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乩语，新拳民――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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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乩语，新拳民――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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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乩语，新拳民――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 百年前，一场民族主义狂飙席卷了半个中国，那便是义和团运动。百年后，拳民的传人再设香堂，望天拜祭，本门乩语便魂兮归来，“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义和团乩语》)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新中国册封先贤，把义和团的牌位搬入忠烈祠堂，数十年来，香火渐有些凋零了。按说时人要掀供案拆神龛倒也不难，问题却不在于几尊泥胎的废存，而在于心魔的驱除，这确非易事。
本文专论义和团的独门秘技——乩语。“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此为乡间落第秀才的杰作，他们粗通文墨，编出的乩语却简明通俗，正对愚民胃口。又如指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在这里，蛊惑宣传和古老巫术双剑合璧，立生奇效。 现时爱国新拳民的乩语亦一脉相承，集口诀化、咒语化、妖魔化之大成。如愚人节撞机；拉登是美国CIA豢养的；达赖喇嘛要藏独；亚洲金融风暴是索罗斯造成的；美国的反恐战争造成了几百万阿富汗难民；美国华人在纽约曼哈顿受欺凌......诸如此类，均系义和团开坛老祖的真传。实难怪，“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的；现在和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的。”(鲁迅《热风》随感录39)有一位皇帝的奴才暨乩语写家叫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笔手之一)，他在南海撞机后即果断预言：美国电视传媒将会全力采摘“拥军优属”的时令瓜果，由煽情起而至滥情止；他又断言，出于广告商和公众的双重压力，这些传媒不可能报道中国罹难军人及其亲属的新闻。这就是典型的乩语。事实却是，电视报道了美国军属(及其邻居)在树上系黄丝带，为亲人祈祷的画面，却也报道了中国船只在南海搜救，以及住进医院的王伟妻子之电视采访。一如“五八炸馆”时美国传媒的报道，以及对中国煤矿工人死难的报道，悲悯同情始终是其基调，这是新闻道德的准则。 然而此类乩语却是新拳民的利器，在他们最红火的年头，几乎是十荡十决，天下无敌的。如同鲁迅《风波》里为“皇帝坐龙庭”而志得意满的赵七爷，双手捏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满脸油汗，瞪着眼，”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不知怎的，辫子大帅张勋并未创下万世功业；而新拳民的民族主义也未取得废黜百家、独尊爱国的千秋法统。还好，他们的乩语依然管用，至少仍能鼓荡着“说不”怒火去为韬光养晦的炼丹炉加温。 这便奇了，新拳民为撇清“皇帝的奴才”之嫌疑，也总在宣称自己并不相信官方的传媒。那么他们到底信什么？想必是什么都不信吧？鲁迅说过：“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哪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鲁迅《我要骗人》)2、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汉王充)要拆解义和团传人的乩语，有时觉得很不值得，那简直要回到草履虫是怎样进化成脊椎动物的初级常识，这等事体只能偶尔为之―那就从愚人节撞机讲起吧。在西方，绝对不会有人相信中国战机会故意撞击美国侦察机，反之亦然。“蓄意说”可以休矣。这是原系一起空中交通意外，却因两国间的敏感关系和事涉人命，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官府不愿意告诉自己的民众，美机是在公海上空飞行，事故发生后，美方即时表示愿协助搜救王伟却被拒绝。不管如何，这尚未涉及事故本身的责任。这时新拳民倒愿意相信官府了，我倒未敢偏听偏信五角大楼的说词，于是传媒便要来追踪。中国大使被邀到C-NN、N-BC电视网发言，撞机听证会也全部直播，中方提供的是撞机电脑模拟图，加解说词曰：美机猛然转向而肇事。美方说词曰：歼8战机三度从美机下方紧贴掠过，最近距离仅二三英尺，歼8尾翼撞上美机左翼，继而翻滚着切去美机前鼻，歼8当场断裂。此说可信吗？未必。然而不幸的是，美方拿出来的并非电脑模拟图，而是中方战机以前多次“危险飞行”的录像带和照片(超近距离以及和对方保持水平飞行，危险系数均为最高)，其中王伟形象清晰可辨。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本次事故就是王伟的错，当然凭那电脑模拟就更不能证明什么了。 恐怕还要令爱国志士增添不快，此案如交国际仲裁，按双方提供的证词证据，显然不利于中方。还要加上一个间接证据：早在中美撞机之前，中国空军就采用这种“挤出去”的战术，即用逼近对方的危险飞行动作驱逐之，这种“挤出去”(原文)战术被写成赞扬我军的报道，而且上了网。中美撞机之后，这篇文章被广泛转贴。更要强调，不是把人家“挤”出中国领空，而是在国际空域“玩的就是心跳”。 那么，各执一词的撞机风波是如何化解的？4月5日，出访南美的北京领导人说：“我去过很多国家，目睹行人在相撞后都互相道歉，说一句Sorry或者Excuse me。”原来是这样，所以第二天布什就说Sorry了；不过中方希望得到比Sorry(遗憾)更强烈的Apologize(道歉)，又僵持数日，及至美国驻华大使给中国外交部递交美国政府的信件，里面除了一个Sorry，还加上一个“Very Sorry”危机终于化解，自不待言，官府并不打算告诉民众，事件被定性为“相撞”，而自己的军方从此已停止了那种危险飞行。 至于对美机来中国门外转悠的指责，那是另一范畴的讨论了。中美双方于80年代在新疆建立针对苏联的电子情报站，至今仍在运作和情报共享，俄罗斯自然也是不悦的，但那却在自己管辖权限之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也在电视采访中说，中国侦察机一样在公海之上进行针对美国的军事侦察。他指的应是中方对驻日韩美军及第七舰队活动的例行侦察。
再来看看，官府奇特的人命价值观，是怎样被爱国新拳民奉为圭臬的。库尔克斯号潜艇遇难，北约提出协助营救，俄方只犹豫片刻，旋即同意。而搜救王海为何拒绝美方协助？中国劳务工人接二连三被哈马斯的恐怖“肉弹”炸死炸伤，并不见义和团传人去围砸巴勒斯坦使馆。数十名中国人被活活闷死的“多佛港惨案”，噩耗传来，正在开会的欧洲议会立即休会，紧急处理此事，当中国使馆第一时间接警方电话通知，说有数十名疑为中国人的罹难者急待辨认和处理，使馆官员竟托词“还未搞清楚是否中国人”而拒绝前往。不就是为了弄清楚才需要紧急调查的吗？这些占着肥缺的杂官，可曾有半点爱国爱民之心？ 中国人接连给恐怖肉弹炸死炸伤，哈马斯头目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却说：“谁叫他们去帮助以色列的！”如此侮辱性的话语，新拳民居然安之若素。原来他们已有定性：中国劳工之死是以色列侵略政策害的；911事件中国人之死，是美国霸权主义害的。那么，多佛港惨案；中国遇难矿工；南京毒杀案......是哪个国家和哪个主义给害的？ 原来，爱国即是说不，说不即是反美。这人命要是断送在美国人手里，时价方见不同。更为奇怪的是，人命要是“误炸”而死，就不及“蓄意”那么壮烈和尊贵，就不值得下半旗和迎骨灰，这是什么逻辑？既然官府认定“五八炸馆”是蓄意的，两年半过去了，何不拿出结结实实的证据来。有了这不是误炸的证据，不需劳驾新华社和CCTV，光美国的传媒和法新社、B-BC等就够五角大楼喝一壶的。 无论是在以色列，在多佛港，在布尔格莱德，在南海......中国人的生命是同价的，生命的猝逝都是令人痛惜的。然而在爱国成狂的新拳民那里，却非如此。如鲁迅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HU觫(意：惊恐发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得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如何让他们无戏可看？我想，拆穿他们的乩语便是办法之一。
却说亚洲金融风暴五年前启端于泰国，眨眼间席卷了所谓“创造亚洲奇迹”的全部国家地区。这场灾难的内在原因，正是这个连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圈自身发展模式的致命缺陷。它充满着负债、坏帐；资产估计过高；这些国家地区多处于从独裁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体制缺乏透明度；亚洲经济普遍有黑箱作业的“帮会资本主义”的特征。早在90年代初，就有多位经济学家指出“亚洲奇迹”的病灶，却如东风射马耳。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97年美日之间根据它们此前为减少贸易逆差而签署的《Plaza协定》，调整美元和日圆的汇率。东亚七国货币都与美元挂钩，一夕之间，美元对日圆大幅升值，亚洲诸国脆弱的金融架构便轰然坍塌了。至于索罗斯，他只是金融市场的炒家之一，这是合法的游戏，风平浪静时尚且要炒，有了波动更是上下其手的时机。不过索罗斯本人在亚洲金融风暴里的多番出击，据信斩获不多。 金融风暴五年过去了，它的后果之一，就是李光耀鼓吹的“亚洲价值”从此乏人问津了。而在当年，它却一度是对抗西方民主自由价值的圆盾，北京方面与之惺惺相惜，只因“亚洲价值”不符合共产意识形态的话语规范，而未能大树特树其权威。如今此词已化为陈迹，哀哉，“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接下来，说到达赖喇嘛----目下北京与达赖喇嘛已恢复了中断10年的良性接触，要拆解这个乩语就容易多了。那些义形于色的爱国新拳民，有几个人知道50年前的《17条协议》？简言之，协议的两大要点：一是西藏主权从此归属中国；二是西藏高度自治。而被捂着耳目的新拳民也不知道，达赖喇嘛在1988年于欧洲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声明”，重申西藏主权归属中国，他不谋求藏独，而要求除国防外交权以外的高度自治。去年达赖喇嘛又一次重申这个立场。而在新拳民那里，达赖喇嘛这是要让西藏回到“农奴制”。殊不知，海外西藏人社区的自治政府是实行三权分立，达赖喇嘛实行政教分离，直至去年政府首脑由一人一票的直选产生(当选的是一位绿色和平主义分子，而自治政府公务员骨干全部有欧美教育背景)。还有，达赖提出希望他自己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从而结束黄教(格鲁派)的“活佛转世”制度。作如是观，实在不劳新拳民们去杞人忧天，不若担心一下自己如何从“奴隶思维”里自拔吧。
5、好恶失其宜，是非乱其真(《二程全书》) 再拆两个乩语----拉登是CIA豢养的？这么说来，调教他的“旧主子”就应该包括北京，因为在那个烽火年代，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都和阿富汗义军站在一起，而中国更是支持抗苏圣战的前沿国家(80年代之重要国际事务，中国几乎都与西方持相同立场)，阿富汗圣战者的基本武器及弹药都是中国提供的，而付款者为中东产油国和美国。拉登主要负责抗苏志愿者的兵站工作，而兵站既有CIA教官，亦有来自中国、巴基斯坦的军事教官。 另一个乩语更荒唐----首先要感谢爱国同胞对旅美华人的关爱之情，华人至今仍在为自己的点滴权益而奋斗，一如易卜生所言：什么时候我们认为自由足够了，那么自由就死亡了。只不过，美国警察要欺凌华人，选在纽约曼哈顿可不是好下手的地方，此间华人聚居密集，势力颇壮。我猜，这乩语又是来自《环球时报》之类的妖魔化喉舌，不就是华人违章泊车，被警察开罚单，而车主捉住女华警(若对方是老白或老黑，他安敢伸出“禄山之爪”！)的手欲制止吗？依照法规，和女华警一起执勤的黑人警察不放倒你才怪呢，怎知“上阵不离父子兵”，车主之父加入拉扯，遂又被放倒。这就是“欺凌”之始末。其实，有爱心的国内同胞不如匀一些同情给自己周围的弱者吧，又或者先恩泽印尼华人，给南美和南非的华人，而后再分一份给欧洲的华人，末了如果还有剩余再馈赠给在美华人好了。因为，美国收入最高的族裔就是华人，次为非西裔白人，再次为西裔人，最后是黑人。此为中国人勤奋节俭的文化基因，在相对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结出的果实。 又或者，让我们结成神圣同盟，互为犄角吧。矢志反美的斗士同情旅美华人之受压迫受欺凌；旅美华人则同情国内同胞被笼罩于威权人治、社会不公、贪污腐败......之命运阴影。如此彼此声援，肝胆相照，不亦乐乎？ 顺便一提，我曾向国内网人介绍过，美国传媒是如何揭露安然公司在印度的“发电厂欺诈案”。便有义愤者关注美国给了印度赔偿没有，为何不为自己国家的“新国贸集资案”里血本无归的升斗小民仗义执言呢？国内诸如此类的案件不胜枚举。可惜，那是权力者的禁忌，不容小民置喙。如鲁迅言，权力者鼓励他们去关切更高的所在，也就是“专门去救宇宙与魂灵”。然而，新拳民这个乩语却念错了地方，印度这个案子，并不能增添“反霸毒咒”的法力，安然公司破产了，自然无法作任何赔偿，这是常识，而它的固定资产将折价变卖，所得归于债权人。印度的发电厂系安然独资，印度只提供了土地，它也没有付钱(出不起钱)买安然的电力，所以损失有限；诚然，土地也是资本，所以印度政府就是安然的债权人，这座发电厂的厂房和机组将归印度所有。尽管它没什么大用，但总比什么都没有为好。其实说来很简明，中国奸商卖假酒给远东的俄罗斯边民，毒死多人，中国给了俄罗斯什么赔偿？中国奸商运销多种伪劣商品到东欧诸国，以致中国人和中国货在当地形象大损，中国付了什么商业赔偿？自然也是没有。这不是政府行为，理应给人家赔偿的，却都是忽生忽灭的皮包公司，人家只好自认倒霉了。不过，既然有人关心安然案，无妨多说两句：前不久，首位安然高级主管认罪，之后必然是全线崩溃。我曾提到的那位破产前卖掉安然股票的女副总裁，只要她还在美国，跑不了她；就是移居国外，也未必治不了她。此案更进一步的发展，便是独立法官(即以前追究克林顿“拉链门”绯闻案的机构)已经开始立案追究美国现届政府的高官，包括以前为安然出过力的驻印大使，都将被传讯......等着看被揪出来的是否高到副总统那一级吧。 如果中国有这样的独立法官，贪官墨吏还有好日子过吗？惜乎这又和“国情”不合。有如此国情，真是国人之悲哀。
综合新拳民的乩语，大抵和他们的伟大先辈是同一套路，如《义和团揭帖》之：“其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诡如鼠。”又如“洋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别看这些昏话，还真管用，对愚妄的庸众和群氓而言。 鲁迅说过：“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是洋鬼子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鲁迅《谣言世家》)义和团并不喜欢清廷，但大敌当前，扶清灭洋，责无旁贷；今日之新拳民也不拥戴官府，但尊王攘夷，当仁不让。只不过，他们之不喜官府，却无抗争的勇气，诅咒几句或然有之，奴隶式的逆来顺受则是永远的宿命。原来“强权”有内外两种，内者不敢逆忤，外者则以乩语恶咒痛诛之。亦如鲁迅言：“但我们的斗士，只有对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鲁迅《观斗》)对着远隔大洋的民族宿敌“负弩前驱”，自是兵不血刃而且稳操胜券的了。 然而，我却欣喜有如此浩荡的同盟军，一道来反对美国拒签《京都协定书》，可惜北京政府不会跟我们协力同心。中国为38个签约国之一，美国拒签协定，北京乐得“顺其自然”，就此事而言，它对“说不”兴意阑珊。因为中国为排在美国之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大的国家，同时又是二氧化硫第一排放大国，以及酸雨最大制造国。不过，在这点上中国确实比美国好，毕竟不是中国拒签协定的。没有批准《京都协定》的还有加拿大和澳洲的议会，所以我们仍须继续反美、反加、反澳......直至它们回到京都协定的立场。这应是不难达成的目标，因为正是比较注重环保的克林顿、戈尔政府签署了这个协定。 麻烦的是我和反美同盟军争取达成的另一目标----美国抵制“国际刑事法庭”，这是单边主义的又一次恶性发作。要美国接受国际刑事法庭，比让它重返京都协定要难，但毕竟是可能达成的。最令人绝望者，是断然拒绝国际刑事法庭的那一家，它的理由在于“主权”和“治权”，对它来说，主权既然高于人权，自然也高于司法公正。北京过去已反对把红色高棉战犯交国际法庭审判，涉及中国的人和事，便更不容国际社会置喙。看来，关于国际法庭，和我站在同一立场的反美同盟军要稀落一些了，因为事涉“主权”，那正是新拳民用朱砂描画的“刀枪不入”的神符之一。
美国不是天使，纯粹的君子之国只存在于《镜花缘》里。但这世界上除了“利益”，还有“道义”。判断美国的所作所为，要看它是否违反了人类的公义。美国抗击着70%以上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时，当然也有着它的“利益”考虑，甚至早在美日开战前，它反对日本侵华，断然实行贸易禁运，也有利益考虑的因素，但这里头完全没有道义？即便撇开“道义责任说”，美国反对纳粹轴心国，这时它的“国家利益”是否符合人类公义？美国介入巴尔干危机，则是道义多于利益考量的一例，其时美国朝野对无关“利益”痛痒的巴尔干兴趣缺缺，是欧盟对此前波斯尼亚种族屠杀觉得无法再容忍，坚持出兵，美国为履行条约才加入北约行动的。 这里顺便再拆开一个拳坛乩语----如果美国对阿富汗真有什么“野心”和“利益”，抗苏战争胜局已定时，美国就不会撒手而去，蓦然回首，美国当时放弃了道义责任，为一大惨痛教训----不独是对美国而言。911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当然是利害所系了。但阿富汗的难民是反恐造成的？早在911之前，阿富汗80%的国民都是难民，他们都靠联合国的救济活着，而美国一直是阿富汗的最大援助国。 再数开去，包括所谓的“流氓国家”伊拉克和北韩，美国的赈济亦为最多。全世界人道主义捐款和粮食救济的七成都由美国提供；中国交纳的联合国会费不及美国的零头；而美国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仅次于欧盟，却是巴人的阿拉伯同族援助额的十数倍！况且阿拉伯的解囊金主对阿拉法特自治政府了无兴趣，援金多流入哈马斯之类的伊斯兰原教旨组织手中。至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干脆明码实价，给每个“人肉炸弹”悬奖3万美元；伊斯兰国家中唯一由什叶派占多数的的伊朗，则倾力支持什叶派背景的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则只支持巴解组织的亲叙派别，这彪人马被以色列驱逐出黎巴嫩之后，叙利亚便干脆泯灭了对巴人的同情之心。 美国对非洲的援助远多于曾在该处有殖民地的欧盟诸国。常闻反美斗士说美国没有制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是因为那与美国毫无瓜葛。既然没利益考量，美国何必援非？何必为非洲扫盲、送医送药、和派出大批志愿“和平队”？这又全都是利益使然？诚然，美国做得很不够，有时又做的很蹩脚(譬如，正是卢旺达的屠杀，促使美国出兵制止索马里军阀的杀戮，却又为美国军人的死伤之“一己私利”而匆匆撤退)。但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逻辑----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却被指责没有把好事做得更多和更早，从而便成了恶魔？一个人帮别人救火，却被指责有私心，无非是怕火灾蔓延到自己身边，又或干脆是要谋夺人家的首饰细软？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当日本的亡国奴，便是想自己来当中国的奴隶主？ 美国当然有强权政治的霸道一面，但要看它是否违反“王道”，我才决定自己的亲疏喜恶。如拒签京都协定，抵制国际刑事法庭，我就持“反美”立场，因为那违反了人类公义。即使是行王道，也应收敛霸气。但对冥顽不灵者，王霸道杂之却能收摧枯拉朽之功。譬如，我本人不喜现任布什政府，但布什在联合国的讲话却超越了他的前任“美国作为强国要谦卑一点”(克林顿语)的立场，他明确提出在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建立“民主政府”，足令绝大部分仍为专制国家的伊斯兰世界震骇不已。这实在“霸道”，然而它是否符合“王道”？如果某个政权专司对内独裁，对外劣迹尚少，何至于被“国际强权”逼着改革？恰恰这几个地方都是人类社会脓血淋漓的溃疡，要善罢与善终，眼看是不能了。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世界政治格局已进入转型期。“人权高于主权”是其先声，911引起的国际变局，更加速了转型的步伐。而在中国明文入宪的主义，早就形同虚设，要抵挡民主大潮，实如腐草萤火，而民族主义真能筑起万年高坝？对自由与人权，将之妖魔化，尚可阻滞一时片刻，那便是鲁迅所说的“来了”，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恐惧。“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改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中国历史的整数里，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鲁迅《热风》随感录59)而这“来了”却令当年的义和团先辈奋起灭洋，迄今犹得薪尽火传。人权既系“和平演变”，是西洋现代传教士给中国人上的眼药，那么其余皆不足论了。鲁迅在《热风》(随感录56)里说：“近来常听人说，‘过激主义’来了；......但要先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这是他们没有明说，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插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依照义和团揭帖的密咒，新拳民俨然骂功盖世。他们仗剑与强权的风车开战，用鲁迅的比喻是“假堂.吉诃德”，因为“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至于他们是如何剥削别人的愚蠢，鲁迅一一罗列，均对今日假堂吉诃德的病状―“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引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鲁迅《真假堂吉诃德》)这就是“做戏”，而且中国人最忌别人来“拆戏”。鲁迅又言：“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而这些假堂吉诃德，扮演了一回关老爷，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鲁迅《宣传与做戏》)他们的戏就只好这样做下去了。
义和团先烈涂了朱砂，喝了符水，要灭洋虽力有不逮，但“二毛子”却没少杀，庚子拳乱时中国教民死伤枕藉，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 今日新拳民之口水战，也未能把唾沫星儿弹射到大洋彼岸，所以，荡平“二毛子”为其要务。自然，那便是“汉奸”、“卖国贼”之流了。鲁迅也说过：“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鲁迅《可惨与可笑》)新中国在文革前十七年已把人分为若干类“分子”，文革中更登峰造极，动则得咎，罪名和罪行的种类之多，难以胜数。如今倒简化了不少，唯“卖国”一词，仍是罪不容诛的“可死之道”。若在早几年，在“说不”磅礴风雷之下，那些另类分子确乎有点失语。如今时势不同，皇上对爱国拳民似在或擒或纵、时收时放之间，用不着时便冷板凳侍候，这令他们的精忠报国的浩然之气益发郁结，对异己者的攻击就愈加猛烈起来。 关于他们的讨逆乩语，其实不必一一细举，因为鲁迅早就概括过了―“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鲁迅《论辩的魂灵》)“甲Ａ－ａ－ａ－ｃｈ！乙你搬到外国去！并且带了你的家眷！你可是黄帝子孙？中国话里叹声尽多，你为什么要说洋话？敝人是不怕的，敢说：要你搬到外国去！ 丙他是在骂中国，奚落中国人，替某国间接宣传咱们中国的坏处。他的表兄的侄子的太太就是某国人。”(鲁迅《评心雕龙》)这就是乩语的真传，迄今毫无创新与发展，殊为可叹！
然而，他们之“说不”虽然在做戏，爱国之情却是十足真诚的。不幸的是，这份感情一旦拿来做戏或用于自己的“精神保健”，便彻底失真了。 譬如，他们不乐见别人批评自己奉若神明的那个“国”，也不乐见外人批评“我们的政府”。因为这一来，好象生活在中国的人很“窝囊”、很“失败”、很不象“主人翁”的样子。 他们几时曾是国家的主人？你不觉得窝囊和失败，就永远别想有当主人那一天。可惜，一如鲁迅所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们。”(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新拳民还有一个难解的心结----即便不喜自己的皇上及其制度，也会把硬话撂下：我们的事情自己知道，凭什么由外人来指手画脚？这个“内外有别”之结，由来已久。老报人陆铿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也写道：他采访来华履新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后者说他此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敦促蒋介石政府实行民主改革。陆铿听了却深受刺激，他的第一反应和上述新拳民的心结别无二致----我们中国人的事你们操什么心？ 鲁迅却如是说：“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眉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鲁迅《灯下漫笔》)其实，爱国者们还是很在乎外人对吾国之印象的，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说过：“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象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象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象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鲁迅《打听印象》)这廿余年来，因“外国势力”的干预而促使中国进步的事体，不胜枚举。如人权的概念引进；如死刑犯的游街示众和器官摘取；如福利院里孤儿的待遇；如城市外来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承诺有“新闻自由”，即便仅在奥运期间履行之，这在中国亦属旷古未见。不妨再举眼前的例子，如非美国正忙于反恐事宜，当下中国互联网又一波封杀行动，笃定会在美国国会的某某委员会举行听证与讨论。若在以前，此类“干涉内政”之举当会激起爱国赤子愤怒的喧嚣，但就此案而言，他们是否多少乐见于人家来干涉一下呢？ 中国人的忍耐力委实太强了，据说这是优点，我看这是民族之痼疾。他们也会偶尔诉诉苦，但正如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所写----奴才之诉苦，聪明人听了会惨然叹息，劝慰道：“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奴才说：“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到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过几天，奴才又不平了，于是再诉苦。这回听者是个傻子，他闻说奴才住在黑屋里，就勃然大怒，说：“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奴才说：“这怎么行？”傻子却动手砸那泥墙。奴才大惊：“先生，你干什么？”傻子说：“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奴才道：“这不行！主人要骂的！”傻子仍然照砸。奴才便喊了：“人来呀！强盗在砸咱们的屋子了！......”群奴涌至，把傻子赶跑。“你不错。”主人便夸奖那奴才了。而后就来了许多慰问者，聪明人也在内。奴才说：“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有先见之明......”聪明人也代为高兴：“可不是么......”这就是关于中国人命运的寓言。最后还是借用鲁迅的话作结束语―“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鲁迅《热风》随感录36)愤青的族谱――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三) “愤怒青年”原系战后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英国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有剧本《愤怒的回顾》、小说《往上爬》(另一译名大概叫《坡顶上的房间》)等。其实，一代青年的思想脉搏大致是同步的，如美国的《麦田守望者》(1951年)、苏联的《带星星的火车票》(60年代)，它们虽各有差异，却都对传统价值僵化和虚伪的部分表示出深深的怀疑。那时候，重门深锁的中国并无“愤青文化”，除非你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也算上。 文革骤起，愤青应运而生，他们叫做“红卫兵”，却是奉旨造反的一群。谁能说当年的他们不是丹心一片？他们让别人流血，而后自己也流血，卒令太阳更红，红得滴出汁来。鲁迅在《我要骗人》中写道：“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末了，这茬愤青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在彼处苦涩地咀嚼着自己残破的青春.....至70年代，神州霜凝寒野，国门锁得更紧，却出现了疾风劲草一般的愤怒青年，他们喊出的时代最强音，凝聚到北岛的一句诗里：“我--不--相--信”。有了这“不相信”的一代，才有了80年代青年对新知渴求。那是启蒙的年代，如潮涌入的新知尽管相当芜杂，且在这块贫瘠土壤里扎根未深，但关键是鲁迅所言的“瞒和骗”的把戏已经油枯灯尽，再难瞒骗下去了；何况血泪斑驳的日历才翻过去不久，惨痛记忆就是青年的导师，在那个年代，共产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宫廷藏经阁门前那对风化剥落的石狮子已摇摇欲坠。于是又一代愤怒青年诞生了，自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自由的诉求星火燎原，学运此起彼伏......直至某年某夜，钢铁履带轰然碾压过来，一个时代被洞穿和撕裂了。 在十里长街上狼奔豕突的金属怪兽，其实也碾碎了权力者宗庙上的泥胎和神龛，虽说它香火寂寥已有些年头，这回却真成了断壁残垣了。然而，权力者却从瓦砾之中翻寻出一个火盆子，用吹火筒呼哧呼哧煽旺了，再把“瞒和骗”这帖狗皮膏药烤软烤热，糊在民众溃疡的创口之上，竟立收奇效，欲消炎虽未得，镇痛倒也灵验。自不待言，这帖膏药就是“民族主义”，它的两大煽情口号一是“爱国”二是“说不”。前者诉诸大众浅层次的基本情感，后者则竖起一串假想的敌国靶标，使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有安全的宣泄去处。在摈弃了以前的僵硬的“主义”教科书，改为粗线条的感性灌输，这种舆论导向果然一呼百诺，非但拯救权力者于危难之中，更使之重新垄断了道德合法性和话语权。坊间对“爱国”和“说不”的共鸣，根植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化挫折心理，和底层反智主义的义和团情结。一旦自由的诉求被妖魔化为西方帝国主义之颠覆黑手，那页猩红的日历便被撕去了。当时要求民主参政的共和精神，如今已在一片说不的狂嚣里被漂白。青年的血，再次被权力者拿去洗手......而那代人的思想方舟，又被一条镀了金的铁链锚定在“闷声发大财”的码头上，物欲、拜金、唯利的“经济发展”，加上令人胆悸的精神刑具。他们由沉默而迷惘，而迷惘而沉沦。一种糜烂腐败的气息弥漫了整个90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就此浮现在茫茫欲海之上，如鲁迅言：“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鲁迅《夜颂》)十羊九牧，十官九贪、十商九奸、十仓九蛀、十物九假、十鼠同穴.....而社会摩擦碰撞出来的愤怒，却十中有九被“导向”引进了仇外民族主义的运河，它们只能在人工开掘的河床里翻腾喧哗，纵然声震十里，却无足为患。 对于身边的腐恶龌龊，眼不见为干净，一如鲁迅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也难怪，在中国要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就要付出代价，常常竟至于流血。中国人为此已经葬送了多少性命，才锻造出这怯懦孱弱的一代！ 鲁迅指出：“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沉重’的心。”(鲁迅《死地》)于是，我们看到了新一代愤青的时代面影。他们并不都是“愤怒”的，因为90年代大众文化有一大支脉--顽主文化，它固然有着对现实政治的幻灭和轻蔑，却是典型的犬儒主义和阿Q式的精神逃遁。它对陈腐的正统意识形态之嘲讽和开剥，其实非常犀利，但除了风烛残年的前朝遗老为之蹙眉扼腕，执政的主流集团却“大撒把”了，要说他们无力兼顾，不如说他们经多年的“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攻防战之后，已大部弃守这块传统的思想阵地，它实在是把持不下去了。毕竟“顽主文化”并无迫在眉睫的颠覆性，被它化崇高为腐朽的那些信条，连权力者自己也不再信奉了，让顽主们玩一玩又何妨？说来王朔是位很有天份的作家，他对当代都市语言的提炼，几乎无人能及。如“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都是点石成金之笔，然而，当阿Q落败时，“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__虽然还有些热刺刺，__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阿Q正传》)这种自轻自贱的大众文化，原来早就根植于国人的遗传性格之中！ 然而青年对社会现实的憎厌，并非光靠痞子式的黑色幽默就能排遣，青春总是有棱角的，无论服用几多凉血清热的汤药，暗疮总要生长出来；可幸有一种因势利导的大内秘制丸散，能让他们在捶胸顿足的“说不”吼叫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愤怒。90年代的另一脉大众文化，正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要说它是“思潮”，无疑成立，但更准确地说，它是大众文化；它固然是愤怒的、喧哗的，却又是消闲的、娱乐的，它是周围种种被毒化的垃圾和废气的排放管道。想采集一个粗鄙的标本，俯拾皆是__某年春节联欢晚会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万国运动会》(？)正是一例；如此肉麻当有趣，让人觉得迭经百年蹉跎与苦难的中国人都白活了，迄今竟一无长进。 对于嘻嘻哈哈和咬牙切齿的两股大众文化潮流，鲁迅当年也认准了穴位，对于前者，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巧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对于后者，他说：“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到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以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__或者本来就闭着。”(鲁迅《论睁了眼看》)这代愤青的燎原之怒是民粹的，反智的，是庸众群氓式的喧嚣。他们爱国成狂的入魔状态，教人讶嗟。如《中国可以说不》这部秘笈，疾呼中国的青年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他们似乎完全不晓得，在上两代愤青“红卫兵”口中，曾迸发过一模一样的话语，而且说得是那么斩钉截铁、铿锵有力。那时是要“打”美帝苏修和一切国际反动势力，解放全人类，大有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豪迈气概。而今这辈愤青所持的是悲情苦主的报仇雪恨心态，只咬定中华民族唯一的心腹大患、“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霸权主义，所谓“丢掉幻想，准备打仗”，仗打不打得起来尚未可知，幻想却是丢不得的，这是最能为他们长气的“摇头丸”。 本来，喊几句“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也非难以治愈的臆想症。君不见前辈愤青”红卫兵“们，疾呼之余，意犹未尽，还真越境去投奔越共和缅共，解放全人类去了。如今的愤青不外是口舌逞雄，在防盗门后面耍大刀而已，其实有点心理病症，也未到耻于示人那么严重。要比精神狂躁，能比得过红卫兵前辈？正是集体入魔之深，才能有后来集体脱魔的大彻大悟。只不过，这一辈愤青的情与欲犹在疯长，而“超龄愤青”----关于超龄愤青，参见《审视我们的时代―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一)----则仍沉湎于“爱国气功”的调息大法之中，那是他们存活在令人憋气的酱缸里唯一的寄托和自拯。按说年轻气盛时喷发几句臆想的谵妄，并不丢人。但“超龄”之后仍珍藏着青春暗疮的疤痕，不时亮出来以示自己永葆“说不”的热血与激情，迹近滑稽，便又是在“做戏”了。如此敝“疮”自珍，亦如鲁迅言：“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热风》随感录39)综合种种失心疯的梦呓，标明了民族昏热症体温表上的刻度。说不愤青为何入魔至此？因为他们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国家主义”的民族情结，由自恋成癖到自虐成狂，他们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一个含冤怨妇，想象成一个披散着长发吊着长舌的、被人勒死的厉鬼，终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为了诅咒仇家，便还要为别的“难友”申冤，他们的精神盟友(或准盟友)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米洛舍维奇、金正日、拉登、哈马斯.......然而，把“说不”愤青的心理扭曲至此的，还要算上他们自己的政府。权力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为垄断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一再加柴添火，让民族主义烽火台终日狼烟大举，让“说不”爱国狂们牙槽渗血、怒发冲冠，但他们只是这种把戏中的道具，因为权力者自己并无胆魄去“说不”，时不时作作态倒还可以，一到实际操作，便不离“投弃权票”、“消气外交”。于是，每逢外交摩擦，北京当局念念有词的“说不”咒语，却总不见灵验。难免的，那些在拳坛香案下顶礼膜拜、忠肝义胆的爱国愤青，便益发屈辱，加倍愤怒，他们情绪的发泄，已不能依照官方精心构建的下水道而涓涓流淌了，911狂欢便是典型一例，群情鼎沸，咆哮万里触龙门。卒令乱了阵脚的官方也忙不迭地去“消音”，为决堤而出的排空浊浪去分洪蓄洪......精神暴民形而上的仇恨发泄，正应验了鲁迅之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鲁迅《热风》随感录65)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既然民族主义的炉膛里正大火熊熊，仅靠扬汤止沸又岂能解开爱国愤青怨恨交加的心结？于是“说不”怒吼的分贝仍在升高，民族受虐心态仍郁结于心。便见泼粪和泼漆的爱国义士层出不穷，由愤而粪，由愤而泼，是为必然。有此世情，遂有此世相。被阉割了“愤怒”的国民，只能去咀嚼被允许的“愤怒”。鲁迅在《杂感》中说：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瞪眼。这些孱头们！ 孩子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瞪眼，并且想： 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__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鲁迅先生一语成谶，被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至今犹然。这谶语正是说不愤青们“愤怒”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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