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之殇——关于纪录片《罪行摘要》

作者：老许

来源：网络

我有点后悔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至少十分钟无法言语，我被伤到了。《罪行摘要》两个多小时长，十几个“犯罪分子”的个人故事，没有编导的任何评论或暗示，老人们言语也朴实，甚至在镜头前有所克制，但我还是被伤到了。

在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眼泪流了很多次，差不多从第一个故事中的父女泪别到最后一个故事老友相拥，我都有点忍不住，想掩饰而不能，突然发现自己好脆弱啊！

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徐星我们都是普通人，如世间的一粒凡尘，虽然微不足道，但作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谓同理心。在为他们的命运唏嘘长叹时，很难说没有物伤其类的哀伤，而且，这种哀伤经由影像呈现出的故事而凉凉地穿透了身体。

摄影圈有句自诩的话，一图胜千言。看这部片子，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图像的力量。形诸文字的东西和图像比，其实是先天不足的，就环境细节、人物情绪的准确真实而言，图像的说服力是无可替代的。

这些年关于文革的认知和评价越来越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过《罪行摘要》的人，都会更容易体会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荒唐闹剧，对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看到的都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的历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个数字后面，没有具体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时，我们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毕竟他们有着话语权。所以，导演徐星能够把镜头对准普通农民，能拍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动，让我不佩服他，有点难。

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徐星从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间辛劳自是一言难尽。而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农民都渐渐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记录他们的冤屈，想必老人们会有些欣慰的。

转眼文革结束也已经四十年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这场灾难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人还对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也许看过《罪行摘要》会增加大家对文革的了解，相比于可能得到各种帮助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平民的灾难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层地狱，处于最下面几层的，一定都是这些平民。想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们就会变成当年的他们，每念及此，脊梁骨便有点冷飕飕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当年的中学老师，因为学生来访时恰巧停电，于是被污“企图通奸”和“破坏军婚”，自此万劫不复，尽管没有任何事实上的罪行发生。而信任他的十几位学生因为结伴去监狱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怜的是他十三的女儿，在他的妻子卖力检举他并离开之后，女儿用父亲学生们烧炭砍柴积攒的一百元钱去监狱看他，仅仅半小时的见面，父女被监狱的铁门隔绝在两个世界，那凄惨的哭喊久久回荡在观众的耳中。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为对农村的困境有疑问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最后，林品新撩起裤腿，脚腕上被铁镣勒出了永远也抚不平的深深印记。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要他不仅承认罪行，还必须给自己的反革命组织起个名字。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名称来，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而打他的审讯者对这个词完全不懂。几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建立“启蒙领导核心小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团，当然不会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于是本村、邻村一起凑了几十个人和多个不同名目的组织，这样一来，当地就可以因为破获了犯罪集团而邀功，而这几十个甚至互不相识的农民，或为此丧命，或为此身陷漫长的牢狱之灾。

程德华和翁志渝几十年记恨对方当年的表现，程认为是翁的“启蒙”害了自己，翁谴责程，如果不是自己给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起了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可能他们几个人都会被枪毙。还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们彼此相拥重修旧好，那一幕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当年被冠上〝参加903反革命集团，制造政治谣言，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组织，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这个东西我后来想想是很麻烦的，就凭嘴巴说说，但是我也没办法，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的，他说你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的。〞当徐星问他，在牢狱里有没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说，“打是难免的。两个手指头用牛筋绑好，手指头中间扎针，是这样的，一个个扎进去。〞〝扎针？扎多少根针？〞〝那是过去的事情，算了。〞〝这真有点可笑，这样子会成立罪名的，会判刑的，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心里都在笑，心里都在笑。〞徐星问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说不恨。〝一个呢，我想，过去了。第二个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这个人性啊，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这个谁压倒谁，他身上垫一下就高一点，这样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坚持相信丈夫的无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从22岁到32岁，头发全白了。当丈夫出狱回家时，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认识来人，告诉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程德华说，我现在多活两天少活两天实在没什么不同。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认命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为说了也似乎没人想听，有些孩子还会因此害怕。他们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冤屈的隐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普通民众似乎对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一旦涉及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语焉不详了。对于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实官方就有定论，简单说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辞是这样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则有些含糊其辞。领导者是谁，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说破。也正因为这里的顾虑和含混，给后世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孽债。

也因此没有人出来忏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诉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却无影无踪。文革的确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当年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参与者。最苦的则是这些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底层平民，他们的命运不值一提，他们的苦难毫无价值。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至于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纠缠这样的问题了，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话。
　　

附：

《罪行摘要》揭秘“文革”中被判罪农民现状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话动机

作家徐星变成了导演徐星

22张37年前的“犯人登记表”让徐星拿起了摄像机。去记录文革中农民的烙印。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在杭州放映会的展板上，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人物简介徐星58岁，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近年来独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崖畔上画下你眉眼》等。

今年，徐星完成了最新纪录片《罪行摘要》，讲述文革期间浙江地区十余个“现行反革命”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

冲动这里有命运的必然性新京报：你为什么想到拍成纪录片？

徐星：看到那些登记表后就被它吸引，当时特别冲动，觉得应第一时间就去找这些人。

新京报：登记表上的什么内容吸引你？

徐星：那是22张1977年的“犯人登记表”。已经发黄的登记表背面，一张张人脸与油墨混在一起，透过纸张都可以看得清楚。2010年，我在画家朋友家发现了它们：早已变成了临摹人物的草稿。这些人都是农民，这是命运的东西。

新京报：为何上升到“命运”的高度？

徐星：这是历史态度问题，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只要出门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终生难忘。

新京报：经历过文革，看到登记表，拍成纪录片，这就是命里的必然？

徐星：80年代末我出国后，发现很多书和资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再对照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受的这些教育，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我觉得必然性是在这儿。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想拍成纪录片，有没有想过写成小说？

徐星：有想过，写小说可能会有点儿难，但可能会有本书，“nonfiction”，非虚构写作。这个得等一等，在我有体力时，时间还是应该用来去拍，使劲儿拍。写靠一支笔一张纸就行了，但是拍的话，要是不赶快去做，这些老人就没了，特别可惜。

寻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新京报：时隔多年，单靠这些表格，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

徐星：到处问，大的地方没变，但具体到乡、生产队这些地址都变了，以前都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地名，比如红旗什么的。我先问岁数大的人，以前红旗那个地儿在哪儿，再去找人，反正在农村，都还知道。

新京报：最后找到了多少人？

徐星：我拿到了22个“现行反革命”的资料，有些人是一八九几年出生的，可能不在人世了。初步筛选了15个人作为采访对象，有的人后来没找到，有的不愿意接受采访，最后选了12个。另外有个叫胡俊录的老人，还有两个同案犯不在名单里，但我也采访了，所以片子里实际出现的是14人。

新京报：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主要是哪些？

徐星：片子里的人当年的罪名看起来很可笑，比如“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等等。当时，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

新京报：最重的判了多少年？

徐星：一个叫林品新的人对文革有疑问，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事人周明夫，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新京报：找到他们时，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徐星：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还种地、挑红薯，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连窗户都没有。

新京报：他们在回忆时，用得最多的词是什么？

徐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感受

50年，恐惧还在心里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愿意对着你的镜头回忆这些？

徐星：我自己就是底层的人，无车、无房、无工作、无保险，很容易和他们亲近。

另外，我是第一个专门去和他们聊文革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别人说起过，有的是自己都没想过。有的也可能是没人可说。

新京报：采访中，面对那些老人，你哭过吗？

徐星：哭过，但我要克制自己，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绪感染他们，影响他们。我没有嚎啕大哭，眼眶湿了。那是当我拍完，拿着机器往回走，离开他们的时候。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

徐星：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这是多大的悲剧？50年了，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

新京报：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徐星：有个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

除了恐惧，还有控诉。谈到政治两个字时，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思考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新京报：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新京报：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新京报：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新京报：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另一边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

徐星：对，他们都上过学，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他什么事儿都知道，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九评什么的，都是从报纸上看的。

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的影子，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尽管走样了，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

意义

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

新京报：从镜头里看，你是单枪匹马去拍摄的？

徐星：就我自己，当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但如果雇个助手，我可能都不够付人家薪水的。

新京报：拍这部片总共花了多少钱？

徐星：拍了三年，共花了18万多，没细算过，有一部分钱是朋友赞助的。

新京报：拍纪录片时想过要靠它赚钱吗？

徐星：拍这些纪录片从来就没有过盈利，也不可能有。我省吃俭用，当然温饱得有，穿衣服不能露着屁股，得有饭吃。我不太买什么东西，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烟。

新京报：拍摄中最困难、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徐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最累时，江南很潮湿，我住的都是小旅馆，连出租车都不敢叫，就坐农民的摩托车，在后面加个斗篷，两根杆子撑着，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岭，还得背着40多斤重的器材。

新京报：在最疲惫的时候你都想些什么？

徐星：我就想，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们不做，那就由我一个老头来做。我觉得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骄傲的事，现在让我死了我也值了。

新京报：你觉得做这件大事的意义在哪里？

徐星：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不是为了解释灾难的概念，我是要拍人，我要讲人的故事。摄像提供了新的记录历史的可能，更有力量感。过去历史都是由专门的“史官”记录的，摄像让普通人也能记录历史，我现在记录下的这些，100年后可能就是正史了。意义就在这里。

新京报：现在有人称你是作家导演，你觉得这会让你有成就感吗？

徐星：这些头衔我完全就不在乎了，没时间想那些事儿。出多大的名儿对我没有吸引力，构不成任何驱动力。如果为了名我没必要做这事，就享受那个《无主题变奏》就可以了，那个也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在大学文科的教材里。现在我就完全由着自己，凭着冲动去干事。干完之后，能得到朋友的认可，我就挺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