故意制造的塌方，使农民秦小树成了白狗子的救命恩人，而20多年后成了大款的白狗子却将小树的女儿“金屋藏娇”，恩将仇报，使矛盾冲突更尖锐、突出。这种为情节结构的离奇挖空心思的编造，是根本违背生活真实的。历史的真实是以其细节的真实来体现的，这些最基本的情节都是虚构的，这篇小说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

作家的创作思想指导他的创作实践，没有当过知青的刘醒龙要客观反映20多年前的知青生活，真难为他了，因此他借了一个乡村教师的口来发泄心中的愤愤不平：“这些知青下了几年乡，他们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象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他们就不应该这样......”，这恰恰反映了作者偏狭的小农意识和一种一时难以融入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发展潮流的不平衡心态，我且借用小说结尾秦老四一句话作结：“就坐他们的车，他们能坐，我们为什么不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