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为什么要向宋彬彬道歉·我见到了当年最友善的那个红卫兵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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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为什么要向宋彬彬道歉·我见到了当年最友善的那个红卫兵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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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为什么要向宋彬彬道歉 刘进说她七十年代就有了这个念头，觉得对不起同班同学也是好友的宋彬彬。近几年我认识刘进后，不止一次听她这样说。太对不起彬彬了，我写第一张大字报不拉着她，8-18我如果不让她带队上天安门，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高干子弟那么多，偏偏让她成为文革符号，一辈子无谓地承受了多少打击和压力。我说，人生的瞬间，改变了走向，这是她的命运。 1966年6月2日一早，刘进正在教育部家属院里跑步，忽然间，她听到广播里正播送聂元梓的大字报，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让她立即停住脚步，特别激动地想到，看来自己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了。结果她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刘进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马说愿意。她俩又跑到学校去找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呢，她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刘进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多少年过去，大字报的题目和内容刘进已经记不清了，在调查8-5事件中，一些同学回忆，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胡志涛校长（女）在《生活教育论》一书的《“八五”祭》里提到过她们的大字报，认为“矛头指向还很模糊”。 刘进是从河南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的。三年困难时期，她家在河南，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因为饥饿，正上初中的刘进，在自家窗户下种上古巴矮脚麦，天天不辞辛苦地浇水施肥渴望好收成。院里的人们都说省委书记家的小保姆真能干啊。1964年春，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进来到北京，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乍来到北京，又是上了一个女校，她觉得自己和学校的风气有点格格不入，别人觉得她像农村来的土包子，而她却觉得学校缺乏劳动教育，很多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明显的“骄娇二气”，尤其是一些干部之女，特殊化严重。高一时她曾写过评论干部子女“骄娇二气”的作文，高二、高三还在课堂上和老师辩论过，被老师批评为思想偏激。平时，刘进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让同学们看了受不了。譬如每天早起她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做一套哑铃操，冲冷水澡后，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下乡劳动，两个同学抬一筐土，她一根扁担挑两筐土。以自觉锻炼、自找苦吃为荣，刘进说到做到，并于1965年年底入党。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更让她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种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得到了强化。 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大字报立刻贴得到处都是。学生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像中的革命不一样。刘进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老师们轮番上阵，告诫她们如何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 写到这里，我也想起自己曾经挤在人堆里，从阶梯教室的大门往里张望，看看右派学生长什么样。隔天，团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取代学校党总支，支持刘进她们的革命行动，并迅速任命了5人的学生代表会取代原来的学生会和校团委。刘进成为主席，宋彬彬、马德秀和另两位高中生为副主席。她们成为工作组时期的大红人，而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向大中学校派出的，加上父辈的渊源，这就注定了她们以后的保守立场。 其实，刘进你有必要为这个道歉吗？ 刘进向宋彬彬道歉的第二件事，是8-18那天她派宋彬彬上的天安门，一句“要武嘛”，让自己的好朋友成为万劫不复的文革暴力符号。 刘进记得，8-18那天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她们天不亮就带领全校学生出发了。天亮后，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以为是去当标兵（维持现场秩序，如今叫志愿者），刘进让宋彬彬选40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大队伍。挑的都是高个子同学，因为当标兵身材矮小肯定不行。到了天安门前，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上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宋彬彬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一条红布，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红卫兵”三个黑字（用毛笔写的），很好看，就给了她。在城楼上，宋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某某）推了她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宋彬彬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们认识。她问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经同意两人就过了封锁线。于是，就有了那段问答。“你叫什么名字啊？”宋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一句要武嘛，被光明日报搞成了精细解释的赛社论。因为是文革的特殊情境，毛泽东一句玩笑，立即成为指向性明确的符号。好比习总书记吃了庆丰包子，报纸不仅解读出多项含义，包子铺还划出了瞻仰区。 但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一想起自己的好友宋彬彬，因为信任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愿意陪伴自己，却因此影响了一辈子，刘进就有说不出的愧疚。因此，在1月12日的道歉会上，她在老师同学们面前，不仅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们，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同学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向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刘进说：“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刘进是个坦荡、真实、质朴、勇于担当的人，她一同班同学对我说，我可以不认同她的某个观点，但是我不质疑她这个人，刘进是个好人。
我见到了当年最友善的那个红卫兵 我在《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六》“颤抖的胡同”里，曾经写了1966年8月28日凌晨，我和几个小伙伴被我家附近的86中红卫兵抓走，关在一间教室里，遭到一个挥舞着日本军刀的男红卫兵的恐吓。后来，一个叫杜桂兰的女生进来，态度友善地简单问了一下我们的年级、学校和家庭出身，不久就放我们回家了。 我在文中写道：“天刚放亮，我就回家了。小胡同里特别静，一点儿看不出惊心动魄的痕迹。八月末了，清凉的早晨，我走在没人的胡同里，脚步声沙沙地陪着我。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那个叫杜桂兰的女生，在这所我一直看不起的学校，在红卫兵比流氓更野蛮更霸道的日子里，是杜桂兰改变了我对86中的不佳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杜桂兰这个名字，她是那个夏天里我见到的最友善最讲理的红卫兵。”我的文章在网络上发表后，经过朋友间的连续转载，转到了杜桂兰的同班同学那里。同学说：“杜桂兰是我们班的团支书，是个特别好的人。”终于，杜桂兰也看到了我的文章。她很惊讶，自己完全不记得的事，会被一个陌生的同龄人详细记录。她不知道，在文革初期“恐怖的红八月”里，她的一个友善的微笑、一个理性的举动，让另一个身处困境中的人温暖了大半生。 今天，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和杜桂兰相聚了。能够当面向她表达谢意，是我的幸运。超越48年的时空，我再次感受到了杜桂兰的善良、厚道与平和。她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谢谢，谢谢你记得我。 我和杜桂兰傍晚，杜桂兰在微信里对我说：再一次谢谢你记得我！我们做一生的姐妹吧！ 好的，我愿意！上天保佑你一生平安，健康幸福！ 2014-08-26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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