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起源：北岛与20世纪60年代地下青年思想

作者：黄平

来源： 2017年第2期文艺争鸣

1978年12月23日，油印的《今天》创刊号在北京以大字报的方式“出版”——当天清晨，北岛、芒克、陆焕兴三位编委，和其他成员洒泪告别之后，出发前往西单民主墙。如芒克的描述，“骑着车，跨着包，挂着浆糊桶，心里既紧张又从容”，“我刷浆糊，北岛贴，陆焕兴用扫帚刷平”。当天晚上，他们疲惫而兴奋地返回东直门外新源里时，电台播音员即将以严肃的声音向广袤的国土播发一篇历史性的文件。2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重要的起点的话，那么《今天》与“历史”几乎同时发生。诚如《今天》创刊号“致读者”的开篇语，“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历史”给予“机会”很好理解，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今天》是“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和《伤痕》《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不同，《今天》的作品大量写于“新时期”之前。单纯就写作时间而论，很多作品应该算作“文革文学”，比如《今天》当时发表的诗作很多由北京地下文学界的重要主持者赵一凡提供，这些稿件作者本人都已经遗失了。对于《今天》准确的文学史定位，是将《今天》视为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得以出现的“文革文学”的潜流。近年来对于《今天》的研究，比较侧重从新时期起源阶段向前追溯，即勾勒了一条“食指-白洋淀诗群-北京地下文学沙龙-《今天》-朦胧诗”的文学史线索。由《今天》回溯到“白洋淀诗群”等是笔者所同意的，但问题在于这条线索往往囿于文学内部，而“文革”时期的文学依赖于更大的思想背景。笔者想借助本文所讨论的是，作为“文革”期间地下文学的《今天》和“文革”期间地下思想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今天》是“文革”地下思想的文学结晶，构成了勾连起“文革”与“新时期”的中介。要真正地打通“文革”与“新时期”来理解当代文学与思想的探索，《今天》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北岛与“文革”的地下思想

当1978年冬的北岛和朋友们紧张地张贴《今天》时，他也许会回忆起十年前和几个中学同学张贴油印小报《原则》的经历：

一九六八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字报，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

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六五一四部队”。

一九六八年春，由于对中央精神解释的歧义和大学各派组织的介入，“四三派”与“四四派”的冲突不断升级。为了控制局面，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中学，成立“革委会”。当时负责中学军管的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1968年的北岛19岁，就读于北京四中。就目前所见的史料来看，北岛在四中的红卫兵运动中虽然不算是学生领袖，但也比较活跃地牵扯其中。用北岛自己的话来讲，“我曾很深地卷入‘文化革命’的派系冲突中”。北岛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和他的“阶级出身”匹配，他参加的是“新四中公社”。理解北岛为什么捍卫“公社的原则”乃至于理解“新四中公社”，首先要理解作为“新四中公社”对立面的北京四中的老红卫兵组织。据四中红卫兵组织的成立者之一刘辉宣（笔名礼平）回忆，在“文革”中四中的红卫兵分为两派：“老兵派”，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三派”，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这种红卫兵派别上的分疏，对应于四中的学生结构，“当时四中的学生，就家庭出身而论，知识分子居大多数，其次是党政军中高级干部，普通工人和农民则很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中，大多是直系或隔辈的‘黑五类’后裔”。

双方的冲突鲜明地体现在老红卫兵带有强烈“血统论”色彩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出现的时间大致在1966年6月中旬到7月上旬，代表性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北京四中：六八届的刘辉宣狂热支持该对联，为这一“血统论”口号谱写了著名的红卫兵歌曲；六七届的牟志京站出来反对该对联，成立了《中学文革报》，该报第一期发表了遇罗克著名的文章《出身论》。由于“血统论”深刻触及到双方的切身利益，围绕“血统论”，同一学校的同学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分裂体现出鲜明的阶级分化。

北岛当时和刘辉宣是同班同学，但双方立场迥异。“红五类”的四中同学回忆：“七月底或八月初，四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于此同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开始流行，有人加了横批：‘基本如此，鬼见愁’。我们这些‘红五类’的红卫兵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而在北岛看来，“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随着1966年10月“血统论”被中央列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予以否定，老红卫兵渐渐失势，“新四中公社”这类红卫兵组织开始出现。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印红标的分析：“在北京多数中学，造反派起源于对老红卫兵血统论的反抗。在其他地区，如上海、广州，批判血统论也是中学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北岛回忆过他所参加的作为老红卫兵对立面的“新四中公社”：“1967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由此可见，在派系斗争的混乱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北岛的这段回忆对于我们理解“新四中公社”、理解北岛青年时期的思想立场十分重要。“新四中公社”所属于的“四三派”，以及与“四三派”对立的“四四派”，源自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在1967年4月3日、4日两个不同立场的讲话。这两场讲话的背景是，1967年3月开始，北京卫戍区派15000多名指战员，对北京市329所中学和9所大学的31万师生进行军政训练。卫戍区对于造反派红卫兵的“约束”，使得彼此之间产生了矛盾。在4月3日的讲话中，当时的部分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的做法；在4月4日的讲话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成员又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成立于1967年3月15日的“新四中公社”在立场上接近“四三派”，创始人之一王祖锷将“新四中公社”的含义解释为政治平等与民主治理。王祖锷认为：“作为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同时，北岛提到的张祥龙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宣言并没有被“四三派”普遍接受）这篇宣言更接近“新思潮”的思想脉络。如印红标梳理的，“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的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印红标将《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这篇文章视为“新思潮”的代表性文章。参加了“新四中公社”的北岛，其思想是“四三派”与“新思潮”的混合，贯穿其中的是对于“特权”的不满。印红标分析过《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他认为这个自称“四三派”的“新思潮”既与介入党内斗争、鉴别革命干部与走资派的一般造反派思想不同，也与要求享有特殊地位的老红卫兵思想不同，而是从制度、社会关系、经济的角度思考政治斗争。

无疑，当年的北岛以及他的青年朋友们尽管其诉求包含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其激进的历史实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1968年底，“文革”暂告一段落。北京四中的红卫兵组织瓦解，同学们风流云散，北岛在1969年被分配到北京六建当建筑工人，“到河北的山区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从此做了六年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创办《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去白洋淀插队，参与创办《中学文革报》的师大女附中高二学生陶雒诵和她的男友北京四中六六届初三（三）班的赵京兴也去了白洋淀，赵京兴是四中出名的才子，曾为遇罗克《出身论》辩论，1970年1月被捕，1972年底获释。

陶雒诵、赵京兴获释后，北岛携初恋女友史保嘉去白洋淀探望。北岛对此有过回忆：“1973年一个春夜，我和史保嘉来到永定门火车站，同行的有原清华附中的宋海泉。此行目的地是白洋淀邸庄，探望在那儿插队的赵京兴和陶雒诵。赵京兴是我在北京四中的同学，低我一级；陶雒诵是史保嘉师大女附中的同学。1969年，赵京兴因写哲学书稿被打成“反革命”，与女友陶雒诵一起锒铛入狱，半年前先后获释。”当时的白洋淀聚集了北京、天津数百名插队知青，“天津知青多属还乡，北京知青多属自谋。以原来就读的学校为核心，吸收一些合得来的朋友，散落在一个个孤岛上”。除了北岛熟悉的四中的同学外，北京三中的三位同班同学姜世伟、岳重、栗世征在1969年初也来到了白洋淀插队，这三位同学后来的笔名更为读者所熟悉，分别是芒克、根子、多多，后来被追认为“白洋淀诗群”的几位代表诗人。

陶雒诵回忆北岛的这次白洋淀之行：“从邸庄离开后，振开和保嘉去大淀头拜访姜世伟，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振开改名叫北岛，姜世伟改名叫芒克。”北岛、芒克互起笔名是1978年的事，在当时北岛刚刚认识芒克，芒克回忆过，1972年两人经刘禹介绍认识：“刘和何拌拌、根子、陈凯歌、田壮壮等都是北影子弟，当时相熟。他看到了我的诗。说‘四中也有个写诗的，你们应该认识’，于是就认识了。当时读到北岛的唯一的作品是《金色的小号》”。北岛和芒克的相遇，以及几年后携手创办《今天》，这一段文学史常识不需要笔者在此赘述。“食指-白洋淀诗群-北京地下文学沙龙-《今天》-朦胧诗”，在当下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文学史叙述。

本文试图挑战的正是这一文学史叙述。在这种叙述框架里，白洋淀之前的、作为红卫兵的北岛思想经历消弭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的、内省的、抒情的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为代表的食指的诗。同样，我们今天对于白洋淀群落的想象，也容易被狭义的“文学”所限定，将其想象为一个诗歌群落。然而回到当年的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内这片茫茫水泊，这既是芒克的白洋淀，也是赵京兴的白洋淀，有诗歌的探索，也有思想的批判。诚如宋海泉的回忆，白洋淀聚集了一批思想敏锐的北京中学生，“他们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泛：哲学、经济、历史、政治、音乐、绘画……”对于白洋淀的知青群体而言，更为客观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群落。

在白洋淀文化群落中，文学占据着突出的比重。但如果不联系北岛等人激进的政治抗争失败这一背景，容易“脱历史”地夸大黄皮书、灰皮书乃至北京地下沙龙的作用，而这种阐释框架几乎充斥在所有的研究之中。在这种框架中，北岛所代表的“今天派”运动，被视为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横向移植。在最早将白洋淀诗歌群落经典化的《诗探索》1994年第4期的专辑中，陈超（该文使用笔名陈默）在《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一文中已经构建了类似的阐释框架，比如陈超列举《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后指出，“这些自由不羁的灵魂诉说，使他们饱享了偷食禁果的快乐，也开启了他们的心智”。进而，陈超将“白洋淀诗群”判定为：“‘白洋淀诗歌’的作者，一般地说他们是努力超越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风尚而进入艺术追求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有意味的是，陈超特谓举了遇罗克的例子，认为“白洋淀诗群”和遇罗克所代表的反抗不同，“白洋淀诗群”第一次将反抗的向度转向具体的个人。

笔者不同意这种判断，和内部读物相比，真正使得北岛这个群体“开启心智”的，还是60年代末期的政治参与。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能否概括北岛的反特权立场，恐怕也值得商榷，比如围绕“血统论”的辩论，指向的是集体性的阶级歧视。笔者以为，尽管70年代前期的北岛深受黄皮书、灰皮书影响，并且参加了北京地下思想沙龙的活动，但内部读物与思想沙龙对于北岛的文学创作，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北岛在八十年代的采访中表示：“我的诗受外国影响是有限的，主要还是要求充分表达内心自由的需要，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一代的苦闷和特定的情绪与思想”。经历革命运动低潮期的幻灭，由政治实践转向文学创作，这种文化运行的轨迹在二十世纪并不鲜见，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充满“动摇”与“幻灭”的文学实践。从“思想”转移到“文学”，《娘子谷及其他》等内部读物带给北岛的，是为北岛这个群体的青年郁积的历史情绪提供了一种文化形式，其历史内涵还是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与思想脉络中予以理解。如果我们将“白洋淀诗群”乃至于北京地下文学沙龙视为一个地下文学界的话，这个地下文学界是地下思想界的一部分。

当然，“白洋淀诗群”的每个成员彼此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难以以一种统一的诗学立场来归纳北岛和芒克。相比较芒克的“自然”，北岛在70年代的诗歌创作有更为鲜明的政治立场。，比如，遇罗克某种程度上充当着北岛的思想对象，诚如北岛写于1975年的《结局或开始》：“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目前没有资料证明，北岛和遇罗克有过直接的来往，但是北岛圈子里的朋友很多和遇罗克相熟。《结局或开始》这首诗在《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正式发表时，副标题为“献给遇罗克烈士”，诗后附有一段话：“这首诗初稿于1975年。我的几位好朋友曾和遇罗克并肩战斗过，其中两位朋友也身陷囹圄，达三年之久。这首诗记录了在那悲愤的年代里我们悲愤的抗议。”“两位朋友”应该指的是赵京兴与陶雒诵，《结局或开始》、《宣告》等献给遇罗克的作品，体现出北岛与遇罗克分享着同样的思想主题：对于阶级歧视的敏感与对于特权的反抗。

同样，如果不联系“文革”造反派中的“怀疑一切”思潮，也很难理解北岛的代表作，写于1973年的《回答》。北岛回忆过1971年单位宣布林彪事件后他的反应，“我开口说话，单蹦的词汇成语流。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我说到革命与权力的悖论，说到马克思的‘怀疑一切’，说到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出路……直到安智胜用胳膊肘捅我，这才看到众人眼中的惶惑，他们纷纷起身告辞。”从北岛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思潮”乃至于“怀疑一切”在当时对于他的影响。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译著《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员编）记录着马克思将“怀疑一切”视为座右铭，1966年秋部分造反派红卫兵据此提出“怀疑一切”的激进思想，北岛显然对此并不陌生。“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不能被抽象化地理解为现代主义情绪，而是深刻地交织在60年代以来青年的思想轨迹之中。和现代主义的影响相比，1970年遇罗克的被害、1971年的林彪事件等等，这样的历史事件对于北岛的影响更大。

近年来的北岛研究，囿于将北岛理解为“纯粹的诗人”，以北岛去国之后的后期诗歌来覆盖早期诗歌，侧重从“语言”、“存在”等诗学维度来理解北岛，这种“纯诗”的框架被视为不证自明。在这种阐释框架中，北岛乃至于一代人的“六十年代”在这种抽象的讨论中被遮蔽掉了。而缺乏这一历史性的维度，《今天》乃至于“今天派”的文学实践与思想主张将变得难以理解。本文尝试打通历史的断层，将“文革”的“地下思想”视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来源。诚如遇罗克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得以平反，同时从“地下”汹涌而出的，还有北岛的《今天》。

二、反对“伤痕文学”的《今天》

理解《今天》，有必要首先认识到，《今天》是综合性文学刊物，而不仅仅是诗歌刊物；《今天》的诗歌，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后来的“朦胧诗”。我们对于“朦胧诗”的理解，更多的是以《今天》杂志上相对边缘的舒婷和顾城的诗为对象，而北岛的诗被新时期所接受则坎坷的多。但北岛既不同于舒婷，也不同于顾城，他的文化立场与诗学主张，更为典型地代表着《今天》的立场。

北岛的弟弟赵振先在《未完成的篇章》一文中，回忆过《今天》创刊号的封面，“第二天当我再次经过西单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期《今天》，封面让一些粗黑的道道竖着分隔开来，一看便知道是铁窗。”“铁窗”、“铁栅”、“铁条”以及类似的变形意象“墙壁”等，在《今天》的诗歌中大量出现。比如北岛发表于《今天》第4期的《雨夜》：“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今天》编辑凌冰（赵南笔名）写得更为直白，“也许再过几天/我会坐在一个/围着铁栅的窗底下”。这类意象构建了“自我”与“世界”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自我”指认“世界”为“他者”，通过批判对象的确立来反身构建一种自洽性的、不容置疑的自我。

“自我”与“世界”这一空间化的对峙，转化成时间上的线索，则是“今天”与“过去”的断裂。由于是以对“世界”的批判来确立自我，在《今天》那里，“今天”其实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存在的只是对“过去”批判的“今天”。北岛等讲述的不是“今天”，而是从“过去”转化为“今天”的过程。套用《今天》的比喻，不是讲述“黎明”，而是“黎明”从“黑夜”中转化。“但是那秘密的黎明，依然要从它黑暗寂静的深处升起”，或者，“这是一小片晴空，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北岛在“致读者”的概括中非常明确：“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黎明”从“黑夜”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转化，而且还是残酷地“在血泊中升起”，使得“自我”与“世界”构成一种极为紧张的对话关系。诚如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或者，如《无题》中的句子，“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世界”的回应，在《今天》诗人们的笔下，往往是举枪恫吓，以死亡相威胁：“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与笔”，“我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我的衣襟缓缓飘动/像一面正在升起的旗帜”面对想象中的“世界”的声音，《今天》的“回答”总是激越的。舒婷的句子颇有代表性，“如果子弹飞来/就先把我打中”，“理想使痛苦光辉”，“你的位置/在那旗帜下”。在一种带有红卫兵诗歌色彩的政治抒情诗的对话张力中，《今天》的诗人们书写着“自我”对抗“世界”的悲情，自我形象最终被定格为一个巨人式的悲剧英雄，“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思路，它假定权力本质上是压制性的。《今天》划定的“铁栅”，固然有隐喻着“自我”被压制的意味，但同时也是把“世界”放逐于“自我”之外。因而，在《今天》的文本中，这个“自我”其实是“完整”的或者说“空洞”的。诗人们书写的内心痛苦不是“自我”分裂的痛苦，而是“自我”对抗“世界”的的痛苦。试比较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物内心的分裂与冲突，以往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派”的《今天》，与之存在着清晰的差异。佛克马、蚁布思就认为，“难以把现代文学的概念用于中国文学，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环境是相当不同的。”《今天》对于“自我”之外的“世界”的想象，不能在现代主义的层面上来理解。

《今天》所注重的“我们这代人肩上”的“艰巨任务”，依然是“反映新时代精神”。如“致读者”所写到的，“‘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而在北岛看来，“新时代精神”意味着“自由”，也即在《致读者》中所点题的：“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在《今天》编辑部里，他对来访的老友彭刚表示，“我提醒他，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化运动”。北岛所理解的“自由”始终处在“自我”与“世界”的紧张感之中，他的“自由”不是“消极自由”，而是指向着公正与平等的自由。

正是在这一点上，《今天》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产生深刻的分歧。“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转型’期，令‘主流叙述’焦虑的，是怎样在‘文革’叙述模式破产之后，在社会民众中建立更为有效因而更能产生凝聚力的‘新时期’叙述。”而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伤痕文学”作品适时出现，被选定为能够回应这一问题的“答案”，这批作品也意料之中地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如程光炜指出的，“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学界，人们所预设的第一个重要成规就是：伤痕。”然而《今天》对于“伤痕文学”的“成规”表达了深刻的不满。《今天》对“伤痕文学”的看法，主要表现在第1期、第4期发表的两篇文学评论上，分别是《评〈醒来吧，弟弟〉》、《评〈伤痕〉的社会意义》，两篇评论对“伤痕文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醒来吧，弟弟》是刘心武的名篇，讲述工厂党委的卢书记教育因“文革”的创伤而变得冷漠虚无的“弟弟”。《今天》与“伤痕文学”的分歧在于，对于《醒来吧，弟弟》这篇小说，就“弟弟”和“卢书记”的关系而言，谁应该“醒来”，谁应该是被教育的对象？

在《评〈醒来吧，弟弟〉》中，署名林中的论者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在对‘弟弟’这个典型的理解上，我们和作者有着很大分歧。”论者认为，《醒来吧，弟弟》犯了两个错误，“《醒来吧，弟弟》的作者，在这里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弟弟这样清醒的人误解为沉睡的人。”为什么“弟弟”是“清醒”的？论者解释说，“打倒四人帮仅仅是一个起点，它只是新时代的序幕。四人帮只是从组织上垮台了，但在思想方法上仍顽固地起着毒化作用。”第二个错误则是，“《醒来吧，弟弟》的另一个不良倾向，就是简单地概括生活现象。……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教育工具，只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的和残存的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四人帮，这是不够的。四人帮所以能危害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故而，《今天》认为“伤痕文学”很“低劣”和“贫乏”。在《评〈伤痕〉的社会意义》中，署名史文的论者首先承认，“这篇小说的出现，在社会上和人民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以致于形成了一股新文学的潮流。”但是，《伤痕》影响如此巨大的原因，却仅仅是“《伤痕》由于它的应时，也是由于人民对社会悲剧作品的迫切需要，在作品自身之外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多么低劣和贫乏。”论者的依据是，“一篇全部以社会冲突为其情节的作品，竟然没有涉及到这种冲突的任何内在含义。”对“内在含义”的追索，使得论者不接受对“伤口已然愈合”的判断，也不接受对“伤痕如何造成”的权威解释。论者在结尾处写道，“这个时代为中国的青年一代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问题的素材。他们将能够借助于思想的射线，窥见那颗跳动的、殷红的时代之心，而不是以治愈‘伤痕’为满足。”和“伤痕文学”将“伤口”愈合为“伤痕”相比，《今天》执拗地回答说，“民族的灾难已经过多/人民的伤口无法愈合”。徐敬亚一篇被《今天》第9期转载的评论认为，我们应该“理解他们那至今尚未愈合的伤口”、“公正地评价他们的思索”。或如《今天》不无骄傲地自供：“其时正是‘伤痕文学’时期，正是这个民族开完刀麻醉药过了喊痛的时候。《今天》没有直呼其痛，它镇静地看着伤口，思索着怎么会挨这一刀，研究着鲜血的色泽与成份，动了灵思。这正是《今天》的气质所在。”多年之后，北岛回忆了他是如何理解“文革”这“历史的伤疤”，他的回忆依然带有1960年代的味道：“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这段话对于理解北岛、理解《今天》十分重要，也从侧重加深我们对于“伤痕文学”的认知。北岛对于《今天》和“伤痕文学”的差异一直很敏感，在《今天》创刊三十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还在强调，《今天》杂志“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醒来吧，弟弟>》，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今天》的自我期许，倒接近于“伤痕文学”要“唤醒”的那个“弟弟”。《今天》强烈称赞这个“弟弟”的形象，“弟弟不愧是一个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他恰恰反映了‘沉思的一代’人内心中最有活力的一面。”“弟弟倒是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典型：他并没有因为战胜四人帮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忘掉对社会现象矛盾加以清醒的认识。”《今天》据此不无意味地说，“打倒四人帮后，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这一时期中‘新人’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今天》与“伤痕文学”的重要不同，在于提供了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一典型以及其所反映出的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对“新时期”性质的歧异判断等，考验着“成规”的限度。当时不论是刘心武还是卢新华，对于《今天》的抨击并无么反应，《今天》作为民刊，其地位和影响不足以构成“压力”或“对话”。但是，如李杨指出的，“像《伤痕》、《班主任》等我们熟知的作品，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说，它们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伤痕文学”背后的一整套“干预、制约、控制”文学的“规范”，对于《今天》这种异质性的挑战是难以容忍的。《今天》一度陶醉于影响的不断扩大，兴奋地表示着“在这被风沙掠夺够的荒漠上，要唱出一块潮湿芬芳的绿洲。”他们未必发现，这荒漠的上空，阴云与雷霆已然在集聚。

三、从反抗的自我到“自我表现”

伴随着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1978年至1979年，各地的民刊开始大量出现，如研究者梳理的“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政治（论）性的，另一类是文学性的。前者如《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等；后者如《今天》、《这一代》、《崛起的一代》以及大量的大学生自办刊物。”然而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区隔在当时并不明显，无论哪种类型的民刊，核心的关切点都是类似的，都集中关切当代中国的走向。

《今天》的立场对于“新时期”显得不合时宜。如何描述“新时期”对于“文革”而言的“断裂”与“转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就“伤痕文学”这一边而言，如卢新华所说的，“我感到需要王晓华这样的形象，帮助人民总结广泛的社会问题，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我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而这一点对于目前这样一个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社会更为必要。”与之对比，《今天》采取着“向后看”的态度。北岛的句子或如一个隐喻：“走向冬天/唱一支歌吧/不祝福，也不祈祷/我们绝不回去/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或者，“假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我怎么能说/道路就从脚下延伸呢？”而且，除了出版杂志外，《今天》还开展了若干活动。1979年4月和10月，《今天》在玉渊潭举行了两次诗歌朗诵会，第一次朗诵会各个政治性民刊的编辑也参加了；第二次朗诵会更是如北岛回忆的，“我们这次朗诵会有很明显的挑战色彩。因为我们特别加上了政治性特别强的诗。”更为严重地是，因为抗议第一次“星星画展”被取缔，在三十周年国庆的时候，《今天》和《四五论坛》还共同发起了一次抗议声援游行。

《今天》的立场一度导致编辑部的解散重组。导致《今天》分裂的导火索，是一次民刊的联谊会。北岛曾回忆到，“《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旋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79年年初，因为当时这些民刊都太势单力薄，他们组织一个民刊的联席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黄锐，如芒克的描述，“与会者商量联合举行一次抗议活动，黄锐捏不准分寸，没敢在决议上签名。我知道后不以为然，又赶过去，没犹豫就把名签了，然后在编辑部通报了此事。”北岛认为，“这次活动导致了《今天》的第一次分裂。当天晚上我们就吵了一架，到底怎么办？”芒克回忆到，“除了北岛和我，其他人都不主张参加这次活动，认为《今天》是文学刊物，不应该加入政治活动。而我认为，民刊的命运是共同的，如果取缔，不会独独留下《今天》，因此必须相互支持，一致行动。”当时《今天》一共有七位编委，除北岛、芒克外，其他五位要求“在西单贴出一张大字报，就是说不承认《今天》参加了这个会，或者认为这个会是不合法的。”芒克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认为我的看法只能代表我一个人，不能代表编辑部，应该就此写一份声明，贴到墙上去。”当时《今天》的编委会十分松散，没有主编副主编等等“权限”的明确分配，双方的意见一时僵持不下、无法统一。“北岛说既然无法统一，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我们二人退出算了，但保证继续合作。大家沉默。一会儿有人说你们不干了，我们还怎么干？北岛说假如是这样，那就你们退出，我们来干。”“最终他们同意退出，会议不欢而散。”改组后的《今天》强化了“主编/编辑”的权力分层与内部秩序。如改组后加入的新成员王捷的描述，“老木头（北岛）说一个杂志要有主编、副主编，那就很简单，大家的意见，自然就是老木头副主编、猴子（芒克）副主编、周郿英副主编了。”芒克的回忆是，“为了使编辑工作正规化，北岛提出设主编、副主编，我支持北岛做主编”。新成立的编委会尽管还是七个人，但其他编委地位明显降低，如万之的描述，“在我记忆中，当时的《今天》编辑部并没有明确的架构，对外时的说法只有北岛主编和芒克副主编这一点比较明确，其它人大多是做点实事就算个成员，从来也没有人来正式任命你甚么职务，谁是编委谁不是编委说不清楚。”对于新加入的成员而言，如徐晓的描述，“他（指周郿英，笔者注），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与类似的运动相似，激进的立场往往压倒谨慎的立场。然而大环境渐渐对《今天》不利，如芒克的回忆，“自1980年上半年起，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1980年夏，民刊纷纷停办。”“1980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政务院1951年的法令‘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要求《今天》杂志停刊。后申请注册复刊，不被允许，12月再次通知《今天》停止一切活动。”尽管《今天》有短暂的抗议，如万之的描述，“第一条决定是写一封公开信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允许我们正式注册，争取刊物合法化，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第二条是成立一个‘今天文学研究会’，在刊物不能注册正式出版之前，以‘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为名。”但是，“面对北京公安局的最后通蹀，我们能做的选择就不多了。”1980年9月，《今天》停刊。

和停刊相比，持续至今的更严重的压抑，是“今天派”逐渐被“朦胧诗”所替代。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今天》的对抗性被悄然抹去，经由“现代化”的框架被转化为一种新的政治：独立的自我。我们今天对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的想象，大致被孙绍振当年的概括所塑造，“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和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今天派”转化为“朦胧诗”，也即在地下刊物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公开化的出发点，大致有《诗刊》的转载、《诗刊》“新人新作小辑”与“青春诗会”的支持、《星星》集中发表顾城的诗、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福建文艺》以舒婷为中心的“新诗问题讨论”讨论以及著名的“三崛起”——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在这种接受过程中，对于顾城、舒婷的关注明显大于北岛。比如，在《今天》作者中相对“边缘”的舒婷，“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会。”她的《致橡树》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诗集《双桅船》获得了第一届全国新诗优秀评奖的二等奖。如洪子诚、刘登翰指出的，“在80年代初，主流诗界大体上能接受她的作品，尤其是思想、情绪‘积极、昂扬’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这类诗受到较高评价。”然而，《今天》的主要作者如北岛等，迟至1986年才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在《诗刊》的出现频率上也低于舒婷。而且，不仅仅是对不同作者的筛选，就舒婷而言，不同作品受到的待遇也完全不同。“她的另一部分诗，也受到批评，如《流水线》、《墙》等。”刘登翰曾引用了一段对舒婷的批评，很能代表“主流诗界”的看法：“如果舒婷还是照过去的方针办，或者咏物写景——吟树、咏梅、歌清晨、颂夜晚；或者往来酬答——寄你、赠他、致朋友、送爱人，人民是不会满意的。”同样，在“朦胧诗”论争乃至于经典化的过程中，支持的一方与批判的一方争辩的焦点，在于“表现自我”还是“抒人民之情”。这组二元对立项来自程代熙的描述，他如此批评孙绍振的崛起论：“把现实生活排除在诗人视野之外，因此值得诗人去表现的就只能是他的那个‘自我感情世界’，并且诗人也就只是在这个世界里去‘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艾青也有类似批评，“他们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以此为基点，反对的一方坚持新诗的民族化传统与群众化传统，要求新诗承担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功能。

但问题在于，至少在“朦胧诗”兴起时，支持的一方从未将“自我”封闭地理解，而是将其历史化。比如顾工将顾城的诗“朦胧”的原因，归于“文革”的创伤：“我想：大概是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太多的‘冰川的擦痕’”。顾城自己也认同类似看法：“新的‘自我’，正是在这一片瓦砾上诞生的。他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模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的伤疤，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这种思路在当时支持的文章中被普遍地分享，但批判的一方普遍回避了“文革”与“朦胧诗”的关系。

同时，在支持的一方看来，“自我”既不是封闭的，同时更不是“狭隘”的，“自我”意味着个人权利，指向着人性的复归与社会的文明，故而孙绍振指出：“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徐敬亚更是疾呼：“‘自我’是个人对一代人的兄弟般呼吁！是以民族中的一代人抒发对外在世界的变革欲的面目出现。这与西方现代诗歌中，那种在大生产高度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个人与社会脱节、对抗的‘隐私式’的自我心理，截然不同。西方诗人多是从游离于社会漩涡之外的纯个人角度书写。而中国新诗人却是从阶级（这方面较少）、民族、国家或至少‘一代人’的角度来写诗，绝大多数诗人的‘自我’都具有广义性。”批判的一方对于“个人价值”倒有所回应，程代熙认为，“考察‘人的价值标准’，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只有在巩固了代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的利益、幸福才能得到确认和保证。”方冰也回应说：“现实主义者所说的自我，是集体中的自我，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分子，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与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他们决不去作孤芳目赏式的自我表现。”这场以“朦胧诗”为起点的围绕“个人价值”的辩论，在1983年遭遇了“清污运动”，当年1月徐敬亚这篇《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在《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后，遭受到持续性的批判。当时主抓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将徐敬亚这篇文章批示为“反社会主义”。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敬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检讨，这场风波到此结束。

在“清污”之后，支持“朦胧诗”的一方，不大谈或慎谈新诗潮与个人价值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自我”开始趋于内在化，并且不加辨析地将诗歌的“审美价值”与“社会功能”相分离；同时，悬设了“走向世界”的美学目标，开始以“人类”来解构本土的文化政治抗争。考虑到可以理解的外在压力，这种言说策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反而落实了批判的一方对于新诗潮的指责。从“今天派”经由“朦胧诗”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自我”渐渐从反抗的自我窄化为“自我表现”，北岛所维系的1960年代的思想印记几乎丧失殆尽。当时也有诗歌研究者批评“当代诗若想与世界诗潮同向发展，就必须重视诗的审美判断并淡化其社会功能”这种观点，比如程光炜认为：“改革的大潮难免裹挟着泥沙，一些原有的丑恶现象又重新活跃起来，另一些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如官僚主义仍然大量存在，新与旧的激烈交锋，向往未来与安于现状的两种力量的唇枪舌剑，仍然潜伏在我们社会庞大的躯体里。人们希望新诗勇敢地站出来，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和声音替他们发言，与他们共苦乐，而现在并不那么急于需要‘沟通’人性和友爱的心灵。”然而在“向内转”的潮流中，这种看法已经显得微弱而不合时宜。在“朦胧诗”之后兴起的新的诗歌潮流，更是沉溺于日常生活层面，以反形而上为旨趣。“不可让新诗从这一个死胡伺，再步入另一个死胡同中去”，这类呼吁宛如历史的叹息。

北岛最终消失在80年代的历史深处，不知道后来的他是否感觉到，“自我”原来也可以是变相的牢笼，类似的牢笼还有“语言”或“艺术”。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回到1960年代的历史现场，北岛所激烈支持的“出身论”，之所以对于“血统论”及其依附的特权体制有如此强烈的反感与批判，在于“血统论”阻碍了平民精英的个人奋斗。这一历史时刻的“自我”是“自我实现”意义上的，尽管比“自我表现”要广阔，但始终是个人化的。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一次次失败，在各种原因之外，也在于这种“自我”想象一直没有得以突破，匮乏强有力的历史的支撑。雄心勃勃地闯入“新时期”的北岛一度认为：“诗人必须是战士，他敢于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旗帜上。”然而问题在于：这面旗帜将插于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