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8（一）】：谁会因为一首歌而死·毛主席的芒果·想不想嫁给军人……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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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68（一）】：谁会因为一首歌而死·毛主席的芒果·想不想嫁给军人……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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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68（一）】： 在高处感觉的寒冷 今日夏至，我忘记了，是湖北的朋友告诉我的。那时我正倚着一道栏杆，望着神农架雨后的大山，云雾升起，涨退如潮。 夏至了，朋友说。夏至是中国旧历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但是按照世界通用的表达方式，这一天的阳光直射在北回归线，让我所在的北半个地球，得到一年中最充足的光照。然后呢，我会看见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我会看见草木凋敝，又一个冬天到来。 永远的轮回，结束和开始。我想把这句话记下来，翻开旅行备忘录，一眼看到抄录在第一页上的那段话： 你停下来，面如土色。你注定要在寒冬中迷失方向，如同那直上的炊烟，在不停地寻找更加寒冷的空间。 抄录尼采这段话的时间，是2006年，开始写作《自传与公传》那一年。我过了五十周岁，我的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我会在寒冬中迷失方向，我应该做些更重要的事情。而我的选择，分明是由一个孤独的境界，进入了另一个更孤独的境界。如同那直上的炊烟，在不停地寻找更加寒冷的空间，尼采所说的，是西方人独有的注重实际、直切要害的语言方式。如果换了东方人，可能是中国苏东坡浪漫的、虚飘的感叹：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儿，都是在说我，离开地面越来越远了，失去了安全感。这种情况，这种感觉，我不是第一次碰到过。最早的一次，是在1968年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一天，我跟着学校的大队人马走了两三个小时，到城外参观高压电塔上的带电作业。 时隔多年再想起这件事情，只想起了它的一部分，忽然就忘了在什么季节，是夏季还是秋季，只记得天气在晴朗和阴暗之间，一些麻雀从我们头上很高的地方飞过去，但它们比高压线上的工人，可要低多了。我仰头看着，脖子酸了，还是不眨眼地看着，因为我担心悬挂在高压线上的工人，担心他们摔下来，摔成肉饼。他们爬到那么高的天空里为我们表演，多危险哪。 在几十米高空，在高压和超高压线路，不用停电就可以清洗、检修，是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发明出来的。鞍山的这项重要技术，不仅在国内领先，也在世界上领先。到城外观看他们实际操作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这是鞍山工人阶级的骄傲，是伟大时代的革命成果。1968年，北京的革命领袖派来军队，管理所有的城市，叫做“三支两军”：支左（支持他们认定的革命左派）、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重要部门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军事训练）。还派来工人阶级管理所有的学校，叫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我们真理小学的工宣队，就来自鞍山电业局，发明带电作业的地方。 他们经常讲起带电作业的事情。 他们说，鞍山电业局的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在解放初期就开始搞带电作业。十多年来，他们从停电作业到带电作业，从不自由作业到自由作业，经历了激烈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取得了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 他们说，鞍山电业局的革命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怀着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经过大胆试验，创造成功了带电自由作业新技术，为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新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他们还说，1968年9月，鞍山电业局革命委员会诞生之后，同解放军支左人员一道，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大力支持工人的革命建议，进行这项试验。工人们听到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他们说的时候，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和《鞍山日报》。他们说的话，早就印在报纸上了。当然，我们这些小学生愿意听的，还是他们放下报纸以后的话，听起来要生动一些。 有个工宣队队员，讲了他们拿兔子做实验的事情，让我们听得惊心动魄。 有一次，他们要在二十二万伏的超高压线路上试验带电作业，试验之前全都有些担心，一百一十伏到二百二十伏的电都能把人电死，二十二万伏比它高了上千倍啊，鸟都不敢往上落，人的身体受得了吗？他们先做一次动物试验，找了一只兔子，装在金属笼子里，吊在空中，然后给金属笼子通电加压。他们发现，电压升到十万伏，兔子身上有些发抖，升到十八万伏，兔子的耳朵就耷拉下来了，接着升到二十二万伏，兔子还活着。 后来他们就找了很多人开会分析，为什么兔子会发抖，它的耳朵为什么耷拉下来。分析之后大家认为，兔子发抖的主要原因放电声音太大，有些害怕，兔子耳朵耷拉下来是因为耳朵长，产生尖端放电。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应该不会伤害到工人的身体。 到了正式试验那天，他们登上三十多米高的铁塔，闯进二十二万伏超高压电的禁区。那时候，手上和脚上都劈劈啪啪地放出电火花，越往前进电压越高，火花冒得越大。但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斗志昂扬，奋勇向前，把红旗插到二十二万伏超高压的导线上。至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带电自由作业新技术，终于胜利地诞生了！ 这时候，和我们一起坐在学生座位上的老师，突然站起身，带头鼓起掌来，我们那些小学生，就从对兔子和兔子耳朵的关心里清醒过来，一起站起身来，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热烈地鼓掌。 那个工宣队队员，后来我发现，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隔个一年半年，就能在街上碰到他。大约过了二十多年，那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很久很久，我还碰到他一次，那时他已经退休了，在墙根下晒着冬天的阳光。和他聊起给我们做带电作业报告的事情，我说我和我的同学，都特别喜欢听他说的用兔子做实验的故事。他认真想了想，告诉我，其实兔子那一段，也是事先有人写好了要他们讲的，至于拿了兔子做实验没有，他也不知道。电业局的工人里一直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拿了，一种说法是没拿。 还有很多事情也说不清楚，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电业局负责搞带电作业的领导，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了，还有一个真正发明带电作业的人，姓刘，在1968年关进“学习班”，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地方，稀里糊涂地死在那里。而到处宣传带电作业事迹的人，当了局里的革委会领导，后来一路高升，当了国家的副部长。
有那么几天，真理小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见了。他们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代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他们领导的复课闹革命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说走就走了呢？我听到的消息说，他们没有走，工宣队长和一名工宣队员去了北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怎样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战胜了高压电这只“电老虎”。而另一名工宣队员回到电业局培训去了，准备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去，向欧洲的工人阶级，传播中国的带电作业技术。 那几天，学校的课程有了变动，最明显的是政治课和音乐课增加了，并且合在了一起。我们放下手中的书本，学唱一支又一支革命歌曲。有一首新歌叫《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许多革命歌曲里脱颖而出。比如，每次开大会之前，我们唱的是《东方红》，结束时唱的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鱼儿离不开水哟， 那首歌成为最流行的歌曲，是因为它的歌词浅显易懂，使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比如群众与党的关系，群众是鱼，是瓜，党是水和瓜秧，是党养育了群众，给了他们生命的必需条件。再比如党的革命与领袖的关系，没有像舵手像太阳像雨露的伟大领袖，党的革命就要触礁，就要陷入黑暗，枯萎而死。革命歌曲也是政治歌曲，说出了政治家们想说的话，还有一个原因让这首歌唱红，是因为被列为伟大领袖接班人的林彪，不久前发表了一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和这首歌相互支持，让它们形成了1968年中国最流行的革命语言。 全国的群众唱着这首歌，在每一次小型集会与大型集会的结束之前，他们都要唱响它，然后调整方向，鼓起干劲，慷慨激昂地投入革命的洪流。他们不会想起这首歌的歌词，是否有一些问题，以前，党在打天下的阶段，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比喻，那时候群众是土地，革命党人是种子，种子依靠土地才能发芽和生长；那时候，群众是水，革命党人的队伍是鱼，群众养育了革命，才有了革命的胜利。现在革命胜利了，并且胜利很多年了，没有人注意到，群众与党的关系，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颠倒了过来。 是他们健忘，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来思考的头脑？那个时候，他们爱唱的另一首歌曲，是为伟大领袖的一段语录谱写的，恰好就是把人民比作土地的那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的同志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们经常在同一天里唱着这两首歌，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矛盾，没有觉察到其中时间的因素，已经有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把最高领导人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谱成可供演唱的歌曲，是中国人很了不起的一项创举。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歌本，收进来二百多首毛主席语录歌，其中接近三分之一的曲子是署名劫夫的人写的。我还知道，他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是老资格的革命者，一生写作了两千多首革命歌曲。他曾经为毛主席所有发表的诗词都谱了曲，接着又想到为毛主席语录谱写歌曲。他是这方面的发起者，写的也最多，大约一百三十多首。 据说，他把《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林彪写的很长的一篇文字，也谱成了歌曲，唱起来需要二十多分钟。他的大部分语录歌我都听过和唱过，但是这个再版前言歌没有听到，不知道它是不是与教堂里的赞美诗相近，有几分虔诚，几分庄重，还不知道它是不是毫无音乐美感可言，只是一堆音符堆砌的垃圾。 我还听人说起，他有个雄心勃勃的想法，要把《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全部谱成歌曲。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不仅他有，很多人都有，他们能够热情、主动地跟着时代的政治步伐，创造性地完成那些不可思议的工作。那时候，中国所谓的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包括编小说的，搞绘画的，写歌曲的人，都像是外星来客，凡是地球上文艺家没有的想法，没有的能力，他们都有。 可是，对政治风潮的过于热情，再具体来说，是对领袖崇拜的过于热情，最终却要了他的命。那已是几年后的事情了，林彪出逃蒙古那几天，他感觉到中国出了重大事件。按他的估计，是伟大领袖病危，林彪要接任党的主席。为此，他提前投入了一首新歌的创作，《紧跟林主席向前进》，刚刚写出题目，就成了反革命，关押五年后，死于心脏疾病。 为一首歌曲送命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更多的人。比如我们学校看传达室的老校工，七十多岁，很瘦很瘦，满脸皱纹，有如石刻。 那时候，全国的百姓，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早饭之前，晚饭之后，都要到外面集合，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 一个寒冷冬日的早晨，天上飘着雪花。广播喇叭里响的，正是劫夫写作的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老校工冷得难受，就回到了传达室，把手伸在火炉上方，感到特别舒服。他一边烤火一边念叨了一句，爹亲娘亲，不如我的小火炉亲哪。想不到，他的话被人们听见了，马上揪了出去，当成反革命批斗。人们命令他站到凳子上，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弯腰请罪，然后有一个人再把凳子踢倒，让他摔在地上。最后一次踢凳子的力量大了一些，老校工是斜着飞出去的，头撞在石头台阶上，当时就死了。 一些血流出来，在雪地上显得很黑。有人在喊，看哪，这个黑心的反革命，血都是黑的。
我不是一个坚定的人，我的想法会不断改变。 关于1968年的回忆，前面两篇开始的时候，都写到电业局进驻真理小学的工宣队，接下去都想写到一件事，那一年，鞍山电业局的工人从北京回来，带回一个很大的芒果。原本是那样想的，写着写着变了，其它事情插入进来，占据了回忆。因此，在这篇回忆里，我必须坚定我的想法，写一写我记忆中的水果，包括那只很大的芒果。 在我生活的中国东北，冬季漫长，大约四五个月时间，大地上光秃秃一片，没有绿色。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关于水果的部分少得可怜。我能想起的，是到了每年10月，家里都要买一筐苹果，小心贮存在不冷不热的地方。筐是农村用荆条编的，可以装三十公斤左右，在整个冬天，那是我们一家人的全部的水果。 那时的东北，和全国一样，都把山上果树砍了种粮食，即使在春夏两季，市面上也很少见到水果。我家住的工人住宅区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应该吃西瓜的季节，谁家的老人得了重病，想吃一块西瓜，他们的孩子几乎跑遍了整个城市，用了一整天时间，才买回一块西瓜，拿到老人前面时，老人已经闭上眼睛了。那块珍贵的西瓜，只好摆放在老人的灵前。 那时的东北，能吃到苹果，要感谢苏联老大哥。1950年代，中国先是用苏联的飞机大炮，到朝鲜去同美国打仗，然后用苏联的技术装备，搞了大跃进和原子弹，这样就欠了苏联老大哥的很多债。好在苏联老大哥爱吃中国东北的苹果，那些苹果树就留了下来，没有砍光。秋天来了，苹果成熟，国家派来收苹果的人，给苹果分等级。他们在硬纸壳上挖了两个圆孔，不能从一号圆孔通过的苹果，是一等果，不能从二号圆孔通过的苹果，是二等果，它们全都运到苏联抵债。那些更小的、能从圆孔通过的苹果，也就评不上等级了，不好意思抵债，留下来卖给东北的百姓。其中的一筐，就到了我们家里，兄弟几个都很自觉，知道节省着吃，每个星期只吃一个苹果，还是先挑烂了一点的先吃。 我二哥知道一个童话，喜欢在吃烂苹果时讲给我听。二哥是成立1949年的新国家之前出生的，当他读小学时，还能看到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那个童话说，有个老头子骑了一匹马出去，用那匹马换了一头牛，又用牛换了羊，用羊换了鹅，鹅换了鸡，最后用鸡换了一口袋烂苹果。他回到家时老太婆特别高兴，说我们家终于有一口袋烂苹果了。据说那个童话书，是外国的安徒生写的，写的是几百年前的故事。我二哥一边慢慢讲着那个关于烂苹果的童话，一边慢慢享用自己的那个烂苹果。那时我已经从小学教育里学到了革命教育的课程，知道除了我们国家，所有的国家都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之中，而我们的责任是通过世界革命，把全世界都变成与我们一样幸福的国家。我的心里在想，童话里的老头子和老太婆，肯定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他们多幸福啊，可以和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一样，有烂苹果吃。 越说越远了，赶紧回来，芒果还没有说呢。 那一天上午，我已经在学校上了两节课，课间的时候走过操场，到操场的那边上厕所，忽然听到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今天的课只上两节，所有的同学马上在操场站好队伍，去市里的中心广场，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送给鞍山工人阶级的珍贵礼物。 说是去中心广场，队伍出发时改了线路，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们见到的都是高举红旗的队伍，有工人、解放军，有中学生、小学生，还有商店里的售货员，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这通过他们的服装看得出来。所有人都穿的整齐干净，手中摇动彩纸粘贴的花束，只有我们真理小学的学生例外。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前一天就接到通知的，只有我们小学是临时增加的，因为从北京带回珍贵礼物的电业局工人里，就有我们小学的工宣队长，这样一来，我们才能非常光荣地加入欢迎队伍。 革命的组织是严密的，不会有半点含糊。走到火车站之前，我们的手中也有了鲜艳的花束，同时，穿的又脏又破的学生已经被清理出去，我们摇身一变，也成了穿着整齐干净，手摇彩纸花束的队伍。火车站前的小广场，早已站满了一个个方队，密麻麻的，大约有一万人，唱着嘹亮雄壮的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旁边的人告诉我，还有十多万人聚集在市中心广场等待，那里将要举行举行隆重热烈的群众大会，感谢伟大领袖赠送珍贵礼物并且向毛主席表忠心。同时，还有十多万人，已经组织起来，分布在鞍山主要道路的两侧，大会以后，毛主席的礼物将要在这些主要道路巡游，它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鞍山的革命队伍。 我们要迎接的礼物，是一只芒果。 芒果。我们是在1968年，第一次听到芒果这个名词的。 这一年，全国好多地方的报纸和广播，相继报道过毛主席送芒果给各条战线人民群众的事。比如8月份的《人民日报》，有一天的头版头条，是一个特别长的通栏标题：《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那篇报道和以后的许多报道，我们都学习了不止一遍，甚至还记住了其中的一些细节。收到芒果的工宣队员，一遍遍地衷心祝愿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达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来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还有一篇文章说起，在北京针织总厂，工人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芒果仪式，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一个坛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几天后芒果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在那个革命的夏天，普通的苹果会腐烂，珍贵的芒果也会腐烂。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伟大领袖的赠品，它当然是一件圣物，像基督教的圣物金约柜、圣杯、都灵裹尸布一样，具有长期保存的价值，但它是一种水果，容易腐烂。北京就安排了一些人，按照鲜芒果的大小、外观、形状、气味，研制出塑料的仿真芒果，再转赠给全国各地。这样看来，1968年，接近年底的时候，由电业局工宣队员带回的芒果，很可能是北京研制出来的塑料芒果，它不会腐烂，可以满足在全国革命群众中快速掀起的芒果崇拜的需要。 我在欢呼的人群之中，看到了来到鞍山的芒果。也许它是一只真芒果，也许它是一只仿制品，不管真的假的，都不是用来吃的，这样一来，他们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一种神圣的象征，传达的是革命领袖对革命群众的伟大的、神圣的关怀。 大约三十年后，我第一次买到和吃到了真正的芒果，果肉细腻，味道甘甜，口感尚可。那时是1990年代，中国各地都有了自由贸易、批发零售的水果市场。随处可见的芒果，只是一种普通的热带水果，不再是至高无上的革命圣物。 但我觉得，曾经有过的芒果崇拜，还在某个地方悄然隐身，等待复出的时机。比如在广州市内一个小学的校园内，有两棵用不锈钢围栏保护的芒果树，围栏中醒目的牌子上写着：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送来的芒果树。这两棵树苗，是1968年来到这里的，据说，它栽种多年都不挂果，直到1993年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前夕，毛主席的后人专程来到这里祭奠，又为这两棵芒果树浇了水。那一年，还有人把领袖故乡带来的土撒到芒果树下，用领袖故乡带来的泉水为它浇灌。奇迹就出现了，第二年，两棵芒果树长出了繁茂的花朵，第一次结出了果子。 芒果树的寿命，大约是一百多年。只要它还活在世上，它的神话就会继续。
有位朋友说，喜欢两个聪明人，一个是比尔·盖茨，一个是我。 我笑了，眉头舒展。 心里在想，那比尔·盖茨可是大名鼎鼎，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全世界很少有知道我的，你碰巧生活在中国大陆，才可能同时喜欢这两个人。 朋友说，你知道吗，你和比尔·盖茨，是在同一年出生的，1955年。 我知道。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香港，很有可能，喜欢的是比尔·盖茨和周润发，周润发也是1955年出生的，在中国大陆和港台的电影演员里，是最聪明的一个。我还想起来，办公电脑的同一个文件夹里，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少年时代的我，一张是少年时代的比尔·盖茨，都是1968年拍摄的。 我的那张少年时代的照片，会让我想起我爹。 那一年，我爹不再是编织厂的厂长，他去了区里新建的备战仓库，作为负责人，登记、看管和发放那些准备打仗的民用物资。我去过那家仓库，在市中心，挺大的一个院子，四周是库房，堆着木杆、木板、水泥、玻璃、铁管，除了有一些防备原子弹的口罩和胶皮雨衣，倒像是一家普通的建材仓库。也许，在越来越贫困的日子里，能够准备打仗的民用物资，也就只有这些了。其实我不知道，那一年中国苏联的边界上，乒乒乓乓地出现了上百次军事冲突，虽然都是小打小闹，终究会引起大的争斗。看到仓库门前备战仓库的牌子，我还以为是准备同美国打仗呢，美国正在打越南，中国的人和武器都在支援越南前线，那场战争，谁也说不定，会不会打到中国。 让我想起我爹的，是照片上我穿的那件带有金属拉链的衣服。那一年，我爹去了一次北京，三天以后回到鞍山，带回一瓶茅台酒，一支英雄100号钢笔，一件带金属拉链的衣服。我还记得，这几件东西的价格差不多，都在十元钱左右，不像现在，一瓶茅台酒涨到了一千多元，和抢劫一样。当然，那时一般的城市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元钱，十元钱左右的茅台酒，他们也喝不起。只有像我爹这样酷爱喝酒的，很不容易去了趟首都，不带回一瓶好酒，决不罢休。 我爹和别人不一样，他喜欢传统的名牌产品，还喜欢所有的新产品。当时在我们城市里，人们穿的上衣，都清一色地使用塑料纽扣，以至于我穿上北京带回来的有金属拉链的衣服，很长时间里，没有人能够叫出它的正确名字，夹克衫。穿上那件衣服，我别提多精神了，一个人在家时，把那个金属拉链，上上下下，拉了几十次几百次，还特意跑到市中心的照相馆，花了两角三分钱，拍了张一寸的照片。 又是很长的岁月，流云一样飞来，流云一样飞去。每当我开始忘记我少年时代的脸，那张照片出现在我的眼前。算起来，那张照片，是我出生以后的第二张照片。十三岁，读中学的前一年。我的喉结凸显出来，我的青春期已经开始，我的样子文质彬彬，我的眼睛里没有神采。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已经近视了，五六百度，高度近视，只是没有去医院检查视力，没有去眼镜店购买近视镜。 那个年月，不管是中学小学，没有一个戴眼镜的。近视眼相当少见，只有特别爱看书的人，才会近视。在鞍山市区，眼镜店只有一家。眼镜很费钱，我们买不起。我们在活着，而不是生活。 另外一张照片，比尔·盖茨的那张，是在西雅图湖滨中学拍的。 他虽然和我同岁，却已经在中学读一年多了。那是因为美国不是中国，小学生的入学年龄是五岁，比我们早了两年。他们的时间还是弹性的时间，更早一些也可以，但家长们考虑到，等到孩子的情感发育、社交能力、领导才能，都比较正常了，才是不早不晚的时候。情感发育，社交能力，领导才能，美国文化更注重这些，孩子们将来的生活也更需要这些。所谓的领导才能，大概体现在孩子知识面广，说话成熟，逻辑性强，发言水平较高，有分量。196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也不太富足，可是他们为孩子们规划的，是健康和快乐的发展。 说他们不太富足，是有根据的。比尔·盖茨所在的湖滨中学，买不起一台电子计算机。那还是一所私立学校呢，学费高于公立学校，也还是买不起。那时，电脑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一台电脑要占去一个大房间，有长达几英里的线路连接，价格也昂贵，几百万美元，另一种说法是，整个美国的中小学都没有电子计算机。据说，湖滨中学校方的教育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并不把目标订死在为大学输送人才这一点上，只因为他们的毕业生，百分之百进入大学，需要重视的是发现和培养天才人物。湖滨中学就用募捐来的三千美元，购买了一家公司计算机的使用时间，配备了一台可以回传文件的终端打字机，用来开发学生的计算机能力。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的，是比尔·盖茨和他的一位同学，就是后来与他一起创建了微软公司的人，在放置终端打字机的房间里，专注地盯着它的屏幕。 就在那个房间里，白天找借口逃课的比尔·盖茨，晚上也要悄悄溜进去的比尔·盖茨，占用了大部分的计算机使用时间，很快就花光了学校募捐来的钱。那年他十三岁，学会了编程语言，还学会了做一名黑客。然后，他用编程与做黑客的本事，为一些公司的计算机系统编制程序、查杀侵入的病毒。按照当时的美国法律。公司不能给一个中学生发放与工作相应的薪水，于是给了他相当多的计算机使用时间。这下可好了，足够他和所有的同学使用的了。 好多年以后，他成了全世界青少年励志进取的榜样，也成了全世界中年人追求财富的榜样，关于他少年时代的传奇故事，沸沸扬扬，铺天盖地。这让我有些迷惑。相当多的中文版本的比尔·盖茨传记，长篇的短篇的，都有意改变了他少年时代的形象。 比如说，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像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爱迪生设计制造的电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亮度；比尔·盖茨设计推广的电脑软件，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生活。爱迪生好像说过那样一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重点在于那百分之一的灵感。这样的名言，有点不符合中国唯物主义者的胃口，于是只留下前面“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一部分，重点也变了，成了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就这样，比尔·盖茨来到中国，摇身一变，成了坚持不懈、勤奋努力、刻苦成才的楷模，用来教育和鼓励所有的中国少年。 这就让我想到，比尔·盖茨如果生在中国，会不会因为坚持不懈和勤奋努力，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人才？具体来说，在1968年，他如果是中国的一个少年，他会做些什么？ 他的爸爸是一位律师，在1968年的中国，律师这一行业消失了，社会陷入混乱与疯狂，于是，他不可能继承律师父亲的理性与逻辑、严谨与热情。他的外公是一位银行家，在1968年的中国，过去的银行家早已成了政治贱民，还会再一次被抄家和批斗，于是，他只有同母系亲属划清阶级界限的份儿，不可能继承他们善于理财的观念、能力。还有，在1968年的中国，他无论在哪一所中小学校读书，都不会有接触电子计算机的任何可能，那时候中国只有极其有限的一些计算机，忙着运算与原子弹、氢弹有关的数据呢。再退一步讲，他酷爱读书，又有优秀的记忆力，可是，他读的不会是在美国读到的《圣经》《拿破仑传》《世界百科全书》，那时候他只能熟读和背诵中国伟大领袖的著作，被培养成“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的革命接班人。这样的接班人，与世界上的重要人才，恰好是南辕北辙，越是勤奋，离得越远。 我现在想到的是，爱迪生的名言应该修改一下，变成这样的一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一的汗水，再加上百分之九十八的正常环境，其中的每一项都不可或缺，但它们各占的比例不同。
语文课本很薄，十几篇课文，用不了两天就看完了。我和我的同学不一样，喜欢阅读带有文字的东西，按照他们的描述，在厕所里看见一张有字的纸，我也要捡起来看。 实际上，当时我们上厕所用的，都是北京寄来的《人民日报》。那是一份大版的报纸，四个版面，足够擦几次屁股的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看一下，避开印有领袖画像的地方，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另外一个原因，是你一旦用印着领袖画像的报纸擦屁股，会被打成反革命，那可就惨了。我看见一个倒霉的学生，那天拿的报纸，几个版面都有领袖画像，结果屁股也没擦，提上裤子就回了教室。遇到那种事情的，我相信，不仅仅是他自己。 我喜欢看报纸，不管是不是厕所里的报纸，从头看到尾，第一版到第四版，再从尾看到头，第四版到第一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新编了语文课本，都是从报纸上扒下来的革命文章，还没有报纸上的好看呢。报纸上的可都是新文章，用的都是新词汇，新语句，浪漫抒情的、豪言壮语的、革命口号的、慷慨激昂的，经常看得我热血沸腾，用不了多久，我那文质彬彬的少年脸孔，会被报纸上的词语改变。 就这样，一些新的词汇，新的语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头脑里了。有时候，还是一句完整的话，也刻印在头脑里面。记忆更深一些的，我想是下面这句： 《人民日报》宣布，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句话叫我，也叫全国的人兴奋无比。我们没有钱，我们受苦难，我们营养不良，长得矮小，这时候全都找到了意义——原来，我们的国家要还清外债和内债，才能成为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强大了，就是我们的幸福。 中国人的心理，让我们觉得，向人借钱是不体面的、甚至是羞辱的事情。传统的中国农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对债务天然有一种恐惧心理，害怕欠债，不敢欠债。还有，我们中的很多人，一生里不管有多少次改变，唯一不变的观念是，既不向别人借钱，也不把钱借给别人。记得在结婚以后的1988年，我想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候，我从大学毕业了五年，工资每月56元，加上妻子的还不到100元，而一台电视机呢，最普通的牌子，本省生产的，十八英寸的，也要两千多元钱，相当于我们两年多的家庭收入。仔细数了一下，我们积攒的钱还不够，差了几百元，等到下一年再买吧。过了一年，省吃俭用又积攒了几百元钱，可是我们的国家，好像与我们开玩笑一样，也把电视机的价格涨了几百元。按照这样的规则，我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电视机。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向别人借钱。我的历史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在1960年代开始时，大跃进以后的国民经济跌到谷底，国家就发布了文件，把饼干糖果等物品都算作奢侈品。再将奢侈品的价格抬高数倍，让民众手中残存的钞票，尽快回到国家的库房。不然的话，它怎能保证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呢？我们是聪明的民众，知道并理解国家的想法。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句十分响亮的口号，让我们无比兴奋的口号，也是农耕国家中的农民意识里面，特别封闭和愚昧的那部分。用农民能听懂的话说，春天播种的时候，你家没有种子，向邻居借了五十公斤，到秋天你收获了一千一百公斤粮食，连本带利还了邻居一百公斤，你还剩下一千公斤，一家人可以活下去了。 世界早已进入了信用时代，我们这个民族，也早已进入了信用时代。我看到的资料说，清朝在它的最后一百年里，曾经利用举借外债和内债两种方式，筹到二亿多法郎，从一个欧洲国家那里，成功地赎回了京汉铁路，然后用铁路营运的收入，还清了所有的债务。那时候，不用这样的方式，就收不回那条重要的铁路，你又不能像古巴的卡斯特罗，执政以后把所有的外国资产，强横地收归国有。 有时候，我们以为时代在前进，但实际上在倒退。一旦没有了借贷关系，现代银行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就回到了很古老的年代。当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在《人民日报》的带领下，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做了独立和强大，深深地为此自豪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无知才能无畏啊。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赤字财政，除了举借内债外债，还有几种做法也能达到平衡，但是，都没有借债的方式显得公正。比如说，国家可以公开地提高税收，这种方式很像强盗的抢劫；比如说，国家可以强制性地提高垄断产品的价格，这种方式也与强盗相似；比如说，国家可以悄悄地狂印钞票，让民众手里的钱贬值，这种方式也很像盗贼的行窃。相比起来，向民众发行国债，按照协议定时还款，付清利息，还算是把民众当成了平等的对象。1949年以后，1958年以前，中国几次发行了面向民众的国债，1958年以后停止发行。到了1968年，为期十年的国债还清了，加上在三年以前的1965年，还清了欠苏联的那部分外债，才有了《人民日报》的郑重宣布：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既没有内债，又没有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各行业生产都不景气的1968年，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些消息，多多少少，都与国家的财政收入有关。 一是先前的那些民族资本家，他们的企业从公私合营再转为国有化，曾经由国家折价，全部放在银行里，但他们可以领取折价后的利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那些利息全部停发，没收并上缴国家。 二是那场革命制造了以百万或者千万为计算单位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国家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中规定：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看来，强大的独立的国家，也还是需要很多钱的，除了内债外债的方式，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得到它需要的钱。
到了网络无所不能的时代，只要你付出时间，浩如烟海的网页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查到，它代替了你的一部分记忆。没有代替的，是你的思想。你思想什么，你怎样思想，你思想的质量高低，那可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我，以及每一个人年岁渐长，都会对现存的时间、未来的时间比较敏感，比较起来，相对模糊一些的，是逝去的时间。这对于以编年史方式回忆以往的人，可不是件好事。一个非虚构文学的写作者，他要颇费力气地回想起，在他的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早以前，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最大的麻烦是，越来越远、越来越淡的记忆里，那些比较雷同的、只能以整段时间描述的记忆里，打捞出某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真的要考虑良久。比如，他的大哥结婚的那一年，为什么不能是1969年，为什么只能是1968年？他怎样确定，他能够确定吗？ 事实上，我也是刚刚确定了，我大哥结婚的时间，真的是1968年，他从解放军部队复原回乡那一年。 我大哥身材不高，长相还算精神，但他最有利的条件，是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身份。整个社会上的人，包括不满一岁的孩子，都划到了中国政治的等级制度里面，三六九等，命运不同。参加解放军的人，都成了政治可靠的革命军人，在政治身份上，没有什么需要忧虑的了。复员转业之后，他们仍然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地位，那可是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还有，不管社会上提供的工作机会多么稀少，从军队回来的人，都由政府安排，到国营单位、集体单位工作，端起铁饭碗，成了青年一代中的幸运者。我大哥还在部队时，他的照片就转到了一位女孩子手里：穿着醒目的草绿色军装，军帽上有红色五角星，军帽下有端正的面孔。他的右眼下还有一道不浅不深的月牙形的疤痕，颜色略暗，是小时候住在乡下，被一匹马踢伤的。一道疤痕，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女孩子的强大吸引力。那是崇尚军人的时代，平民阶层的女孩子，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已经嫁给了军人，另一种是希望嫁给军人。 至于好找对象的女孩子，大部分是服务行业的，商店的女售货员，饭店的女服务员。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工作装，的确良的，白色，有翻领，显得精神，显得漂亮。比起其他的女孩子，她们的优势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雨淋不到，风吹不到，没有深黑色的油污，一不小心，涂抹在青春的面孔。 还有，在物资紧缺的日子里，生活很不容易。尤其是粮食紧缺的日子里，服务行业的女孩子，借着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常常把没有粮票买不到的东西带回家里，比如被压碎的糕点、卖剩下的馒头，虽然不会是经常的，但家里的生活就容易多了。这种情况，就像我在一本外国小说里，看到的情景一样。那本忘记了名字的小说里，小镇商店的女售货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们当了售货员不久，就找到了好对象，一旦结了婚，再也不来上班了。 另外比较受欢迎的，是有轨电车上的女售票员，她们容易找对象的原因，除了她们穿着整齐的工作装，还因为她们的工作，与男青年的接触比较多，在钢铁工厂里工作的男青年，上班下班，都要坐在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上，每天一两个小时，呆呆地看着车上的年轻售票员，很容易产生好感。 和我大哥处对象的女孩子，身材较高，长得漂亮，在一家国营饭店当服务员。如果我大哥不是一个军人，很难找到这样好的对象呢。许多年后，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原因，我大哥的头脑敏捷，文笔流畅，在军营中的空闲时间里，一定给只见过照片的漂亮对象，写了很多表达感情的通信。 这样推测的依据，是我大哥从军队复员，安排到一家生产无线电器材的工厂，直接进了办公室，负责宣传工作。工厂出了一种新产品，报纸上要做宣传，派来了记者帮助我大哥写稿子，结果是整个版面的通讯报道，记者只改了其中的几个字，其余的四五千字都是我大哥写的。有这样成熟、流畅的文笔，我大哥想必会利用他的长处，给漂亮对象写一些情书。那时是革命年代，情书却不叫情书，只是男青年和女青年之间，带有感情成分的往来信件而已。 在部队时感情已经谈成，我大哥回到鞍山不久，他们就要结婚了。可是，结婚住的房子，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个无线电工厂才建立几年，卖产品挣来的钱，除了开工资就上交给国家，拿不出钱给工人盖房子。即使有钱盖，大家也要排队，我大哥面前，还有几百人在眼巴巴地等房子呢。 在他参军之前，我家六口人，我爹我妈和四个儿子，住得还算宽敞，一个二十平方米的居室，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厨房。当他五年后从军队回来，居室和厨房都没有变化，仅仅是漏雨的屋顶，每年都要换几块新瓦。新媳妇要娶来了，总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吧？ 好在我家的房子的东面，还有很大的一片地方，那里曾经是大跃进时期一个幼儿园的操场，后来都成了我家种粮食和蔬菜的地方，郁郁葱葱的，像城市里的乡村。我们可以在房子的东面，再接出一间小一些的房子来，用它做厨房，把原来的居室和厨房，改成两个居室。 砖是不成问题的，借一辆手推车，到附近建了一半就废弃的工厂，去拆那些别人拆剩下的旧砖，地面上没有的，可以从地基里挖出来，整块的，大半块的，拉回来就可以了。木料也好办，买回一些旧房梁、旧门窗，也能将就着使用。劳动力更不成问题，我爹领着我们哥四个：二十四岁的大哥，二十岁的二哥，十七岁的三哥，十三岁的我，盖一间房子足够用的了。趁着盖房子的热乎劲儿，我们还从二十米之外的公用自来水那里，接来了自来水。那是很费力气的一件事情，我爹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现在他的大儿子要结婚了，他舍出脸来，去他以前当过厂长的两个工厂，要来了铁管子和水龙头，终于让我们一家人，不用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到外面去挑水喝了。看到自来水在我家哗哗流淌的时候，一家人的心里，那个乐呀。 大哥结婚那天，屋子里的正中央，挂了一张毛主席像，左右两边挂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实际上是一条语录，分开挂在两边。左边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边的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婚礼仪式也很简单，新郎新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向伟大的革命领袖三鞠躬，然后唱那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红色歌曲。这支歌，是和来宾们一起唱的，本来还要一边唱一边跳忠字舞呢，但房间里跳不开，也就免了。我在邻居那里看到的婚礼，在屋子外面，就是边唱边跳，非常热闹。虽然那些忠字舞，只有简单的、难看的几个动作，像是一种巫术仪式。那时的婚礼，叫做革命化婚礼，大都一个模式，新郎新娘交换的礼物，是两枚红色的毛主席像章，互相别在对方的胸前。最后都有来宾讲话，希望新郎新娘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做毛主席的好工人。 虽然举办婚礼，却不用安排饭菜，请大家吃几块喜糖、抽几支喜烟就行了。现在想起来，那也是政府有意的安排。凭着到政府领取的结婚证，新郎新娘可以得到几尺布票，加上事先积攒的，可以买布做一床新被褥了。有了结婚证，还可以得到糖票，买来几公斤糖果。买香烟也是要票的，但是凭着结婚证，会得到几张香烟票，买来十盒握手牌香烟，一毛四一盒。这些都是政府对我们特别的照顾。如果政府再给一些购买粮食的限额，我大哥就能请来宾吃一顿饭了。 来宾们看过结婚仪式，享用了喜糖和喜烟，就留下礼物回去了。他们的礼物，是几十本《毛主席语录》，几套《毛泽东选集》，还有两个比洗脸盆略小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十几个比茶壶略高的毛主席全身石膏像。摆了一桌子的石膏像，成了我们家的负担，必须细心看管，弄脏了不行，弄坏了也不行，那将是对伟大领袖最大的不忠，那将是后果严重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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