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国际上最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东欧、苏联解体”（八九年“柏林墙倒”，“捷克革命”，九一年苏联解体）。这一巨变，导致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向日益明朗起来。

所谓的“全球化”，也即是“资本主义化”（或曰“西化”）。可以说，经四百年下来，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势不可挡地扩张（影响、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一种“全球化”或者说“西化”，以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模式及其观念，比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制度、开放的文化政策、以及自由、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思想、法制意识等等，作为具体的符号，已经被等同于“现代化”的含义，而对全世界发挥愈来愈大的影响。（所不同的只是“全球化”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在1989年巨变之后，一位名叫福山的美籍日裔思想家，提出“历史的终结”这一断语。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两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格局已经消解（任何意识形态也即失效——即理论之争），因此，意味着那种对立的历史已经终结，剩下的只是一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在延续。——福山的理论等于宣布：人类的历史应该划上句号了，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最后的阶段。（《世纪之问》第85 页；《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423页

        然而，在资本主义文明胜利扩张全世界的同时，其内部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思潮一样方兴未艾（即批判资本主义）。——这已是二十世纪初发展以来的趋势，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政治实践，也正是这种趋势的产物。

对于中国来说，上世纪末更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东欧解体所引致的国际格局之巨变，对中国已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而国内政治风波所带来得震动，更是久久难予平复。接而下来所作出的反应，既十分自然但又很有些复杂微妙：

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张扬“反和平演变”这一鲜明对立的提法；  

另一方面，则是在经过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 的一段停滞之后，重振改革之事：这便是九二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魅力！之后经济改革加快，很快便带来了中国社会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反观中国改革的进程，一样体现出“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从“市场经济化”到积极加入“世贸”，都似乎在证实了这一点。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 它在带来社会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西方社会在其文明发展中曾面临过的一切问题，似乎也全部逼到了中国人的面前：物欲横流、恶性竞争、贫富不均、社会不公、人际关系淡漠、家庭伦理崩析，以及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精神和价值的失落，等等……而最令人忧虑的还在于：由经济改革所牵动的政治改革，且步履艰难，困境重重，终而无法抑止“腐败”问题成为民愤最大的世纪末恶疾。

九十年代的中国，对于知识界的人来说，是既喜又忧；既爱又恨；既悲郁难平，又充满期待……

对于中国知识界的人来说，上世纪末亦确实是“一言难尽”！

多年后，北大一位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坦言而说：“九十年代的前三个春天，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实在过于阴冷。”有谓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受到严重挫伤的青年学子，大有废书长叹，就此“金盆洗手”；而能为人师长者，也无言以对，从此“独上高楼”，躲入书斋。整个知识界谓之“蛰居状态”。（冬眠——失语！）

也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学界、知识界的人才略略复苏过来。然而，继踵而来的社会变化又是知识界的人料想不及的：商品大潮汹涌澎湃，世俗文化铺天盖地，文人地位迅速下降，知识分子历来所坚守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意义日渐失落。如此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既复杂多变，又阴晴无常的九十年代，着实将中国知识界推进了一个尴尬非常的困境。

由此而引起了知识界内部极为复杂的分化：或退隐书斋；或随波逐浪 ；——然而，始终还有这样一些人决不放弃，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以一种孤军奋战的姿态，去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去努力表达他们的忧虑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