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的传染病

来源：微信 民间评论 2017-07-31

苏联曾经长期盛行个人崇拜，人们对领袖人物的无耻颂扬始于斯大林时期。20世纪20年代，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相继被击败后，斯大林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得以确立。随后，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起来。

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50岁寿辰，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把斯大林吹捧为“列宁的唯一助手”，“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活着的列宁”。1934年，《真理报》在当年第一期上用两版篇幅刊发了前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拉狄克撰写的长篇文章，文中称颂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前反对派代表人物尚且能够改变立场，转而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其他人的表现就可想而知了。

1934年1月底2月初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联共（布）中央各主要领导纷纷发言，称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此间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发言时指出，要将斯大林讲话中的一切建议和考虑作为我们的法律。古比雪夫在会上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更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卡冈诺维奇甚至当着斯大林的面说，“列宁又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说列宁、列宁主义，应当用斯大林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联共（布）十七大通过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以后，苏联各地党政领导人不是在讲话中称颂斯大林，就是在发表的文章中吹捧斯大林，称之为“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永远不犯错误的理论家”，等等。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该书被誉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被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1950年，苏联大张旗鼓地出版《斯大林传略》一书，更是不遗余力地颂扬斯大林，甚至把他的错误说成是“英明”、“伟大”的功绩。

与此同时，苏联各地几乎每个城镇的广场和公共建筑物内到处都树立起斯大林的全身或者半身塑像。1951年7月，斯大林以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立斯大林的大型纪念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股风气一直蔓延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才得以暂时平息。

可是，以反对个人迷信著称的赫鲁晓夫大权独揽以后，“个人迷信重新复活”。他越来越丧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谦虚品德，喜欢别人拍马，甚至肆无忌惮地鼓动别人吹捧他。他逐渐地越来越强烈地期望能够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那些对他阿谀奉承的人也是不遗余力地每天不是发表他的冗长讲话，就是大量刊登有关他的新闻图片。

1964年4月17日，苏联为赫鲁晓夫举行隆重的70寿辰庆典。苏共中央在贺词中说：“在尼·谢·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使我国的经济、国防和思想政治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苏联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赫鲁晓夫的大幅照片。莫斯科列宁格勒大街的建筑物上也用金属构件架起赫鲁晓夫举手致意的全身画像。莫斯科政治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赫鲁晓夫的言论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当天，赫鲁晓夫70寿辰庆典从早晨开始。上午9时，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来到列宁山上的赫鲁晓夫寓所，勃列日涅夫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身份宣读了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集体签名的贺信，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意”，并说第一书记才度过了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希望他起码再活70年”，“也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下午，正式庆祝典礼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许多外宾参加，勃列日涅夫代表苏联党和政府给赫鲁晓夫颁发第四枚金星勋章，并亲吻了他三次。晚上，盛大的招待会把整个庆典活动推向高潮。赫鲁晓夫虽然曾经强烈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但是并不反对、甚至竭力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也像其两位前任一样大搞个人迷信，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不仅得到苏联党、政、军的最高头衔，还获得比其他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要多的奖赏和荣誉。

1973年4月，他获得列宁和平奖，还获得两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和7枚列宁勋章。1976年5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1月，关于勃列日涅夫生平的大型文献传记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在全国上映。影片从勃列日涅夫年轻时期在德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活动开始，一直拍到他在苏共二十五大上作报告。内容除了反映他的党务、国务活动外，还有他的生活，包括狩猎、与孙子散步和观看体育比赛等。同年底，勃列日涅夫70诞辰时，苏联掀起了颂扬他的高潮。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为他开辟了7天的专栏，刊登庆贺文章。有的文章甚至说：“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勃列日涅夫欣然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歌功颂德，甚至公然自称：“我就是沙皇。”

1978年以勃列日涅夫个人名义发表的《小地》、《复兴》、《垦荒地》等三本小册子——苏联卫国战争回忆录获得列宁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格·马尔科夫在授奖仪式上说：这些著作在苏联国内的影响和对读者群众的教育作用方面是“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苏联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进行了相关报道。1978年11月12日出版的《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民到处都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为此，该书一版再版，发行量大得让人吃惊，截至1981年底，共印刷1960次，平均每两个苏联人手头就有一册。然而，就是这三本作品，竟然都是由他人代劳的赝品，其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1981年2月苏共二十六大时：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过程中，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这种“盛况”已经超过了斯大林时期。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为了制造对他的新的个人迷信，真是费尽了心机。

个人迷信作为一种畸形的精神现象在苏联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及社会原因。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俄国有崇尚皇权的历史传统。

皇权主义是俄国的传统。俄国不仅崇拜皇权，而且推崇极权制。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强有力的极权君主一直被俄国社会奉为圣明。强有力的个人极权君主，在历史上曾经为俄罗斯的政治疆域扩张和社会进步发挥过重要作用，俄罗斯社会的强国追求又一贯把强有力的极权君主作为民族的象征。这样，皇权崇拜又和强国追求融合在一起，皇权崇拜成为强国追求的支点。

其次，个人崇拜是领袖集权的产物。

历史传统的存在，并不注定苏联就要泛滥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盛行一直蔓延至80年代初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集权模式以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长期实行个人专权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权威，最高领导人极易自觉接受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皇权崇拜思想。

第三，干部任用制度存在缺陷所致。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人理应该由民主选举产生。但是，苏联却长期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命（委任）制，民主制度很不健全。由于上级领导的个人意见（好恶）在人事安排上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久而久之便把整个干部队伍的视线都引向了上级。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一些人采取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为人处事态度便成为逻辑必然。

第四，政治高压政策导致的结果。

众所周知，苏联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斯大林时期政治高压案例接二连三发生，如大清洗运动、列宁格勒案件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击迫害运动等。在长期实行高压政策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在暴政或专制面前沉默；另外一些人，则反过来以吹捧、赞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能事，“心甘情愿”地充当其“马屁精”与“应声虫”以自保。

最后，领导人乐于接受个人崇拜。

尽管有上述诸多导致个人崇拜产生的客观因素，但是如果领导人主观上坚决反对并且自觉抵制这种风气，那么个人崇拜之风也是不可能盛行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无一例外，都喜欢别人对自己肆无忌惮的赞扬与吹捧。即使吹捧者“言不由衷”或“口是心非”，被吹捧者也从不拒绝。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苏联一再上演“荒诞可耻的（个人崇拜）戏”，绝不是偶然的，其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分析认为：个人崇拜之风长期盛行，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苏共）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而且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

 

前苏联的公仆

来源：微信 民间评论 2017-07-19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描述了一路的见闻。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罗兰惊诧地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他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

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被安排”的幸福生活

特权阶层的产生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职等级名录制度。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制度，这个决议规定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资格。第1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第2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第3号官职等级名录，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

如果你有幸成为名录中的一员，你就“被安排”了，可以享有特权阶层的生活。

如果你暂且还不在名录，那你就得想想法子了。

到1924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领导干部总数为13163人。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州的领导干部为1066人。不过，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最重要的职位才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

官职等级名录包括了最重要的岗位和职务，而候选人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的，解除职务也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处在这个权力金字塔尖的是斯大林。

权力不断集中。联盟的部级单位后来达到了160个，被看作是法律的各行政部门的大小命令法规达到20多万种，1000多万条，差不多可以说连小便的动作也有规定了。行政命令体制加强，但缺乏民主监督机制，这必然令国家机构臃肿，官僚作风大增。到1985年，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副部长达到800多人，一个普通文件的审批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

官职等级名录，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名词，有幸列入其中的苏共领导干部逐渐转化为“红色贵族”——拥有个人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的特殊社会集团。

特定工资和“钱袋”制度斯大林时代，苏共高级干部阶层的一项重要特权就是特定工资制。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

这个特定工资额后来又有增加。但这个增加额部分没有列入工资单，是用封着口的小纸袋同工资一起发放。这就是苏共历史上所谓的“钱袋”制度。

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有过多次谈话，其中谈到过工资和“钱袋”问题。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钱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各级官员，每月金额一般根据职务从几百卢布到几万卢布之间（1960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卢布与新卢布比价为10：1）。这些钱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领取“信封”的人根据规定必须严守秘密，透露消息者要遭到严厉处罚。扣除通货膨胀及币制因素，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大约为2000新卢布（约合3500美元），相当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月工资的两倍。而斯大林时代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美元，戈尔巴乔夫时代为6800美元。

赫鲁晓夫否定了斯大林，决心在干部特权制度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他大力推行领导干部轮换制度，并减少了高官薪金。苏方曾于1957年2月向中国驻苏使馆通报说：苏联将从1957年3月1日起降低高干工资。规定政府部长每月工资最高为8000卢布(旧卢布，下同)，副部长7000卢布，部务委员4700卢布，司长4500卢布，副司长3000-4000卢布。党中央各部领导人工资也减低，但比政府部门要高。这次降工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为15000卢布，现降为5000卢布。而当时工人最低工资只有300-350卢布，即使高官降薪后其收入与普通民众相比也相差悬殊。

赫鲁晓夫的改革很不成功，结果把自己的政治命运玩丢了。

那些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官们，支持罢黜赫鲁晓夫，捧勃列日涅夫上台。勃列日涅夫马上否定了赫鲁晓夫，他采取了完全依靠特权阶层的办法，强调领导干部的继承性，改变了领导干部轮换制度，不但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特权，还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权。

据现今可见资料，前苏联高层领导在物质生活上绝对是“享有一切”，他们与平民的工资差能够达到50倍以上，任何一位机关领导干部每月还能拿到高于工资一倍以上的补贴，职位越高补贴就越多。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共政治局的成员已经达到了“各取所需”的程度。

“小白桦商店”：领导干部的特别供给

上个世纪70年代，前苏联首都莫斯科。每逢周末，在距克里姆林宫不远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就呈现出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观：擦得锃亮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排成两行，发动机突突地响着，司机们眼睛盯着反光镜，不顾规定和警察的警告，满不在乎地把车子随意停放。他们只是一个劲盯着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楼的入口处。

这幢土黄色的大楼，窗户是不透明的。门口有一块牌子说明：1919年，列宁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另一块牌子上写着：“领证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这里领到证件，只有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拎着大提包，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都是苏联上层人士，他们来到这座没有任何招牌只有持特殊证件才可进入的商店里选购东西。

无数个这样的秘密商店为苏联上层社会服务，为“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们服务。上层人士可以在这些特殊商店里购买苏联国内稀缺食品，如鱼子酱、蝗鱼、鲑鱼和出口伏特加，以及“资产阶级的”享乐用品，如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法国香水、德国晶体管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

这就是被莫斯科普通市民所艳羡的“小白桦商店”。

在莫斯科最大的国营商店“古姆”的三层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个“100号分店”，也是专为上层人士设立的。在军人商店的地下室有一个只为军官服务的秘密商店。特殊裁缝店、特殊理发店、洗衣店、化学洗染店等专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各种商店以及食品店遍布莫斯科，约有100处之多。

苏联一位记者指出：“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这就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所享有的特供。为了维系这种特殊待遇，他们毫不考虑代价。

前苏联著名的“首都”牌伏特加酒，就是在处于德军围困，粮食极度匮乏的列宁格勒生产出来的。

1942年德国军队将列宁格勒围得铁桶一般，居民饥寒交迫，饿得连路都走不动，被称为“活的幽灵”。与此同时，列宁格勒著名的酿酒师斯维德利在酒厂的实验室挥汗如雨，他在完成上级的秘密指示：酿造“首都”牌伏特加酒。

宝贵的粮食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佳酿——这不是什么战胜法西斯的秘密武器，而是供军队高级干部和市委领导人享用的“特供品”。

如果这些粮食节省下来，不知可以救活多少市民的生命。

按官级高低享受特殊待遇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

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从斯大林本人到集体农庄主席，按照级别享受这些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所的大量路费、补助、‘医疗费’，阔气的狩猎、不用排队就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70年代后，苏联的特权阶层变得更加庞大。

对特权阶层的供应是分级别的。最高级别的当然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们，这些人都享有“克里姆林宫份额”，能得到许多免费的供应。在莫斯科，有专门为1930年以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设立的配售店，有专门为元帅和将军们设立的配售店，也有为著名学者、宇航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企事业单位领导设立的廉价配售店……这些按级别设立的商店比普通商店货物齐全，物美价廉。另外还有特殊服装店、特殊理发店、特殊食品店等等为特权阶层提供供应和服务。如莫斯科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设置的内部商店，专门向高级干部们供应紧俏商品；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有一个编号为200的内部销售部，只有政府的副部长、州委书记、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以上以及苏维埃机关的高级官员可以在这里购买商品；而中央百货商店的45号售货部是为较低级别的官员购物设立的。许多的政府机关发放给官员们“特殊配给卡”，这种卡既是出入特殊商店的凭证，同时卡上标明可以购买东西的金额，级别越高的人可购买商品的金额越多。此外，“小白桦”商店出售廉价的进口货和社会上稀缺的商品，只有持“卢布证券”的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商品。所谓卢布证券是指用外汇换来的特殊卢布，有门路的官员、外交官、记者等才能经常弄到卢布证券。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且有等级之分。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利加乔夫回忆道：1983年，当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遭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这位刚刚提拔的高级干部不禁为这种说法瞠目结舌。

世外桃源般的贵族别墅生活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

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普通人与高官之间“天壤之别的生活”法国另一位大作家安德烈·纪德于1936年访苏归来后，写下了《从苏联归来》，深刻地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

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待遇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在高层人士的“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棒鸡以及诸如此类。”而下层人士的境况又是如何呢？“在阿赫特伦路上有一奇观：女人们手拿一块垫着草的生肉站在那儿，向过路人兜售，有的则拿鸡或类似的东西，她们是没有执照的摊贩，她们没有钱付摊位费，也没有时间排队等着租一天或一周的摊位，当执勤人员出现时，他们拿起东西就跑。”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苏呼米附近有一家高官招待客人的西诺卜旅馆，纪德认为它完全可以与法国最美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在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专门为旅馆提供食品。但是跨过那条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看到了一排低矮简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多，宽二米多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顿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赚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起的。他们除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纪德不无挖苦地写道：“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中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虽然当时苏联到处宣传人民之间平等，革命同志之间友谊深厚，同甘苦共患难，同富贵共享乐，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