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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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一份知青调查报告 最近看到有网文推介一份关于知青的调查报告。来源是2013年06月01日解放日报第六版“社会调查”版,网址为 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3-06/01/content_1035193.htm ,题目是“本报对600位知青进行访谈调查 穿越磨难蹉跎 我们与共和国同命运”。据介绍,去年(2013年)4月黑龙江黑河市在上海举办《与共和国共命运》知青巡回展,中国社会学会方法研究会、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上海神州市场调查公司在知青展馆内外对当年的600位知青进行了问卷调查,解放日报社会调查中心根据统计数据,结合该调查中心获得的文案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了调查报告。 虽然此事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但仍有人以此为据做文章,使我对那份《调查报告》产生了兴趣。
《调查报告》一开始有关于那次问卷调查中600位当年知青的一组“基本数据”—— 男性占60.5%,女性占39.5%, 59岁以下占13.1%、60-63岁占55.2%、64-67岁占24.3%,68岁以上占7.4%。 当年上山下乡地点在东北、内蒙古、云贵占49.5%;安徽、江西占21.4%;上海、浙江占12.6%;其他省市的占16.5%。 当年上山下乡的类型中,插队的占40.5%,集体插队或国营农场的占24.7%,生产建设兵团占31.7%,其他占3.1%。 细细品读上述数据,有以下感受。
受访者中男女之比为六比四,与当年下乡时“五五开”的情况是明显不吻合的。它对调查得到的数据及其分析有什么影响,值得注意。
根据《调查报告》和上海地方志的数据(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一节 宣传动员),我得到如下表格。 表1: 受访者中年龄分布 由年龄分布的四个数字,推断出他们中学毕业的届别,进而发现,年龄段的划分是合理的,与当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变化是吻合的: D类是文革以前动员下乡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六十年代上半叶到新疆兵团的(近10万人); B和C类是1968~1970年“一片红”强制性下乡的,但是,需要指出在12-21指示发表之前老三届中的66、67届并不是不是一片红,是“四个面向”,其中有一些自愿者;(附注:目前看到的资料几乎没有把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分开来说事的,所以那样两个年龄组的数据分列似无太大的作用) A类是1970年以后的“四个面向”,属于“对号入座”。 对比上述表格中两列百分比数据,可以发现,老三届及69届的下乡人数占下乡总数的五成多(53.5%),但是在受访人数中占到八成(B + C = 55.2% + 24.3% = 79.5%)! 看来,那样的巡展参观活动中,老三届及69届是“主力军”。也许这和他们当年的经历有关——强制性的一片红、跨省下乡、“圈养方式”这三者的叠加,产生了明显的凝聚效应,并且仍在发生作用。如今诸多“知青”活动中,高举着写有当年兵团中师团营连番号旗帜的特别多。与D类中不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形成鲜明对照。
根据《调查报告》和上海地方志的数据(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第一节 宣传动员),我得到如下表格。 表2: 由于《劳动志》的数据中文革之前的统计分类与文革期间不一样,所以上述表格中是对文革期间的数据进行了整理,与《调查报告》的数据进行对比时需要注意这个差异。《调查报告》中对下乡地点的划分,似乎以路途远近为标准的,但是不甚合理。 “远途”——下乡在东北、内蒙古、云贵,人数26.4万,在111万中不到四分之一(23.7%),但在受访的600人中竟达到半数(49.5%)。这可能和他们之中“圈养”比例高有关——26万人中有72.1%是兵团或农场。如果把那600人除去其中文革前下乡的数量,那么这个比例肯定超过百分之五十。 “中程”——下乡在安徽、江西,人数26.8万,在111万中为24.1%,在受访的600人中是21.4%,这两个百分比相当接近。 “就近”——把下乡在浙江上海归为一类,不知是处于何种考虑。可能是因为下乡到浙江的都是“投亲插队”,而且人数很少,所以把它与下乡在上海郊区放在一起了。其实,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不是沪籍是很重要的。 “其他”——估计是文革前去新疆等地的。《劳动志》的资料显示,除了新疆以外,还有江西、安徽、湖北、浙江、上海市郊。 因此,我觉得《调查报告》可以把浙江(实际上文革期间还有到江苏的)等地与江西安徽归集为一类,而上海郊县应当单列。当年下乡在上海郊县的“圈养”比例高,再加之下乡地点离家近、下放时间相对短,与“远途”“中程”跨省下乡的在感受上有明显的不同。
《调查报告》中分为四种类型:插队、集体插队或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其他。这是不常见的分类法。通常只有两大类:插队,兵团或农场;其区分标准就在于是挣工分还是拿工资。 按《劳动志》的数据,文革期间上海111.3万下乡知青,插队为51.4万,占46.2%;兵团、农场为53.8万,占59.5%。相比之下,在受访的600人中,插队为40.5%,这两对数字大体接近。需要关注的是,对“插队”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以上四组数据,涉及性别、年龄、下乡地点、下乡类型,但是缺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下乡的时间,即下乡以后务农持续的时间,因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并不是一次有统一“教学大纲”的活动,短则一两年,长则十余年,甚至更长,这绝对是影响到各人对上山下乡的感受与评价的重要因素。缺少这方面的数据是很令人遗憾的。 从上述分析与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600人无法代表当年的127万上海知青,充其量只是代表了那个巡回展的参观者。至于有多少参观者,就笔者目力所及觉得,虽然有很多关于巡回展的宣传造势网文,但对实际情况没有见到定量的报道,在http://xinzq2013.blog.163.com/blog/static/21491509120133882714832/ 看到这么一句语焉不详的话,“吸引了数万知青和上海市民、青年学生参观”,究竟是多少,不得而知。所以那600人也只是代表了“数万人”,与127万之众有数量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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