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我和我家

作者：曹培

来源：作者博客

1966年我是北京101中学初一的学生。父亲当时是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副教授，母亲是京工附中（现理工附中）的教师。他们都是非常本分敬业的普通知识分子。我与我的家庭在文革中的经历也非常平凡，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仅以我个人的有限视野和记忆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够充实那个时代的真实信息。

一．血统论与“对联”流行的岁月

1966年的6月的一天我们正在上自习课。教数学C老师写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难的分解因式题让我们做。部分已经做完的同学已经在看其他的书了，我却因昨晚熄灯后与小闺蜜在被窝里偷吃橄榄而头脑有点昏昏沉沉，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和焦躁不安,突然校园里传来一阵噪杂声。一开始大家都没有介意，后来这噪杂声越来越大，大家才放下书本走出教室去看究竟。运动来了，停课了！一下子平时的学习纪律全部被打乱了。听着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激昂的革命口号，看着校园里一夜之间贴满的大字报。糊里糊涂地跟着参加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懵懵懂懂地跟着举拳头喊口号，心中却有一点为不用继续去攻克那道数学难题而窃喜。我并不知道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学习数学了。也不知道这运动将与我自己和我的家庭会有什么关系。

1.不成文的“身份法”

学校里迅速成立了“红卫兵”，全部由清一色的“红五类”子女组成。学生们根据家庭出身被严格区分为三大类。第一为“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是革命的依靠力量。第二，非“红五类”，包括职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这是按照解放前三年的职业而划分的。当时“职员”是个非常大的范畴，包括机关职员、医生、小知识分子、公司员工等。凡够不上“高知”，又不是地富反坏右，便统统归入“职员”。例如我父母解放前是中学教员，我的出身便是“职员”。第三，“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后来又加上了资本家和走资派，是为黑七类）子女。则是革命所要防范和“改造”的力量。这种划分是参照了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方法。虽然并无法律法规,甚至也没有什么权威性文件可以依据。

在“红五类”中，地位最高的是革命干部子女（简称革干），其次是才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女。革干子弟的身份是由其父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确定的，界限是必须在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前。在此之后入党的就不算了。记得我校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曾开除了一位学生，原因是查出其父的入党时间是1946年。革干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又是“高干”子女，即父亲的官阶在行政13级以上。在红卫兵里能够耀武扬威的都至少属于这一类家庭背景，知名领导干部的子女往往自然就成为红卫兵的领袖。在同级的干部中，军队干部子女又比地方干部子女优越。因为当时很多政府部门和地方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全国处于“军管”状态。军人在文革中不仅地位和权力急遽上升，还被树立为全国人民的精神榜样。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被奉为圭臬贴满了校园。实际上歧视和打击蔓延到对所有的非“红五类”子女。

“职员”出身的我比起班里的“红五类”来自觉矮了一截。当时看到班里那些干部子弟穿着军装带着红袖章，威风凛凛地出入校园，令我羡慕不已。特别是那带点腰身的女式军装，再配上腰带，在当时就是最美的少女时装了，那是一种“飒爽英姿”的美，除此而外,其他的美都是被批判的。刚满14岁的我自然也想赶赶“潮流”，就回家问妈妈“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参加革命呢？”妈妈说：“哎呀，我们当时在四川重庆，哪里知道什么革命，身边也没有共产党啊。”我深感失望。唉，谁叫自己生错了人家和地方呢？于是我迷惘地继续上学，别无选择地追随着众人参加各种批斗会,跟着举拳头喊口号。看到昔日我所尊敬的老师、校长被批判、斗争、强迫劳动，心里总是感到别扭。特别是看到有人抡着皮带抽打跪在地上的老师，就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不敢看。随即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你同情牛鬼蛇神，是因为你天生就有阶级立场问题！”又不敢不看。班里原来的几个好朋友也因为我出身不是“红五类”而不理我了，我只好与一名出身“高知”的女孩形影不离。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返回学校。快走到传达室的时候，猛然看到道路被几条板凳拦住了。等走近才看到板凳的两端留出了两个出口,各贴了两张大字条。一条写着：“工农革干子弟门”，另一条写着“资产阶级狗崽子门”。门口有几个穿着军装的红卫兵正守在那里。我当时感到自己的脸刷地变白了，一时不知自己该走向何方。我的出身是“职员”，但没有第三个门。难道非红五类出身的就都是“狗崽子”?可当时哪里有论理处?只有继续向前走。眼看那“鬼门关”越来越近了，没有发现认识我的同学，于是把心一横就加快脚步朝着“工农革干子弟门”走去。突然前面一位穿着小花短裙的女孩回过头看着我，天哪，是我们班里革命干部出身的ZH，还曾和我在同一个运动队里训练过。假如她当众揭发我就完了。在那个时候“冒充工农革干子弟”可是罪莫大焉。我肯定会被人揪住当众批斗羞辱一番，如果再被“上纲上线”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此时我已没有退路，只能低头快步穿过那工农革干子弟门,感觉那一瞬间四周的空气都凝固了。还好，ZH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走过去，什么表示也没有。我快步回到宿舍后惊悚未定，当晚都没有敢去食堂吃晚饭，生怕在大庭广众之下再被人指认出“假冒工农革干子弟”。这件事令我对ZH一直心怀感激。虽然她与我后来成为对立派，我心里始终都相信她是个“好心人”。事后我听说有同学真的走了那狗崽子门。甚至有人从板凳底下钻了过去，以自甘其辱来表示“重新做人”的决心。

2．班级斗争会

8月3日，我们班里的“红卫兵”突然通知我晚上到教室开会。会议一开场，主持人L某就带领大家学习了一段语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人形容蠢人的一句话，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就是这样一些蠢人。”读后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们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了打咱们班‘狗崽子’的气焰的！现在班里的‘狗崽子’气焰太嚣张了！”当时我们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我们是六五年入学的。由于当时已经贯彻了“阶级路线”，所以我所在的初一五班的同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红五类”出身。非红五类中也并没有“黑五类”，职员和高知就是最坏的出身了。女生中只有我和W两个人是非“红五类”出身。W的父亲是一位国宝级的大教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男生中非“红五类”的也只有两三个人，我们在众多的“红五类”子女中显得很孤立。

主持人先令一位男生X站起来“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X说自己的父亲是铁路职员，主持人就指责他“不老实”。说“据我们调查”你爸应该是右派，你就是狗崽子云云。X试图申辩，立即就会有人高喊：“右派的狗崽子你别狂！”就这样非红五类子女一个一个地过关。最后轮到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就遭到了围攻。我一边抹眼泪一边为自己申辩。“我爸爸不是黑五类，我就不是狗崽子！”“你爸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打倒！”“我是职员出身！”你对抗革命就是狗崽子！”“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我们革命群众这样说了！”“谁敢对抗革命群众就是反革命！”大家先是坐着开会，然后来就全站起来,我也被命令站起来.。许多其他班级的同学也来参加了。我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在当中。前面的人站着，后排的站到椅子上，最后的站到桌子上，如泰山压顶之势。一位不久前还与我一起在熄灯后偷吃橄榄的闺蜜，这时手叉腰脚蹬椅子恶狠狠地说：“今天就他妈的杀鸡给猴看！”最后大家给我让出了两条路，一条是脱胎换骨自我改造的“革命”道路，另一条是对抗革命群众的“反动”道路。强迫我拍手念“对联”。我念过后，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最后的抗议：“我认为你们这样做不对！是打击一大片！”然后就哭着从那条所谓“革命”的通道跑了出去。背后还听到教室里在集体大声念“对联”。

当时很多班级都对非红五类的同学进行了围攻斗争甚至殴打。有些班级比我们闹得更厉害。初一六班非“红五类”的女生比较多，她们集中住在一个房间里。这天女孩子们正乖乖地在各自床铺上学毛选（这是当时唯一可以读的书），门猛地被踢开了，班里的一位高干子女Z威风凛凛地站在门前，手里拿着一摞出身非“红五类”的女生的照片，每张上面被打了叉子，写了辱骂的话语，如“臭流氓”、“四眼狗”、“大冬瓜”等。她把照片猛地甩到地上，连连擦着手说：“臭死了！臭死了！”她身后站着一群班里的干部子女，声称要来造“资产阶级狗崽子的反”。她们在宿舍门口贴上了“对联”，还用尽了侮辱的语言谩骂同学。原来她们从班主任那里拿走了所有同学交的照片和家访的记录，就借此羞辱和谩骂同学。一位同学M忍无可忍，回击到“你们那对联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最高指示。”Z就说：“有种的你过来撕了？”“撕了又怎么样？”“你撕啊，谅你也不敢！”M一气之下就冲到门口，刷刷几把就把那对联撕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一时楼道里挤满了人，其他班的干部子女也来声援，一起声色厉俱地把室内的几个女孩子骂了个狗血淋头。“你们还佩戴红领巾呐，摘下来！”“你们也佩带毛主席像章？”最后勒令几个顶嘴的女孩子写检查，要她们不仅要在门口重新贴好对联，还要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床头贴上一幅小对联，下午就要来检查。谁敢不写不贴就要“砸烂谁的狗头”。说完就挥着皮带威风凛凛地走了。女孩子无奈只好去买纸买墨写对联，在门口重新写了一副大的，每人在每个床头又贴上了一幅小的。其中上联“老子革命儿好汉”用红色纸，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用粉色纸。下午Z带着红卫兵们又威风凛凛地来了。她们逐一检察了贴在墙上的对联，并把两个女孩们写的“检查”收去边看边读。随后斥责她们“假检查，真反扑”，再次把她们狠很地批斗了一顿。

八月十八日那天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早六点学校广播站就通知了，让出身“红五类”的同学清早起床乘车，而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一律不准去。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兴高采烈地赶去接受检阅。而我们只能坐在宿舍里，听着广播里反复有人吼叫着：“请各班仔细检查自己的队伍，把混在里面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揪出来！”一阵喧闹之后，卡车队终于开走了，学校安静了下来。我们几名出身“非红五类”的孩子沉默地坐在宿舍门前的台阶上。后来不知谁起头，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有人唱得落下了眼泪。当晚我们加了红五类子女回来后在大饭厅举行的庆祝会，当然是站在最后排。庆祝会的主持人带领大家一齐拍手朗诵“对联”时，声明是只有“红五类”出身的才准念。这时会场上一片疯狂的声音“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最后三个字是拉着长腔吼出来的，既有幼稚的霸气，又带着热腾腾火药味。此时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们皆不敢出声，只能以随着节奏拍着手，以表示对“红五类”的恭顺与臣服。

即使在“血统论”最盛行的时候，校园里仍有少数学生敢于批评对联和血统论。例如李建功、胡生、赵秦胜、叶惠中、陈因硕…….。尽管他们当时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的批评只是从政策角度。毕竟在那个愚昧闭塞的年代里，能够有独立的思考和反潮流的勇气，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运动转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批资”），其中包括批判“反动血统论”和“反动对联”。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终于“扬眉吐气”了。我们可以组成战斗队，带上红袖章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当时我们初一五、六班的十几个女孩子成立了“红色接班人”战斗小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为了声明我们从小受的也是革命教育，我们也是红色的）大家选我当组长。我们立即参加了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随即有组织地写大字报和开会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分头撰稿，集中抄写张贴。大字报贴出后得到了不少高年级同学的支持和同情。这时班里的几名原“老兵”前来与我们交流谈心，我们立即恢复了友谊并成为亲密战友。“批资”运动使我对毛主席充满感激，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是革命的，起码是要革命的。谁敢压制我便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您的革命路线，我现在哪儿抬得起头来？我一定珍惜您老人家给我的革命权利，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最最忠实的红小兵！”在当时的一片“造反”“革命”的呼声中，自己心里也躁动着，想尝试一下“造反”的感觉。有一次和几位同学在校园里转着看大字报时，突然看到我们班的两位曾被批评过的老师们正在一间办公室里写大字报。刚下过雨地上有些积水。于是几个孩子就用手捧起水来撒向那纱窗。水通过纱窗撒在了老师们的身上和桌子上。S老师出来抗议说：“你们把水洒在大字报上了，影响别人革命。”我们说：“你们也想革命吗？”就嘻嘻哈哈地一哄而逃了。那感觉像阿Q终于摸了小尼姑的头。其实当时自己也不到十五岁,正是叛逆的年龄。文革初期只有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可以以虐待老师校长来满足这种叛逆心理，而我们的这种心理则一直被压抑着。直到“批资”后个人地位变化终于给自己带来了发泄的机会。不过没过多久就开始军训和复课,“造反”降了温,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恶作剧行为是错误的。几经犹豫，终于走到S老师面前说想和她谈谈。她热情地说“好啊！”。我们绕着大操场散步，我嗫嚅着讲出了那件错事,并检讨了自己的当时的“私心杂念”。S老师爽朗地说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赞扬我“斗私批修”思想有了“飞跃”，感动得我落了泪。

1967年春季中央文革的首长分别在四月三日和四日接见了学生领袖，中学生随即分裂成四三、四四派。[1]101中的四三派组织是“毛泽东主义公社”(简称”公社”，与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简称“老兵“）针锋相对，经常在校园里开展辩论。我们班的四三派成立了“五敢”红卫兵，是“公社”的一支铁杆力量。与我们的对立的是“老兵”在本班的支队，叫做“代代红”借以标榜他们的革命血统。在对待老师和校长的态度上，“公社”的观点是比较温和的。特别是对当时的副校长文方。我记得我还与文方座谈过，还在辩论会上为文方辩护。我们不认为文方是走资派。认为他是可以结合的好干部。这一点与“军训团”和“四四”派有分歧。他们是要坚决打倒文方的。文方在文革后又做了校长，还担任过海淀区教育局局长。

不同派别的学生经常在校园展开激烈的辩论。虽然“血统论”的高峰已过，在辩论时先质问出身仍不失为一个“杀手锏”。毕竟“职员”、“高知”不能作为响亮的回答，有时还会遭到奚落“小职员儿现在还挺狂的啊！”所以每当“老兵”们咄咄逼人地问：“你是什么出身?”时，我们这派的干部子女立即挺身而出把我挡在身后。后来有些“老兵”的父母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其中一名女孩子在辩论中当被人问及父亲的问题时，异常激愤地反问对方：“好哇，你们是不是希望我们干部子弟的家庭都有问题？你们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随即大哭。

1968年前后，16岁的我们开始上山下乡或当兵当工人，对立派的同学从此不相往来。

4.重逢与反思

2005年101中学60周年校庆，已经年过半百的同学们在圆明园欣喜重逢。大家一起吃饭时，我对一位曾经的“老兵”X说：“记得吗？咱俩在宿舍里床挨着床，还合盖过一条被子呢。”没想到她听了只是一个劲地猛喝酒，然后突然大哭起来，一边对我说：“我对不起你！咱们小时候那么好。咱俩还盖过一条被子。在文革中我不该斗你呀！”我忙说“得啦，快别提了，都这么多年啦。再说当时大家都是受害者。。。。。。”她依然大哭不止，说什么都劝不住。这时又有一位前“老兵”Z诚恳地对我说：“其实不光是她，我也一直觉得对你们歉疚。我跟你吵过，骂过你。”事后又有同学发邮件给我表示了歉意。我才知道原来她们三十多年来良心上一直有负担。而作为“受害者”的我反倒早就没有怨恨了。因为我早就意识到，倘若自己也是个革命干部子女，我也会去吹捧“对联”（何况自己也做过对不起老师的事）。这不是某些个人的错误，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愚昧与荒诞。“快放下这负担，开开心心地过晚年吧！”我对同学说。2012年春，原初一五、六班的同学终于重聚一堂，并请来了S、C等老师们，集体庆祝了我们的六十岁生日。至此“老三届”中的“小屁孩儿”全部步入老年。

往事并不如烟。尽管一切个人的是非恩怨都可以放下，对于文革历史的质疑和探究却不该停止。最近读了一些资料,方知“血统论”与“对联”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自1963年以后毛泽东提倡的“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党的“阶级路线”就是其副产品。所谓“阶级路线”就是将青年根据家庭出身被分为三六九等，作为被人事部门和招生、招工单位内部掌控的“身份法”。从那时起绝大多数的“黑五类”出身的青年就被排斥在大学的校门之外。到66年文革中“阶级路线”发展到冲击国旗中的两颗星，即把“工农商学兵”中的商人与学者剔除，只有“工农兵”才是社会主流。在其他中学发生了殴打、游斗示众“狗崽子”的情况。于此同时在学校里揪斗校长老师，社会上在查抄“黑五类”的家，不少人被殴打致死。最甚者是北京郊区的大兴、昌平竟把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满门抄斩。相比之下101中学在“红八月”中真算是很“温和”的了，我个人的经历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有些后怕。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当时这种疯狂野蛮恐怖的气氛，其实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制造出来的，他曾批评阻止了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试图采取措施制止武斗中打死人的建议，故意制造了社会治安的真空。同时中央文革首长们到处讲话对革命小将表示“支持”，令使他们头脑膨胀。这就造成了满城的“红色恐怖”。一大批“成分不好”的平民百姓被推到毫无治安保护的状态，任那些一时被妖魔化了的青少年殴打和宰割。毛泽东在当时不是不了解情况和不知道后果。而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而不惜抛弃千万无辜的生命。[2]几个月后，中央文革领导了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运动，又把血统论和“对联”栽到刘少奇和他在中学生中的“联动分子”身上。例如江青、关锋等先在七月份接见红卫兵时表示支持“对联”，却又在几个月后的“批资”大会上指责“老兵”们“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原来大家都被蒙蔽、利用和抛弃了！有些人先被发动利用，然后被抛弃整肃。另有人先被排斥整肃，然后又被发动利用。到最后几乎人人被骗，个个受害。整个文革中曾有几亿中国人被卷进这场“人整人”的荒诞残酷游戏中，就连十几岁的孩子也被欺哄、利用和毒害–当时的领导者放大并利用了他们身上的顽劣残酷，扭曲泯灭了他们原本的人性，给他们造成了长久乃至终身的创伤和悔恨。

二．“清队运动”——父亲的遭遇

文革中的另一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由毛主席公开“亲自发动”的。那时毛主席经常发表“最新指示”，通常是在晚间播放出来，于是人们就马上欢天喜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喊口号，叫做：“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记得是1967年夏的一个夜晚，我们已经休息了。突然听到校园里一阵喧嚣，起床一问原来是毛突然发出了这样一条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于是同学老师起来游行，在校园周边转了一大圈，喊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一直游行到后半夜才睡觉。谁也没想到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正在向年长的人们张开了巨网。

周五晚上，我忽然感到心神不安，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和悲伤。第二天我惶惶不安地从学校回到京工校园里的家时，发现家里已经乱作一团。表姐告诉我昨天学生造反派组织来抄家，把爸爸带走了，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爸爸昨晚一夜没回家，把妈妈急得到处找人问该怎么办。一位好心的老革命伯伯告诉她，“你不能不找，一定要去找。就去找军训团让他们管。不然叫这群学生把人打死了都没人管。”当时大学里都进驻了“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训团）来领导文化革命。妈妈急忙连夜去找，可是领导们已经下班，只留下值班的小兵不管事。妈妈急得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又急忙去找到军训团的领导。那领导说这是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只能支持。接着背诵了“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条毛主席语录。这时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北工红旗”的高音喇叭响起来：“在露天剧场揪斗历史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妈妈听了反倒松了口气，这至少说明爸爸还活着。

我向露天剧场跑去，一路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许多老教授、老干部被揪了出来。原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下，造反派红卫兵立即接管了大学的人事档案。年轻学生把凡是有“历史问题”记录的人全部当做“历史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斗争。爸爸被画了漫画,名字被打了红叉。我跑到会场，听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被点名，反剪手押上台坐“喷气式”。当念到“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礼”时，父亲被押上台，到台中间被人揪住头发亮一下相，头就被深深地压下去了。当时我只觉得头嗡地一声，几乎站不住了，就靠在身后的一根电杆上。听着人们喊着“打倒反革命分子曹庭礼！”如万箭穿心，看到一片森林般的愤怒拳头仿佛都向我打来，只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爸是历史反革命？我是“黑五类”？天哪，今后我该怎么办？顿时感到天旋地转。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问妈妈：“爸爸真的是历史反革命吗？”妈妈冷静地说:“你爸爸不是反革命。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从没听他说过一句反革命的话，从没见他办过一件反革命的事。一定是搞错了。”妈妈说，爸爸1946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因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曾经到当地“三青团”机关工作过几个月。但是父亲是个政治独立人士，一直在组织上没有加入三青团。几个月后因谋得一个中学教师职位，就离开了这个机关。这个“历史问题”爸爸在参加工作后曾多次向组织交代过，也早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在档案里写的清楚明白的。妈妈虽然身体羸弱多病，在暴风雨面前却是非常的清醒和镇定。“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爸爸的问题将来一定会查清楚。”妈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于是我和妈妈紧紧拥抱在一起地期待着未来。爸爸被集中住在“牛棚”里。每天在校园里拔草、扫马路、烧锅炉。背后缝着一大块白布，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曹庭礼”，名字上还被画了红叉。我曾去给爸爸的“牛棚”送过东西。那是在一间大教室，水泥地上铺着些稻草。”牛鬼蛇神”们--很多是我认识的伯伯叔叔--依次把被褥铺在稻草上。他们的背后全缝着大白布，个个垂着头回避着所有人的目光。

当时我家里住着从四川南充来的两位表姐，她们是由舅舅舅妈送到我家来躲避四川的武斗的。舅舅已经寄来路费让她们回去。这钱在造反派抄家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拿走了。表姐们没钱回家了，我家又不适合长住，妈妈只好四下借钱给她们凑路费。表姐们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了这件事，当时十五岁的我脑门一热，就和两个表姐一起去找造反派要他们把路费还给表姐们。我的幼稚冲动闯下了大祸。造反派硬说我们是来“反攻倒算”的，用梭镖抵着我们的胸口把我们赶走了。然后把父亲从家里叫去毒打了一顿。父亲回来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后背上还有个大脚印。这个情形令我又怕又悔恨，一个人躲到阳台上哭，甚至连跳下去的心都有了。妈妈先和蔼地安慰着爸爸，给爸爸扫去身上的尘土和背后的脚印。又到阳台上安慰我说：“小培，你看到别人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急得直哭吗？别急，早晚党会给爸爸落实政策的。”妈妈一句都没有埋怨我。事后我才知道，爸爸被他们关在一间教室里“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派踩在爸爸身上，一定要他承认是唆使子女反攻倒算。父亲被踩得喘不上气来，只能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呵呵声。幸好隔壁有几个女同学曾经是父亲的学生，她们过来劝了几句爸爸才被放开。我做的这件傻事竟差点要了老爸的命，每次想起来都会感到对父亲的无限愧疚。

年仅十岁的小弟在小学被拒绝参加“红小兵”。一脸委屈地问我：“姐姐，咱们不是自来红,那我们是什么？是自来粉？还是自来白？”我不知如何回答。小学停课了。他无事可做就与另一个小朋友去逛新华书店，突然有一个成人手里拿着一本红旗杂志社论的单行本，一把揪住弟弟的脖领子吼道“偷书了！”立即有一群人围攻小弟。质问他是什么出身，骂他是“小偷”、“小流氓”,非要逼着他承认自己偷了那小册子。吓得小弟除了抹眼泪什么也说不出来。另外一个小朋友见状赶快跑回家去叫妈妈。妈妈赶来看了一眼那“赃物”，漫不经心地说：“家里这种书多了，他根本就不看！”拉着小弟就回家了。后来妈妈再也没提过这件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已经去世的母亲黄孝恂。虽然她当时作为中学二级教师和“北京市劳动模范”所受到的压力也很大，但是她从未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惊慌、恐惧和烦恼，反而总是以一贯的淡定从容、温和乐观的态度宽慰着大人孩子。有一次蓬头垢面的爸爸从劳改队暂时回家，在那个年月里他的眉头总是皱着，头总是低着。妈妈一面轻轻地用手拂去爸爸肩上的尘土，一面温柔地讲着安慰的话。她那从容不迫的微笑和若无其事的语调我至今记忆犹新。文革中曾有许多家庭因政治压力而破碎，我们全家能够安然度过那场灾难，都亏得我们有一位善良无私、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作靠山。

遵照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1972年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牛棚”里的人们立即成为教学骨干。他们不仅毫无怨艾、而且还感激涕零，拼命工作。他们当时只能使用前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而且大部分时间还要参加体力劳动和带学生下厂实习。爸爸搞化学成癖，一边继续烧着锅炉，一边研究着锅炉去碱问题。有空就去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书。所幸在那里还可以看到国外出版的英文书籍，据说当时全国仅此一处。爸爸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当时国内使用的教材已经比国外落后了不知多少年，许多新的科研成果他都不知道。直到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外的教材才被翻译使用。作为当时少数精通英文又年富力强的教师，爸爸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峰。他开讲“无机化学”课程时，一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挤满了饥渴的学生，连地板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由于没有麦克风，爸爸讲课像是大喊大叫。妈妈说他那是在“过瘾”。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组成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运动”冲击了不同的人群，至今留下了许多诡异迷离的历史谜团和难以忘怀的创伤悲剧。我一直不明白毛主席发动那场“清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因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当时有“剥削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要翻天。何况当时被整的人们后来百分之百地都被平反了。这场把人折腾的死去活来的运动目的究竟何在呢？后来看了些资料，方知有一种政治手段叫做“制造敌人”。也就是领导者通过制造“假想敌”以达到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制造专政的理由和动员国民响应和服从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既“造神”又“造敌”的运动。“造神”与“造敌”是“辩证的对立统一”。至于多少无辜人民被冤枉成敌,惨遭迫害，当时的领导者根本不需要去考虑。

如今来看，我家还算是很侥幸的。虽然在文革中大人孩子都受过伤害，毕竟都平安地活了下来。有很多人家破人亡，很多孩子被刺激得精神出了问题。我有个写得一手漂亮字的15岁的表哥，由于目睹了他的父母（即我的亲姑父与姑姑，当时是某厂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在文革被揪斗游街殴打而患上精神分裂症，至今仍生活在精神病院里。我家楼下有个人见人爱的六岁男孩小驹子，在文革中曾被父母送回老家避乱。不想他被人从奶奶的怀抱中强拉出来后，又亲眼见了奶奶作为地主婆被乡里人游斗殴打，从此就患上了痴呆症，以至于后来不能上学成了废人，至今晃着一米八的大个子在校园里徘徊，人们只能投去惋惜的目光。类似这样的惨事在无数家庭与亲友之间发生过。至于那些死于非命的亡灵、家破人亡的悲剧则多达几百万。

忆昔抚今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分明是成人之间的斗争为什么要利用未成年人（红卫兵）呢？分明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株连平民呢？无论当时领导人的政治意图是什么，说到底这反映出在一个没有宪政、没有法治的社会中个人操权的任意与无节制，权力更迭的无规则与残暴，以及人民生命和尊严的无保障，这是不该被淹没的历史事实。而一个社会在牢固地建立起了宪政与法治制度之前，这种潜在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希望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都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1]关于中央首长在1967年四月三日和四日接见学生领袖的详情请参看胡生的文章：

[2]参见孙言诚：“血统论与大兴八三一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