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并不遥远】：第十七章——驱云拨雾
作者：郑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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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并不遥远】：第十七章——驱云拨雾
作者：郑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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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并不遥远】： 第十七章——驱云拨雾 熬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季，万物又在悄悄的苏醒。一九七三年，对于那些心灰意懒、走投无路的知青来说，无疑感觉到了一丝春意，也使他们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点希望。 自从开始抬工、上大学、参军以来，一些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这条路，纷纷离开农村，实现了质的改变。而大部分的知青仍然困守农村，苦苦挣扎。这种现象引起他们更强烈的不满，可又无能为力。而且，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所得的报酬竟无法养活自已。于是，一部分知青倒流回城，寻找出路，以维持自已的生存。而那些坚持留在农村的知青，再也无法安下心来，开始变得自暴自弃。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拒绝出工，无视干部，不服安排，以及种种始料不及的事情不断发生。加上一些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卡、压、迫害，使知青与农民的对立、矛盾不断扩大，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的恶化。种种现象表明，知青的生存空间在日渐窄小，知青的命运日渐艰难，知青的地位已沦为社会的底层。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哪怕是微小的改变，也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一旦有什么超常的举动，马上就会万众瞩目，沸沸扬扬。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眼看自己的儿子回城无望，自己又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冒昧”地，也可以说是冒死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告御状”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你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每月八块钱），除了医药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给上山下乡青年口粮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发生了。 首先是分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个年头里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二百多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来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钱去再买；衣服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钱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迄至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也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已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但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你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却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啊？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生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依仗他们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的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了，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常和农村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的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致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鬼使神差，这封可说是大逆不道，足可当作恶毒攻击毛主席上山下乡方向，给党的脸抹黑的信，竟送到了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给李庆霖寄去三百元，并附一信： 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４日事情尚未公开，但各种小道消息早已闪电般地传遍全国，在知青中更是引起强烈的反响。 马聪明用一根木棍当扁担，一头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头吊着一个装满瓶瓶罐罐的网兜，汗涔涔地走进祠堂。 “喂，聪明回来了。”正在刷锅准备煮饭的石兰，一见马聪明，便惊奇地喊起来。 正在里屋打扑克的李卫东、游清池等人一听，扔下扑克就走出来，王莉莉也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和白晓梅几个人从另一间屋里出来，大家一下子就把马聪明团团围住了。 “你来得太及时了。快，先来一支。”侯成宝伸出两个指头做夹烟状。 “别急别急，有的是。”马聪明会意，左手向右边的口中袋里掏去，可担子还挑在肩上，显得有点迟缓别扭。他干脆不掏了，见侯成宝紧盯着他的手，不由笑着说：“等一下，让我把东西放下来。”他把担子卸下，才慢慢地把烟掏出来，一人一支分发。 “你这次回家这么久，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怎么，‘病’好了？”侯成宝吐出一口烟雾，狡诈地眨着眼睛。 “那算什么病？回去住几天，什么病也没有了。”马聪明毫不介意地说。 “那你承认是在装病的了。”侯成宝微笑着说，似乎揭了一个大秘密。 “谁叫你不病呢？不然，你也回家住上一个月。”马聪明也笑着，那口气似乎是向人传授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一样。 自从去年以来，马聪明的出工天数就一直比别人少，要是安排他不愿干的活，他的胃马上痛，张金发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大队干部对他更是另有看法。而且，他与好几个农民的关系也不好，不是讥讽就是嘲弄，常常使人下不了台，可他们又说不过他的嘴。那几个曾被他捉弄过的农民，平时当面好像认输了，可到了年终评工分时，突然杀他个回马枪：有的说他思想很落后，有的讲他出工偷懒，有的揭发他曾偷吃过队里的甘蔗，甚至连那天拉肚子，跑了三次厕所也当作缺点提了出来，这下可把他整得够呛。因为按规则，每个人的基本工分是由队长先提出个参考分，比如先提出某人七分，如果都没意见，那么就以七分作为最后评定，而且整年的出工日数以此为基数计算。如果有人说出被评的人工作积极，关心集体等赞扬的好话，那么，队长就将参考分往上升，七分二七分五，或七分八不等，直到都认可才定下来。反之，如果有人提出一条批评意见，那参考分就往下降，也同样到再也没人提批评意见才停下来，那最后定下的分当然要比原来低。而且按规则，被评的人没有发言权，根本不能申辩。这下惨了，马聪明被评了个大队知青最低分，每天工分四分八，只等于一个小女孩的分。尽管当时他气得七窍生烟，可又无可奈何。 事后，马聪明狠狠地报复了提他上三次厕所，使他的工分最后落在四分八的那个农民，把那个农民自留地里的菜稍稍拔起扭一下又按回去，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其实根须断了，虽说死不了但也长不大，才感到稍稍解了气。但从那以后，他对出工再也提不起热情了。这次春耕一开始，他就回家“养病”去了，到今天，已经是过了一个多月了。 “这次来，带什么好东西没有？”王莉莉显然等得不耐烦了，急急地问。 “急什么？少不了你的。”马聪明蹲下去，打开旅行袋，取出一个信封。王莉莉伸手刚要接，他马上缩回来，笑着说：“这是你妈妈给你的，里面有钱，当面数数，少了我可不负责。”“快拿来，不然中午我可不煮你的饭。”王莉莉娇嗔地说，一把夺过信封。 “好好，都给你。这也是你的。”马聪明又把一瓶面茶递给王莉莉，然后，又解开网兜，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这是你的肉酱。”他把一个大茶杯递给游清池，“这是你的花生油。”一个瓶子递向李卫东，“这是你的。”又一包鱼干落在石兰的手中。很快，东西分完了，马聪明站起来，拍拍手，表示什么都没有了，“好了，我这运输大队长可是完成任务了。”他忽然想起什么，问：“怎么，今天你们都没出工？”“今天都到烂泥田除草，谁愿意去。”石兰不屑地说，“你要不要去？要去下午也可以去，明天也是在那里。” “我去？一天挣不到三角钱叫我去喂蚂蝗？像你上次被咬一下，流出的血还不止卖三角钱呢。我的血可没有那么便宜。”马聪明鄙弃地说，他同样对那烂泥田感到厌恶。 “你这次回去这么久，又有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李卫东看着马聪明问。 “对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最近出了一件怪事，城里到处都在议论，说得有头有脚的……”马聪明打算绘声绘色的讲一场，石兰见他慢条斯理的样子，忙催：“什么事？快讲。”“你急什么？慢慢告诉你不行？我口渴了，先喝点水再说。”马聪明故意吊起石兰的胃口。 “我那边有开水，我给你倒去。”石兰匆匆地走去，倒了一碗开水马上过来。 “走，到里面坐着说，不然站着怪累的。”马聪明提起旅行袋，李卫东帮着拿起网兜，大家鱼贯地走进里屋。 “是这样，”马聪明再给李卫东等人各扔了一支烟，自已也点燃一支，深吸一口后说，“有一个教师，他的儿子也去上山下乡当知青，插队的地方比我们这里更苦，日子没法过，不得不向父母伸手。可家里也没有钱，也没门路招工，实在没办法了，就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那信的内容主要讲干部子女走后门，百姓没门走，叫苦连天。信写得很露骨，什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这些话要是给批判起来，别说是对现实不满，简直可以说是非常反动的，给他定个现行反革命绰绰有余。后来省里派人去调查，他想可能完了，非得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的徒刑了。”“那怎样了？”王莉莉见马聪明停下不讲了，赶忙催问。 马聪明喝了一下开水，润了润喉咙，又说：“其实，那是一场虚惊。当证实那信确是他写的后，不但没抓他，反而给他一张汇款单，是毛主席寄给他的三百元。听说当时他都傻了，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后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高兴得差点疯了，只会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说得活灵活现，时而做痴呆状，时而做虔诚状，最后高举双手做欢呼状，好像那事情，他当时也在场似的，把大家的心情都感染得有点热烘烘。 “那后来呢？”石兰感到意犹未尽，很想把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又问。 “后来？后来就……没有后来。后来我就来这里了嘛。我也就听到这些了。”马聪明搔搔头，不无遗憾地说。 “真可惜，要是能知道后来怎么样就好了。”石兰有点惋惜地说。好像是因为马聪明太粗心，把什么重要的东西丢掉了。 “不过，这件事说明，知青的问题已经引起毛主席的重视，说不定会有什么改变，这是很多人的看法。”马聪明再一次的神采飞扬，似乎对未来满怀希望，“所以，我这次来，打算多住一些日子，看看有什么政策再下来。”“照这么看，也许真的会有所改变。”李卫东接着说，“既然毛主席会寄钱给一个知青的家长，就说明像干部子女走后门招工，上大学，大部分知青生活没保障，老百姓反映很强烈这一类的事情，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出现了这些问题，毛主席不会不管。但问题这么多，人数又这么多，毛主席不可能向每个知青寄钱。但他的话就是圣旨，中央肯定会做出一些部署，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虽然不可能全部解决，但起码应有所改善。”“每人发三百元。”王莉莉听得入了神，脱口而出。“你别想得太美了，三百元？有三十元就该喊毛主席万岁了。”游清池笑了笑，提醒别高兴得太早了。 “要是真的有三十元也好。”白晓梅有点羡慕地说。钱对她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 “要是分到钱，我马上好好吃一顿，再喝一次酒。”侯成宝也跃跃欲往。 “一顿吃不完，可以连吃三天。”马聪明笑逐颜开，好像真的已经吃到口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闹非凡地讨论起那还属子虚乌有的钱该怎么花，一个个神情兴奋，几乎忘记了这只不过是他们凭空想象的空中楼阁。 “好了好了，这钱我看这么花最好。”李卫东跟着起哄了一会，说，“买个大饼挂在墙上，饿了就去咬一口，或者舔一舔，这样可以吃很久。”大家一听，感到莫名其妙，再一想，恍然大悟，李卫东说的是画饼充饥，不由哄然大笑起来。 “其实，钱都花得完，只有那三百元才花不完。”李卫东等大家笑够了，又说。他见大家都疑惑地看着他，便解释说：“那三百元钱要是寄给我，我就不去领出来。做个镜框把汇款单嵌起来，要买东西，把镜框推过去，谁能找得开？那是毛主席的钱，谁敢动？这样，不就一辈子花不完了？”李卫东的几句俏皮话，又把大家给逗乐了，祠堂里再一次爆出一阵肆无忌惮的笑声，很久很久，都没停下来。 今天是知青们的盛大节日。 “热烈欢迎知青工作检查慰问团”的大红横幅醒目地高挂在大队部的墙上，“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知青的亲切关怀”，“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和人民的厚爱”，“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等标语口号在大队部里贴着，显得气氛浓厚。 由地委组派的“知青工作检查慰问团”预定上午九点半到达。虽然现在才八点多，但全大队所有的知青都早早地来到大队部，东一群，西一簇，热烈而兴奋地交谈着，耐心又焦急地等待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舒心吐气的喜悦。 自从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四日发布了（７３）２１号文件，传达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很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按照毛主席“统筹解决”指示的精神，召开一系列会议，针对上山下乡运动上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做出一些有关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和措施对彻底解决知青问题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它毕竟是上山下乡运动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场大行动，把过去几乎被人遗弃的知青问题摆到了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这对缓解知青与整个社会的尖锐矛盾，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以后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如何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可以说，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是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并且，这场运动从各方面所收集的材料表明，知青的实际状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酷，知青的处境已经到了需要加以保护和救助的地步。否则，围绕知青所产生的各种犯罪行为将愈演愈烈，如不进行打击，必将给上山下乡运动及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后患无穷。 作为这场保护知青运动的导火线，李庆霖以他敢想敢说，敢触犯各级领导中的不正之风的勇气，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受到了极高规格的赞誉。中央号召，全国学习李庆霖。他也因此一跃荣升省“知青办”副主任，“全国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成为家喻户晓、炙手可灼的风云人物。 “你们知道吗？”回家只住两天，昨天又急忙赶上来的侯成宝，正对着一大堆围在身旁的知青们发布最新消息，“有一次，李庆霖在一次大会上，指着那些领导干部问，还有子女在农村插队，还没有调回城里的，请站起来。你们猜怎么着？”他稍稍停下，可不等大家回答，又说：“不用猜你们也知道，没有哪个领导敢站起来，一个个低着头，像是受审一样，而整个会场却鼓起掌来。”他眉飞色舞，颐指气使地说。好像他就是李庆霖，好像他的前面就站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那神气，更好像是当年批斗大会的情景，让人感到一阵扬眉吐气。 人群里发出一阵“啧啧”的赞叹声，以及一片“他也是够大胆的。”“他难道不怕秋后算账？”“要是没有他那么大胆，会有今天吗？”“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的议论声。 “这有什么好怕的？”李卫东说，“当时他写信给毛主席，肯定是抱着一种反正活不下去了，要割要宰由你便的态度。也是他时来运转，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毛主席给他复信，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现在，他是毛主席派的钦差大臣，谁敢碰他一根毫毛？毛主席给他的复信，等于赐给他的一把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谁不怕？”“这下可好了，那些做官的再也不敢乱来了。”王莉莉神情激动地说。 “是的，得狠狠刹刹这股歪风，清理清理一下，要不然，老百姓永远也没有办法，只能干瞪眼。”李卫东显得气愤地说，“有些干部实在太恶劣了，自己子女调回城不说，谁想回城，就得走他的后门，就得给他送礼。收的东西太多了，吃都吃不完，烂了臭了还怕人家知道，偷偷地扔掉。像这种人，怎么可能去为人民服务呢？只能说是为人民币服务，为自己服务。”“这还算是好的了。这次回去，听说别的地方抓了好几个，这些人简直是国民党大流氓。有一个书记，他不要钱，也不收礼。但只要是女知青，找他求调动，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你要调到哪一个厂，做什么工作，他都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得让他‘盖印’。如果是男知青找他，那就没门了。”侯成宝幽幽地说。 大家一听，不由目瞪口呆。尽管奸污女知青的事时有所闻，甚至有人怀疑这种事也许这里就有发生过，但如此明目张胆，把奸淫当成唯一交换条件，视女知青的贞操耻辱为儿戏，任意玩弄的情况，却是闻所未闻。他们在深恶痛绝这种罪行的同时，也为那些含羞忍辱的灵魂感到深深的悲哀。 白晓梅感到浑身不寒而栗。虽然侯成宝讲的是别人的事，可那些活却像针一般地扎在她的心里；那一双双圆瞪的眼睛虽然朝着不同的方向，可她却觉得那目光齐刷刷地看着她，一直看到骨头里面去。她像被当众扒光了衣服似的，无地自容。那些兰忠泽式的恶魔，他们占有的何止是一个个年青女性的肉体，而是连魂魄也吸进去了。她感到头脑一阵晕眩，站立不稳，便紧紧地抱住站在旁边的石兰不放。 石兰根本就没注意到白晓梅的这一复杂的变化。她只是稍稍扭了一下身子，有点不解地问侯成宝：“盖什么印？”人群里爆起一阵大笑。 “盖……盖……‘盖印’就是盖印嘛。”侯成宝吞吞吐吐地说。 “‘盖印’还不懂？”马聪明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如果你想调回城，就得盖印，懂不懂？”他见石兰还是不大理解，忍不住又说：“‘盖印’就是上床睡觉，让掌印的人在你身上‘盖’，懂了吧？”石兰羞得满脸通红。她挣脱白晓梅的手，冲上前去，在马聪明的身上到处乱捶：“你这张臭嘴，要盖你自己去盖。”她恨恨地说。 “别再打了，别再打了。”马聪明双手抱头，连连躲闪，嘴里不住求饶，但他的脸上却依然带着笑。大家看着，谁也不上去劝阻，有的反而起哄：“打死他，打死他。”石兰感到手都打痛了，反而不打了，只是盯着马聪明，问：“还敢不敢嘴那么臭？”“不敢了，不敢了，以后都说甜的。”马聪明松了松身了，“其实，应该打死的是那些恶棍，而不是我。你们说对不对？”“那些人都该抓起来枪毙才行。”吴莲英咬牙切齿地说。 “枪毙太便宜了。我看得先把他们阉了再枪毙，让他们下辈子也无法害人。”马聪明平伸手掌做刀状，运足力，做了个切割的动作。 “最好让他们把自己的那家伙吃进去，尝尝那味道怎么样？”侯成宝开心地笑着，好像那些人正跪在面前接受审判似的。 又是一阵哄然大笑。大家嘻笑怒骂，极尽想象，把几年来肚子里积压的各种怨气，尽情地发泄出来。其它的人见这里如此热闹，也都凑过来，乱哄哄地搅成一团，似乎想把整个天地都翻转过来才过瘾，一片热气腾腾。 面对着这热血沸腾的场面，白晓梅却觉得心如冰冷。她悄悄地离开了那些近乎疯狂的人群，独自走到一边。那些兰忠泽们罪有应得，就是把他们千刀万剐也难解那些被欺辱者的心头之恨，把他们剁成粉末也无法熨平那些受伤的心灵。但是，那个人面兽心的兰忠泽，此时依然逍遥法外，而且，今天的事情仍由他来主持，这怎么不令她感到仇怨满腔呢？如果，能把他从台上揪下来，撕开他的假面具，那该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呀！目前，正是围捕兰忠泽们的大好时机，他们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共同敌人，是人民的罪人。只要有人站出来大胆揭露，那他马上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可是，叫她当面走上去揭露他，控诉他，她又无法承受那来自社会上各种偏见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她无法想象在那种压力下将如何生活下去。 白晓梅漫无目的地走着。她不知道将走向何方？也许，遭受侮辱的不只她一个人，如果别人把事情讲出来，那兰忠泽这回是跑不掉了。但如果没人讲出来，那兰忠泽不就漏网了？那以后……？她忧心忡忡，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像两个巨大的齿轮，在碾压着她的心。她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坐下来，可她的心却陷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旋涡之中。 远处，传来一阵“嘟嘟”的喇叭声，伴着滚滚的黄尘，两辆汽车驰了过来。 白晓梅站了起来，默默地注视着。 汽车稳稳地停在大队部的门口。 “欢迎，欢迎。”兰忠泽没等车门打开，便迎了上去。 吉普车的前门“嚓”地一声打开，公社刘书记一步跨出，迅速地把后车门打开。从车里又下来了两个人。 “这位是陈副团长。这位是市知青办王副主任。这位是这里的大队书记兰忠泽。”刘书记一一互相介绍。 “欢迎欢迎，到里面歇歇。”兰忠泽毕恭毕敬地握着来人的手，脸上堆满了卑躬的笑容。他很清楚，今天来的人非同一般,决非像以前各式各样的视查，评比，只要带着他们到可以说明自己领导有方，做出成绩的地方走一下，然后加油加醋地汇报一番，再说上几句恭维话就能打发出去的。从公社刘书记那小心谨慎的样子就能看出，这些人一点也怠慢不得。虽说他们主要目的是慰问知青，听取汇报，但也可以说是来找碴儿，挑剌儿的。万一出了什么漏子，别说刘书记脸上无光，他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更何况，他心中有鬼，要是万一与女知青的事被知道了，那就全完了。不过，他的心里依存侥幸，只要混过今天这一关，明天就没事了。 兰忠泽跑前跑后，与其它大队干部，不断地请刚下车的人到里边去歇歇，可知青们早就把慰问团的人层层围住，七嘴八舌地询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片热气腾腾。那情景，如同离家的孩子突然见到亲人，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而慰问团的人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长途乘车后的疲倦，也没有注重大队干部们恳请多次的到里面歇歇，里面有椅子，里面有茶水的邀请，与知青们就那么站着，认认真真地倾听，详详细细地提问，并不时对一些有关的问题做出解答。人群里不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陈副团长提高了嗓门，“根据中共中央２１号文件精神，遵照毛主席‘统筹解决’的指示，地委专门做了统一部署，将对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做出解决。”噪杂的声音很快静下来了，变得鸦雀无声。知青们一个个瞪大眼睛，注视着陈副团长的一举一动，似乎他的一眨眼，一摆手，都连接着大家的神经。人们侧耳倾听，唯恐漏掉了哪一句话，哪一个字。因为，他此时代表着的是党和政府对知青未来命运的安排，而这些有关的决定，也许是每一个知青人生旅途上的重大转折，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一个人都在用心地听着。 陈副团长被眼前这寂静的场面深深的感动了。在刚才同知青们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了许许多多预想不到的苦难，也从那一双双眼睛里看到了无尽的哀怨。此时，那一双双眼睛，又像是久旱的禾苗，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望眼欲穿。按原先计划，地委的有关决定，要等开欢迎会时再正式宣布，可这时连他自己也觉得无法再等待了。应该尽快地让他们知道，哪怕是提前一分钟，也是对他们的莫大安慰。 “地委决定：”陈副团长把声音提得更高，“拨出一笔专款，为你们盖房子。今年，你们就能全部住进新房子了。”住新房？这么说，那些百孔千疮，睛天能见太阳，雨天漏水不断的屋顶；那些遍地乌泥，潮湿阴冷的地板；那些狭小得连尿桶都没处摆的房间，就要说声再见了？知青们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愕然后突然发现，这是真的，真的要为他们盖房子了。尽管他们最为盼望的梦想是回城里去，如果能回城，就是在那些旧房里再住上一段时间也是无所谓的。但是，在这一梦想未能实现之前，能改变目前恶劣的居住条件，无疑也是一种安慰。不知谁先鼓起掌，马上就引起强烈的共鸣，全场响起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久久不断。 “同志们，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陈副团长等掌声稍停，摆了摆手，又说，“地委同时决定，这次每个知青补助五十元钱，十四尺布票。针对一些地方口粮不够吃的情况，规定每个知青每月稻谷定量不得少于五十斤。对一些有严重疾病，不能继续参加劳动的知青，将作为特殊照顾对象，可以返城就医，办理病退手续。”全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尽管五十元钱和十四尺布票对知青们来说，并不可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却表明，他们的疾苦，终于得到了关心。而五十斤口粮的定量，使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了保证。至于病退回城，虽然为数极少，但对那些疾病伤残缠身的人来说，能使他们从最困苦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是以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不啻是天降福音，令人悲喜交集。 “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陈副团长继续用宏亮的声音说，“地委决定，选派一批干部，到你们这里来，并长期驻下去。每个大队今后将派一名干部给你们带队。你们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直接向带队干部反映。带队干部将协助大队党支部解决你们的实际问题。同时，组织大家做一些有益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生活内容。比如打打球啦，唱唱歌什么的，你们都是年青人，这些活动都有益于你们的健康成长。你们说对不对？”人群一片静默。如此体贴的话语，如此亲切的关怀，知青们的心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几年来，他们见到的干部，大多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对他们的一切困苦均无动于衷。如今这位肩负着落实党的知青政策使命的陈副团长，他所说的这些话，如春雨一般，湿润了每一个知青那几乎干涸了的心田，许多人的眼里盈满了激动的泪花。 “另外，对那些利用职权，打骂迫害知青的，对知青进行逼婚的，强奸女知青等各种犯罪行为，要彻底清查，从重打击，以保证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进行，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陈副团长的手握成拳，用力地挥舞着。 “同志们，所有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宝贵财富，毛主席关心着你们，党中央关心着你们，家乡的父老兄弟关心着你们。尽管前面的路途还会有很多困难，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目前，我们的国家还有一定的困难，林彪反党集团也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阻力。但是，我们的前程是无限光明的。”陈副团长以他那有力的手势结束了这段鼓舞人心的话。知青们也从这些话里看到了一点希望，报以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人群再次躁动起来了，知青们再次把慰问团的成员围个水泄不通，兴奋与激动洋溢在一张张的脸上。 兰忠泽心急如焚。这闹哄哄的场面别说想控制，他连插嘴的机会也没有。那些城里来的人除了敷衍他几句话，就再也没注意到他。知青们更是把他凉在一边，连个招呼也没有，好像他是一个多余的人。他不知道陈副团长是否带有什么成见，不然怎么只有下车时那轻轻的一握手，就再也没有答理他？而且，刚才所讲的话是不是对他另有所指？更令他担忧的是，知青们的情绪已经被鼓动起来了，这也许会成为一种对他有威胁的力量，这将使他处于不利的位置。他几次刚开口请陈副团长到里面先歇歇，可每次都被其它人打断了。在这一片土地上，他第一次尝到了遭人冷落的滋味。 兰忠泽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他悄悄地靠近公社刘书记：“刘书记，你看是不是请他们进去歇一下？”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刘书记的脸色。 刘书记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这里已经站了差不多两小时了。但是，县里陪同而来的领导没开口，此时此地，他一个公社书记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他也无奈地说：“再等一下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陈副团长已经感到口有点渴了，脚也有点酸了。尽管他知道，只要走上几步，咫尺之间就有舒适的椅子可坐，就有清凉的茶水可喝。但是，眼前这一群同样站着的知青，他们也一样口渴，可他们更为迫切需要的是党的有关知青政策的滋润。如果这时他说要喝点水，他们一定会理解的。但是他没这样做，他不停地解释着，安慰着，鼓励着他们。他深感肩负着的使命重大，他以自己的形象屹立在知青们的中间。 陪同而来的县革委会肖副主任走近陈副团长身边，小声地问：“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先吃饭？下午，再开欢迎会？”“吃饭？”陈副团长看了看手表，确是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可是，这些围住他的知青呢？ “到我们那里去吃。”李卫东突然提出。 “对，到我们那里去吃。”“看看我们平时都吃些什么？”“看看我们住的是什么房子？”知青们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极好的、可以展示真实生活状况的机会。能让慰问团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也许比他们自己到各级领导部门去反映强上一百倍。他们的邀请吃饭行为，迅速发展成一种几乎带有强迫的意识，一致要求慰问团到他们那里去。 作为一个经历过无数次斗争考验的老干部，作为这支慰问分团的领队，陈副团长的意志是很难被左右的。他有绝对的权利和足够的理由按原定计划在大队部吃午饭，他相信大队的干部们已为他们准备好丰盛的食物。然后，召开正式的大会，结束一天的工作，平稳而有序。然而，面对这群眼巴巴地等待他做出决定的知青，他心里按步就班的工作作风和感情用事的天平正在倾斜，他无法拒绝知青们的邀请，尽管这种邀请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强迫。但是，他的天平终于倾向了知青们的一边。“好，到你们那里吃午饭。”他果断地说。 “乌拉！”有人兴奋地高呼起来。“乌拉”是苏联俄罗斯语言，意即“万岁”。“乌拉！”许多人同声应合，似乎知青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走啊，走呀，回去煮饭了。”“煮饭了，煮饭了。”知青们欢欣雀跃，一个个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兰忠泽大吃一惊。这突然的变化令他措手不及，他仿佛预感到这样发展下去，对他极为不利，凶多吉少。虽然他也明知回天无力，不可能阻止慰问团到知青那里去，但他仍想在最后的时刻把他们留住。他挤到前面，拉住陈副团长的手：“陈团长，饭都准备好了，先吃了再下去还不迟。”“是呀，这是大队的一点心意。而且，欢迎会也还没开。”公社刘书记也劝阻说。 陈副团长的脸变得严肃起来：“我们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吃饭才来的。再说，大家都在这里，欢迎会不就等于开过了吗？现在，马上到生产队去。”他斩钉截铁地说。他迅速地把人员召集过来，做了简短的解释和分工，然后，在知青们的簇拥下，坚定地向前走去。 洁白的墙壁，平整的地砖，宽宽的走廊，红红的屋顶，一排排整齐的知青宿舍，在各生产队最显眼的地方建起来了。金秋时节，知青们终于搬进了新居，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房子。 自从贯彻中共中央（７３）２１号文件以来，各级党政部门对有关下山下乡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并迅速落实下去。补助款发放了，知青宿舍盖起来了，一些伤残知青果真回城了，克扣口粮的现象没有了，打骂知青更成为当前一忌，谁也不敢在这风头上犯禁，对严重侵害知青利益的各种犯罪行为，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清查。所有的这一切，都让知青们确实感到，这一阵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正当知青们忙着清洗地板，悬挂蚊帐，摆设床铺，整理他们的新宿舍时，正当农民们以有点羡慕又点妒嫉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这一系列变化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像一阵风暴，迅速地席卷整个山村，把人们的注意力全部卷了进去。 “兰忠泽被关起来了。”石兰一进门，就显得有点紧张地说。 白晓梅正往墙上钉挂毛巾的钉子，一听这消息，不由心中一震，锤子击打时稍稍一偏，钉子“噗”地飞了出去，拇指却挨了重重一锤。她只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脸唰地一下全白了。但她没有喊出声来，只是用右手紧紧地握住那受伤的指头，慢慢地转过身来。 “真的？”与白晓梅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正认真地擦洗着新发的桌子的王莉莉吃惊地问。 “真的，我刚听金发说的。他刚从大队回来，他说今天从县里来了一个专案组，一来就把兰忠泽叫去问，可不知怎么就不让兰忠泽出来，已经通知他家里中午送饭。看来，是出了什么大事了。”石兰急急地说。 白晓梅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她只觉得一股热血直涌头顶，双脚站立不稳。她感到肚子里翻江倒海般地搅着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一阵恶心直涌上来，鼻子一酸，喉头一片苦涩，可很快嘴里又像吃蜡似的变得什么味道也没有了。 兰忠泽，你也会有今天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你终于落网了——白晓梅只觉得憋在心里的一股怨气在慢慢地吐出来。 自从打击各种破坏上山下乡的罪犯，特别是打击奸污女知青这种最令人深恶痛绝的罪行以来，各地都织了专案组，认真查处。白晓梅一直盼望着哪一天把兰忠泽也抓起来，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她不敢去找有关部门控诉，即使是慰问团来的那天，陈副团长问大家有没有受到什么迫害时，她也只是摇摇头，把这事压在心里。过后，她看到兰忠泽没事般地照样当书记，照样地大声说话，照样地指手画脚，她的心几乎冷了。她不知道兰忠泽刻在她心里的耻辱什么时候能抹掉？这痛苦还要持续多久？她只能苦苦地等待着。现在，兰忠泽终于被关起来了，这块压在心头的沉重石头终于搬走了，她怎么能不觉得解气呢？她恨不得立即冲到兰忠泽的前面，狠狠地抽他几下耳光。她热血沸腾，浑身感到充满了力量，脚也站直了。 可是……白晓梅刚移动了一下脚，不由又停下来了，一团阴影迅速地笼罩着她。兰忠泽是为什么被关起来的呢？是不是因为与她的事呢？还是其它什么事情败露呢？如果不是与她的事，那怎么办呢？如果是与她的事，又该怎么办呢？得想想，认真地想一想，别把事情搞糟了。她心里像是吊着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的拿不定主意。 “究竟是出了什么事？”王莉莉又问。 “金发也不大清楚。好像是查一张证明什么的？兰忠泽不承认。专案组的人发了火，桌子拍得很响，马上宣布兰忠泽不能出去，并叫张畚箕去通知家属送饭来。问畚箕也不说。”石兰把她听到的都说了出来。 马聪明刚好走到门口，听了这些，忙向其它人招呼：“喂，你们快来，兰忠泽出事了。”大家纷纷走来，石兰又把事情讲了一遍。大家听了，不由升起一个谜团。经兰忠泽开出的证明多得数不清，是什么证明这么严重，值得专案组重视，并对兰忠泽采取如此严历的措施呢？每个人都在猜想着，想解开这个谜。 “会不会是招工的事？”游清池若有所思地说，“年初县农械厂招工，应该是知青的名额，但后来被他的一个表弟顶替占用了，是不是这次被查出来？”“我看不一定是？占用知青名额招工的不只他一个，而且一查户口就知道了，根本用不着对他这样严厉。”李卫东接着说。 “会不会是贪污的事？”王莉莉想了想，说，“建桥花了那么多钱，他会不会从中捞一把呢？”马聪明马上把王莉莉的想法否定了，说：“他哪会那么傻？贪污只是在账上改一改，哪里需要证明？谁会把自己的罪写在证明上呢？”“那会不会是为了女人的事？”侯成宝说，“我看他那眼睛很不老实，走到哪里总往女人堆里钻，不出事才怪呢？”大家七猜八猜，可谁也猜不准究竟什么是答案。末了，马聪明有点兴灾乐祸地说：“像他这种人，抓起来肯定错不了的，等着瞧吧。赶快干我们的事，晚上再好好地庆祝一下。”大家很快又散去了，忙碌起各自的事。而且，按约好了的，为了庆祝住新房，晚上知青们要合在一起吃一顿，快快乐乐地过一晚上，需要干的事情还多着呢。 白晓梅心事重重地重新拿起锤子，找到刚才钉了一个眼的地方，像出气似地一锤下去，钉子牢牢地钉在墙上。 一盏小马灯高高地挂在从屋梁上垂下的一条铁线上，发出桔黄色的光。尽管它并不怎么亮，但还是把整个房间照得一览无遗。一张小桌子上，摆着的一大碗饭和一小碟菜，早已凉透了。从那稍稍冒尖的饭和那尚成一堆的菜可以看出，这些饭菜还没被动过。一双筷子和一支笔平放着，还有一本笔记本。靠后墙的地上，铺着一层稻草，上面摊着一张草席，一床棉被糊乱地堆在墙角上。 兰忠泽靠墙坐着。才一天多的时间，他整个人便蔫了下去。原先胖胖的、红润的脸陷了下去，显得有点苍白；以前那转动灵活的眼睛，变得有点呆滞，只是死死地看着那昏暗的墙壁。他已经对时间的概念产生怀疑，否则，为什么现在的一天比以前的一年还难过？而一年多前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兰忠泽几番得意几番销魂，却把种子播在周艳玲身上，周艳玲怀孕了。这使他两人都大吃一惊，如果任其生长，那大起来的肚子必将毁去两人的前程，唯一的办法就是打胎。虽然公社卫生院能做这种手术，但万一遇到熟人就糟了。只有到县医院才保险，那里谁也不认得，悄悄地去悄悄地回，神不知鬼不觉。打胎需要证明，那还不容易？随便填上个子虚乌有的姓名，也就混过去了。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周艳玲已经上大学去了，再也不会有谁知道这件事。可问题偏偏出在这件事上。那位县医院妇产科医生在一次偶然的时候说出曾经给女知青做过人工流产手术，并对招工、招生时的例行体检所发现的许多女知青已非处女大感震惊，因为这位医生一眼就看出这些女知青都是在近期内被破的身。说者嘘嘘，闻者吁吁。事情传了出去，却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已经离开农村的女知青，是难以调查考证的，但医院里的纪录却有据可查。结果，兰忠泽开的那张证明被抖了出来，按图索骥，一下就查到他的头上。专案组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最后认定：这张证明大有文章。 昨天早上，专案组一来，就找到兰忠泽。因为大队革委会的大印一直在他手中，那张证明的字迹也认定出自兰忠泽之手，而证明上的那个姓名，查遍所有的花名册，根本无此人。所以，这张证明只能由兰忠泽来解释。而兰忠泽更清楚，如果把这张证明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那手铐与铁窗也就非他莫属了。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当时为逃避罪责而费尽心机玩弄的花招，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成为无法抵赖的铁证。但他并不甘就此束手被擒。他百般抵赖，一会儿说是别人托他开的证明，可却讲不出是什么人找他开的；一会儿说时间太久了，早已忘记了，想不出来，妄想蒙混过关。然而，专案组并非三尺小儿，那么容易被骗，为防意外，断然对他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并且，对所有可能与兰忠泽沾上边的人逐一审查，找出疑点，争取早日突破。在其它大队干部的共同配合下，名单很快列了出来，有关人员一个个被叫去询问，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些心存疑虑的人，在这场强大的政治攻势鼓舞下，很快抛弃犹豫，大胆地站出来揭发兰忠泽的罪行。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审判兰忠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门外，不时传来有人走动的脚步声以及说话声。虽然见不到外面，但兰忠泽知道，这些人都是冲着他来的。他想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可厚厚的墙壁隔住了视线。他坚起耳朵注意分辨，想从脚步声和说话声中判断究竟是谁来了？他特别担心的是白晓梅的到来。按他的估想，如果他一口咬定过去的事情忘记了，那专案组要想调查到周艳玲，还需一些时日。要是侥幸的话，周艳玲闭口不说，那就变成无头公案。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谁愿把自己的丑事公睹于世？只要拖过这一段风火口，也许还有希望躲避这一关。但如果白晓梅把那事情说出来，即使周艳玲不说，那他也是注定完蛋了。至于与妇女主任张彩云的瓜葛，今天一早他就承认了，毕竟她不是知青，大不了被挂个作风不正罢了。当然，这一切想法，都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事态的发展哪能由得他？此时，外面的每一个动静都令他心惊肉跳，惶惶无终日。 “咔嚓”，并不怎么大的声响，却把兰忠泽吓了一跳，使他从臆想中惊回。挂在门上的锁被打开了，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柱照在兰忠泽的脸上。兰忠泽被照得睁不开眼，看不见灯后的一切，但他已从那皮鞋落地有声的脚步中知道是专案组长严大成来了，便急忙站起来。 “想得怎么样？”手电筒熄灭了，一个威严的声音从一个魁梧的身躯发出，严大成站在屋中央。他的身后，紧跟着民兵营长张大炮。张大炮负责对兰忠泽的看管。 “我有错，我不该和彩云发生关系。这是我头脑里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一定要痛改前非。”兰忠泽避重就轻，并做出一副彻底悔悟的样子。 “还有什么？”严大成继续追问。 “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拿队里的水泥去铺家里的猪栏。”兰忠泽想了一下才说出来。 “我问你证明的事。那个人是谁？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严大成把手中拿着的一个笔记本掂了掂，“啪”的一声甩在桌上，“这里都是我们调查来的材料，你要不要看看？党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究竟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兰忠泽瞟了一眼桌上的笔记本，不由浑身一阵哆嗦。他不知道那里面究竟写了什么？也不知道专案组究竟掌握了多少材料？“我想想，我再想想。”他有点绝望地说。 “我再给你提示一下。吴莲英，不会忘记吧？还有的，我现在暂时不说，给你留条出路。不过，我可警告你，若要人不知，莫非已莫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再给你一个小时时间的考虑，到时，可就由不得你了。”严大成重重地把话说完，与张大炮走了出去。 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又是“咔嚓”一声，锁也锁住了。兰忠泽顿时陷入一片恐惧之中。严大成的话无疑是对他的最后通牒。不管专案组掌握了多少材料，但起码他对吴莲英奸淫未遂的事已经被知道了。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一个小时后，白晓梅的事情会不会也被专案组掌握了呢？吴莲英的事也许还可以狡辨一番，可白晓梅的事却是无法抵赖的。他完全清楚后果的严重。现在去坦白，也许还会从宽处理，否则…… 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兰忠泽仿佛感到白晓梅就走在那其间。他不由更加恐惧，再不说，可能就迟了。他迫不急待地几步冲到门边，张口几乎就要喊“我要坦白”。可是，话还没出口又合上了嘴，因为他听出那脚步声越来越远，向大门外走去。他不由又存侥幸，也许严大成只不过是吓唬他，真正的证据还没到手。只要没证据，那他又何必自投罗网呢？不管坦白不坦白，从轻也好，从重也好，都免不了罪。还不如坚持下去，什么都不承认，说不定过几天又没事了？主意打定，他反感到不那么害怕了。 兰忠泽返身走回去。他突然看到桌上的饭菜，才想起这两天好像就没有吃进什么，而这时肚子却饿得利害，便捧起碗就吃。 饭很快吃完了，兰忠泽在棉被上靠着。他把所有的可能都考虑了一遍，甚至把如何应付专案组的问话都想了。他想用狡辩来减轻自己的罪责，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说是她们主动钩引自己的，这样，责任不就更轻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以白晓梅的事没暴露为前提的。 门又一次被打开了，严大成又是铁塔般地站在屋中央：“兰忠泽，你现在考虑得怎么样？”“我……我都考虑了，都是我世界观没改造好，才会被拖水……”兰忠泽尽量找一些词来掩盖自己。 “你说什么？是你道德败坏，还反说别人？我问你，你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严大成严厉地问。 “我都已经说了，只有跟彩云一个，是她主动找我的。别的再也没有了。”兰忠泽信誓旦旦地说，“要是有，天打五雷轰。”严大成的手握成拳：“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所做所为？那好，我让你见识见识一个人。”他转过头，对张大炮说：“去把她叫来。”张大炮一转身走出门外。 兰忠泽感到浑身冰冷，像一桶冰水浇在头上似的，令他哆嗦不已。难道是她？如果是她，那他刚才所想的一切全都泡汤了。他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一下严大成。但是，从严大成那稳稳站立的双脚，使他感到，有一双眼睛像剑一般的看透了他。 脚步声又来了。那重重而有点急躁的脚步是张大炮，可那较轻但也沉沉的脚步是谁呢？兰忠泽紧张得连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看，只是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脚。他看到自己的脚随着身体的颤抖在稍稍地摇摆着。 “你看她是谁？”严大成猛地一喝。 兰忠泽哆哆嗦嗦地抬起头，他看到一个娇小的身躯立在眼前。 白晓梅怒目而视。 兰忠泽的精神防线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他的身体也一下了瘫了下去，双膝一软，跪倒在地：“我坦白，我该死，我坦白，我该死。”他语无伦次地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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