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老话题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五四”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以一句
比喻：“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想一想上世纪八十年
代，知识界、思想界，就是依靠着五四精神、五四思想的重新滋润，
才从那一片空白和混沌之中突围出来，便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五四”仍是热门话题，但方向却有了
很大的突变，简直令人料想不及：对“五四”由原来的同一性敬仰，
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质疑。可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种思潮在对
“五四”的态度上形成错综复杂的分歧与对立。这种分歧和对立在两
个问题上最为突出：

　　⑴.“五四”是不是激进主义的万恶源头？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反省中，人们开始检讨激进主义对中国近
百年来的破坏。追根溯源，发现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都开启于五四
之际：政治上推崇政治运动、热衷暴力革命；文化上全盘否定传统文
化，而全盘追随西方文化、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苏俄模式）
。

　　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这种认识中极力否定了“五四”，并因为五四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角均是知识分子，而由此将近百年中
国革命实践的失误责任，推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并有人撰文批
评当年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错了。似乎知识分子不予干预和抗争，
大清王朝反而可能顺利地将中国带入近代化社会。

　　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极力反驳上述说话，认为近代以来及五四后
激进主义的滥觞是一种社会政局的强大拉力更为重要，不能将全部的
责任推在知识分子身上。（如清王朝的不可能改革，外敌的侵略压力
等等）。特别要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激进主义的东西，
也在于这种社会政局的巨大压力。所谓政治永远强于文化，“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永远是真理。

　　⑵.“五四”的启蒙有没有意义？当日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
（所谓“启蒙”，以康德的解释，就是：人摆脱不成熟状态，敢于运
用自己的理性，摆脱权威的束缚。）

　　上世纪，从五四到八十年代，“启蒙”曾经是一个众人同趋、令
人振奋的词汇，但到了九十年代，却成了最受质疑的词汇：一方面是
一些极左话语（舆论）粗鲁地定性为“全盘西化论”，而另一方面则
是遭到“新左派”、“后现代”的理论消解为“殖民话语”——是中
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话语、对资本主义话语的顶礼膜拜。并咄咄发出诘
难：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另外文化保守主义也自
动放弃启蒙，且嘲弄一切启蒙话语。

　　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坚持认为从五四到八
十年代的启蒙有重大意义，不但必要，而且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才会
造成进入九十年代的新发展时期中，中国人还得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争
论不休：如“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如九十年代的国际
形势下，应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还是应大反特反“和平演变”？
很多事实说明还有太多的中国人，不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一切作出
独立判断，能够意识和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因此，在中国，
启蒙仍是一项崇高的、必需而未竟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