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因原稿超长，对文字做了删节和编辑。】

下面的叙述，以事实为根据，以真实性为铁定准则，我的行文平铺直叙，不追求文采，我只是要忠实地还原那段历史，别无计较。正因如此，文中所有主要当事人的名字，一概不予隐蔽，所述内容及相关人事在南京市公安局所存档案中均有据可查。

先自报家门：方子奋，男，1941年5月24日出生，现年65岁(2006年，编者注)，高级工程师职称，2001年退休在家。

文革期间，本人是南京市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案"、"李立荣案"的要犯，同时又与"张明才案"、"曹汉华案"（曹案由江苏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有重大牵连。上述四案的首犯张稼山、李立荣及其母亲林舜英、曹汉华等四人都是本人好友，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全部遭处决。我本人则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9年9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确定本案及上述各案全部为"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本案平反判决的内容是"经查，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我的前后两份判决书原件存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号分别是"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87号"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87号"。

由于当时本人涉及几个"现反"大案，有关本人的档案材料，估计有200万字之多，1979年复查时，办案人员捧出厚厚一摞档案，叠起来竟有热水瓶那么高。其中除本人的材料外，还包括大量"同案犯"的材料，可见本人案情之"复杂"、同案犯之"众多"。

这里主要说的是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所谓"反革命世家"，是指上辈人为"历史反革命"、子女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在南京白下区慧园里有一栋破旧的小楼房，门牌是6号，住着一户李姓人家。户主李剑文于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出身的缘故，无法在城市就业，18岁那年去了南京东流农场当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刘长兴面馆旁边的一家早餐店里做大饼、炸油条，次女在锉刀厂当工人，幼女读中学。李家还有个大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这家人在林舜英的管理下，老老实实做人，日子过得倒也平平常常。

去台湾的李剑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与另外三个同窗好友一起回国。这四个留学生同学当中，李剑文等二人因亲戚关系（李剑文是李宗仁的远房堂弟）去了桂系部队，另两位则参加了共产党。李剑文到李宗仁麾下后，历任安徽无为县县长、凤阳县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政声极好。他同情共产党，利用职务帮助过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为此，抗战前夕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列入处决名单。亏得一位热心朋友将消息迅疾告知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位于南京棉鞋营的李宗仁公馆面见李宗仁，恳请搭救。李宗仁碍于同乡情面，又是宗族兄弟，遂派程思远携手谕星夜赴合肥，将李剑文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参事类的闲职。

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五子女及保姆，收拾细软匆匆举家南逃。一家人历经艰辛逃到广西境内，挥师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已先于李家攻陷两广。李剑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决定先回南京再说。孰料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小儿子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全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会合后，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旧居。家庭最初的日子主要是靠过去的积蓄同时变卖首饰来维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前夕，李剑文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朋友向他透露了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内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当时李已知他是中共特务，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这个朋友交情，并在暗中帮忙。如今改朝换代，朋友虽然在上海市军管会身居要职，却也能念及旧情，关键时刻把这个绝密的消息捅给了李剑文，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剑文得讯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匆匆作别，在军管会朋友的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躲过一劫。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南京一别，不仅从此天各一方，还永诀了爱妻和次子！38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６号那幢老楼里，我与老人两度促膝长谈，谈及往事，李老先生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李剑文之发妻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出身，秀外慧中，温婉贤惠。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即与李剑文结为夫妇，婚后相夫教子，持家主内，堪称李剑文的贤内助。自丈夫去台后，仅靠一点为数不多的旧日积蓄维持全家生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汇寄一些钱款以助妻儿度日。

反右前的1957年早春，我国政治环境有个相对宽松的时期，若干年后我们才知这是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短暂平静。林舜英同香港的亲友商定，准备举家赴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当时全家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买好，只等出发了。谁知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再三考虑后，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是舍不得把已经参军的大女儿一人留在大陆？还是出于对这幢寓居多年老楼的眷恋？或是由于一个谨慎胆怯妇女对未卜之途产生了不安？如今我们再作任何猜测都已毫无意义。

到了1960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这次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请求。那年，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都被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面对这个法力无边的逻辑，作为一个弱女人的她，除了后悔还是后悔。为了生计，她进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一家人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二儿子李立荣。李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了学徒。由于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以后就算下班了。这就给平时既好读书、又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到他的兴趣王国里遨游。大量的阅读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视野。文革前，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大学教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真知灼见，每每给初次结识他的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李立荣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又多了一批琴友。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他与朋友经常一起聚会，谈文学艺术之余，难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难免对现状流露出不满，尤其是对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反感。这些人中，李立荣算最锋芒毕露的一个。

1965年，一个与李立荣过从甚密的朋友Z，因为与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这使得李立荣受到了牵连，南京市公安局某处一位警官曾找他谈过两次话，在讯问了与这位朋友的关系后对他进行了"训诫"，声称以后还会找他。不久文革开始，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小提琴，与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我们国家一度上映过相当数量的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李立荣看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后来，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动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那种无奈的表面平静下，他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场铺天盖地的血腥风暴已在天边隐现，巨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们。1966年的八、九月份，全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红卫兵小将惠顾。好在家中只有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除了沙发被小将用刀划出几道大口子，检查是否内藏电台，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其后的造反派忙于争权、派性恶斗，倒使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可以完全置身事外而暂时平安无事，这种日子维持了一年多。南京"革命大联委"（双方造反派及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成立了一个革命样板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其中的一名小提琴手。这个剧组在1967年和1968年很有名气，除在南京市演出，还多次应邀赴武汉等地巡回演出。后来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陶葆贞，当年就在剧组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剧组总共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应该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不仅每天可与音乐作伴，更迸发出了神奇的青春光芒--从天而降的爱情。

前线歌舞团一位女歌唱演员T进入了李立荣的生活，从相识、相熟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的关系很快到了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一次T姑娘，她不仅貌美、清纯、楚楚动人，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将近一个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回头看他们时，夕阳的余辉中这对相偎的恋人还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动笔写此文前，为落实细节，我拜访了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提及李立荣当年的恋爱，我们都老泪纵横、哽咽难言。

时间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实行了军管，全国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从运动的冠名也许会理解为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但这次"清理阶级队伍"在实际运作中是：非我族类即"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即"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

到了"一打三反"阶段，李家的真正厄运开始了。

由于本人案情与李氏母子的案情紧密交织在一起，在此必须先将我个人的来龙去脉扼要地交代一下。我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参加过有名的"二七"大罢工，还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的纠察队成员。1949年后却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我父亲跌伤右腿，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妹嗷嗷待哺。奶粉奶糕，那是绝不敢想的奢侈品。当时我们全家人的主食是40%玉米面掺以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玉米面豆渣饼用嘴嚼碎后喂我小妹妹。这个才四个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追求资产阶级物质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绝这种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母亲搂着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清晨，一位邻居借了五角钱给我们，父亲用来买了一只草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乱坟岗。小妹妹死时我14岁，上初中二年级。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吧，从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么"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

1955年，大概是由于家庭出身好的缘故，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读书（军工院校），学的是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们校长缪忍安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帐。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后，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张贴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还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就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是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倒了霉。其中七八个最积极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校长先生，在十余天后就把"绝不秋后算帐"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行来。

运动前期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我倒也安然无事。谁知临近运动尾声，在一次班级会上我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在那次班级会议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已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秋后算帐，现在还没有到秋后，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帐？今天回想起来，"性格即命运"真是至理名言啊！我这人自少年时代起就有好出风头、喜欢逞能的恶癖，自以为读了几本书，一有适当场合，总要不失时机地卖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当时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完，不假思索地接过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古今战术实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讨论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占了。我只顾卖弄，图了一时嘴巴痛快，哪知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学校党委办公室。党委反右办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云云。后来，多亏班上团支书、领导小组组长等几位老大哥老大姐（注：我在班上最小，17岁，按现在的法律用语，还属于"限制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暗中庇护，开了几次对我的批判会后，小骂大帮忙地做了一个结论，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场问题"、"胡说八道，有口无心"等等。最后党委以"该生一贯表现不好，在反右斗争中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应严处，姑念年龄尚轻，现给予教育帮助机会"为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从此这口"黑锅"在我的档案里"背"了22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随着后来的"现行反革命罪"平反撤销。

我背着黑锅1960年从学校毕了业，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上是机械制图教师，却没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了我有"右派言论",虽无"右派分子"职称，毕竟有个"警告"，于是把我和那些有"正式职称"的右派教师"合并同类项"，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我当时还天真地以为这样倒安全了--大家都到这地步了，总该有个相互同情照顾，至少会"同病相怜"吧？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时更是争先恐后，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相互揭批，"火力"甚至比革命群众批判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的讲话，经他们"上纲上线"整理成材料密报党委，惊动了党委书记魏某。这位魏书记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创建不久，书记大人主政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在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后，顿时引起了他极大兴趣。正愁暂时没有合适的"靶子"，现在有了现成的"猎物"，岂能轻易错过？当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安排。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了系统的揭发批判。在对我的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那种大义凛然、嫉恶如仇的批判发言，真使我目瞪口呆，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左派啊！我还真得谢谢他们，从他们揭发我的"反动言论"里看清了这些告密者的丑恶嘴脸。30多年后，当我从张贤亮的名作《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一语时，不禁拍案叫绝，这亇张贤亮，简直把话说绝透了！

约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起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后来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起来："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分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这两位来后，我才知道学校已将我的"反动言论"材料报到了浙江省公安厅，并两次要求送我去劳动教养。而公安厅倒挺慎重，经过反复审核最终未予批准。到了1980年代后，不少在前半生吃尽政治运动苦头又经过牢狱之灾的朋友在"忆苦"时，往往以"洪洞县里无好人"对共产党干部"一言以蔽之"，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年，那两位公安厅人如果在学校送我劳动教养的报告上大笔一挥，再盖个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尤其那位络腮胡大个子的出门踅回，更属多此一举。凡此种种，包括后来我在劳改期间同劳改队干部的接触，即使作为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我也还能在专政者的身上体味到一些残存的人性。

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决定辞职回南京。当机立断，主意打定后的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我自动辞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狠狠的揍了一个郑姓老右派一顿。这位郑右兄原系XX机械学院的副教授，年龄已近"知天命"。在反右斗争中，大概也是口没遮拦地向领导提了一通意见，最后成了右派。有次我和他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扯过到处饿死人的事。及至开我批判会时，他为了好好表现表现，竟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说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我"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有我们两人，而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我倒霉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当他鼻青眼肿"状告"到保卫处后，保卫处大概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结果不了了之。这位郑兄倘若还健在，我还是愿意当面向他道个歉。无论如何，"君子动口不动手"，且从法律角度我也侵犯人权了。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

1961年秋，我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工资不是很高，16元。两年之后，据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的工资调高到每月19元。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一派无序状态。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更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1967到1968年期间，我还积极投身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不过动机不太纯，主要是贪婪邀请单位的饭菜香烟招待，每到一处画画，明明十天可完工，我要拖一倍以上时间。那一年多里，我和我的小助手栗某两人吃的红光满面。后来在我被抓后，有革命群众揭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这条极为严重的罪状最后居然没写进判决书？

就在那年秋天，我认识了李立荣。是年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其中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干车工的李蔚荣，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认识李立荣，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初次在李家见到李立荣并与之交谈，我就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征服。他关于政治、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使我既佩服又吃惊，他表露出的真诚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农场埋了五年，每天与黄土为伴，同阶级斗争打交道，现在陡然在面前出现一个倍感亲切的知音，原来那颗冷漠孤寂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暖。当我们谈到凌晨一点握手告别时，我哭了。相见恨晚，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从认识他开始到1968年夏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欢乐和忧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对他的情谊，绝不亚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却丝毫未能动摇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关心。在我出事之后，我根据办案人员的口气和种种迹象证实，他把我们之间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事情最后带到了刑场，带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后稍微供出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1968年春末夏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后，李立荣从他单位朋友处打探到一个消息：大饼店的上级革委会正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办他的个人专题"学习班"。1968年6月1日，我和他一同到建邺路小学，看一位朋友W的批斗会。在会上有人揭发W和李立荣关系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荣谈过哪些反动言论。W因为态度不好，会后即被关进南京建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李立荣说他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我也表示了忧虑。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帮他回忆同哪些人说过什么话，有无涉及政治、尤其是"矛头直指"的言论，同时商量万一我们都被隔离审查，如何应对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是"订立攻守同盟"。

1968年6月20日，李立荣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将被隔离审查。那天我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一切做了各种估计，并作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分析，他和我，以及我们一班朋友之间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谈论时政，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行为议论和不满，还有过对当局几个最高领导人的不恭之辞。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落实到人头上，判个几年徒刑恐怕难免。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凭这些言论会掉脑袋。那天临别前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并希望我帮助他照顾母亲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楼，在楼梯口我们拥抱、挥泪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立荣被隔离审查，下午被关进设在太平路杨公井清真寺内的白下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此机构名义上是"群众专政"，实为公检法军管会的"编外看守所"，关押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不安分守己的"四类分子"；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有不满言论的"思想反动"者；投机倒把分子（即后来的"个体户"）；"乱搞男女关系"的；拒不下放插队的以及小偷小摸者。"看守"则由各工矿企业选出的"思想觉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当，每批干半个月，再轮换--这有点类似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民众法庭"。

8月上旬传来一条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员学校大礼堂召开全白下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大会"。这天下午我早早去了会场。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李立荣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言论，除点了"文革"前已被判刑五年的Z的名外，只是笼统地说"李立荣和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臭气相投，来往密切，一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但并未提及具体人名。批斗无限上纲夸张的同时，对肉体也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从李立荣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人被架成"喷气式飞机"，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在他抬头的瞬间，我看见那张苍白的脸，嘴紧抿着，两眼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喊口号："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震耳欲聋。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会场上随即爆发"杀！""杀！""杀！"的声浪。

下午四点半钟，批斗大会结束。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李立荣继续架成"喷气式"，颈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二尺多长的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由海校出发经白下路走向大行宫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把沥青路面都晒化了。被架成"喷气式"的李立荣艰难的一步步挪动着双脚，头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颈上挂的木头牌子时时擦着地面。从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着自行车夹在围观人群里伴随着他。途中有几次他趁揪他头发的人换手的间隙略微抬头看见了我，我马上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紧贴胸口的手势（源自一部苏联影片，表示忠诚），他看见了--从他嘴角漾起的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从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进清真寺大门时押送人松开手，他直起了腰。这时他猛然回头，正好跟五米开外的我四目相对。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大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把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笑容给了我，这个笑容永远镌刻在我心中。

去年（2005）8月的一天，途经白下路海校门口时，车窗外的阳光触动了我的下意识，我叫立即停车，让出租司机丢下我开走。我从海校沿当年李立荣走过的路线一步步走到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早就灰飞烟灭了，那座清真寺恢复了原貌，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进出出。没有人记得当年的一幕了。这同样的炎夏烈日，同样的天空和街道，37年前，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带着他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愿望，被人架着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批斗大会当晚，李立荣被转押至白下区公安局看守所。按当时说法这叫"升级"。自从李立荣被隔离后，他母亲林舜英终日思念儿子，也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李立荣"升级"后，她更是寝食难安，终日以泪洗面。我一般两三天去她家看一次，既是守信践约去安慰李立荣的母亲，也是想探知他更多的消息。

1969年，就在这年的春节期间，出现了新情况。腊月二十八晚上，一个自称姓陈的人悄然去了慧园里６号李家。见到林舜英和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后，陈某说自己前段时间一直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里，而且睡在李立荣紧侧，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就在他释放前夕，李立荣特意托他带口信回来，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望母亲和兄妹不要担心。他最不放心的是几个好朋友在外面有没有麻烦。另外陈某还重点表示，李立荣嘱托，他必须要同老方和曹汉华见一次面，有些事要当面谈谈。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三人一起分析，林舜英的意思是他儿子又没犯什么大法，这个姓陈的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会不会是公安局派来套我们话的？还是不要没事找事，叫我和曹汉华别去见他为好。李蔚荣也认为不必去接触这个人，免得节外生枝。

提到曹汉华，现在简要介绍一下他的情况。我认识曹汉华在1967年，在我之前李立荣和他已是知已好友，曹在无锡市第二制药厂当工人。曹汉华喜欢弹吉他，爱好古典音乐，读过很多书。为人极其敦厚善良，且仗义疏财非常讲交情。1967年经李立荣介绍和我认识，成为至交。共同的文艺爱好，共同的政治见解，我一直把曹汉华视为我的知音。尽管我认识他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他在我心里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就在我被捕判刑不久，曹汉华被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残酷杀害。1970年冬我从南京第十一劳改队押往无锡建华监狱集训，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吕姓刑事犯，他在看守所和曹汉华关在一起，并且在同一个公判大会上宣判。多亏这位吕姓难友，让我多少了解了一点曹汉华的最后情况。曹在被捕后，面对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开过口，按现在的法律用语是'零口供'。恼羞成怒的审讯人员使尽了招数，最后竟用铁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齿，也未能使他屈服。在"公判大会"宣判他死刑后，他强行挣扎着猛的把头前倾再迅速后仰，使得身后抽住犯人颈上绳圈的警察猝不及防，让曹汉华松了口气，就在这个刹那瞬间，曹汉华用他最后的一口气喷发出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打倒XXX！""打倒XXX！"1969年大年初一，曹汉华从无锡回南京。见面时我把李立荣从看守所托人带信，以及来人一定要同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了他。同我一样，他也认为应该见见那个姓陈的。年初三，我和曹汉华一道与陈某在朱雀路与健康路交界处一座银行大楼旁见了面。这个姓陈的大约四十七八岁，瘦瘦的，有两颗显眼的金牙，让人老远一看就能认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在?漫的雪幕中，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三人撑着伞，踏着厚厚的雪沿朱雀路边走边谈。一番寒暄后，陈某神情诡秘地告诉我们："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不过，"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交情，"他的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听他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我告诉他："我们跟李立荣不过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好音乐和文学，平时最多在一起发发牢骚。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组织，连想都没有想过。"他显然对我的话很不满，"二位不愿把真情告诉我，"他停下了脚步，"我当然也很理解。干我们这行的，特别是身在组织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二位不愿深谈，那就到这里吧！反正我已经把话带到了。看来，我们的上面不是同一条线的。"曹汉华和我对看了一眼，然后对陈某说："谢谢你老陈，你冒着风险带信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不过你提到的组织，我们确实没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赌咒。"他还不死心，又似乎"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曹汉华的家庭、工作单位情况，一些细节都很准确。显然，他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和曹汉华都有些惊讶。

这次见面约持续了半小时，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时我们分手了。告别时陈某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再见吧。根据规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望着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汉华有些茫然。这个陈某，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显然对李立荣、对我和曹汉华都相当了解，居然连曹汉华女朋友的小名都报得出，还知道我弟弟的乳名。这些都不是一般朋友能知道的。他一定和李立荣在一起关过，而且李立荣对他非常信任。但是，这个姓陈的一再追问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来没成立过什么组织，李立荣当然不可能跟他说到这个所谓的"组织"，那为什么他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呢？难道陈某是个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间精神病患者被抓进去的不在少数）？

可能的解释是，公检法军管会并没有从李立荣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估计很难撬开李立荣的嘴巴，情急无奈之下，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安排了一个"卧底"在他身边，"卧底"通过李立荣之口，在摸清了我们一些生活细节后，取得我们信任，最终把我们这几条"大鱼"钓上钩。我和曹汉华分析到这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公检法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关心"了，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即使今天来回顾以往，我们几个年轻人平时聚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一时兴起也会发泄不满，可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当局为敌啊！

初三当晚，我把去见陈某的情况告诉了林舜英和李蔚荣。林舜英觉得儿子既然没有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你们又都是些很正派的年轻人，让他们去搞好了。她说，我们家虽然出身不好，但这些年来一直老老实实，从来不做违法的事，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我想想也是。

大约隔了一星期左右，那个姓陈的又在林舜英上班的路上和她见过一次面。林舜英告诉我，陈某企图从她口中套我和曹汉华的情况。林舜英平素一贯胆小怕事，讲话非常谨慎，再说我已经告诉了她陈的可疑，她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他。

陈某究竟何许人也？这个世界真小！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时，有个名叫李海涛的犯人和我关系不错，他无意中谈起一个邻居的事。这个邻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涛面前吹嘘，说他在1969年协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内部，取得这个反革命组织头头的信任，从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问他此人是否姓陈、四十来岁且口中镶有金牙？李海涛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于是李海涛又告诉了我有关陈某的其他细节。

此人确实姓陈，住在洪武路，无正当职业。为了生存，免不了干些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搞到钱时酒菜满桌，没米下锅就去居委会闹救济。居委会老大妈们拿这种市井无赖没什么办法。1968年下半年，根据江苏革委会头头许世友的高招，决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陈某所在的居委会首先把这个"光荣任务"给了他。任凭居委会白天黑夜上门动员磨破了嘴，他非但不领情，还撒泼耍赖、寻死觅活。眼看这颗"耗子屎"要坏了大锅汤，居委会串通派出所，决定先把陈某关起来杀鸡吓猴。其他下放户去了"广阔天地"，他则进了看守所。进去不久恰被主办李立荣案子的冯祖福慧眼相中，冯先生正好想安排一个内线打入我们"内部"，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某正和李立荣关在同一号房，还紧邻李的位子。冯在看了陈某档案后，觉得此人可以利用，于是找他谈话。冯先生许诺他可以不下放，条件是要替公安局办件事。陈某自然受宠若惊求之不得，一拍即合。冯便向他交待首先要在李立荣身边主动说"反动话"，越反动越激烈越好。以此骗得李立荣信任后，从李立荣口中套出我和曹汉华的情况，再以"带口信"方式来"钓"我们。冯祖福还同陈某约定，每星期四上午九点在淮海路红十字医院门诊部碰头，冯听取汇报并作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平时若有紧急情况，陈某可拨打一个专用号码电话。从街头流浪的癞皮狗一跃变为体面的警犬，陈某对主子的感恩和卖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便有了前面讲过的事。

自打同陈某见过面，我们再也得不到李立荣的任何消息。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了些，有工作的基本上都回单位上班了。我还是抽时间去李家，给林舜英他们一点安慰。眼看李立荣关进去半年多一直不处理，也不知结局到底怎样，我们惴惴不安地一天天等待。这期间，李立荣的大姐带着一双儿女从武汉回来探亲。她的看法是，李立荣既然没干过什么坏事，只是说过一些错话，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多关一段时间教育释放了事。大女儿的劝慰，加上一对活泼可爱的外孙在膝下撒娇，林舜英的心情有所好转。

不过我一直被不祥的预感所笼罩。首先，文革前李立荣受那位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朋友Z牵连的事一直没有了结。后来市公安局之所以没再找他，是由于文革后公检法建制被打烂，办案人员去了五七干校，自顾不暇。但这决不意味着李立荣的事会不了了之。那些档案材料还在，这笔帐是迟早要算的。其次，从海校批斗大会的规模声势以及会后立即将他"升级"进看守所来看，充分表明当局对李立荣重新立案的程序已经启动。而且这次不会是小打小敲，不搞出点成绩来，不会轻易罢休。再者，经办李立荣案的那些老公检法人员如今重新被起用，正想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再立新功。文革前还有点"条条框框"限制手脚，现在老规矩被统统砸烂，正是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我预感到李立荣在劫难逃，而我大概也难以幸免。

1969年九大开过后，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到处在斗人抓人。判刑、枪毙的布告随处可见。我所在的农场几乎每天都有批斗会，一个又一个的"坏人"被揪出来，有两个一辈子没识几个字的农民，居然会是"系统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很快我发现自己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我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晃来晃去，看来对我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9年6月2日，一个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从无锡回来的曹汉华在新街口与我见了面。我们坐在环形花园的护栏上一直谈到第二天。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他不感到奇怪，在厂里也有人在注意他。另外他告诉我，打算利用工作的便利，在包装出口药品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小传单夹在说明书里发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我劝他要谨慎一些，他笑着说，人总得干点儿事。临分手，他不无伤感地告诉我，已经同恋爱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连累她。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这一别，成了永诀。

1969年6月16日，那是个阴天。头天晚上我帮朋友画了一幅狄更斯小说《奥立弗尔》的封面，睡的很晚。上午八点刚起床，有人来通知今天不上班，在大会议室开职工大会。进了会场直到九点二十分，会还没开。书记要我读报（事后才知是刻意安排）。到九点四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书记在门口笑眯眯地叫我出去，说有事。我刚出会议室门，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架进一个小房间。房间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周墙壁上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有人揪住我的衣领，检查里面有无氰化钾之类的东西，接着扒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鞋袜，换上一套全新的劳动布工作服。一群人反扭着我的胳膊、揪住头发，架到露天会场。这时震耳欲聋的口号轰然爆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千多人的场面极为壮观。还没站定，台下前排猛然蹿上十几个人向我扑来，我被掀翻在地，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挨了拳脚，我躺在地上只见拳头和穿着鞋子的脚在我身上运动。后来听到有人喊"大家不要动手！大家不要动手！"但拳脚并未停下，直到主持人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们要防止阶级敌人杀人灭口！"至此，这些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才退下。应该"感激"大会主持人急中生智，否则那天我真有可能被"灭口"了。

发言批判的过程中忽然大会宣布"现在由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发言。"李蔚荣站起来说："李立荣前天上午已经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你的下场是很可悲的"。这消息让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不就十年嘛，十年能把我们怎么样？李立荣不过判了十年，曹汉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谅也重不到哪儿去。

会后我先是关在农场一间浴室内，由16个民兵分班轮流看守。8月24日，我被转到白下区看守所，1970年初又转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关押。南京人说，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可见娃娃桥看守所在人们心中可怕的程度。里面的看守确实都是些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高手"。有次我被提出来时，亲眼见到一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姓穆的女看守打一个女犯，穆管挥起手中一把锁号子门的大铁锁，对那个双手已被反铐的女犯的后脑勺就是一下，女犯人顿时被砸倒在地，一边翻滚身体，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我在提讯时坚决不肯按照审问员的意图供述，我那个号子的管理员陈"医生"第二天早上忽然打开号子门，猛的把我拎到门外，二话不说反铐起来，并且嘎嘎响地把铐齿一捏到底。我问他犯了什么错要我戴铐？他骂道："我操你妈的！老子想铐你就铐你！谁叫你起床动作那么慢！"他在我脸上连扇几个耳光，打开号子门从后面一脚把我蹬了进去。20分钟后，紧铐的手腕火烧火燎地疼起来，背铐双手很快肿起，皮肤变成了紫黑色。一连三个晚上，都剧痛难耐而无法入睡，吃饭喝水全靠难友喂，大小便只能请别人解裤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陈"医生"才给我解了铐。松开后双手已呈黑色，知觉全无，过了十天才能勉强活动。

在对我的十余次审讯中，有三个问题被翻来覆去盘问，办案人员不厌其详地追究所有细节，一遍又一遍核实我的前后交待是否一致。第一个问题是我和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等四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动？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伙人"（李立荣、曹汉华、我、张稼山以及另外几位好朋友）在李立荣家开过几次"会"？研究过哪些"问题"？我明白绝不能顺着他们的杆子爬，要我怎样说就怎样交代。只要我一松口，按照他们的授意"交代揭发"，后果和下场可想而知。他们就是要将我们几个朋友的日常交往定性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李立荣是我们的"首领"，是他在组织、领导我们从事反革命活动，他的家是我们的秘密活动场所。当局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结论："张稼山、方子奋、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荣家，密谋反革命活动，系统地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还是写进了我的判决书，成为重要的定罪依据。

第三是要我揭发林舜英的所有"问题"。按照他们的估计，我是李家最好的朋友，去他家的次数最多，和李立荣的交情最深，必然对林舜英的思想、行为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犯罪事实最了解。按照伟大领袖"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英明论断，在办案人员看来，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过旧社会的正规教育，加入过国民党，本人又是国民党官僚的太太，丈夫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潜逃台湾。这样一个女人，她能不恨共产党?能不恨社会主义？她两个儿子的问题能与她没关系？提审人员一直在让我明白：林舜英绝不是一个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实，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对林舜英的问题，我写了几十页交代揭发材料，就我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有关内容如实作了供述，甚至连她平时的衣着习惯、菜肴口味这些生活细节都没有遗漏。不过这份洋洋数千言的交代材料没有一个字提到林舜英有什么"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更谈不上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这倒不是故意隐瞒，而是确确实实没有这种事。我详细介绍了林舜英如何胆小怕事，如何谨小慎微，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例如，有好几次我和李立荣在小房间交谈时，她会突然推门而入，怕我们偷听"敌台"；我们的谈话一旦涉及文化大革命，她会立即岔开话题，叫我们别谈政治，如果我们不听，她会训斥李立荣，几次搞得我下不了台。有次她给武汉的大女儿写了封信，寄出后忽然怀疑自己在信封上写毛主席语录漏掉一个字，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大早赶到邮筒旁，等邮递员开箱取信，直到证实自己信封上没有漏字，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在李立荣被关押后，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亲的一样，想儿子，替儿子担忧，但从来没有发牢骚攻击过谁，更多的是默默流泪、强忍心中的悲伤。在与她认识的几年中，我常在李蔚荣、李立荣兄弟面前半开玩笑地讥笑过林舜英，说她是个典型的树叶落下怕打破头的老太太。有次我干脆当面说她胆子太小了！她笑着说："我们不能跟你们比，你家是工人阶级，出身好，有点什么事别人不会计较。我们这种家庭可不行。"交上这份材料的次日，提审了我。刚一开始提审员就拍着桌子警告我："你写的叫什么揭发？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尽管二位提审员很厉害，我还是再三保证，写的绝对是实话，如有隐瞒，愿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们根本不信，始终认为我在为林舜英开脱。到最后我无奈说"那你们列个草稿给我，我按你们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话音刚落，其中一位走到我面前扇了我两记耳光。

大约十天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态度比上次好了一些，扇我耳光的那位"启发"我："你想过没有，1957年，林舜英已经拿到全家去香港的护照了，为什么临时变卦不走呢？照理说，像他们这种反动家庭，做梦都想去台湾，现在护照发给他们了，她居然不愿走了！你说这说明什么？"我说，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陆的大女儿，也舍不得那栋房子。他瞟我一眼说："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天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林舜英之所以临时决定放弃去香港，是因为接到了台湾方面的通知，要她继续潜伏下来做特务。"……

号子里不断进人，几乎每天都有。据新进来的难友介绍，外面到处在抓人。我们"七号"原来地板上人均二尺宽的铺位一下子缩减了。解放后任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在我们七号。他偷偷告诉我："这种迹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这位老公检法的预感果然很灵，十多天后，南京市开始了对"现行反革命"的成批杀戮。

春寒料峭，1970年3月6日，早上起床后管理员拨开号子门上的老虎窗下命令：各自坐在铺位上不准走动，等会儿有重要新闻广播。平日早饭前全体起立"早请示"背诵语录的常规也暂停。更反常的是，极为准时的午饭，居然提前了一个小时。号子里的喇叭反复播放革命歌曲，一遍遍无间断，而且声音大的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方征悄悄对我说："今天恐怕要有大行动。喇叭放这么大的声音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响动。"就在中饭后难友们惴惴不安在铺位上胡猜乱想时，七号牢门砰地打开，那位陈"医生"背着双手站在门口盯着我说："2605，把东西带出来！"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我，赶紧连声答应。同室难友一齐过来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低声告别。我这人有个到死都改不掉的坏习惯，走到哪儿都爱交朋友，号子的难友同我处的都不错，眼看我先于他们"出去"，几乎每个人都同我打了招呼。平时与我最谈得来的马聚尘和那位法院老院长，更是再三叮咛我多多保重，日后再见。我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七号。

出七号后，我被押到东、西大院汇合处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看到我的几个朋友都已经被反拷双手蹲在那里。放下铺盖，我也立即被反拷蹲下。我扫了一眼，有李蔚荣，有张稼云（注：张稼云和张稼山是亲兄弟，都是我和李立荣的朋友。另二位Z和C都是我的朋友兼同案犯，至今没有联系到，所以我无法征询是否同意在本文使用他们真名，故以字母代之），但没有张稼山！我庆幸：总算没被"一网打尽"。

张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身材不高，体型魁梧，心地极为忠厚，为人乐观开朗，白净净的脸上总挂着愉快，有一对女性化的大眼睛，特别容易亲近。他和我还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爱好：安徽的黄梅戏，尤其是严凤英的《天仙配》和《女驸马》。这让我们那酷爱西方古典音乐的朋友圈颇不以为然。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连写三封信叫她到我的农场来暂避"风头"（信估计都落到军代表手里了），张稼山甚至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后来得悉严大姐自杀，我和张稼山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洒泪，发狂地诅咒这黑暗的现实。

20分钟后，我们五人被押上一辆黑色囚车，还有八九个犯人也陆续被押上来。一路凄厉的警笛，很快到了五台山体育场。我们被架着腰"走"到主席台旁空地蹲下，这时有十几名绳子捆绑的犯人被押着经过我身边，我突然看到了张稼山。他被绑着，绳索勒的太紧他哎哟哎哟的呻吟。当大喇叭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时，我像一只鸡，双脚悬空着被拎上了主席台的边侧，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强迫我抬头"亮相"，另一人抽紧勒在我颈项上的绳圈。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看台、中央的赛场及所有边角全部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少说也有十万之众。不久我听见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吼声才落，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哇哇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七八个人死命按住张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挣扎。……三个小时前我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他竟成了我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接下来是对我们五个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我们之后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前文提到，当天我在七号牢房整理铺盖时，马聚尘还热心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珍重。仅仅三个小时后，他跟着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马聚尘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1968年秋天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再转车去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越境到缅甸，被当地民兵截获，押回南京关进娃娃桥。我刚进七号不久，简单交谈就知道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和我一样爱好文学艺术，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被反铐的六天五夜，都是他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他还悄悄安慰鼓励我。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共11人，都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

公判大会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人都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我们长长的刑车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刑车，每车有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架在车厢前端，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我在七号车上，与死刑犯不同的是，他们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刑车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的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朝新街口广场前行。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时，人群里有人喊："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军警和便衣立即向理发店跑去，不知是否抓到了那位摄影爱好者。

车队经过新街口广场向左拐上中山东路，然后右转驶入太平路再右转进升州路。行至白下路口，前面六辆死刑车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我们后面的车子停了一下，我看见前面的死刑车直行，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哭，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低声呵斥我别出声。

公判大会后，我到南京长江砖瓦厂开始了十年刑期的劳改生涯，我的劳动是在瓦窑当出窑工。1970年8月的一天，我正出窑拖板车时，值班干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有人来外调提讯。这次来了四个人，他们自称是林舜英所在单位纸盒厂革委会的。刚一问话，我立马感到来者不善。这四个人询问的几个问题：林舜英是如何幕后操纵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林舜英是怎样把你们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湾、香港特务有哪些联系？林舜英在她儿子被捕后是如何指使你们内外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这几个问题句句咬肉，只要沾上一条，后果可想而知。他们先是大声斥责我"极不老实"，继而四人一齐冲上来将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掐住我的喉咙，我顿时感到呼吸困难、眼前发黑。这时一位姓莫的值班干部听到响动闯了进来，见我被按在地上无法呼吸，立即上前解围。那四个人骂骂咧咧说我太顽固、气焰太嚣张，不整整"态度"肯定不行！莫干事敷衍几句后，却端了把椅子在紧贴门口的树荫下坐了下来。这四位大概考虑到毕竟是在人家地盘上，不能太为所欲为，态度缓和了下来。其中一个年龄大的还关心起我的身体："活儿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啊？""家里有人来看你吗？"我只顾揉着刚才被他们卡过的脖子，抬头死死盯住天花板一言不发，就这样一直耗到天黑，大概看我们劳改队无招待晚餐的意思，他们终于一个个背起黄书包悻悻然离去。

莫干事在送我回监房的路上对我说："以后有人再来外调提审，态度上好点，省得找苦头吃。"寥寥数语，一股暖流顿时注入我僵冷的心田。在那种险恶环境里，一名管教干部，不仅能及时阻止对犯人施暴，事后还这样含蓄的安慰我，确实够难为他的了。莫干事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令人望而生畏，可他心地却非常善良，犯人们背地里都叫他"莫菩萨"。那天要不是他在场，我很可能被狠狠"修理"，弄不好落个残疾都难说。多年来我一直感念这位莫干事，1975年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好人无长寿，恶人活千年"，有时还真tmd如此！像莫干事这样的好人，四十多岁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坏家伙，现在一个个坐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打桥牌、搓麻将，颐养天年。

因为一直得不到林舜英、李立荣母子的消息。我还一度幻想等我熬满十年，能再见到李立荣，那劫后重逢将会是何等令人激动！我们都判的十年，十年徒刑是摧毁不了我们的意志的。我们一定会更成熟、更坚强，我们一定会更勇敢地面对人生。

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会（1970年3月6日），是"一打三反"时期南京成批枪毙"现行反革命"的首场。接着，4月28日枪毙12名，7月24日枪毙24名，12月10日枪毙10名。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枪毙，具体数字无法统计。这四批被枪毙的"现反"，到了1980年复查，全部为冤杀、错杀。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最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12月10日那场。在"一二一〇"公判中，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荣与他的母亲林舜英一同被判处死刑，绑在同一辆刑车上走向刑场被枪毙。

1970年12月11日，这天是劳改犯家属会见日。我的老父亲偷偷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开了公判大会，李立荣和林舜英母子二人同被判了死刑，会后绑到凤凰西街立即执行了枪决。这个消息像五雷轰顶般将我炸昏了，我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绝望，像被海上的浓雾包围着，我透不过气来。记不清老父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了，我只依稀记得在监房的院子里我仰望电网高墙的狭小天空，希望苍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的亲切面容，但我看到的只有铅灰色的天。

直到出狱后，通过李立荣的妹妹、李蔚荣的夫人、当年曾与李立荣同在溧阳社渚农场劳改过的一位难友、还有在公判大会游街示众那天目睹过林舜英、李立荣母子的几位熟人，我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

就在我被判刑之后，李立荣突然从他劳改的溧阳社渚农场被押回南京，关进了娃娃桥看守所。据当时同关在一个号子的难友说，李立荣又黑又瘦，清癯的脸上多处有明显的伤，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成天一声不吭，两眼盯住墙壁几个小时不移动目光。同号子难友问他犯什么事，他只是轻轻摇头。这位难友看着他进号子、又看着他最后被带走，没有听他开口讲过一句话。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他被带出号子，走时什么东西也没带，此去就再也没回号子。这位难友后来知道他是李立荣。

那么已经判刑十年的李立荣究竟为了什么又被处死呢？到了1980年代，在我看到了李立荣的死刑判决书，并回顾分析了1970年政治形势后，基本上找到了答案。根据惯例，对李立荣这种类型的政治犯，在定罪判刑之后，一般不会重新审理--我指的是加重处理。这倒不是什么法律的严肃性，而是出于公检法内部追责的考虑。政治犯一般被"逼供信"后经过"无限上纲"包装完成，才能送到审判人员手里去"从重从快"。如此慎重的办案程序，如果出现漏判、轻判，有关人员会受到追究。

李立荣的改判死刑，是当局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落实新出笼的对内镇压政策中发生的。1969年中苏多年交恶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当局外部面临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内部则是一派分崩离析。除了拼凑力量"深挖洞、广积粮"，最重要的就是安内维稳，而维稳的不二法门自然是"阶级斗争"。出于这个伟大的战略部署，1970年1月下达了一个三号文件，即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一打"是为主的，"三反"是陪衬的。李立荣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从劳改农场提回南京重新发落，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

对照"一打三反"运动的要求，南京当局发现李立荣的十年刑期过轻。李立荣这种反动家庭出身、长期以来思想反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尽管十年徒刑已经"从重、从快、从严"了，但还是跟不上当时迅疾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势。这是个难逃的劫数，也是李立荣的"命中注定"。

究竟怎样操作李立荣一案才能由十年徒刑变为死刑立即执行呢？对于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公检法办案人员，这难不倒他们。想"升级"到死刑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安排李立荣"重新犯罪"，并且犯的是"组织逃跑、煽动闹事、抗拒改造、继续恶击"之类的杀头重罪。这对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公检法人员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在十年的劳改经历中看到，劳改当局只要像唤狗一样召集几个劳改积极分子开个小会，秘密布置一下，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心领神会明白该怎么做，第二天，对当事人的揭发检举材料就会漫天飞舞，加刑乃至枪毙的"铁证"，要什么有什么！

绝非我主观臆断，李立荣死刑判决书的罪状里确有此类内容："在劳政期间，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为首组织逃跑集团，煽动犯人闹事。"而在1979年12月3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377号"平反判决书中则以"经查，并非事实，应予否定"一语推翻。这就是李立荣被"升级"改判死刑的内情。

至于林舜英被判死刑，罪名应当与李立荣相同。我只知道她被抓进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后不久，大概从她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根据当时的政策关了两个月就放了出来。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运动最极端的时期，这下她再也没有能出来。我听说她在里面什么都没承认过，曾经两次绝食，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强行撬开嘴灌食。我还听说，在最后的提审时，当听到宣布李立荣和她的"罪状"从而明白自己和儿子将面临最后的噩运时，这位温顺胆怯的老太太竟然像母狼一样向审讯者疯狂扑了过去。这是最后的母性和尊严，让她最后一次战胜了恐惧。林舜英的"罪状是："与XXX、XXX、XXX等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李立荣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等。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最后的日子是1970年的12月10日。这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母子二人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当高音喇叭将这个判决送进每一个与会者的耳朵时，台下十几万席地而坐的人群象狂风下的麦田一样涌起波动，窃窃私语汇成一阵阵的低频声浪，主席台上再三警告不准喧哗、保持肃静，台下的声浪难以平息。

就在判决书刚刚宣读完的一刹那，李立荣发疯似地喊了起来："这关我母亲什么事？你们凭什么……"音未落，他立即被颈子上的绳圈勒昏了过去。他想对苍天，对在场的所有人，喊出自己和母亲的冤情！但是他突然什么都喊不出了，什么都不能做了。那根具有文革特色的套在颈子上的罪恶绳圈，将他所有的倾诉、将他在人世间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勒回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的游街示众，给凡是看到那场面的成千上万的南京老百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林舜英、李立荣母子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下来，人们无法看清母亲和儿子的脸。60岁的母亲和26岁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给人们留下的最后形象，是他们头顶上高高竖起的亡命牌，还有林舜英在寒风中凌乱飘拂的灰白头发。

就在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里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值得一提的是，办此案的公检法人员事后没有要她们补交枪毙母亲和哥哥的子弹费。这天晚上，我的老父老母也在家中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老实厚道、心地善良，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妇人会遭如此厄运。我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我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习惯依着我们小辈称呼林舜英）这种老好人都能杀，这成了什么世道！"这是一个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最朴素的评价。李家人杀的杀、判的判，慧园里6号那幢老楼作为反革命活动基地被没收，两个妹妹被扫地出门，林舜英、李立荣母子被枪杀后十天，去台湾多年的李剑文老人在日本东京举行了有一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发布会，老人自1950年底去台后，未再娶妻，孑然一身，他声泪俱下向记者们讲述了妻儿在大陆惨遭杀害的事实，各国记者都有报道。1989年李老先生回大陆探亲，在南京老宅慧园里６号与我长谈时，曾亲口述及此事。

在腥风血雨的1970这一年，我此生最亲爱的朋友李立荣、曹汉华，我尊敬爱戴的林舜英女士，还有我熟识的的朋友，坦率直爽、为人仗义的张稼山，在那场疯狂的戮杀中惨遭极刑。林舜英60岁，李立荣26岁，曹汉华26岁，张稼山29岁。

                                                                  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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