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振田:饥饿1960
作者:孙伟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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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1960 作者:闫振田 来源:人间theLivings 每次盛饭时,沈学玉总是先盛一碗放在旁边,算作他自己的,如果谁认为他盛少了,可以跟那碗换。但由于每顿饭沈学玉都给自己少盛一点,没有一个人肯跟他换。 前言 1958年大跃进兴起,禁止家家户户生火,集体吃食堂,地上的庄稼宁可烂掉,也不允许私人收割。 那是我记忆里最为惨痛的时光,1960年开启的中学生涯,也是在这期间度过的。 许多记忆,任时光如何冲刷,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0年秋,我考进了颍上县临淮中学。这是一所新建的学校,名字很好听,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几天,我像中了状元似的高兴。可是当我背着书包到学校一看,立刻傻眼了,除了两栋简易教室和一栋教师宿舍,学校连寝室也没有。 白天,教室当课堂,到了晚上,同学们就把桌子并起来当床睡。学生多,教室也睡不下,就每两个人一床被子睡,一个同学的被子当铺被,另一个同学的被子用来盖。 每天早晨一起床,老师就带着男女同学浩浩荡荡地到5里外的窑场上背砖,肚子饿,砖块重,麻绳勒得同学们龇牙咧嘴。来回十来里,回到学校,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早饭是人人期待的事情,一大桶稀饭抬上来,是用玉米糁子熬的粥,香喷喷,谁都想多喝一口,但是人人都只有一勺。 稀饭稀稠不均,盛饭时舀得难免有多有少,每个学生都眼巴巴地望着盛饭的勺子,渴望能给自己多盛一点。但这样一来,盛饭人是否公平就成了问题。 在全班同学的举荐下,最终决定由班主席沈学玉掌勺。但沈学玉掌勺后,仍有人说他盛得不公平。沈学玉气得甩手不干,可是别人掌勺,大家又不同意。沈学玉只好接着干。 就这样,沈学玉想了个办法。每次盛饭时,他总是先盛一碗放在旁边,算作他自己的,如果谁认为他盛少了,可以跟那碗换。由于每顿饭沈学玉都给自己少盛一点,结果没有一个人肯跟他换。 本来每月的伙食就只有18斤,根本不够,沈学玉又自觉顿顿克扣自己,于是变得更加面黄肌瘦起来。有一天上课,老师发现沈学玉不在课桌上,问沈学玉到哪里去了,一位同学说,“刚才我和他一道上厕所去了”,老师说:“赶紧上厕所找找看”。同学们赶到厕所一看,沈学玉已经饿昏晕倒在厕所里。 直到同学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进教室,老师从自己宿舍里找来半块馍,用开水泡泡,灌到他嘴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沈学玉才慢慢苏醒过来。
我们班里还有个同学,因为饭量大,吃得多,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大肚子”。其实那时候因为肚子里油水少,大家都特别能吃,人人都是大肚子。后来,有一天吃晚饭时,几个同学跟“大肚子”打赌:“你不是能吃吗?你要是能把10个菜团子(用红芋面掺红芋叶子做成,每个重半斤多)吃下去,我们全都送给你吃。”参与打赌的不够十人,让我也参加。同学们又说,“你若吃不完,吃下去的你得赔我们”。“大肚子”慨然答应。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到第9个时,我看他撑得实在吃不下去了,就说:“你甭吃了,甭把你撑坏了。我那个菜团子送给你吃了,不用你赔。”其他同学也跟着说:“算了,算了,甭吃了。我们都送给你吃。”这时候“大肚子”才停下来。 尽管“大肚子”饭量很大,但他每天晚饭只喝一碗菜汤,把那个菜团子省下来,周末时带回家给他娘,他怕他娘饿死了。为此,每次吃晚饭时,他怕看到别人吃菜团子,自己会馋得忍不住,就喝完一碗菜汤后便离开。这样做,不仅需要一份孝心,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一连两个多月,他就这样省着。每天上课时,他把省下来的菜团子用网兜子装着提到教室里,晚上放到枕头边,金贵得像宝贝,唯恐被别人偷了去。而他自己饿得眼窝深陷,瘦成皮包骨头。 到了学期终了,第二天就要放假了,他到厕所解小便回来,突然发现他的菜团子不见了,立即放声大哭起来。同学们让他仔细找找,他怎么也找不到。 他怀疑被另一位同学偷吃了,开始指桑骂槐,后来矛头越来越明显,那个被怀疑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你骂谁?”“我骂的就是你!”两个人遂打了起来。那个同学比他个子矮,年龄小,打不过他,吃了亏,非常委屈地哭起来,忍气吞声地睡了。 夜里下起了大雪。第二天一大早,雪下有尺把深,那位小同学提前起了床,提前把被子捆好,然后趁“大肚子”未醒,骑在他身上暴打了他一顿。等“大肚子”爬起来,穿上衣服去追赶时,那位小同学早就跑远了。 一直到下学期开学时,那位小同学也没再回来上学。 几十年后,我终于再次见到这位小同学。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说,“想想那时候真可怜,为几个菜团子打一架,为几个菜团子被冤枉,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后半辈子蹲在农村出不去,把前程都葬送了。”因为饥饿而辍学的不只是他,1961年我们刚入学时,分甲乙丙三个班,共有120多名同学,到1963年初中毕业时,三个班并成一个班,加起来还剩下17名同学,其中还有3名是从其他学校转来的,其余的全都是饿跑的。
1960年春天,邱家湖突然出现的野荸荠,像是老天特意留给人们的一点生路。 那是最困难的一年。早晨一碗稀饭,上到第二节课时,肚子就开始“咕咕”地叫起来。有一天上午,第三节课刚开始,我就听不下去了。趁老师在黑板上正在演算代数题,我从后门溜了出去。因为我听一位同学说,离学校七八里远的邱家湖出现了野荸荠,方圆几十里的社员都赶到那里挖荸荠去了。 我从厨房的炉灶旁找到一把铲煤的锨,向邱家湖奔去。邱家湖是个行蓄洪区,每到汛期,为了减轻下游洪水的压力,邱家湖就要破坝蓄水。一湖的庄稼被淹得荡然无存,只有野生的水荸荠能存活下来。 过去我到湖里割草时,见过野生的荸荠。水面上生长着齐刷刷的荸荠茎苗,像细细的葱管,一尺多深,一片葱绿,一眼望不到边。到了冬天,荸荠苗枯萎了,淹没在湖水里。谁也没想到,地下正结满了可供食用的荸荠。 当我来到邱家湖沿时,远远望去,挖野荸荠的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足有上万人。附近还搭有庵棚,看来还有离邱家湖较而远夜不归家的人。 我赶到湖底,能挖着荸荠的地方全被别人占满。我只能在别人挖过的地方挖。说起来很神奇,尽管别人挖过了,我还能挖到不少荸荠。 野荸荠不同于家种的荸荠,个头很小,只有孩子玩的玻璃球那么大,但是很结实耐嚼,我挖出第一个,几下揩掉上面的泥土,就往嘴里填,汁水不多,但能嚼出一点淀粉,足以让我兴奋极了,于是边挖边吃。 我力气小,铁锨能铲不能挖,工具不得力,挖的就更少了。在我身旁挖荸荠的人是夫妻俩,30多岁,他们虽然也很瘦,但比我有力气,男的用一把带锹拐子的锹挖下去,把一两尺深的泥土挖上来,女的用手掰泥巴,掰出的荸荠一粒粒不停地往筐里丢,筐里的荸荠足有十来斤,我看得眼馋极了。 有一位老人和他的儿子也在旁边挖,老人感慨:“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能想到这湖底下藏着这么多荸荠,真是救了咱老百姓的命了。”天快黑的时候,我赶紧收拾东西往学校赶,书包里的荸荠去掉吃的还剩下一斤多。当我快回到学校时,在离校几百米远的坝子上,遇见了我的同学,他说:“班主任正找你呢,你的胆子真大,上着课你去挖荸荠,可能要开除你了。”本来我心里就忐忑不安,经他这一邪呼(吓唬),更害怕了。“躲得掉初一躲不掉十五”,我想着豁出去,大不了这个学不上了,便硬着头皮朝班主任的宿舍走去。 刚走到他门口,就看到汪老师站在那儿了,他让我进屋,还为我倒了一杯开水,对我说:“我知道你挖荸荠去了,知道你饿。但是上着课不辞而别这是你的错。”说着,他拿出我的作文本面批起来,他对文章的评价不错,还指出了两个错别字,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想知道他会怎么处分我。 作文评讲完,他拿出一本散文选和一小沓饭票,对我说:“这本书对你写文章很有帮助,你拿回去看吧。这几张饭票你可以买几个馍,垫垫饥。以后可别逃学了,你有天分,说不定将来考取高中、大学,还能当作家呢。”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语无伦次地说:“我不要你的饭票,你看你的腿肿的……”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我能坚持到最后,并考取高中,也是多亏了班主任的鼓励,让我有了战胜饥饿的力量。
1961年冬天,放寒假时,下起了大雪,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几个离家远的同学在学校。 学校食堂已经关门了,一大早,我们几个同学躺在地铺上,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动也不想动,缩在被窝里“话”饼充饥:这个说,“现在要是有一碗干饭吃该多高兴”。那个说,“能有个馍吃多幸福”。我说,“你们真是做梦娶媳妇——想的美,连稀饭都喝不着,还想吃干饭吃馍?”说来也真凑巧,我们正七嘴八舌地讲着,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他操着外地口音问:“你们可想喝稀饭?”“咋不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想喝就快起来,跟我走。”“上哪喝?”“上临淮岗大坝工地上喝。”大伙儿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将信将疑,但还是一骨碌从地铺上爬起来,跟着那个人走了。 原来,这个人是临淮岗大坝工地上的司务长,这天听说上级要来人检查,数人头发口粮。他找我们充当民工,冒名顶替,好多得口粮。 我们几个同学,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踏着尺把深的积雪,往工地上赶去。一心想着喝稀饭,不嫌累也不怕冷了,大家走得飞快,头上冒出的热气在头发稍子上结成了冰。 走了十来里路赶到了工地,司务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大黄碗,并再三叮嘱:“你们只管喝稀饭,上面来人时,千万别吭声。”我们就按照他的吩咐,闷着头喝稀饭。 那天的稀饭并不稀,饭里除了有红芋干子,还有豇豆和豆饼,大锅熬得稀饭又粘又香。我们喝得起劲,盛了一碗又一碗。 我心里犯嘀咕,怕上级来的人看出破绽。那时我才十五岁,又瘦又矮,根本不像个民工。可是来数人头的只是挨个数了一下,根本没有搭我们的腔。 我们每个人喝了三四碗稀饭,一个个肚子喝得圆鼓鼓的。回来的路上,跑着唱着回到了学校。当天晚上,回家的同学陆续返校,我们得意地向他们炫耀白吃的过程,让他们很是羡慕,甚至后悔因为星期六回家,错过了吃一顿饱饭的机会。 这段记忆给我留下的烙印之深,让我直到如今,每当有宴席散时,看到那吃一半丢一半的饭菜,甚至未动过筷子的整鸡整鱼,就禁不住痛惜。 因为我永远忘不了,当年那整日饥肠辘辘的苦滋味,那对填饱肚子的渴望,和能吃一顿饱饭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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