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自述：40年来知青回忆录的演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到1978年，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48年过去，看人们如何回忆和叙述这段历史。

“知青”这个名词是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代人的称谓，它凝聚了这代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他们的人生经历伴随着共和国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一同沉浮。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当年，在国家面临的困境时，他们别无选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他们充满青春气息的个体生命像蒲公英的花絮，在时代劲风的吹拂下，漫天飞舞。他们的足迹遍布广袤的田野，边疆，荒漠、山寨、水乡、林莽。他们将辉煌的青春梦遗落在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脱胎换骨，摸爬滚打。在社会最底层难以想象的贫困和落后中，他们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国情，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百废待兴；已到人生而立之年的知青一代人，满脸沧桑，以无限期待的焦灼目光，手挽手站在时代大拐点的地平线上；我们往何处去？这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由于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的废墟，正在积极考虑，如何从积重难返中解决文革遗留的一连串的社会问题，统筹解决涉及千家万户的知青上山下乡，1978年——1979年初，发生的云南知青提出的“我们要回家”的请愿上访，促成中央高层做出：“让娃娃们都回来”的决断。百万知青大返城，像雪崩一样冲溃了长达25年的知青上山下乡长堤。许多返城知青几乎是一切从零开始，在已经陌生的故土，他们匆匆忙忙在比较短促的时间里完成人生要分几个阶段完成的事；成家立业，求学就业，生儿育女。接踵而来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裹挟着他们，在新的生活中寻找自己新的位置。

在知青大返城后的第一个十年，知青这代人的话语表达，并没有频频出现在社会的媒体空间里，绝大多数知青此时正为生存而努力，他们还没有心情，也没有做好表达倾诉的准备。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的沉默失声。因为，文革后，异军突起的知青文学振聋发聩，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以充满血泪的笔墨控诉了极左路线对知青一代的迫害，批判了作为文革的伴生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非理性。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曾经以《蹉跎岁月》奠定中国知青文学基石的上海知青作家叶幸，在90年代初，从贵州回到故乡上海，在巨大的时空反差前，他收集了一系列素材并且将它们典型化——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一些知青知青为了返城仓促地与当地配偶离婚，将子女遗留在南疆。在时隔15年后，这些孩子结伴来大上海寻找父母，写成小说《孽债》。小说以大上海林立的高楼大夏，拥挤狭窄的里弄，美丽而蛮荒的西双版纳的坝子，竹楼为不同的场景，叙述了五个家庭两代人的悲剧；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又被捅破，昨天的恶梦又来困扰这一代人已经平静的生活，而且使两代人心头再度流出脓血。这是非常令人无奈的现实生活。从而令人反思；“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死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活着”，形象地说明知青这代人不仅是时代的债权人，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参与灾难的制造，也是债务人。这部小说是对文革的深刻批判，显示了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既有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激扬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力作；也有老鬼的《血色黄昏》，以惊人的真实，唱了一曲“热血更凉，世界更冷”理想主义的挽歌。既有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知青眼中的陕北黄土高原忧伤的风俗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写出已经站在世纪交接点的知青们在时代转轨点面临的困惑与选择。还有钟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平淡的叙述，将知青的苦难淡化，最终走向参禅悟道，淡泊清冷。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以愤怒的控诉，幻灭的感伤，知青们的呐喊和抗争，构成这一时期知青文学的共同精神内涵。

知青文学热催生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知青文化热的形成。

知青作家们创作的知青文学作品，他们在作品中反映的知青年代难忘经历，塑造的一个个个性不同，血肉饱满的知青形象，他们在作品中宣泄的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在广大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孽债》、《今夜有暴风雪》等在全国各地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上映，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孽债》在上海上映时，晚上八点开播，万人空巷，家家户户都在看《孽债》，该剧主题歌《在美丽的西双版纳》揪人心肠，撩起多少曾经有知青子女的千家万户的伤心往事。

从1990年开始，知青文化热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北京知青在军事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据悉，在半个月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万北大荒知青来此参观。在展厅里有几株从北大荒运来的白桦树，落叶萧萧，象征着知青们不寻常的青葱岁月。接着在天津、成都、重庆、广州、南京、武汉、西安、昆明的知青们纷纷举办知青岁月回顾展。各地知青岁月回顾展促成各地先后出版了一大批知青回忆录，将第一波的知青文化热推向高潮。首先是北京、天津知青编写了北大荒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北大荒人名录》。知青作家梁晓声在《北大荒风云录》首发式上讲话；“只有穿过历史的思想才能面对现实，在心灵的阳光下任何艰辛，困难，忧愁，恐惧都可以用宽容的心境包容，而沉淀下来的，是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永远的责任。”他的讲话表达了广大的知青这一代人已经超越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局限性，以深邃的目光去反思知青经历与整个民族的历史。

较早出版的北京知青回忆录有《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陕北知青回忆录）、《老插话当年》（山西知青回忆录），《青春方程式；北京55个女知青的自述》。这几部不同接受地区的知青回忆录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他们在哪个特定的时间，不同的地域的农村底层社会的酸甜苦辣，在绝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冲突中，知青和农民，知青和知青，知青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后人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的一手资料。他们不求文学价值，不溢美，不隐恶。重在写实，抒发真实的感情。把往日生活的原生态和个体的内心深处爱与恨袒露出来，实际上是一部初为狂热，继为彷徨，终为觉醒的知青心史。

成都知青推出一套《知青岁月书系》，其中《青春无悔》是集中反映成都去云南的兵团知青的经历；《知青档案》和《命运列车》是反映去各地农村插队的知青人生经历。重庆知青在1992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和《热血冷泪》均为重庆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抗争。他们的集体回忆，记录了当年去云南的42000多四川知青的的激情，困惑与幻灭，他们不屈的抗争与呐喊！实际是一代人的青春档案。

武汉知青出版了第一本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封面大红色，黑越越的荒原上是一棵不倒的树，树上上方是一只张开的手掌，掌心有一双眼睛，这是一位武汉知青画家的前卫的版画作品，手掌和眼睛都是从毛泽东画像上截取的，隐喻了知青这代人与毛泽东的无法割舍的联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上海有120多万知青，此时只出版了三本知青回忆录；金大陆主编的《苦难与风流》、《老知青写真》和季永贵主编的《东方十日谈》。旅居美国的上海女知青周励写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是一本引起争议的书；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文革期间大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和去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暴风雪中的小木屋的人生况味和毫无希望的爱情悲剧，多角度地反映那些从土插队到洋插队知青们人生抗争的波折。

南京知青任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生死悲歌》，叙述了他在1969年因为创作了一首抒发知青们怀念故乡和亲人的歌曲----《南京知青之歌》，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知青中传唱而被专政，身陷牢狱十年的苦难经历，控诉了在那些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年代，人的尊严被践踏的黑暗。同一时期，南京知青先后出版了《嵌入大地的青春》（到江苏各地农村插队知青回忆录）和南京去新疆阿瓦提的知青回忆录《这里曾是胡杨林》，南京去内蒙古插队知青回忆录《难忘的鄂尔多斯》。

福建的厦门知青谢春池主编了厦门知青回忆录《告诉后代》，福州知青出版了回忆录《永远的脚印》，文革前去江永插队的湖南长沙知青回忆录《我们一起走过》。湖南知青作家韩少功在主编《海南纪实》时，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20周年参加向全国知青征稿，该刊停刊后，他从推积如山的来稿中，选编了一本《辉煌的青春梦》，首次向外披露中国知青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战和发生在1978年---1979年的云南版纳知青大返城的内幕。

在90年代知青的集体回忆中，最让人落泪的作品是陕西作家白描采访写成的《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他写的是知青中命运最悲惨的那些和当地农民结婚的，再也不能返城的北京女知青。她们曾经给贫穷落后的黄土地带来现代文明，但是，特定的社会与地域环境酿成畸形的婚姻。她们忍受着因文化反差带来的冲突与歧视，被死死地禁锢在落后的小山村和小生产农耕樊篱中，吞咽着苦果。但是，她们以母亲般的胸怀接受了这残酷的现实，并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作了不屈的抗争。

这时期最震撼人心的知青群体回忆录是著名作家，成都赴云南知青邓贤写的纪实体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他以1978年五万云南知青大罢工，大绝食，北上请愿，大返城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沉默在昨天属于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发出一声更迭一声的呐喊！那是一千多万中国知青作过的恶梦。海内外的老知青们都是流泪读完它，有的读者甚至放声痛哭！作家以恢弘的历史气度，史诗般的笔墨感动了老作家王蒙，他评价说；“这里有残酷的真实，青春的魅力和危险，理性的破灭和执着。”这是来自澜沧江畔的悲壮的中国知青之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出版环境还比较宽松，绝大多数知青回忆录都是由国内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书报摊上都可以买到各种知青文学作品和知青回忆录等纪实类书刊。其中许多作品成为畅销书，甚至一版再版。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各地的知青回忆录基本是一种集体记忆，很少见到知青个体的回忆录，也没有多少在海外出版的。体现了知青历史上惯有的集体主义精神。

九十年代的知青回忆录最明显的特点是；它们的主题基本上是“青春无悔”。它与体制的主旋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提出对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应该彻底否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知青认为“每一代人对自己的青春都有自己独特的诠释方式”，知青这个称谓，今天成了有几份苦涩，几份自豪的名词。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的产生，发展直至消亡有其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与历史背景。它波及到城市成千上万个家庭，它延误了一代人的青春，也磨练造就了一代人，这是一只奇特的“种豆得瓜”的历史反刍现象。经过20多年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这一代人，反思这段个人命运伴随共和国命运沉浮的历史，必然会从心底发出“青春无悔”的深情呼唤，倾述对那个失去的春天的追怀。虽然时隔仅仅几年，在90年代末，在广大知青，特别是老三届知青对“青春无悔”这个命题提出质疑，甚至予以彻底的否定，因此而产生的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激烈争论，唇枪舌剑，各执一词，一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知青们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知青大返城后，各地知青又回到他们的故土，回到青年时代的原点，在纷至沓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怀着强烈失落感和时间错位的知青们，克服了迷惘与颓唐，在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上作调整，投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发扬了在农村和社会底层久经磨练的知青们特别能够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拼搏精神，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他们不仅重新找到在生活的位置，而且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青春无悔”，这是一代人走出苦难，迎接新时代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他们崭新的精神状态和业绩向时代和社会证明“我们是优秀的”。这些以集体记忆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展示了他们充满艰辛苦涩的知青岁月，绝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它所显示的思想光芒，性格力量，将带着无数青春的挫折和骄傲，构成当代中国奇异，悲壮的一页，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九十年代以集体记忆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不能仅仅归纳为是一种怀旧，其实质反映了知青这代人要求对历史和自身价值重新认识的文化心态。从昨天的中国知青梦中走出来的这一代人，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知青；在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当下，由于那段共同经历所经受的洗礼，使他们发出“青春无悔”的呼唤，表达了已经成熟的一代人强烈要求社会参与的呐喊！跨世纪的交替已经历史地将他们推到唱主角的时代大舞台前。

九十年代的第一波知青文化热，从1998年后到2007年，从辉煌走向低谷，无论是知青文学创作还是知青回忆录的出版都出现空前的冷清。曾经一度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在1998年后，难见到他们有力度的作品的问世，各种形式的知青出版物包括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也少见。这种大起大落，也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这十年知青文化退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知青这一代人所处的生存状态有关；与共和国命运同沉浮的知青这一代人，新世纪对他们来说，困惑与失落远远多于快乐。如果说30多年前，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今天却成为下午四五点钟的夕阳了，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惆怅与沉重。30多年前，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上山下乡，别无选择，为国分忧。1979年后知青大返城，他们花了差不多十多年时间的努力奋斗，重新找到生活的位置。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安顿下来，恰恰又遭遇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又一次面临社会角色的“分层分流”（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隐形分层”，一部分知青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改变身份成为社会的白领阶层。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是显性分流，大批知青作为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经济体制的转型的各种机制和利益的碰撞，使这一庞大的群体又一次别无选择，再一次为国分忧，下岗离岗，成为社会转型成本的主体，再一次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新陈代谢是无情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却不是市场经济的过错。在社会转型的嬗变中，他们在体力，精力，能力，观念上都呈现明显的不足，很快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心理上陷入被社会抛弃的苍凉。对未来不再有奢望，当下生活的脚步又不能停下。他们依旧为生存而奋斗。与眼前的生存问题相比较，对文化的需求毕竟是奢侈的，他们根本有时间和心绪来回顾往事，这并非是他们对文化的漠然与拒绝。所以这一时期知青回忆录的出版稀少。

第二与中国文化生态的改变有关。从九十年代开始，处于社会转型嬗变中的文学，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全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整个文化事业日趋功利化，具有时代反思色彩的严肃文学不再是社会的关注中心，而日趋社会的边缘受到冷落。在这种社会文化生态的大环境中，知青文化的边缘化被冷落在预料之中。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批知青文学作品与知青回忆录问世，但是其中的平庸者居多，令人失望。不少作品缺少历史的反思精神，仍然沉陷在昨天的苦难与光荣的“自恋”状态。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知青文化价值观的争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张抗抗的《无法抚慰的岁月》的观点；“我们这一代人曾经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地倾述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诸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另一位作家谢永的观点更为坦诚；“我们已经讲了不少青春无悔的故事，如果每一个人的过错都可以归罪于时代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罪人了”，他认为知青也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要是没有个人的反省，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有害的。如何走出“自恋”情结，使知青文化突围，成为有识之士的关注焦点。中央戏剧学院杨健教授说；“这一代人的生命实践，思想历程，被归纳到一个又一个思想主体中，暴露了知青一代人独立意志的缺失，知青群体的集体主义的光辉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在群体实质上已经不存在的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被束缚在集体幻想与陈旧的思想方式中”。新世纪的知青文化必须走出陈旧的思维的束缚，进行深度的理性反思，去寻找现代价值立场，从这种只有情绪，没有力量的自恋中突围，才能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这时大多数知青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在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中，许多知青早已经下岗，离岗，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为生存奔波，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再为衣食所忧。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人生深秋，暮然回首，许多往事，无论是风雨载途的知青岁月，还是辛辛苦苦的后知青时代的年年月月，都挥之不去。他们有了强烈的表达和倾述的欲望，现在他们有的是闲暇时间。同时，走过大半个世纪的这一代人，现在他们有平静的心绪来回顾并评说自己已经走过的路。这是对一代人价值追求的认定，不仅是告慰已经离去的人，也为后世留下一份可信的档案，因为这是由一个个体组合成的一代人的历史。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严峻性催生了这个庞大的群体“有话要说”的强烈愿望；从2002年后，知青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知青题材书籍的出版受到种种限制。2012年6月，在银川举办的全国第二十二届图书博览会上，知青出版物寥寥无几，参加博览会的全国近千家出版社，只有青岛出版社的梁晓声的小说《知青》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知青文库丛书”，有关部门干预不能用“中国知青”冠名，所有书的封面不能出现“知青”字样，虽然这些书都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畅销书。该出版社无奈只能将丛书名称改为“黑土地之歌”，“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许多出版社都婉拒知青题材的书稿，特别是纪实体的知青回忆录。2000年元月在北京建成的人类第三个千禧年的中华世纪坛落成，在空阔的地面上，用铜条镶嵌着2000多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在2000多年前的商代，两个小国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但是，对文革的表述只有一条，对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1700多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整整一代人的人口迁徙，一字未提。在当代中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被可怕地空白化了，这绝不是简单的遗忘，而是对严峻的历史的有选择的遗忘！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讳疾忌医的文化专制的表现！

从2008年至今全国各地问世的知青回忆录的准确数字是根本无法统计的，只能是一个模糊的估计数；近万种。这一时期的知青回忆录的总体特征有两点；一是集体记忆少了，大多数是个人自述；二是其中大多数是非正式出版物。由于体制对知青题材特别是纪实类出版的严格控制，几乎成为禁区，所以作者只能设法到港澳台或者欧美国家去出版，出版后书刊又大多数倒流回国内，因为绝大多数读者在国内。这类书在各地的新华书店和书摊上是不准出售的，所以基本上只能送人。更多的作者选择我不要任何书号，也不需要你审批，我们自己找一个印刷厂印出来，同样图文并茂，装帧精美，分送给知青和其他关注知青群体的读者。写作并印刷一本回忆录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也花费了不少钱，但是作者和其亲友们非常高兴；这一本本散发油墨香味的书辑录了自己的历史，一代人的历史，还将传给后人，我完成了一种使命与责任，我心安理得了。国内许多图书馆非常重视这类来自民间的非正式出版物，纷纷收藏。如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资料室在2008年发文，告知国家图书馆对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收藏的重视，因为它们的史料价值更具有真实性与可信度。

2008年后问世的以个人自述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叙事的宏大背景，深刻的反思精神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在1998年出版了他与定宜庄合作的《中国知青史》，这是一部以详实史料和统计资料来综述中国知青历史的权威性著作。极具学术价值。从那以后，他一直打算写一部类似“落潮”的续篇，来反映知青大返城后的曲折经历。知青大返城后，知青们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社会各阶层。进入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国企改革，大批知青作为改革成本的主体被边缘化。使得“知青”问题重新突出。他决定采用个人口述的方式来写。在差不多三年时间里，他采访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青近百人，然后从中精选出几个不同的典型；第一类是当年知青的典型，包括当时被树立为“反潮流英雄”以后被批判的几位知青。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是，他们以后的经历大相径庭。他们身上当年的光环早已经褪去，但是作为推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身世沉浮，依旧令人关注。

第二类对象是知青中被誉为“民间英雄”的知青领袖，他们是在文革即将结束时风起云涌的知青大返城风暴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如1978年发起云南版纳知青大返城的领袖人物，1980年发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知青返程请愿的几位上海知青。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振臂一呼，高举“我们要回家”的旗帜，以“不回家，毋宁死”的勇气和胆识，掀起雪崩似的知青大返城狂潮，为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到民间，归于平凡，隐入当代社会的边缘。

第三类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草根知青，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一样；下乡，返城，下岗，再次创业或者再就业。但是，他们的经历有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他们的曲折坎坷，奋起拼搏中，实际上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人生体验。

刘小萌所采访的这三类完全不同类型的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感受和评价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口述都极具个性。刘小萌终于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他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知青人物的描述，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对知青典型，一般以围绕上山下乡的介绍讲述自己的经历，以突出日后他们成为榜样的动因与社会环境。对来自民间的知青领袖，则以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的动因以及参与策划与参与的过程着专题性叙述。对那些普通知青，多半以采访他们从童年时代的家庭遭遇到青年时代的生活挫折以及现在的生活状况为主线来叙述。

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给知青历史和知青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这种非虚构的纪实写作，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从文革的风云变幻，上山下乡运动的曲折，大返城的波澜壮阔，将知青的个体与群体置身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沉浮中更具有浓厚的时代感。这种叙事方式更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更使读者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种口述的叙事方式，使来自民间的长期被压制的话语权有了一方表达的空间，使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历史的表述中，虽然他们“人微言轻”，但是，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评判者，这是一中更真实，更富有血性的声音。

武汉作家刘晓航在文革期间曾经在皖南农村插队七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成为1977级大学生。80年代初，他第一次读到上海知青作家叶幸的《蹉跎岁月》潸然泪下，从此萌生了要为知青一代人立言。1996年参与出版第一部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89年，他读到《海南纪实》刊出的张力莆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一文，这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1978----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真相。紧接着，九十年代兴起的知青文化热中，各地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和知青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中陆续反映这段终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事件。但是，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没有一部全景式多视角反映云南版纳知青发起大返城运动的书，给人一种语焉不详，断章不全的感觉。这也难怪，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知青是由北京、上海、四川，昆明四地知青组成的，需要有人来整合这段历史。于是，他开始去收集云南知青的历史资料，在几年时间里，他深入到重庆、成都、上海、北京等地采访了近百位云南知青，他们都是这历史一事件的亲历者，特别是发起版纳知青返城北上请愿团的群体。作家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不仅接受了他的采访，还毫无保留地向他提供了保存20多年的珍贵资料（三份请愿书的底稿和油印件、简报，北上日记，工作笔记，500多张照片及实物），他在2002年6月还成功地采访到当年作为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不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及调查组其他成员。对这些亲历者的采访，他们的口述是最有说服力的资料。

刘晓航在获得这么多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奋笔疾书，在6个月时间里，他沉浸在沉重，愤怒，悲伤中，泪水经常模糊了他的双眼，终于在2002年三伏天火炉城武汉39度的高温中完成《我们要回家》，这部53万字的纪实作品。这本书的前半部在云南从古到今屯垦历史的大背景下，文革期间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其接受的10万知青的安置教育的基本情况，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青在兵团时期的真实境遇，1974年兵团撤销，恢复国营农场体制后，在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下，云南垦区知青中发生的微妙变化。这本书的后半部，从第十一章开始，切入景洪一团知青为主的版纳知青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返城请愿运动，基本是以当事人的口述为主，并以当时公开的官方的资料，披露在1977年后，党和国家领导层为拨乱反正，妥善处理知青问题，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门的决策与举措。书稿在2002年6月就送到北京一家大出版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稿“胎死腹中”一直迟迟不能出版。最后在万般无奈，由知青出资在香港出版，该书一问世，立刻成为枪手书，成为云南知青的珍藏。这本书被国内外的学者评价为是知青文学的标杆性的优秀作品。

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多年了，作者深感当初写作这本书时，由于条件的限制，采访还不够深入，比如对第一批北上请愿的知青群体和成都知青，对当时留在版纳坚持罢工的知青的采访不到位，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实和错误。近十年来官方披露的知青档案资料渐多，特别是201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点》，第一次披露了中央高层领导对解决云南知青闹返城的态度，邓小平说出掷地有声的一句话；“让娃娃们都回来吧”，基本给这一历史事件定性。近几年，云南兵团知青的集体与个体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更多的事情的真相，为日后国内出版环境的宽松，作者修订这本书创造了条件。

2015年6月，济南知青游济荃主编的《昌马归建纪实》出版，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自述体的知青回忆。1969年，兰州军区为了修建祁连山下的昌马水库，从农建十一师抽调了一个营的知青1000多人到甘肃省水利工程团，由兵团改为地方编制，工资与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人人高兴。但是不到半年，国内外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兰州军区决定将这1000多人归建农十一师，遭到知青们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时的兰州军区领导将知青们的反对意见视为违抗军令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来处理。审查关押近百名知青与转业军人，将14名知青和转业军人判处5到20年徒刑，然后将1000多知青打散安置在原农建十一师各农场，造成许多知青家破人亡。这个案子是文革特殊时期一个典型的违反民主与法制的事件。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案子的被判处徒刑的知青开始纷纷上访。当时正值文革的拨乱反正时期，甘肃省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很快撤销当年的判决，为他们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使这些蒙受冤屈的人回到社会的正常生活。40多年后，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当事人们，决定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梳理出来，编成一本厚重的知青回忆录，以告诉后世，希望这类悲剧不要重演。这本书的写法较特别，书的前半部，是对昌马事件始末的总体回顾，后半部是主要亲历者的自述，叙述自己当年在事件中的经历和被处分后悲惨的遭遇，以及文革后上访的艰难历程，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包括一些人，对自己在无奈中投井下石的不光彩行为的忏悔。全书的结构和叙述语言，有一点像司马迁的《史记》的风格；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结合，这与主编是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有关。

完全不同的叙事与评价立场

2008年以后问世的知青回忆录，不同作者的叙事角度与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与作者们上山下乡的经历的不同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知青回忆录，无论是集体的记忆还是个体的自述，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各执一词，是九十年代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争论的继续；很多人感怀知青岁月磨练造就了自己，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石。认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伟大战略，是国家发展的既定方针，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更多的人是对上山下乡不持是非褒贬的态度，而是以客观的叙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倾向。

文革期间去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康庄插队的北京知青赵杰兵自述体回忆录《康庄往事》是读者评价较高的知青回忆录，他是1979年初，作为过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部副部长赵凡的儿子，他去山阴县插队正是他父亲作为“黑帮分子“被关押，他成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康庄的老百姓没有歧视他，他和农民打成一片，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运用到这个盐碱地，缺水的落后乡村的改天换地的劳作中。乡亲们很快认可他，推选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成为贫下中农的主心骨。以后他非常幸运地被推荐去北京大学上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山阴县和康庄，继续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一直到1978年后，中央落实政策，他被调到中央纪委工作。但是，他仍然一直和康庄的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他退休后还和当年在康庄的几位知青出资为缺水的康庄设计打了一口深井，终于解决了农民终于能够喝上甜水的愿望。赵杰兵是中国知青中为数不多的，一辈子将自己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他是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知青。同时在他的书里不乏对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因袭已久的缺点，感觉到如何引领农民从精神上的解放与提高。所以他的自述充满了改造农村与农民的新思维和正能量，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知青回忆录。

镇江知青回忆录《我们的知青生活》中，石耘写的自述《我耕耘，我快乐》以充满激情的文字自述了1969年3月到黄海边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七团三十三连插场，在这里上山下乡整整十年，变换过不同的各种岗位，甚至在1971年9月到1972年11月被作为“5.16分子”的嫌疑被押回镇江关押一年多，但是她从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读者从她的自述里感受到的是一位不怕苦，不怕累的女知青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自己追求的事业的忠诚，她终结自己十年的知青岁月说；“回首一生，风雨中没有悲观，顺境中不曾骄逸，逆水行进中没有沉沦。前行中始终保持一份自励和勤奋。显示一份坚韧自信与包容。”湖州知青许瑞林的自述《难以的知青岁月》，他以一种平淡冷静的心态，来叙述自己长达十五年知青生活，与大多数知青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将自己作为一个被时代抛弃在社会底层的流放者来倾述自己的苦难，以及自己如何与命运抗争。他作为文革前湖州市第一批去农村插队的城镇青年，他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高高兴兴地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他没有想到这一去会回来，他是以一种虔诚的的心态去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他一去就是十五年，他的青葱岁月是在南埠农村度过的，在那里有他留下的汗水，有他的友谊和爱情，也有他含着泪水的欢笑！他在南埠成为一个走四方的木匠，今天是杭嘉湖平原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苏州知青顾鉴明的《十五岁的知青——下乡后的那些岁月》是一本与众不同的知青回忆录，他到农场当知青还不到十五岁，还是一个天真的不懂事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人生的摸爬滚打，他几乎是在农场长大的，在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喔护下长大的，在他的自述里没有多少苦难的倾述，更多的是他在不同的时间，与一个又一个女知青的爱情故事，有的是朦胧的，有的是山盟海誓的，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阳光少年，这让我们想起著名作家何其芳的一首诗《我为少男少女歌唱》，几年后他的知青岁月结束了，在返城的知青队伍里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知青岁月磨练了他。

2013年6月，湖南长沙文革前去湘南江永的知青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异乡故乡——长沙知青在江永》，这部70万字的知青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文革前5000多长沙知青下放江永的真实生态，这些知青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知青，许多人学习成绩优秀，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当时的“阶级路线“拒之高中，大学门外，他们不甘心做无业的社会青年，为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上山下乡，去艰苦的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农村插队，脱胎换骨，做社会主义的新农民，经历了许多磨难。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在道县和江永等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贫下中农法庭“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亲属的事件，长沙知青有多人被活活打死，从而发生3000长沙知青大逃亡，他们辗转几百里在解放军的保护下逃回长沙。这本书出版时出版社坚持要将这些负面内容删除。该书的主编在序言里这样“自我解嘲“；”对历史的记忆的理解，阐述又必然带有某种思想立场，难免包含偏见。但是，只要每一个人都有表达历史记忆的权利并且实现了充分表达，“片面”就会在互补中走向全面，“偏见“就会在对话中逐渐消解，达成共识。”2009年12月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中国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出版。这套两本的知青回忆录，主要收录了文革前去大巴山插队的重庆老知青的自述，邓鹏就是一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连高中都考不上的重庆社会青年。这是一个无声的群落，因为他们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们是身上打上”黑五类“烙印的不可接的“贱民“，大巴山的父老乡亲以广阔的心怀接纳了他们。但是极左时代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的接受再教育磨难重重，其中包括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他们的伤害。因此他们对知青岁月的回顾只能是对黑暗和苦难的控诉，声声血泪，知青的上山下乡对这个群体来说只是一场灾难。虽然文革后许多人走出大巴山，新时代赋予的机遇和他们自己的不断努力，他们中一些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对大巴山区所有的回忆仍然是不寒而栗。邓鹏参加了2008年12月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举行的”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他乘飞机近20个小时赶到复旦大学的会场，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学者，第二天他又辛苦地飞回美国。他说；“我是代表一个群体来这里发言——一个无声的群落“。他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氏乌托邦“。他认为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较之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有更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城市青年下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暴力，尤其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却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蒙昧。实际上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场农民革命包含的空想主义的组成部分。

对于各种不同叙事和评价立场的知青回忆录，我们读不要排斥，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种差异性。赵杰兵在他的后记中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经历去否定别人的经历，也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去否定别人的感受。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知青生活多样化的现实，才是尊重历史，才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那段逝去的岁月。”

兵团知青的自述成为知青回忆录的主体

2008年后问世的知青回忆录数字无法准确统计，但是在数千种回忆录中，各地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自述占据了主体部分。其中以黑龙江省的兵团知青最多，因为在文革时期，黑龙江省是接受各地知青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不仅是本省的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一共70多万人，包括四川泸州还有1000多知青去黑龙江的孙吴等地上山下乡。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敞开胸怀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唤醒了这块沉睡千年的处女地，这批年轻的拓荒者将文明和先进的城市文化带到黑土地，躁动起青春的激情，创造了东北平原三千里江山空前未有的繁荣。至今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年年不忘各地知青给黑土地带来的发展变迁。现在，黑龙江省是建有知青博物馆最多的一个省，北大荒造就了一大批知青作家，画家，学者，他们许多人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7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在黑土地上整整耕耘了十年，他们来时才十六七岁，1979年大返城，如潮水般拥挤在南下回城的火车上的知青们，一个个都是满脸沧桑，他们回到生活的原点，重新创业，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和国宝贵的财富！

自1991年开始，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就出版了知青回忆录，第一本就是《北大荒风云录》，接着各个师团的知青，还有不同动员地区的知青先后出版了群体性的回忆录。2008年后，许许多多黑龙江的兵团知青的各人自述体回忆录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叙述他们在黑土地各自不同的知青经历，怀念那些艰苦而充满向上张力的年年月月，他们落在那里的血汗，泪水，甚至是鲜血与生命。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他们的烦恼和痛苦，辛酸和委屈，他们的希望和抗争。一些知青的自述甚至没有回避在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在知青中曾经发生的人性扭曲，灵魂卑污的阴暗面，那些至今令人伤痛的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与恶性案件。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宏图采访了近100位知青写作了知青自述的集子《我们的故事》，这是近百位兵团知青的的人生经历与他们灵魂的呼唤，读之令人潸然泪下。上海知青方国平多次重返黑龙江调查当年发生在上海知青中的非正常死亡，寻找他们的墓地，在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先后出版了《寻找亡灵》和《生命记忆》，以告慰离去多年的知青战友的在天之灵和他们的亲人。上海知青张刚主编的《北疆知青第一村》汇集了1969年去黑龙江畔爱辉外三道沟村60多位上海知青和当地村民的自述，书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话语，都体现了每个人的生命中深入骨髓的情怀，仿佛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那是永不逝去的青春岁月。北京女知青子蕴是北京贝满女中毕业的才女，为了照顾弟弟，选择去北大荒兵团的32团上山下乡，她的自述《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在台湾出版的，她多位现在已经是著名学者的兵团战友欣然为她写序，她以诗人般的情怀抒写了文革期间家庭的际遇和北京的社会环境，知青们在社会动乱中的友谊和爱情，他们的明天是混沌的，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知青时代。她的文学艺术的天赋使她在一个偶然的际遇中成为知青中的笔杆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以后为了爱情远去大杨树。她在那里整整十年，以后以“病退”名义带着儿子返回北京，一无所有，打零工，在街道上卖大山楂，在药店站柜台，锲而不舍的性格使她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她的自述叙事的烂漫风格和语言的清新流畅，明显受到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影响。

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先后有20多万知青涌入新疆支边，除了有计划地组织动员来的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外，还有大量自行“蛮流”来的各地知青。四川作家杨牧写的自述《天狼星下》就是一部“蛮流”人群在新疆的心路历程。当年去新疆的支边青年大多数已经重返他们的故乡，早已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曾经充满苦难与奋斗足迹的第二故乡------新疆，融入使他们梦牵魂萦。自2008年后，不同动员地区的新疆知青们纷纷撰写回忆录，如上海知青写的《戈壁深处的呐喊》、《大时代的记忆》、《塔里木的上海知青》，《苦恋三部曲》；天津知青的《那梦牵魂萦的地方》，武汉知青的《西眺烟云》、《青春的选择》等。

云南十万知青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他们在1978年发起大返城运动，是中国知青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也是多民族文化的摇篮，自古以来，云南的屯垦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越，但是这里闭塞的交通和兵团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它根本不具备接受十万知青的条件，所以这十年在云南兵团知青中发生许多非正常死亡和恶性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云南兵团知青自述中对苦难与抗争的倾述，远远多于对知青岁月的赞美。2008年前后，云南兵团知青出版了一系列的自述体回忆录；成都知青的《飓风席卷过热带雨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1979年元月中旬，在临沧的孟定以成都知青为主体的罢工请愿绝食向国务院调查组下跪，促成知青返城加快了进程。当年云南知青中发生了太多不堪回首的痛心疾首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自述与北大荒知青的自述有很大的不同。东风农场（即一师二团）和橄榄坝农场（即一师四团）是出版知青回忆录追多的两个知青农场。如东风农场北京知青的《八千子弟》，上海知青的《勐尨记忆》、《一位上海知青的274封家书》等，1978年10月橄榄坝农场女知青瞿林先之死是酿成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当时这里知青的情绪像一堆干柴。所以知青回忆录多达十余本，如上海知青的《回首是绿》，重庆知青的《那红那绿那八年》，《雨林中的路》等。《雨林中的路》的作者姚林义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2014年整整一个夏天里，他将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每一天烧5盒香烟，终于完成他多年的心愿，将自己参与的1978年底至1979年初，橄榄坝一部分知青以过激的方式促成提前以集体退职返城的往事写出来，他的内心平静了。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余杰是一位热爱阅读，勤于观察，冷静思考的人。近几年，他将自己的云南兵团知青的经历和思考，写成八册回忆录，有对南疆知青岁月往事的回顾，有对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动因与影响的辨析，有云南兵团知青的后知青时代的生存状况的调查分析。逻辑缜密，论据确实，充满思辨的色彩，他的这些叙议结合的文章有16篇被共识网采用。点击者无数。

鲜为外界知晓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十一师的知青，他们的经历的曲折超乎许多人的想象，2010年，文革前去甘肃农建十一师的天津知青编写了《祁连山下》，披露了当时的因缺少粮食造成的大饥荒，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农建十一师的武斗，知青参与其中，有的被杀，有的成为罪犯。现在定居在山东济宁的天津知青邱静波的自述《兵团岁月》客观叙述自己在甘肃农建十一师的22年屯垦戍边曲折的经历，向读者展示在哪个特殊的年代一代知青的理想，信念和坚忍不拔的奋斗历程。叙述在“大漠孤烟直”的背景下，他们的蹒跚脚印，揭示人性的善恶美丑。扬州知青王家林在黄海边的兵团农场上山下乡十年，在2008年，他写成的自述《兵团岁月四十年记》中，他敏锐地将他所在的连队十年中所发生的事链接到江苏以及全国知青状况的宏大空间去比较，剖析它们之间微观的和宏观的微妙联系，以洞察知青运动发展的走向与趋势，使他很早就形成民间思想家的超前的目光与深邃的批判意识，难能可贵现在定居香港的广州知青张穗强现在是一位成果丰硕的文化学者，文革期间，他去海南岛的加鍤农村上山下乡七个年头，在这块红土地上，他经历了南疆垦荒的磨练，感受到人生岁月的艰辛，在那里，他面对过无数的彷徨与打击，铭刻下对国家民族的思考和反省。40多年来，无论他经历过什么，他都将知青岁月赋予他的精神财富，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2013年他出版了自述《走出胶林》，他用文字唤起这段沧桑岁月展示自己走过的风雨拼搏路程，告诉人们，唯有不断的奋斗，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宁夏银川的孙永宝出身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家中只有母亲带着几个兄弟姐妹，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在遥远的南方农场劳改。他是为了找一个饭碗，减少母亲的负担去六盘山黄卯岭林场上山下乡，他是一位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16岁知青。是黄卯岭林场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关爱，使他长大成熟，以后成为一名林业警察。大返城后，他自学成才，将自己难忘的知青经历写成自述《峥嵘岁月》，他的自述像外界披露了长期为外界不知道的宁夏文革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特别是鲜为人知的；1958年，上海市政府将近2000人的数百个家庭动员移民到刚刚建市的银川，这些家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男主人都是被专政的劳改犯正在服刑，每一个家庭只有母亲和孩子，这些母亲拖儿带女几乎是被强制性地移民到银川，成为这个西北城市的另类“上海村”，这些家庭所经历过的苦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的自述还详细地介绍了他经历过的宁夏文革时期的动乱年代，银川本土并没有多少知青，但是，在文革前的1964—1965年，宁夏接受了近万名北京知青和数千杭州知青。北京知青和杭州知青左右了宁夏文革时期的局势，形成两大派，在塞外江南演绎了一场政治较量，发起武斗。所以孙永宝的自述是外界了解文革时期宁夏社会状况的非常有说服力的佐证。

插队知青自述体回忆录形式的多样化

在全国1700万知青中，分散插队的知青占大多数，由于他们上山下乡的时间段和插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他们的知青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也是完全不同的。20132年3月在珠海的里埃维拉社区举行了由内蒙古知青刘欣主编的《我们的后知青时代》的首发式全国各地200余位知青与会，这本50多万字知青个体自述的汇编，它与以往知青回忆录不同的是，该书收录的是，一代知青在结束知青生活回城后以个体的形态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经历的方方面面。作家叶幸评价说；“本书叙述的是一代知青返城后的人生经历。他们踏上返城之路的艰辛，他们重新面对都市时的困惑与挣扎，；他们以高龄考生的面貌拼搏走进大学；他们在新的人生追求中寻求自己的归宿和展开新的追求；他们经商，当个体户，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国门的洞开去“洋插队。他们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寻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坐标，生活和事业展现出光焰时，他们没有忘记曾经有过的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反哺曾经插队的农村与农场，他们把此视为心结和责任”这生动地表现已经进入人生深秋的一代人虽然各自的知青经历和后知青经历也不同，他们对国家人们的爱和忠诚是不变的，这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使读者们都能够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跃动。

武汉女知青高双桂的知青经历比较特殊，她在下乡后不久，由于她特别能够吃苦，由于她的文化修养而形成的能力，就被选拔为新洲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从1972年到1982年，她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十年，其中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和文革结束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难能可贵的是她完整地保存着十几本人民公社时期的日记，工作笔记，手稿和调查报告等一大批原始资料。2011年，高双桂在她现在工作的江汉大学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了《一位公社女书记1972到1982的日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为其题词“时代的剪影”。高双桂十年，3600多天的日记，反映了普通人“也有记录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习惯”。她是一位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的知青代表，她的日记折射出一代人在那个特定时期的观念，思想与激情；日记截取的时代是文革的后半期和改革开放的前期，它反映了两个时代的摩擦，交汇与演变。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特殊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我们研究。但是，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农民的思想如何发生变化，基层干部的观念是如何在困惑中转变，集体生产与联产承包两种生产模式是如何更替的。所有这些具体的，微观的的素材在日后是及其难寻的，这位女知青干部的日记，作为原始的资料，纪录了每一个细节，记录着亲历者的喜怒哀乐，这是一种历史的缩影，高双桂的十年日记的出版是对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宝贵借鉴。

插队知青的个体自述个性化，内容千差万别，但是在叙述形式上也具有同一性，如北京知青林小仲和安育中都是文革前北京师范学院附中1966级高中毕业生，林小仲先后去北大荒和内蒙古草原插队九年，1978年返城后又经历了当工人，团中央的干部，以后又下海经商，成为商界的文化精英；安育中到山西黄河边的夏县插队，以后也经历了当工人，国家干部的的人生道路。题目都具有诗人气质，林小仲的自述《梦随风万里》和安育中的自述《我的知青部落》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甚至字里行间透露的烂漫激情都是那么相似，这并非巧合，而是较为相似的经历和思想倾向，烂漫情怀，文学艺术的修养底蕴使然。

在这一时期，插队知青个体的自述汇编成集形成一种一个文化圈的空间也不乏可见。如《流逝的记忆》是武汉三中老三届知青的个体自述的汇编，而《耳顺平天下》则是南京十中（原金陵中学）在洪泽湖畔泗洪县插队的老三届的回忆录。

近期知青回忆录的大量出版问世，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文化现象。作为千千万万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将这段难忘而复杂的历史记录下来，传播后世不仅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因为世间所有的事物，金钱，名利，物质都将在岁月的风尘中化为灰烬，只有文字可以保存下来，传播于后世。

一个选择遗忘的民族，一个没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民族，是没有多少希望和前途的。我们作为这段历史亲历者，见证者，必须用自己真实的记录，写出铁与血一般的证言，这不仅一个人，一个庞大群体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刘晓航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