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故事——一九六七年八月的历险 作者:冯敬兰


 

自己的故事——一九六七年八月的历险 

那个夏天我们没事可做。

学校停课一年多了,派仗和运动也淡出我们的生活,再也激不起任何的兴趣,我们只有玩,游泳、打乒乓、织毛线和逛大街。一天,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小S告诉我,她有两张到哈尔滨的火车票,咱们去找狗熊他们玩好不好?“狗熊他们”是哈军工的大学生。文革前,我们学校历届高中毕业生都有不少同学考入哈军工,所以“大串联”一开始,我们学校简直就成了哈军工的附中,整个一栋学生宿舍楼全让他们占领了。这些身穿人字呢军装的大学生进进出出,特别神气,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让我们崇拜。后来我和小S就认识了狗熊他们,跟着他们去“串联”,无论遇到什么危险情况我们都不怕。狗熊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工农子弟,完全凭着自己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军工这所干部子弟集中的大学,他们质朴热情,聪明能干,象大哥哥一样照顾呵护着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根本没接触过男生,因为我们学校是所女子中学。

去哈尔滨?去哈军工?当然好。大串联中我走过一些城市,觉得最美丽的地方就是大学。不说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北大、清华,就是派性斗争激烈的川大、浙大、甚至连弹痕累累的郑州粮食学院在我眼里都那么神圣。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经不起审查,哈军工只是我不可企及的梦想,但是能看一眼也好哇。何况哈尔滨也没去过呀。

我口袋里正好有母亲给的八块钱,是在学校入伙的当月伙食费。没告诉家里我就和小S偷着跑了,那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第二天火车到达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堡时,忽然不走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特快根本没有这一站,为什么在这儿停车?人们你问我我问你,大眼瞪小眼,列车员也不知哪里去了。有红卫兵在截车!谁大声嚷嚷。不少脑袋探向窗外,这才注意到站台上三三两两穿着褪色军装的学生不是等车的旅客,车厢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快关窗户,别让他们爬进来!”声音未落,窗户已经纷纷落下。我和小S面面相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双城堡车站的俄式建筑十分洋气,尖尖的红屋顶,窄窄的玻璃窗,象童话里的小房子。我扒着车窗往外瞅,看到一支穿着清一色旧军装的红卫兵队伍从车站美丽的小房子里跑出来,他们表情严峻,气质不凡,个个腰系武装带,臂带红袖章,在统一指挥下迅速散开。这一来使列车上所有旅客的心都砰砰地加紧了跳动。有人在大声嚷着:“北京来的黑五类和反革命狗崽子听着,你们都他妈的滚下来!”他们浓浓的东北口音让我觉得很新鲜,我禁不住偷偷地笑了。

小S推我一下,低声说:“他们来了!”我扭过头,立即被恐惧攫住了,全身都是鸡皮疙瘩。我相信那时的感觉犹如遇到了洪水猛兽,那分明是北京1966年恐怖八月的再现,可现在是1967年8月,他们怎么还敢这样疯狂?天高皇帝远,原来如此。

一些人正被皮带驱赶着涌进我们的车厢,几个男红卫兵抡着皮带,把人抽得无处奔逃,聚成一团,他们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身体跳上座椅背,行走如飞,看谁不顺眼就给一皮带。其余男女红卫兵堵住了车厢两头。“不许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有勇敢者在抗议,马上招来更粗暴的谩骂和推搡。“所有北京来的黑五类和反革命狗崽子都给我听着,我们是哈三中红后代红卫兵,现在勒令你们立即下车,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车下车上一片喊声。小S给我使个眼色,告诉我沉住气,就不下去怎么着。她年龄比我大一些,虽然只有17岁,可比我沉着多了。

陆续有人被推下车去,红卫兵挨着座位搜索,见不顺眼的就立马揪出来。终于到我们跟前了。他们拿着我们的票看了看,问,你们到哈市干哈?小S白皙的脸顿时涨红了,她说:“我们去亲戚家玩儿。”一个红卫兵模仿着她的口气说:“别玩儿了,有什么好玩儿的?回你们北京玩儿去吧。”在哄堂大笑中我们为说谎而两颊发烧,不知所措,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皮带快抽吧。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一定要坚强,不能哭。他们倒还客气,说,下车吧,我们保证把你们安全送上返程车。

我们被押下车厢,那场面真把我们镇住了。站台上红卫兵排成两列人墙,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他们唱得特别卖劲,声音极有威慑力。这种歌只在六六年七八月间北京流行过一阵,很快就臭了,想不到一年后在哈尔滨的红卫兵中能唱得这么整齐雄壮有气势。我觉得滑稽好笑,心里却更加恐惧。所有学生模样的人都被抓下了车,在两排气势凶凶的红卫兵中间走过,我的感觉如同电影里被捕的共产党员一般。

解除包围的火车撇下我们,长叹一声,终于往哈尔滨去了。

候车室里,所有的长凳都围成一圈,红卫兵们站在长凳上,被抓来的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被围在中央。起初是双方辩论,都叫红卫兵谁怕谁呀?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是黑五类,再说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叫你们滚就赶快滚,少废话!黑龙江是独立王国吗为什么来不得?争吵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不一会儿形势的均衡就被破坏,只见皮带和铁链子在人群头上横飞。有人流血了,场面迅速被暴力控制。小S拉住我不知怎么竟躲到了包围圈外面。天也不知几时黑了,候车室的灯光一片昏黄,打人者与被打者都累了,红卫兵们开始补充给养,吃面包喝汽水,气氛松懈下来,其他人席地而卧,静等事态继续发展。

那真是浑浑噩噩的一天。饥饿和干渴使我们麻木淡漠,恐惧不再难以忍受。任他们宰割吧,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半夜,一列慢车无声地靠站,我们在哈尔滨红卫兵的夹道押送中,被赶上火车。火车慢慢腾腾地走了一会,又进站了。是个小站,没有站台,小S拉着我跳下火车,趟着没脚的青草找到票房。票房里灯光昏暗,灯泡上落满了苍蝇屎。地上蜷缩着几个醉鬼和流浪汉,我们拉着手在一条肮脏的长凳上坐下来,那时的我们,还不懂得戒备流浪汉乞丐什么的。我们啃着硬面包,回忆这惊心动魄的一天,忍不住嗤嗤地笑起来。就不走,偏要去哈尔滨,看你能把咱怎么着。我们得意地睡不着,就等着下一趟下行列车。

谁会想到,更可怕的事情还在等着我们呢!

到达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天知道哈军工在东南西北呀?哪里的高音大喇叭正在高呼炮轰、打倒、绞死谁谁的口号,大字标语的墨汁还在流淌,人群熙熙攘攘。小S说,你看,师院的大学生不知在接谁,咱就跟他们走,管他呢,先有个地儿睡觉,明天一早咱就去找狗熊他们好不好?于是我们就去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到了师院真象到家了,有两个陌生的大姐姐领我们去食堂吃饭,黑龙江的土豆炖豆角怎就这么好吃啊(至今我还是最爱吃这道菜),我吃了一大碗,直到肚里没缝了心里还惦着。后来我们被领进一间女生宿舍,我最后一个印象是那张床铺又干爽又舒服。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瓷实,第二天早晨小S问我听到枪响没?半夜里机关枪突突地,就在附近。我什么也不知道,连梦都没做一个。

吃过早饭,食堂里有人来告诉我们,今天是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一会要上街游行庆祝。我俩很兴奋,决定游完行再找狗熊他们去。北京的运动虽然紧张激烈,可是没有上街游行这回事,大学生们的活动我们也没兴趣参加,分不清哪派对哪派错。我们只在很久以前参加过抗议美帝侵略越南、抗议美帝及其走狗杀害卢蒙巴的游行。

于是,我们跟着队伍出发了。队伍不长,规模不大,大概是到什么地方集会吧,我和小S手拉手,走在行列里,我们反复地高唱国际歌,气氛就很有点悲壮。记忆里沿路的车很少,看热闹的人也不多,马路两旁全是高大的树木,层层叠叠的绿遮掩了建筑,有的路面是石头铺的,一格一格的,一步一格,就成了走台步,一步两格,是比较适中的行军速度,一步三格,就有点象木偶皮诺曹走路了。

忽然有骑车人赶上来,大声说:“你们快走,棒子队来了!”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什么也看不见。队伍继续行进,国际歌唱得更加悲壮。小S拉紧了我的手,紧张使手冰凉潮湿。

“亚麻厂棒子队出发啦!”“他们已经到林学院啦!”“你们快跑吧,不用五分钟他们就上来了!”……

不断有好心人骑车赶上来报信。气氛大变,有了火药味和血腥气。我们开始小跑。杂沓的脚步和气喘更增加了不安。跑了一会儿,有人喊了口令,改为齐步走,稀稀拉拉的队伍重新归拢,大家挽起臂,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时迟那时快,棒子队已经包抄上来,他们身高马大,脸膛黝黑,头戴柳盔,手持铁棒,前堵后截,铁壁合围,把我们这一小撮困在马路中央。我们的队伍乱成一团,大家都往中间挤,谁也顾不了谁。我因瘦小单薄被甩在最外面,立即被一只大手抓住揪出队伍。慌张中我拼力挣脱,急忙拉住一个女同学的胳膊,我可不想被棒子队抓走。这时我感觉有什么重物落在前臂上,我的手不由自主松开了。我被推搡到一辆大卡车旁,他们命令我爬上去,我偏不。于是有人把我举起来往车里扔,我挣扎着失去了平衡,伸手去抓大厢板,咦,手一点不听使唤,前臂自己扭了九十度。

继我之后,陆续有男女同学被推到车上。我在此无法描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不是记忆力衰退,而是当时我什么都没看清。我的眼镜在混乱中不知何时怎样就丢了。

几分钟或许十几分钟吧,棒子队就把我们干净利落一个不剩地全部抓获。小S是在我之后被抓来的,她一上车就确认我骨折了,于是她一直搂着我,用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右臂,在以后的许多天里她始终象个小姐姐一样呵护着我。我被同学们围在中间,因为大家认为我最小,又受了伤,不能再被棒子队伤害。棒子队队员一圈人都坐在卡车槽帮子上,象屏风似的。“战斗”一结束,棒子队们就把俘虏押回各自的单位,我们去的地方是哈尔滨亚麻厂。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大房子里,有个男孩子,好象是个南方人,他躺在地板上,他的肚皮有个洞,大概是被梭镖扎的。棒子队除了铁棍还有梭镖呢。天色已经暗了,(为什么记忆里事情总是发生在黄昏呢?而且还吃不上饭!)有两男一女来给我验伤。他们让我把手伸直,可是手却自动旋转,一个男的严厉地说,你使劲伸,咋就折了?不可能。我用左手捧着右手,尽管不太疼,可是它不听使唤了。那女的轻轻捏了捏我的胳膊,又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是一问三不知,细细地想,也说不清楚胳膊怎么就折了。她说她看不了,伤处都肿了怎么不是骨折?必须送我去医院。

到了医院,我即被送进急诊室。一照X光,果然是桡骨骨折。医生说,小姑娘,接骨特别疼,你受得了吗?给你打一针麻药吧。我说我不怕,我保证不哭不叫。小S说打一针呗,要不多疼啊。我说我肯定能忍住的。在X光机下,三个医生,他们象拔河似的,一人从肩膀处扯住我,一人握住我的手,第三人负责把错开的断骨复位。因为是暴力打击致伤,齐茬断了的桡骨已经重叠在一起,必须把它拉直,才能打石膏。我那柴棒一样的小细胳膊被两个成年男人的大手又拉又拽,那不是钝痛也不是锐痛,是说不出又难忍受的痛,强度能类比的只有分娩时的宫缩痛。我抓住小S的胳膊,指甲陷进她的肉里。暗室里非常热,医生们额头上都渗出了汗。只听他们说,这小姑娘还真坚强,疼你就哭嘛。我特别疼,可我就是不哭。终于把石膏打上了,一照X光,骨头又错开了。他们只好打开石膏,先用夹板固定,让我第二天再做一次复位,实在不行,只有开刀用钢板内固定了。

我们回到亚麻厂已是半夜,不知其他同伴被关在哪里,小S和我被单独安置在一间办公室,她把两条长椅拼在一起,照顾我睡下,那夜尽管我们人困马乏浑身伤痛,但谁也不敢睡实。我们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因为我们是女生,只觉得无名的恐怖充斥在房间内外和我们的心头。

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押上卡车,送到哈工大,关进一间非常大的阶梯教室,所有被抓的男女生全部集中到此。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大男生从外面走进来比比划划给我们训话,没有人听他的,依着阶梯大家有坐有躺,嗡嗡声一片。他非常恼火,用武装带啪啪地敲打着讲台,后来就在黑板上写一些口号。他幼稚的举动引来一阵哄笑,连他们的人都笑起来。后来就开始个别谈话,大概看我长得小,容易招供,最先把我叫出去。和我谈话的是两个女大学生(其中一个是六六届毕业生叫,后来她和我还通过信,不知如今她是否还记得起我),她们先是问我知不知道谁是领导,怎样策划的游行,我自然是什么也不说。她们居然知道我的外号,亲切地管我叫“小麻杆儿”,我就假装得更小,直做天真状,说我压根就什么都看不清,我的眼镜都让棒子队打飞了,我哪里分得清谁是谁。她们笑说我受了蒙蔽。回到大教室,许多人都围上来对我表示慰问,是不是他们威胁你啦打你了没有?我说他们对我态度挺好,问的事情我真是不知道嘛——上级的姓名我不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不知道。大家就笑起来。当天下午,我们中的领导人——原来真有领袖呢,他们可能是大学生——作出决定,其中一条是要求立即送我住医院,另一条是无条件释放全体被抓学生,由事件策划者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宣布绝食抗议。

在绝食二十四小时以后,他们答应送我去医院。临行前那位六六届大姐姐还给我买了饭,我拒绝吃,因为我不想做叛徒。小S说,你要开刀呢,不吃饭怎么挺得住?其实我特别想吃,就和小S即刻把饭菜卷了个精光。

我又来到了那家医院。骨折内固定是比较简单的手术,医生耐心地对我解释,为什么必须开刀,在断骨上镶一小块不锈钢板,使齐茬的骨头对好,不再重叠,骨头很快就长上,比外复位其实效果要好。我听着,觉得很好玩,就说,我不在乎,开刀就开刀。小S代表家属在手术通知单上签字后,我就被推进手术室。是臂丛神经麻醉,刀子用力划开皮肉时,我感觉很疼,医生当即给我打了一针,说,小姑娘,这回不疼了,睡一会就好啦。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这个钻头大了,把几号电钻拿来,听见金属器械清脆的音响,听见敲击的叮当声……我很快就睡着了。

过了几天,小S告诉我,周总理亲自给黑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立即释放北京学生,现在事情已经解决。

我在医院得到了医护人员细心的照顾,他们没事时总喜欢和我聊天。记忆里长久不忘的有两件事,一是那家医院的臭虫特别多,夜里一关灯它们就大肆活动,吸足血了爬不动就藏在枕头底下,被我逮个正着。二是同病室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皮肤很白,大眼睛很黑,像个可爱的洋娃娃,惨的是被火车齐根轧断一条腿,她每天在地上爬,一跳一跃,像只小青蛙。

我母亲发现我离家出走,每天心惊肉跳,夜不能寐,收到我用左手写的信后,更以为我死了,是别人假借我的口气写的呢。她经受了怎样的煎熬,可想而知。

10个月后,我再次返回黑龙江,是“上山下乡”,到了北大荒的852农场,人生的开始就这样与黑龙江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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