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阻挡春天

你可以摧毁花朵，你不能阻挡春天。

——我的思维没有预定的方向，容易跳出联想的范围。比如，想起这句话时，我正在华北平原上，跨越一条普通的河流。太阳升起好久了，地面上的露水已经消失，突然，强烈的逆光里，一大片纯白色的芦花，照亮了我的眼睛。这是典型的秋日景色，我的思维却跳到了与它没有关联的春季：你可以摧毁花朵，你不能阻挡春天。

说这句话的人，早已经去世了。他叫杜布切克，在1968年的春天，担任过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在他之前，国家不肯在政治体制上改变，经济上的改革就越来越糟，陷入绝境。民众需要在共产党内出现一位杰出的领袖，把国家带出斯大林专制主义的沼泽，这样一来，杜布切克就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他顺应民众的意愿，开始建设高度民主的、尊重民众权利的国家，目标是具有现代文明、具有人道面貌、具有发达文化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来，限制了很多年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出版的自由、公民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全都解禁了。我看到那篇文章，心里觉得高兴，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改革，就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了共同的方向。

杜布切克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呢？那场温和、冷静、有秩序的改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野蛮镇压。这镇压来自苏联的几十万大军，来自苏联的飞机和坦克，来自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党权大于主权（这几个字是我归纳的，不十分准确）”——你既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就没有独立的主权。杜布切克被外国武力赶下台去，说出了这句话：你可以摧毁花朵，你不能阻挡春天。实际上，春天也可以被阻挡，苏联人的军事侵略，阻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春天，二十年之久，直到下一次变革——天鹅绒革命的到来。

我是个作家，并不过分关心政治上的事情，除非是关系到很多人心理承受与生命质量的政治变革。即使这样，以我微弱的力量，也只是很有限度的关心，比如，有良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该怎样关心在政治灾难中生活的不幸同胞。——很多年里，我自己就在这样的灾难中生活，无法逃离，好像没有人关心过我。这就给我一个反方向的推力，要我去关心别人的福祉，别人的命运。

在跨越了一条秋日的河流之后，我所在的列车驶向开阔的平原，我的思绪就离开杜布切克，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作家那里。

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读到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作品，是在1968年的春天，是一本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那个年月，绝大部分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都被禁读，只有歌颂革命的书籍例外。他是作家，也是捷共的中央委员，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这本传记就是在监狱里写的，被绞死以后出版。据说，出版时删除和修改了很多处，比如他招供的那部分，以及一些敏感的章节，这样才能树立他巍峨矗立、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真假参半的形象。但在那时，凭着我十三岁的年纪，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虚假之处，只能被他深深地感动，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书中的个别字句，像是“从窗子到门口是七步，从门口到窗子也是七步”、“生活是没有观众的”、“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等等，确实比中国革命者写的东西细致和开阔。我更喜欢的，是他那幅侧脸的素描画像，特别地英俊，确实比中国的革命者更有神采。那幅画像，甚至让我有了学习素描的冲动。

这大概就是那个遥远的国度，知识分子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吧。一个人在绞死之前，还想着用自己的声音来影响大众。

1968年，苏联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的春天之后，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带来了寒冷的冬季，慌乱恐怖，无法生存，很多作家不得不流亡国外。小说家克里玛反对极权专制，被开除了捷共的党籍，碰巧的是，他有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家人也随同他去了美国，可以留下来安心写作了。

克里玛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国家的民众陷入黑暗、不幸、屈辱的生活中，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应该与民众在一起，共同承受巨大的灾难。他急忙赶回自己的国家，他经历了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只想为自己多灾多难的民族，做一个在场的见证。他没有放下写作的笔，尽管作品不能公开出版，只能以地下文学形式悄悄流传。他一直守望在民众的身边。他受到了民众的爱戴。

中国读者不熟悉克里玛，熟悉的是昆德拉。

昆德拉出生于1929年，只比克里玛大两岁，但两人的境遇差别太大。比如两人都是十几岁的时候：昆德拉因为有个在音乐学院当教授的父亲，可以学习作曲，接受艺术的完美熏陶；克里玛因为父亲是犹太人，只能与家人关在纳粹集中营里，一直到战争结束被解救出来。你会说克里玛的例子太特殊了，但即使与其他的作家相比，昆德拉的境遇也好得多，因为写过一些赞美专制社会的作品，他在1968年之前，曾是捷共政权下被宠爱的、受奖赏的作家。

重要的是，他后来改变了自己，写出了一部讽刺斯大林主义的长篇小说《玩笑》，在短暂的布拉格之春时期，很受民众的欢迎。昆德拉的另外一种幸运，出现在苏联入侵之后，他受到当局控制，很难发表作品，于是去了法国，这使他得到了外面世界的赞誉，进入了大作家的行列。

唯一不幸的，是他在同胞中的威望并不太高。他们会说，昆德拉不是为我们写小说的作家。这原因，我们仅仅能猜出来一部分，由于受欧洲文明传统的影响，捷克民众有权利对作家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而饱受苦难岁月煎熬的民众，当然会对离开他们而去的作家们，表示轻视、憎恶和唾弃。他们会问两个让人脸红的问题：我们受难的时候，你藏在哪里？我们受难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说起来，他在离国之前，也曾有一种英勇状态，投入到布拉格的变革之中。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他首先说出了民众争取自由的强烈愿望，还对斯大林主义的虚伪性和反人道实质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说，他不把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并不存在道德问题，它没有人道主义的面具，我们很容易加以识别。但斯大林主义保留了人道主义运动的许多理论、观点和口号，而实际上走向相反的歧途，正在摈弃人类的种种美德，正在把爱护人类改变成残害民众，把爱好真理改变为指责真理。在那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家会议上，昆德拉和很多作家对人道主义的阐述，启发了政治家的思维，于是把人道主义写上自己的旗帜，把实现“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当成了改革方向。

在这里，我只说到克里玛和昆德拉，没有说到别的作家，是因为我只读过他们两人的作品。至于作家哈维尔，在二十年后领导天鹅绒革命，还担任了捷克总统的哈维尔，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位。如果我的《自传与公传》会持续下去，写到我不愿回忆的1989年，再说一说他的事情。

从1967年到1968年，以及此后的一些年里，这些作家勇敢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人类文化的力量。在需要纠正人类错误的时候，在需要建设人类未来的时候，这种力量不会缺席，不会退缩，不会令人失望，有一种明亮耀眼的光芒。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