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点点、马晓力:红二代有关反思文革的争论 作者:老例搜集


 

红二代有关反思文革的争论

作者:罗点点 马晓力

来源:微信 战略家 2016-05-17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互联网上关于文革话题的争论激烈。对于要不要反思文革,如何反思文革,反思文革对当下有什么意义等,两名红二代,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女罗点点与前劳动部长马文瑞之女马晓力在网上展开激烈辩论。摘录如下——


罗点点(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2016年来了,刚过完元旦,就有人在微信里说:文革50年了,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反思文革。我却颇不以为然,经粗略归纳,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呼吁反思文革的人有一大目标,即阻止乌有之乡的毛粉队伍日益壮大。且不说乌有之乡粉毛颂圣相当有效,多年来一直呱噪着要回到文革。更不说他们颇得真传,立竿见影,思想指导行动。单看湖南、云南、河南等地,一到圣诞就红旗猎猎,人头攒动,就令人不知今夕何夕,恍若隔世……

不过,毛粉队伍不断壮大,没文革反思可算不上重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他们对确认领袖和政权的合法性贡献巨大,与其说有人投鼠忌器,真不如说他们是另眼相看。所以,反不反思文革和毛粉队伍壮不壮大其实没啥关系。不仅如此,毛粉们的高歌猛进其实该让善良人猛醒:咱这里哪会有挑战了权力的合法性而不面临巨大风险的事?

第二、有人愿意用二战之后德国全社会对纳粹罪行的反思说事。说彻底反思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基础。可他们忘了,德国人当年的反思之所以彻底,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在权力拥有者的自省中展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下跪的不是别人可是德国的总理!

一位兄长嫌我这提法过于简陋,耐心地提点我说:二战后德国面临两种社会思潮,一是德意志的复兴,战败后的德国需要重新燃起民族主义,重建精神和物质家园;二是反思富国强兵之路酿成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民族灾难。前者可能重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法西斯之路,后者不能回应民众和诉求。哈贝玛斯提出"宪政爱国主义"使两种社会思潮在一个正确的理论之下得以融合,并形成推动德国和欧洲战后新的复兴之路……。这议论当然比我的有学问许多,但它更让人感到中国的现状无法和当年的德国相比。不仅文化和思想资源的先天匮乏让人沮丧,中国社会未经过基本的思想启蒙,对国家罪恶的反思无从依托。加上没有历史际遇的配合甚至是反配合,文革反思很可能流于表面甚至低俗。

第三条更重要。让我不能不想起上世纪南非种族政权下台后全社会转型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主教写过的一本书名:《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反思文革当然也是为了中国的未来。宽恕和原谅是为了社会和族群的重新弥合,是为了避免任何激烈的动乱和革命。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图图主教担任主席的那个机构开宗明义地被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1.尽可能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2.通过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3.考虑对那些出于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时至今日,南非人普遍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它抚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为南非今天的稳定与和解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获得那段历史的真相是获得这些成绩的关键!

文革反思在当下缺的恰恰是真相和获得真相的可能。原因不论,想说的是没有真相怎么会有反思?更别提和解、宽恕和未来。我们经历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历史决议,还有莫衷一是的道歉和忏悔,之所以继续撕裂族群,甚至造成新的仇恨,其重要原因难道不是没有起码的真相吗?

这个对文革反思不以为然的单子还可以继续扩展。但是,奇怪的事情却正在发生。尽管分明有巨大风险,尽管应有的反思主体分明孱弱无力,尽管几乎没有真相和获得真相的可能,但文革反思的浪潮仍在涌动。

这是人心的涌动吗?是人类安放良心,拒绝耻辱的本性在涌动吗?碎片化的互联网世界、精致的个人主义和失去中心的家国情怀能给这种涌动带来新的去处和机遇吗?我不知道,可我却从未有过地渴望知道。


马晓力(2016年1月10日):

看了点点写的关于反思文革的几点不同意见,我想针对她说的三点谈点看法。

一、点点对反思文革为什么不以为然呢?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点点他们实际上是很特别的另类。他们从一开始乃至于文革号角尚未正式吹响前就被无情地随着他们的父母一起给打入了冷宫。可以说从头到尾他们都在一旁冷眼审视和观察着这场看似突如其来,其实早已在伟大领袖胸中涌动的一场“革命风暴”,一场由他亲自出马发动,几乎砸烂了他和跟随他的战友们共同打下的一个新政权,一片新天地。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闹剧,以至成为世界史上最惨烈的、人数被裹挟最多、手段最卑劣的、毫无人性、沉碴泛起的最腐朽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浩劫、大罪恶、大悲剧。可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剝夺了参加文革的权利,他们是根本连一个正常的参加文革权利都没有的人,是一群极特殊的游离在文革之外的最清白最无辜最冷静的人,是从所谓的红二代队伍中、原本是同类的革命阵营中最早被踢出的少有的干净的人,就等于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就被甩出局了,最终又被迫在父母亲人被残酷批斗关押的恐惧面前不得不表态、不得不检讨和划清界限的人,否则他们连生存权都有极大可能被剝夺的人,连被挨整也是被置于这个洪流中而根本没有任何选择权的人。那他们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可值得反思文革呢?他们不仅是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都被早早剝夺的人,况且还是一些心理和生理完全没有成熟的未成年人!在他们内心深处除了恐怖和创伤还能有什么呢?可以说他们是最有权利对文革说不的人!在我心中他们是连骂人都没学会的最干净、最少文革恶习的文明人。所以他们只是文革的受害者,最有权利和有资格不反思文革。

二、点点的担忧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尚不具备全面反思文革,我们无法和德国全民族反思二战相比,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因为站在德国反思前沿的恰恰是他们政权的首脑,而我们今天反思文革的不过都是些孱弱的小民或是些被出局的曾经是体制内的边缘化的人。这种反思不仅撼动不了什么反而具有很大的风险。我想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境遇,尽管我们是已被边缘化和沦为弱势群体的人,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再不反思文革,历史将不再给我们机会!我们失去这样的机会心灵将永远不得安宁!我们不能不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和有所交代。尽管我们非常无力非常弱小,但是我们每一个弱小的人,都在觉悟起来,都正在迈出走向自觉的第一步,那就会有第二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向前迈进。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出每一个所闻所见的真相,我们也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相。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讲出真相,真相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如果没有人出来反思,那么谬误的阴霾将越来越弥漫。我们每个人的记忆积累起来重合起来,就会越来越接近真相。今天我们已然站出来,我们就决不会再后退畏缩。我们有责任让后人知道真相!尽管它被一直封闭着回避着,但我们必须打破沉默,撕开这个沉寂而又沉重的幕布!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要努力向可能达成和解的方向迈进,如果连揭示真相我们都不敢去做,不去反思的话,恐怕和解的一天只能是越来越远,是永远到不来的。

三、点点的提示很重要,意在我们多一些冷思考,多一些对困难局面的思想准备,少一点热闹的大轰大嗡,要做长期长远艰苦打算,不能仅仅停留在揭露文革的浅层次上。也就是说反思文革是我们揭示真相的起步,是将以往文革中破碎的记忆一点点拾起,无数记忆的碎片叠加重合在一起,就越来越接近真相。如果说十年前我们还不具有这种勇气和觉悟,那么今天既然敢于这样想和做,觉悟者就要拧成一股劲,抱成一团做下去,撕开一个小缝隙,哪怕这个口子很小很小也值得。我们反思的意义不仅仅在追责也更不是狭隘的报复,而是重新审视我们走过的路。如王小鲁所言:反思我们共同曾有过的不堪的那段历史,重新认识我们曾经认同甚至确信无疑的价值观,重新鉴别我们曾用以判断是非的准则。这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反思精神,文革的红海洋还是有可能重演的。


罗点点(2016年1月13日星期三):

晓力,谢谢你的点评。可是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因为曾是“文革受害者”,或者没在文革中学会“骂人”,就有权利不反思文革。群里不是有人说“文革始于文革前”吗?这个判断很深刻,我颇以为然。

2014年德国人拍了一部电影叫《缄默的迷宫》,说的是法兰克福审判。较著名的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共有三次,时间依次为纽伦堡审判、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和法兰克福审判。在前两次审判中,中下级军官逃脱罪责的常见借口是他们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命令。甚至还有人据此声称他们是国家的功臣。而法兰克福审判的意义恰恰是针对这些借口,成功追究了纳粹罪行中的个人责任。正是这场在德国本土进行的第二次审判,通过艰难的法庭辩论和大量的确凿证据,找出个人在国家罪责中必需承担法律责任的结论,并定下铁案。据史料记载,为了这次审判,检察人员和法官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其中包括211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主审大法官鲍尔还通过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专家们的帮助,有力地证实了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确实是一场法西斯政权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最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服过役的6000名纳粹军人中,虽然只有6名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这是西德废除死刑后的最高刑罚),另有11人因参与谋杀罪被判十四年监禁,但是法兰克福审判贯彻始终的德国式法律精神和对重大事实的证据充分仍然令人折服。无论打击什么类型的邪恶犯罪,法律是唯一可选择的手段。严格的法律程序无疑使法兰克福审判至今闪耀着理性和人道的光辉,尽管有人说它“不近人情地匡扶了正义”。

但我想跟你说的并不是《缄默的迷宫》讲述的这段史实。而是它通过一位年轻的法兰克福检察官的故事带入的另一残酷话题。1958年战败后的西德,举国上下对战争罪行保持缄默。曾经的纳粹党员遍布朝野。国家整个司法系统内,几乎人人都当过纳粹。当然,无论是否曾与国家合作,也无论是否当过纳粹,人们都在尽量回归日常生活。这时的德意志民族需要生存和信心,国家的发展需要团结和力量。任何忏悔甚至是自我惩罚的意识都相当不合时宜。可是,人心就是如此奇特,人性就是如此复杂。骇人历史造成的苦痛无法在生活重建中消弭,对暴行为何发生的追问也无法在故作遗忘中停止。这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现在?总之检察官的处境很艰难。他要承受巨大社会压力,要从如山的卷宗中找到支持公诉的证据,还要从错综复杂的证人证言中发现和归纳出有用的线索。把那些生活在身边的,与常人无异的杂货店老板、面包师、伐木工、牙医、汽车维修工……一个个以谋杀罪名逮捕归案也是件非常痛苦和不近人情的事。可是这些都不算什么,检察官也从未因这些艰难而退缩。一直到……一直到他在调查中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失踪的父亲不仅仅是一名职业军人,同时也是纳粹党员的时候!他的恐慌达到极限!他动摇了……

要知道,父亲是每一个孩子的偶像。尤其当父亲是为国家利益牺牲的战争英雄的时候。多年来,失踪父亲"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的遗言,是年轻检察官放在案头的座右铭……对罪恶的追问和深究竟然带来如此结果,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很快他又发现女友的父亲也是纳粹。在女友眼里,繁重的审判工作和对法律公正的执着已经使他变成了违反人伦的冷血怪物,女友逃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毅然辞职,带着破碎的精神世界,检察官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生命血肉灰飞烟灭的现场,在110万亡灵出没的绿茵之上,他展开一纸古老希伯来祈祷文喃喃念诵……人的基本良知在惨绝人寰的非人现场中所能达到的顿悟和警醒,顷刻间呼啸而至。渺小个体面对强大历史和国家谬误时可依靠的唯一人性力量,冥冥中飞舞上升。代表新一代德国人的年轻检察官,用这种锥心刺骨的痛苦追问,完成了自我救赎,并站在了时代的潮头。

将这个“父亲是纳粹”的故事放到今日文革反思的话题中,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尽管我们这些人中谁也没有不反思文革的权利。可是反思、追问、深究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真地准备好了吗?

群里除了“文革始于文革前”的判断,还有一些议论相当有益。比如说反思文革要回答的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本来意义上的道统(可以肯定在一些人身上会还原成‘血统’)”?“马克思主义作为源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的试验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社会和科技进步背景和社会未形成公民意识时,通过造神整合国家精神是有效还是无效?”……等等,等等。要回答这些最现实同时又是最经受不住诘问的问题,我们真准备好了吗?或者,我们最终真能准备好吗?

作为平庸软弱的大众一员的我一向悲观。退守任何时候都不突破做人底线的这条底线,是我在艰难时世中唯一可依赖的精神支柱。

电影中的年轻检察官最后有句奇怪的台词,他归结自己的勇敢和能坚持到最后的动力,仍然用了老纳粹父亲的那句话:“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你说,这是不是真相水落石出之后,正义在突破道统血统得到伸张之后,我们与父辈在人伦意义上可能达到的最后谅解与宽恕?

晓力,1月27日是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与你商榷之时,请允许我将这些微小文字献给这个伟大日子。


马晓力(2016年1月16日):

点点,这两日在外有恙在身,迟复为歉。我对反思文革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尽管我的心理准备不及你充分,所思不及你深刻。我知道你是所谓红二代(其实你最不喜欢这个称谓)中最早开始反思的几个人之一,在你所写的书中早已多有体现。的确,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了,虽然我们定义为反思文革,但是确实不仅仅局限于文革,促使文革发生的因素波澜横生,一波一波连连不断。较为明显的是从1957年的反右斗爭、到1958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党內压制不同意见,将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到六二年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将习仲勋等人以言、以文治罪,打成利用小说反党的反党集团,以及从五九年开展的在国际上以极左反左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我们党在左的以至极左思想主导下一路走来,而且越走越急、越走越猛、越走越远,最后终于被党的主要领导人发动为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的发生是有雄厚基础的,有理论武装,有阶级斗爭为纲的斗爭哲学思想的长久熏陶,有一系列一个接一个的以斗人整人为实践的反人性的运动为铺垫等等,必然会产生这个文革。它与党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有关,是一脉相承的。这其中自然包括我们的父辈们的参与,有时甚至是积极的参与,这是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认账的历史事实,是我们的父辈们不能不承担的历史过错。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的父辈难道没有责任吗?

我无意与德国纳粹时期相比,但死了这么多人,不管是残酷被杀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被饿死,对此总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沉痛思责思过、向人民有所交代吧!我也不纠缠具体死了多少数字的人才算罪过,难道死几十万,一两千万人就可以免责、就可以不认账吗?死的都是同样生就平等的人,死两千万与死三千七百万就有本质区别吗?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毫无自责吗?历史上饿死这么多人是要上书的,在我们的父辈手上死这么多人难道能逃得过良心的追讨问责吗?虽然我们没有资格为父辈们承担这个罪责,但是我们的良心不容我们故意回避和刻意遗忘这历史的惨剧!这份良心债我们应该认!必须认!否则我们还有什么人性可言!我们替我们的父辈应有负债感、负罪感!既然掌了权就应为人民掌好权,因为这个党和每个党员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这公仆不仅没有服务好,还把自己的服务对象一一主人给饿死了,这难道不是过失不是有违自己的宗旨吗?有位西北老干部说的好,他说:江山是人民的!人民才是江山!这么多年了我们党从来没有正式向人民认过这个错,向人民有所交代,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党內乃至高层出了那么多贪官,他们是在为谁坐江山?!他们的执政理念是什么?不言自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犯了错不反思,不认账,他有可能重犯,一个政党犯了错误没什么,承认并主动纠错并因此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纠错机制就好。就如同一个人生了病讳疾忌医,是要犯大病的。任何政党都难免犯错,但主动认错、纠错相信人民是会原谅的。一个国家走向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德国整个民族的忏悔迎来了他今日的辉煌。诚如石原莞尔九四年前考察德国时说:“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他们从二战以后纠结了20多年才开始从回避、迷茫中走向反思,最终于198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纪念日走出了法西斯纳粹的阴霾。当时的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在战后四十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拒绝这个财富往往导致一个民族走向另一条不归路,如日本,就总也得不到全世界受到它伤害国和人民的谅解,他们心理上仍然活在二战的阴影里。我们的党有些人有个思维定势,就是我犯的错不能由別人说出,必须是我犯错我认可我说出才行。否则就是给党抹黑,违犯政治纪律。如果党主动出来认错,自然是再好不过,另当別论,但在我记忆中只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所认错,其他就几乎听不到了。

西方文化教育讲究:忏悔、救赎、宽恕。东方古典文化教育讲究:修身、慎独、抱愧。过去刘少奇讲共产党员修养、自省、讲慎独,但到最后随着他被打倒批臭,这种修养自省慎独精神也几乎荡然无存。文革让我们这个党在道德制高点上彻底跌落了。

我们这个党也不是没有主动认错的例子,但可惜没有大张旗鼓宣传。记得看过一本《朱传榘传》他是曾参与过世界第一部大型计算机研发的美籍华人,大约是1980年8月10日,邓小平接见他时对他讲过一句话:我们这个党是对人民欠了债的,我们要抓紧时间努力还债啊!就这一句话令老人耿耿于怀,感动不已。从八十年代初到八九年六*四以后,年年回到中国,从科技、经济、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出谋献策,忠心耿耿,年年不断。就是因了那一句话呀!我相信我们的人民如果听到了这句话,不仅不怪怨反而会更加坚信共产党,铁下心来跟党走!因为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预期!生产力会断然提高,决不会出现大量人携财而跑。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依同此理,拒绝反思、拒绝将文革悲剧化为财富,亦往往会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党史来说,当年苏区只有四万人时,被肃杀一万,敌人还没打来,自己先自相残杀。而陕北、陕甘边苏区则未执行左倾路线反倒一直被栽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保留了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解放后不久就开始搞肃清反革命,肃反扩大化,不反思,于是有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另外,透彻反思历史,要走出恩怨思维才行。有人对毛主席的个人好坏评价、道德谴责诲莫如深,如果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已无关大局。啥样的社会发展水平、啥样的制度环境下只能出啥样的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量农民进入共产党队伍,思想资源匮乏,政治素养贫乏,小农意识占主导,能不信神信鬼?有什么样的臣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君主。记得八十年代末四千人大会时我有幸聆听了很多高层老同志的反思。曾经很左的拥毛者刘澜涛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都把毛主席老人家当神供奉,一个劲儿地烧香呀磕头呀,把老人家熏黑了还烧呀、磕呀,我们也有责任呀!

更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当初不也都山呼过毛主席万岁,把他当神了嘛!我看神都难活万岁,可我们却狂热地拥戴他为万岁爷了。造神运动我们也有份呀。

当然那时具有那么种环境和气氛,所以老同志们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涉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诸如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彭真提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最尖端的政治制度问题是安子文提出的:谁来监督毛主席!那时思想多么解放!多么活跃!政治环境是多么宽松!反思精神是多么浓烈!我好怀念那个极具反思精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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