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纪念先父诞辰100周年兼对电影《归来》的追问

今年的9月27日，是我父亲何如的一百周年诞辰。作为儿子的我，回忆起与父亲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百感交集。父亲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和他认认真真地交谈过，他也从来没有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对自己唯一的儿子，训示过什么。我和他的谈话，总是关于某本书、某个历史或当代的人物、某件曾经的事件。关于他，我也只是从他写的一些自传性质的资料、他偶尔提及的早年生活和与他同辈的亲戚朋友的谈话中零星知道了一些片断。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回忆父亲的一些往事，表达自己的感受，用以纪念他。一直到了他的百年诞辰，总算拉杂成文，献于父亲的灵前，作为我的祭奠吧。

一父亲于1914年9月27日生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父亲去世后，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在闸北买了房子，现在就居住在这所房子里。后来才知道，这里距离父亲当年出生的地方，竟然只有咫尺之遥。

我的祖父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我的祖母曹氏是纱厂的纺织女工，都是标准的产业工人。父亲认为自己出身无产阶级家庭，应该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只不过为了谋生，在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中当过小职员，所以对于在审干时将自己定为历史反革命很不以为然，忿忿不平在以致想申诉改变这一结论而被划为“右派”，以致成了他几十年颠沛流离流放生涯的始因。

父亲在12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他只在商务印书馆子弟学校念到小学毕业便辍学了，他没有读过初中。他的妹妹被送给亲戚家收养，这就是现在还健在的我98岁的姑妈。

父亲后来经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当工友领班表兄的介绍，13岁就当上了小工友。现在要算作小童工了。当时青年会干事兼青年会职工学校校长黄仁霖很喜欢这个勤奋聪明的小兄弟，他同意让父亲免费进入夜校念英文。以后许多年，父亲的经历断断续续也是与这位黄仁霖先生有关的。

黄仁霖后来成为励志社的总干事，父亲也曾在励志社当职员；黄在抗战期间任伤兵慰问组组长和战地服务团主任之职，父亲也曾经在南京、汉口的伤兵慰问组和昆明、南京的战地服务团工作。黄仁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联勤总司令，1949年撤退到台湾，而父亲没有跟着去台湾。一是当时我母亲正怀着我，他们结婚三年才有我，不想因为颠簸而生意外，也不想分隔在海峡两边；二是父亲认为台湾政府前途不稳，没有安全感；三是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出身工人，不是地主资本家，共产党不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好。

三中全会后，我有一次偶尔与父亲说起去台湾的问题，我试探着问，如果当时去了台湾，是不是会好一些？他只说了一句，我去干什么？

到了1949年10月，我出生了。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认为父亲已经感到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他辞去了上海乐义饭店（今延安饭店，也是励志社的招待所）的工作。可能觉得在上海不太保险，可能因为熟悉他的人比较多。于是在第二年和我母亲及六个月大的我，北上北京，住在我母亲姐姐的家中。最近亲戚帮我找到了一张父母亲的照片，就是在离开上海前照的。倏尔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

到了北京以后，父亲去了旅顺教书。我觉得他还是因为当时的“三反五反”运动搞得挺怕人的，担心自己的那段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工作的历史会给他带来什么不幸。直到1953年他才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杂志《译文》（后改名为《世界文学》）编辑部任编辑，全家安定下来。

那时是我们一家三口人最好的年代。我记得每个星期天，父母亲会带着我去亲戚朋友家，或是去逛东安市场（那时我们住在甘雨胡同），我最喜欢吃东来顺的油炸糕，而父亲总是买很多的书回来。

好景不长，他在“反右”中被定为《译文》杂志唯一的一个“右派分子”。其实，他从来就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让他大鸣大放，他也不会说什么。我曾经看过他经过整理的他的所谓“右派”言论，最主要的就是对在审干时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不服气，认为自己没有做过反对人民的事，也只是小职员一个，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有一句比较激烈的话是“士可杀而不可辱”。

其实当时对父亲批判最严厉、最起劲的是当年作协的一位负责人。他是一位散文作家，他的歌功颂德的散文被称为一种模式而被长期推崇。而这位作家在“文革”中也遭到重点批斗而自杀身亡，不知他在被批斗时，他对从前同样以“上纲上线”极“左”方式对待别人的行为有无反省。

父亲在中国作协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被开除公职，遣送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

二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却讲述了一个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看来完全不靠谱的故事，一个劳改的右派分子陆焉识在转场时逃跑回到大城市看自己妻女的故事。据说这个故事是改编于另一个不靠谱的编剧严歌苓的小说，那是一个专门写不靠谱的故事的所谓中国住美国的作家，她的与张艺谋合作的另一部作品《金陵十三钗》就是以胡编乱造歌颂的妓女抗日而广受诟病（参见我的另一篇博文《压抑：妓女是不是英雄——《金陵十三…》）。

首先，我想问一下，陆焉识跑回来看一眼他妻女的目的是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这一举动的后果吗？

且不说他自己可能因此而丧命或被加大惩罚，延长刑期，对他所钟爱的妻子与女儿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是一个从不考虑后果莽撞的粗汉，也许可能；要么他的大脑有残疾，就是一个地道的白痴。那些只逞一时之快的做法，也许在一些刑事犯中会发生。在当时，作为一个有知识背景的犯人，我想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会处心积虑想法逃脱，这也是对自己亲人的负责任。当然，如果没有他这个愚蠢的行动，也就没有这部愚蠢的电影了。整个故事就是建筑在这个愚蠢的逃跑之上而展开的。

父亲被审查初期，还是能回家的，我母亲对父亲被审查，没有说什么，只说了一句话：“你不要害人！多少年都会等你的。”母亲的言下之意是你一定不能自杀，一定不能死。这句话母亲不知告诉了我多少次，我似乎都能想见当时母亲对父亲说这话时的情景，好像我当时也在场，也听到，也记得。

但愿人长久，守得云开见月明。我想这是当时被政治陷害、政治冤屈而失去自由、失去人格的当事人与家属共同的愿望。

其次，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陆焉识有可能逃出来吗？

当时的犯人都在荒旷之地服刑，是根本无法逃脱的。我父亲曾经在的兴凯湖农场劳教。曾经流传过一些故事，如果和管教关系不好，管教就会让你在夜晚去团部送信。一个人在野狼出没的地方行走三四十里路，而且是在零下三四十度，你能回来就已经命大了，并不怕你逃，因为你逃不远，只能是冻死或被狼吃掉。

即便你有机会跑到了铁道线上，扒上了火车，从七十年代社会的状况看，一个没有钱、没有粮票、没有证件的人如何能流亡而没有被抓住，要知道当时社会已经基本稳定，不是革命大串连的时候了，而且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流动人口。

1962年我父亲到母亲单位所在的宝应探亲，虽然当时他已经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当他人还没有到达，母亲工作单位的领导已经接到了公安局的通知，某人的丈夫将来探亲，请密切注意此人的动向。

再者，作为陆焉识女儿的丹丹，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背景，是如何进舞蹈学校的呢？又如何当上了国营毛纺厂的工人呢？

令人匪夷所思。不能说文革时，就是文革前，升学与政治是紧密相连的，能上什么学校，并不全看考试成绩，而是家庭出身。

我在初中毕业考高中时，虽然我的成绩是全县的前几名，但因为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已经内定不予录取。后来是学校当时的校长张豪说了一句，中学还是要给人上的吧。可能是因为我的母亲也是这个中学的老师，可能是因为张校长对我比较熟悉，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幸运地被高中录取了。这件事在文革中被揭露出来，作为校长包庇右派子女的证据在大会上批斗，我才知道自己上高中还有这么一段波折。

还有，丹丹离开舞蹈学校后就到毛纺厂当了工人，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大的。按她的这种年龄，应该和我们一样，去插队。我的一个发小，是跟杨荫浏先生学的扬琴，是北京少年宫中学生乐队中的佼佼者，另一个我母亲朋友的女儿，是南京中学生文工团的首席钢琴，他们的父母还不是右派，只是在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们就只能去插队了。一个右派女儿能分配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

另外，对于陆丹丹对于父亲、母亲的感情有真实可信的基础吗？她对影响自己前途父亲的检举有用吗？

为能主演吴清华而想立功举报，因最后不能主演吴清华而对父亲产生的怨恨，在当时极“左”的宣传教育下，有这样的可能，在当时确实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走了与父母划清界限的路。但更多的稍微有点头脑的人知道，即使你与父母对立，你也永远是阶级敌人的子女，你也不会因为检举揭发、大义灭亲而改变自己的身份。

我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地位。在上学时，我从初一就申请入团，却没有一次被批准过；在插队时，我虽然当过知识青年先进分子，许多人都认为我已经当然成为党员，但我也从来没有入过党（参见我的博文《我和党》）。公社党委书记对我的结论是，此人可以使用，不可重用。所以虽然我会被找去写公社的报告、材料，但招工、上大学与我无缘。公社管知青的干部都成了我特别好的朋友，他办理了几百人的招工，却没办法帮助我。但我很坦然，我从来没有抱怨，因为我知道，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你只能在接受的前提下争取最好的结果。我认为我真的不比别人差，只要我不是最后一名留在农村的知青，而且我也做好了在农村一辈子的打算。

所以我觉得陆丹丹是很愚蠢的，当然她有一个很愚蠢的父亲，这可能是某种遗传。他们都是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是很自私的。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地方，陆焉识真的爱妻子吗？如果不是他前面无谓的毫无意义的冲动，就不会导致后面的冯婉瑜失忆的结果。

还有，陆焉识的妻子对农场的人说，十几年不知道他的消息了，我想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陆不和家里联系，还是他妻子不愿意与他联系？右派分子的处理都是有组织的，失联的情况是极少的，可能不排斥家庭主动与此人断绝关系的情况。我父亲基本上一直和家里通信的。我当时集邮，还从宝应买了纪念邮票寄给父亲，让他在寄信时用上，给我。因为我寄去的信到了父亲手里，往往邮票被撕走了。我从集邮册中找到几张当时的邮票，上面清晰地盖着“黑龙江兴凯湖”的邮戳；后来父亲转到了河北茶淀的清河农场，我也有邮票上可以辨认出“河北清河农场”的字样来。

我曾发现过有时父亲寄来的信，竟然没有用浆糊封口。后来父亲告诉我，信是要检查的，他从来不封口，而由管教人员封，也许他们疏忽忘了。所以影片后面的一个情节也是不真实的，就是陆焉识回来时带了一箱子写给妻子的信，这也不可能。当时劳教劳改的人，没有什么私人物品，都是要检查的，怎么会根本不让你写信，却让你长期保留这些东西未寄出的信？影片里其中的一封信是写在“牡丹”香烟壳的反面的，要知道那时的“牡丹”烟是昂贵的凭票供应给高干的烟，不要说陆焉识之流的犯人无法抽到，就连那些农场的管教们也是无法亲近其芳泽的，不像现在的牡丹烟两块多一包，变成收入较低的民工们抽的等而下之的香烟了。

影片中许多重要细节的虚假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我想问，编剧们能不能问一下曾经被打成右派或是管理过右派分子的人，你们知道右派分子的“摘帽”和“平反”完全是两个概念吗？

影片中，街道负责人给冯婉瑜看的《摘帽通知书》，说陆焉识平反了。我父亲1962年9月就被通知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但仍旧留场工作。后来因战备农场疏散（就是电影中所说的转场，陆焉识趁机逃跑），父亲从农场回到母亲所在的宝应被送到农村劳动，并不是按照城镇居民下放的待遇，依旧是“押送下乡劳动”。其实，大家都知道，摘帽右派还是右派，还属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的子女如我还是“黑五类”子女。

1978年在落实政策时，在接到父亲的申诉后，中国文联派人找到已经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借调工作的父亲，仍然宣布当时对父亲“右派分子”戴帽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予改正（不叫平反，反革命才叫平反，右派是错划改正），而且说“反右”是毛主席的决定，不能一风吹。父亲不同意在结论书上签字，继续上诉。一直到第二年，否定了“两个凡是”以后，中国文联才做出了错划右派、予以改正、恢复工作的决定。不知道陆焉识一直在农场二十年，是不是一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他“平反”的日期也语焉不详，电影上说是在逃跑后的三年以后，那应该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那时还不大可能彻底“平反”的。

还有一个问题，陆焉识在发现自己的妻子患上了心因性失忆后，宁可不要工作而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恢复妻子的记忆，他的耐心与细心，他的聪明与智慧，似乎与那个不顾一切逃跑只要看一眼妻子与女儿的人，完全判若两人。这难道是在赎罪吗？

一个无法理解的、毫无意义的、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行动，却硬是在编导的炮制下产生着一幕幕近乎天方夜谭的破绽百出的悲情，这充满编造的故事想告诉人们什么？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吗？是极“左”给人带来的伤害吗？还是对爱情的讴歌，对亲情的颂扬？影片的编导者，你们了解过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的真切感受吗？一个完全没有吃过梨子的人，只是对着梨子的图片在描绘梨子如何之好吃，吃起来如何之美妙，其实这种美妙与真正的梨子一点儿也不搭界。这就是电影《归来》的所谓艺术演绎。

三父亲是1978年秋天经他大学老师范存忠教授和同学、朋友的推荐介绍，进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汉英词典》编写组工作的，担任该书的主编之一。当时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他还是很兴奋的，在去南京工作之前，他拔去了所剩无几的残牙，装了一口假牙，配了一副新的眼镜，母亲又为他添置了一身新衣服。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知识分子，他离开了自己的老伴，离开了唯一的儿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孤身一人去南京工作。对于他来说，这个工作的机会他已经等了整整二十年了。

全出版社公认的他是工作态度最认真、最勤奋的人；而对于工作条件、生活福利、职务职称等等其他的东西，他又是最不以为然的人。

父亲又工作了十年，到1987年底，他才正式退休。他担任了江苏省政协委员，被评为江苏省政协先进个人，他被评为出版专业正编审职称，新闻出版署、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他离开工作岗位时，已经七十五岁了。

父亲并不是什么伟人，也算不上名人，我想，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对他来说，是一种归来。

而他的这种归来，就是被屈辱的人格得到尊重的回归，就是长期被压抑的心理的解脱与释放，就是曾经被贬抑的人生价值的肯定，就是以服务报答社会、社会责任感的重塑，就是作为对曾经因自己而遭受不幸家人的回报，就是内心世界本真的彰显。这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灵魂的归来。

魂兮归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凡而可贵精神！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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