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枪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

作家：闫立秀

来源：凤凰博报

在毛泽东五大秘书中，田家英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中南海内最早死于“文革”的高级干部。长期以来，人们所知道的是“含冤自尽”这样一个死因。但近年境内外媒体却出现了新的说法，认为田家英死于他杀，并言之凿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部门的档案文件为证。一时真伪莫辨，议论纷纷。

那么，田家英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有关当事人和知情者提供的重要细节，揭开了田家英之死的惊人内幕。

中南海内何以响起“枪声”

较早提出田家英被人枪杀这一说法的，是香港《争鸣》杂志的资深记者罗冰，此人以“大陆报道权威”出名。他在该杂志2002年2月号上发表了《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的奇文，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所以不可忽视。

首先是“档案”的真伪。罗氏用以佐证“他杀”的根据是来自“中央档案”，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了这几份“档案”：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1978.7—006612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4—00174号；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80.9—00797号，皆为“顶级”。且不说有关“文革”的绝密档案当时并没有解密，即便“开禁”，国内研究者非经批准恐怕也难以看到，更何况一个香港的普通记者，而且一下子得到4份之多！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并未说明获取这些文件的渠道，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不免令人生疑。据一位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并亲自编制过档案的人士说，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和编号，显得不伦不类，这是不合规范的。

其次是涉及的内容。任何真实的档案，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准。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那么，罗冰在“密档”中编织了多少骇人听闻的情节呢？

所谓“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声称是汪东兴的笔录，其中写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称：“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所谓“中办档案”的记载更离奇：“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毛)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几件档案，几种说法：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内卫失控误杀、汪东兴下令射杀，唯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枪声惊动了警卫”。有知情者描述，乾隆御笔“永福堂”，地处中南海的核心部位，几十步外就是西楼办公区，永福堂的西门就斜对着西楼办公区东入口的高台阶，这里就有一个哨位；而且，与永福堂相邻不远就是陆定一、胡乔木、董必武等人居住的院子。如果永福堂内真有一声枪响，必然惊动这些地方，那么田家英之死马上就将不是秘密，而且所有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据当时到达现场的目击者后来证实，田家英身上既无枪伤，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中办更不存在一个叫朱国华的内卫。因此可以肯定，那天上午，中南海永福堂内没有“枪声”。

“档案”都指向一个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是汪东兴“暗示内卫下手”，则汪无疑成为杀人凶犯主谋，可至今尚未听说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况且以汪东兴的政治阅历，他能做出这样的事吗？而事实上，汪东兴那天上午并没有到过出事现场。据查，1966年5月23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罗瑞卿同志、陆定一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杨尚昆同志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消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决定成立审查组，审查问题。(三)决定叶剑英同志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在京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直属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证实：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一早就在中央开会的现场，一上午都没有离开。汪东兴难道有分身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两个距离七八公里的空间？“秘密档案”制造者的杰作，只需“没有作案时间”这一条简单的侦查法则，就可以完全否定。

可是，后来情况表明，那时的确有人到过中南海永福堂，且不止一人……

田家英一案之所以显得扑朔迷离，首先在于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妖言惑众，造出一个另类版本，掩盖了事实真相；其次是关涉部门和个人，没有对这种杜撰行为作出任何回应，这就难免不让人相信，以致谬种流传；还有一个原因——据当年曾亲自参与处理这一案件的戚本禹分析：国内有几个亦应为此案负历史责任的人，却为掩饰与其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东西，不断在胡编乱造。他们出于个人目的，一会儿把田家英描绘成“魔鬼”，一会儿又将他说成“圣人”。其实“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篡改主席指示”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田家英对这样的批判不以为然，而毛泽东却很赞赏。田家英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希望您能多听一些不同意见，亲贤臣，远小人……”毛泽东笑容顿敛：“噢，这么说我已经听不得反对意见了？”田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醒主席。”毛泽东道：“听你口气，贤臣起码算你一个，还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吴晗算不算？”田家英听了，低头不语，独自吞下“主公”盛怒带给他的苦果。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秀才”开会，讨论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问题。其间毛泽东谈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两篇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陈伯达当即给江青打电话报告了这一喜讯。但当关锋将整理好的纪要交给田家英再次修整时，田认为这段话与讨论的议题关系不大，就删去了。关锋将此事向江青告了密。江青骂田家英“老右倾”，于是给他安了一个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指示！”她和陈伯达还专门呈交毛泽东一份报告，要求处理田家英。

风暴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已是雷声滚滚。田家英的悲剧命运，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1966年3月，田家英列席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本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挥挥手说：“我都知道了，我问你，彭真同志批发我的同陈伯达、艾思奇五同志的谈话是不是你整理的？”田说是的，毛冷笑道：“整理得很好，就是漏掉了关键一句。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即所谓中南海“秘密录音”事件)你知道吗？”田回答不知，毛沉下脸说：“我料定你会这么回答，好了，你回北京去吧，今后我不找你，你也不要来见我。”从此田家英坐了“冷板凳”。

此后，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罗、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

最后遗言“士可杀而不可辱”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虽说她也是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自己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此时此刻，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这使他内心分外痛苦。

董边当时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因为他遭受的挫折不止一次了；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见上班时间到了。便匆匆走了。戚本禹后来对这个疏忽检讨了自己。“我应对这件未了的历史要案承担应负的责任。至少，我当时应向安子文建议，让董边留在家中照顾田家英。我忽略了这一点，是严重失职。”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据曾经采访过董边和何均的王凡撰文说，“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王文称，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工作在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他听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微博)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此次永福堂会面，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谁：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陈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待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两个女儿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吃午饭的时候。公务员陈义国从小灶给田家英打好了饭菜，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田家英来吃。田家英没有外出的事先安排，也没有任何交代就不见人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他随即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的办公室，报告“主任不见了”！

当时秘书室行政科长路辉也在陈秉忱的办公室，他们一面让陈义国继续寻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询问。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都参加了汪东兴召集的通风会。都知道田主任出问题了。但谁也没往更坏处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院内毛主席书房里好像有人。但因为书房内很暗，白天进去都要开灯，所以看不清楚。陈秉忱和路辉带了一位行政干事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前，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他们砸开窗口跳进藏书室，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令他们都惊呆了……

显然，田家英吊在那里已经较长时间了。当时，他们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

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喝过的茅台酒瓶，田家英衬衫口袋里有一份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其中一句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多年后，毛泽东曾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追悼大会。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说：“田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奋斗做了大量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汪东兴交代田家英死亡真相？

作者：佚名

来源：西祠胡同

田家英（1922年—1966年），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

汪东兴(1916--2015)汪东兴（1916年1月—2015年8月21日），男，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红军，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是四人帮抓捕行动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汪东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2015年8月21日上午5时28分，汪东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毛泽东和汪东兴)汪东兴交代田家英死亡真相？

田家英，四川成都人。

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至1966年。

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曾言“毛泽东思想己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田家英被点名批判为“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田家英被揭发有“右倾”倾向和言行。会上曾表示，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19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起草农村工作条例，后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曾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后还曾向毛泽东建议“包产到户”，并起草《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遭到批评。

1965年12月，田家英被安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1966年初，田家英曾对一位朋友说：“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底。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逐出中南海。5月23日，死于中南海永福堂。死因有争议，一说上吊身亡，一说开枪自杀，一说他杀。

1980年初，田家英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悼词中说：“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作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中央一直宣称，MZD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００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０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０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０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０—四—００九０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后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内卫朱国华后自杀。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０—五—００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