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民间性”，是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也称“非意识形态化”。

  也就是说，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发言的知识分子，既不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也不受国家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往往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观点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争论问题。纯粹是一种个人思考的色彩。——其实，所谓的“思想界”都会体现出这一特征。八十年代的思想界也具备这种“民间性”的特点，但因为八十年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相关的思想文化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不论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还是具有官方意识形态官员身份的人，都关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便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先导，而后吸引整个民间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介入；到后来的中西文化评介与论争，虽开始于民间思想界的话语空间，但也由于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始终参与，终使一场思想学术之争变成了一场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对“河殇”的批判便见一斑）。

所以后来的人分析说，八十年代只存在一个思想文化空间：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的知识界、思想界在同一话语空间下，关注同样的问题，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格局一方面为八十年代的知识界、思想界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话语环境；而另一方面则很容易形成思想界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在对同一问题上的鲜明对垒和激烈冲突（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如何评介人道主义、评介西方文化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极之容易犯禁忌，由此遭到一而再的“清除”与“批判”。

不过，也正是这种格局，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在了政治权力中心，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力量，因此而获得明显的“轰动效应”：一种理论一呼百应，一篇文章激动全国的局面，是八十年代极有特色的现象。

而在九十年代，情形则大不相同了。首先是由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官方意识形态明显“收紧”，变得异常谨慎；再者是知识界在一种痛苦的挤压之下，也认真反省了八十年代的经验，而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希望在不与官方意识形态造成严重的对立与冲突的条件下，表达出个人的真实言说。——所以，九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空间明显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当然这一空间也存在着极左思想与改革路线的冲突（如《交锋》）一书中所记载）；另一个空间，则是典型的民间话语空间。

在这个“民间话语空间”里，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观点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争论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来头”，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意识形态权威来裁决其对错，其论题与话语方式往往和官方的政策及意识形态有明显的距离，所以也保证了一般不会明显地、直接地触犯官方的禁忌，因此基本上没有“大批判”。

九十年代思想界的这种典型“民间化”，明显使其对现实的影响和作用比较小（八十年代那种一呼百应、文震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但受政局和政策变化的干扰也比较少，所以九十年代的思想界能从九十年代初的沉寂，发展到九十年代末的成就骄人。

当然，九十年代思潮的这种“民间化”走向，明显受外部因素影响：也就是失去了八十年代那种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用一些学者的话说，是逼着在“夹缝中”生存。所以从论题到话语形式都不得不从细密处精进（类似乾嘉小学），不得不向“边缘化”发展，不得不以低调进入。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普遍认为九十年代的思想界、知识界不及八十年代的那般真诚、激情和有所作为。——但假若同为知识界中人，怎会不了解这种“边缘化”、这种“低调”的“个中滋味”呢？

另外，这种“民间化”还表现在话语的传播形式，往往也是以一种非官方的途径为主。——九十年代的出版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是活跃，出现了不少民间性或半官方半民间的刊物和图书。如“东方”、“天涯”、“黄河”、“书屋”、“方法”、“现代与传统”、“二十一世纪”等等民间杂志；尚有“读书”，“文艺争鸣”、“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半官方杂志；以及“岭南文化时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民间性或体现民间色彩的报纸。此外，如“学人”、“学术集林”等丛书出版，如“草原部落”、“新青年”、“思想者文库”等等文丛出版都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另外，电视的介入：如中央台“东方时空”、“读书”节目。

——上述这种“民间渠道”，是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真实言说的主要途径。即使是他们非常规范的学术文章，由于带着明显的“思想关怀”和“问题意识”，也一般不会在官方正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而是由这类“民间渠道”传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的思想并未被多少人所知。也在表面上造成了一种沉寂消极的态势，令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失望之感。

其实，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并非在沉默中无所作为，他们在一种比八十年代更为艰难的环境下，以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待九十年代末大批的文章、论著结集而出，整个九十年代思潮的内涵脉络得以清晰地浮出水面时，便能让人看出比八十年代要成熟得多、实力强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介入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基本是以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人文学科为专业的。尚有社会学、或新闻界 人员。主要乃是教育界的（大学教师）。

这个群体尚有一个特点：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或有造诣很高的西方学说修养、甚而有学贯中西者。他们不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有深刻了解，而且十分熟悉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及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不少人常年在国外学习工作，或为国外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拥有很好的知识背景和理论修养，这一点便远比八十年代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群体之病要优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