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1700万的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都不能忘记他──这位原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一位无职无权贫穷的老百姓,居然敢斗胆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的“无米之炊”的困境。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为他亲笔复信，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３００元汇寄给他“聊补无米之炊”。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李庆霖成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传奇人物。在全国千百万老知青的心目中至今他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李庆霖的故事从70年代延续90年代，已是古稀老人的他94年从闽北的劳改农场出狱回乡，过着简单、清苦的生活，他的故事也许会成为民间文学的一个最好版本一代一代流传。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 读了由王海容转交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文字，毛泽东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潜然而下。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他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向毛主席倾诉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毛泽东主席读毕这封信后，当即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他的稿费中取３００元汇寄给李庆霖。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其实他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所闻，并已下决心统筹解决知青问题。

1973年5月６日李庆霖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复信，5月10日又收到毛主席汇来的３００元钱。 毛主席的“复信”寄到莆田，有人高兴有人愁；广大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兴奋地说：“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文革时代的官方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而李庆霖的信则以“暴露阴暗面”，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的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种种劣迹一旦上告中央,昭示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所以李庆霖很快便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群起攻讦，他们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将信中反映的问题全盘否定。不过这些人的不光 彩的小动作，在当时是“蚍蜉撼树”，有毛泽东的复信为倚托，往日含辱忍垢的李庆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李庆霖被宣传为“反潮流”的英雄，他的告御状之举促使中央高层领导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他被委以各种要职：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主任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他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然而在文革时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困难的。小学教员出生的李庆霖不过是一介平民，他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与城府，一旦发迹，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便显露出来。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这样便为他日后身陷囹圄埋下伏笔。他在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匆匆过客，20余年后，李庆霖自述：“这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1976年11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正式逮捕。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他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的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决不承认犯有被判决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以后，他在闽北崇安县一个劳改农场度过了漫长的17个春秋，他在农场里先是烧开水，以后一直管理供犯人使用的图书室与广播室,出黑板报,他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人们仍尊称他为“李老师”。80年初期，一些来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们听说李庆霖关押在这里，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劳改农场探望他，这些知青的真诚感动了监管人员，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人。这些人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们象亲人般围住李庆霖───一一说起当年因为李老师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

1990年12月，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法院根据李庆霖改造表现，提出准予减刑。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为了使广大知青了解李庆霖先生的近况，今年2月我专程去莆田采访他。潇潇春雨中， 我找到莆田市仓后路居仁巷15号,这是一座藏在高楼大厦后面一条幽静的深巷，15号是一座百年老宅,我轻轻叩门，给我开门的是他的次子李良雄，莆田市四中的干部。李庆霖先生早在堂屋里等候我，这是一位慈眉善眼、颇具儒雅风度的老人，当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时，竟有一种见到久别的老父亲那种亲切与感伤，泪水潜然而下。我将武汉知青回忆《我们曾经年轻》送给他，将广大知青对他的亲切问候转给他。

李庆霖出狱后，他和老伴没有退休金，生活上没有依靠，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和莆田县委写信，县政府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特批的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他们依靠这笔钱维生。 在他简陋的堂屋里，仅有一台陈旧的12寸黑白电视机，一只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桌上摆满大大小小的药瓶，1972年12月24日李庆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见照片一）。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与人讲话一激动，病就发作。他说这病是刑满前得的，前十几年的大风大浪，他挺住了，马上要恢复自由，但生活没有来源，他不知该怎样面对社会和亲人，精神极度紧张,酿成此病。他的老伴患有严重的肺积水,常年卧床。1995年老伴病重住院，莆田县委郑海雄书记还亲自去医院看望，出院结帐欠了6000多元，郑书记批示让民政部门解决，使李庆霖重新感受到一点党的温暖。1997年8月老伴张秀珍终于病重去世,令李庆霖悲痛至极。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地为李庆霖家捐款，总数达万元，使他得以还清了医疗费欠帐，并为老伴发丧。

今年70岁的李庆霖，现在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里侍弄几盆花草，还到离家不远的市信访局去看报纸。他的大儿子李良模现在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儿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体工大队短跑运动员，现在省体委食堂当会计。但是外界，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们一直在关注李庆霖的命运和近况。现在，他不时会收到全国各地知青来信和汇款，一般是寄到市信访局转交的。有一位汕头老知青给他汇来600元让他治病用，在信中称他是“中国知青之神”。

我问他,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和那300元的下落，他告诉我，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给他的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复信的原信现存中央档案馆），另几页是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的打印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学习讨论的，这份文件一共打印了12份。1977年他出事后，这份文件连同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他的委任书都被查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毛主席汇来的300元，是10元一张共30张， 当时就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见照片二)，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1977年李庆霖被关押后，莆田有人一直要抄走这笔钱，他的老伴将存单上换成自己的名字，这笔钱才遭厄运。

我问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经受苦难，如今已成为跨世纪的社会中坚，国家的栋梁，我祝他们好中更好，兢兢业业地更加奋发有为！

李庆霖对自己的现状有怨无悔，因为他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当年的1700万知青至今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还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物质财富;那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的300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