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一度相当冷落，唯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了“国学热”。（实是知识界和传媒过甚其辞的说法，因从规模、深度、影响来看，都算不上“热”）。——有谓“一花独秀”。

所谓“国学热”，就是：崇尚国学研究，坚守民族本位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这种“国学热”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支持，由此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快便表现为一种甚有影响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由于这种倾向表现在一些名望甚重的学者身上，而后又与一度极为喧嚣的“中国人可以说不”的声音上下呼应、雅俗共振，因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⑴.形成根源

九十年代“国学热”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内在和外在原因的作用：

内在原因有二：一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的、内在的动力（国学研究是一门严谨的学术研究）；二是对八十年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冷静反省（放弃“全盘西化”立场的激进主义，退守民族本位文化）；

外在原因也有二：一是官方意识形态对“全盘西化”的大肆批判，使得八十年代曾十分兴盛的对于西方学术思想的评介和研究沉寂下来，而国学研究因其保守面目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默认，而能借机占据了那一大块空下来的话语、出版空间；二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外的一系列巨变使国内出现了一种所谓“意识形态真空”（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怀疑、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不足……），人心涣散，信仰危机，所以不论从研究国学者本身的角度，或从官方意识形态的角度，都认为坚守民族本位、弘扬传统文化，可以达到宣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效果。

⑵.立场与基本论点

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就是：反对西化，坚持民族本位文化。

基本论点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指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把世界从这种危机解脱出来，因此，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新儒家”直接说儒家思想可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著名学者季羡林援引汤因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的过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的更替兴衰，即将到来。

这种“东方文化优越论”甚至出现在不少留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自由的言说》第244页）

⑶.争议与评价

“文化民族主义”的兴勃引起知识界很普遍的关注和争议，对其合理性及危险性均有评述。

合理性：毫无疑问，研究国学、整理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仍具有重大意义。“全球化”发展仍会面临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与民族文化结合与协调。（汤一介就属具有清醒头脑的国学大师）

缺陷与危险性：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过分推崇传统文化的优越与魅力，往往会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与现代化内涵格格不入的消极因素和糟粕部分。尤其是盲目相信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神话”，便会认为没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作批判与扬弃。

不少学者认为，将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某些东西曲意解释，比附为现代民主与科学的东西，可能是很危险的：如将“天人合一”说成是生态伦理、自然保护哲学；将“民为贵，君为轻”等同于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思想…… 这样的比附，既是对传统思想的曲意解释，也是对现代观点的肤浅理解——其结果会是对“现代化”的一种消解：放弃现代化，而追求回归传统。

危险性的第二方面，则是很容易诱发起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盲目排外（反西方和反现代化）。——中国人有着近百年来的饱受外敌侵略的耻辱记忆，是极容易接受民族主义的巨大的煽情和诱惑的。去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引发了国内的知识界和大学生普遍的群情激奋的抗议活动。当时上海的两位大学教授与美国和台湾的两位大学教授在通信中都关注着同一种忧虑：在反对美国的政府行为时，连原来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也随之抛弃。——我认为他们有一点是说得很对的：将美国的政府行为和它所代表的民主、自由区别开来是很有必要的。从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深受民族主义的困缚，假如到今天还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那将是很危险的。不少学者认为九十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义和团精神之复兴”。——这是否有利于中国今日的改革及现代化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