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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一九九三年，上海几位学者凑在一起，发起了一场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读书》杂志刊登了。一下子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附和的、反对的、攻击的、赞扬的……什么样的都有，令发起者都出乎意料，最终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而不了了之。后来的人说，其实这并不代表着什么，只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种太久的、太痛苦的沉默之后，终于忍不住要做这样一种自我质问：知识分子就无所作为了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开头几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泛滥，文化民族主义高扬，后现代、新左派的理论令人困惑，而社会的世俗化又在急剧发展，文人下海随波逐浪的现象日益普遍。如一位学者所言，整个知识界是“精神下滑”、“世风下行”、“学风下行”。“二王”现象即使遭到激烈指责，也并不能阻止痞子精神在知识界的大面积溃疡；而“二张”“道德理想主义”即使是多么的惊世骇俗，也似乎只能成为曲高和寡的一种世纪末挽歌。知识界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
九四年的“人文精神”讨论终于引出了知识分子立场的话题。而后九八年的“陷阱热”，作者呼吁知识分子要在中国当前的改革形势下，承担起一种道德责任：要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去维护社会的公正，要对社会的不公作出抗议！
与此同时，对顾准、陈寅恪、王小波等人物生存价值的重新判断，使知识分子更深刻地反省自身的形象、地位与责任作用……
而接下来，最能展示这个话题的深刻内涵和严重分歧的，就是围绕着两个人物的评介与推崇。
这两个人物同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后者已成为现任的捷克总统（八九年十一月“捷克革命”后）。
这两位世界级大师在中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昆德拉的作品被广为译介，而哈维尔则只知其人，未见其文。昆德拉为太多的文化人津津乐道（已成为“昆德拉情结”、“昆德拉精神”），作为生活与写作的资源；而哈维尔的精神和形象则使某些人烦恼、不安。其结果是故意的冷淡与缄默。
差别如此之大，事实是因为这两个人，在中国文人的眼中，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精神。不同的推崇代表了不同的追求。
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轻”，在中国文人的误读中，被理解为一种对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的摆脱，对道义、责任、使命、真理、崇高等等的一种抗拒。——这一点，则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等口号相契合了。
哈维尔呢？却坚持不能回避社会责任和道义表态，——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且是一种起码的公民意识的表现。
推崇哈维尔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坚持“知识分子的立场”仍必须是一种社会关怀、一种社会责任。——要凭知识的良知（由知识而获得的理性认识）和道义责任去关怀社会、关怀现实，要坚持一种批判精神。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而在如何体现这种“社会关怀”，如何坚守这种“社会责任”，则也是莫衷一是！
也就是说，在坚持这同一立场上，知识分子内部也有各式各样的价值取向。例如“二张”（张承志、张炜）为代表的，是以一种极端的、老红卫兵式的理想道德主义，激烈抨击世俗社会，意图坚守理想的崇高与信仰的永恒，不过他们回归民间传统、回归宗教（原教旨）的取向，对当代中国人似乎缺乏足够的思想魅力和现代价值，人们敬仰的只是他们的血性人格。
例如一批在当前思想界最活跃的学者、教师（如李慎之、刘军宁、徐友渔、朱学勤、何清琏、秦晖、刘小枫等），他们对社会与现实的关怀极之鲜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还在于，他们同时是本专业领域的优秀者。他们强调学术的重要性——即强调思想要以学术支持，而学术又必须要有“问题意识”和“思想关怀”。所以，读他们的著作、随笔，处处有学术的分量，也有思想的光彩。
他们的作为说明了任何深刻的思考，都离不开深厚的知识背景，光靠“正义、冲动”是不够的（只能维持几分钟的热度）。
另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陈思和（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岗位责任”。认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是落实在“岗位责任”上，每一个人都能以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自己有知识、有思想，影响周围的人也有知识、有思想。一个社会的理性觉醒就靠千千万万的个体做起来的，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他的观点很受质疑，被认为是推却责任，学生也不甚理解。
但我想起当今社会最有影响的一位学者和思想家朱学勤的经历：文革前，上海中学生中十分推崇一位中学教师，被称之为“会弹琴的十二月党人”（传播民主思想者）。他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其中就包括朱学勤。学生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最早的思想启蒙（不仅仅是知识启蒙）。多年后，朱在公共汽车上又重听旁人提起他，他又在启蒙更新的一代（“要反复读顾准”）。他去世时一千多学生前往吊唁，多是中年以上者。朱学勤认为他今天所做的事情，——启蒙，仍是这位老师的精神在延续。这叫什么？这就叫“薪火相传”！
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那些宝贵的思想和精神，就是以这一种方式永远地延续下来——会使后人不再重蹈于黑暗和愚昧之中。
当今中国大学生最推崇的一位年轻的思想者余杰，就说过：执法人员、医生，还有教师，是这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假如这三种人都不能坚守住一种道德理想和道德责任，这个社会将无可救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意识到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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