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破人亡50年后之梦境
作者：黄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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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破人亡50年后之梦境
作者：黄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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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田小野按： 收到黄后乐这篇稿子的时候，一头雾水，我开始是不想用的。我仅知道黄后乐是辽宁师大附中高三的学生，文革后到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定居纽约，这张全家福唯一的男孩就是他。稿件的内容写2016年黄后乐在纽约州当义务消防队员，训练受伤昏迷后进入梦境与五十年前自杀的父亲黄必信相遇。是真是幻？查王友琴的书，方知照片上这个五口之家，父亲1966年６月自杀，小妹妹同年10月失踪，母亲1968年６月自杀，这是一个家破人亡的不幸家庭。于是我决定修改编辑后附上友琴书中内容还是把它发出来。 那天的训练是一次火场自救课程。我们每个人都穿上全副的PPE(个人防护设备)：防护衣裤，头盔兜帽，呼吸面具，大皮靴，背上气瓶。教官叫大家互相检查一下装备，看是否都穿戴好，特别是有没有裸露的地方。他大声喊道：一定要把自己皮肤都遮盖好，裸露的地方很快就会被灼伤。他再把我们一个个检查一遍，说：“记住，我们的原则是两进两出。进去是两个人一起进，出来时要两个人一起出。在火场里面每组的两个人必须时刻保持联系。记住了没有？”大伙齐声回答：“记住了。” 我们接通呼气器。一瓶气一般可以用30分钟，听到报警笛开始“丁丁”响时，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警笛会越响越快，提醒赶紧撤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立刻用对讲机呼叫‘May Day, May Day。’(紧急呼叫),外面的人听到会想办法营救。我和Erick第一组进火场。 这是模拟的火场，虽然没有火，但到处都弥漫着烟。插好了呼气面罩。呼吸器随着我呼吸，”嗤嗤”地开始朝面具里供气。这时耳朵里的声音一下子都变得很轻，好像自己与周围世界隔离开来了。我和同伴Erick趴下来，钻进一个方洞。方洞里面是管道，我们要沿着管道找到另一端的出口。这个管道四通八达，里面有上有下，左转或右拐，中间还有各种障碍物。我用手拍着前面Erick的靴子，跟着向前爬。在黑暗中基本就是用带着手套的手摸索着前进。开始还顺利，可是到15分钟时，我的气瓶被电线缠住了。我俩搞了几分钟也没有解开，气瓶开始报警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还是没有解开。报警笛越来越急促。Erick示意我呼叫“May Day”。”但我觉得还可以有时间解开。突然我一下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发现自己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天还没有大亮，晨曦中有几颗星星在天上闪烁。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不知所措地茫然走着，不知道该去哪里？穿过树丛，又趟过一条水沟，前面山坡出现一片草地，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叫。这里还有鸟？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只管向前走去。远远看到晨曦中有个人影闪动，一边走一边挥动着胳膊，像是在赶牛，又像是在拨树丛。这下有人可以问清楚了，什么人会这样早就起来？不紧不慢的，看他的动作又利索又有劲，嘴里唱着：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这不是父亲曾经教我们唱过的唐诗吗？难道父亲会在这里？我加快脚步向前走去。越来越走近了，可以看出他身体很消瘦，方方的脸盘，确实眼熟。 “对不起，请问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了？你是谁？”“我不知道怎么走到这里来的。”“我只能告诉，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 他的眼里闪现出一种我熟悉的目光，那是在我脑海深处储存了很久很久的目光。这目光有时很欢乐，有时很忧郁，有时很茫然，有时又变得很坚定。五十年过去了，难道真的会是他？ “请问你是不是曾经有个名字叫五经？”“哦，好久好久没有听到有人叫我这个名字了。你怎么会知道？”是他！就是他啊！这就是我五十年来想见又见不到的父亲！ “爸！”我大喊一声，扑通跪下来。“爸！我是逸舸，我是您的儿子舸舸啊。您不认得我了？”“你这个老头子胡说什么，你怎么会是我的儿子。不错，我是有过一个儿子叫逸舸。”“爸！我是逸舸呀！您离开时才40岁。现在五十年过去了，我已经67岁怎能不是老头子？倒是您还和以前一样！”“舸舸！真的会是你？！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爸，这五十年，全世界我走了不知多少地方，总想在哪儿能再见到您，却怎么也见不到。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见了！” 他拍拍我的肩膀，像在确认我是不是儿子，然后回过头去，朝天空仰脖大喊：“可青，你看谁来了。”“可青？”我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爸，小妹可青和您在一起？”“是只小鸟。怎么可青没有和你们在一起？”“没有。你走后的当年10月可青就被害失踪了，五十年她消逝得无影无踪。”“那你妈还好吗？”“您和可青走后两年，1968年，就在您走的6月15日那天，妈跳楼了。”“唉，是我把她害了。……” 这时一只青色的小鸟飞了过来，两个翅膀扑扑扇动着，围着我们俩转。“爸，一只鸟怎么会跟上您呢？”“我在这里久了，看到小鸟专门喜欢一种白白的小小的花。它们总是啄这种小花吃。有一天，我发现这只小青鸟躺在路边的草地上不动了，她的颜色与众不同，青青的带点黄。我把她捡起来，捧在手里看到她还有口气，就掐了小白花，蘸水放在她的嘴边。水渗进她的嘴里。这样反复几遍，她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后来这只小鸟就经常跟着我转了。因为她的嗓音好听，像我的小女儿，我就叫她可青。” “爸，也许她就是可青，是可青的精灵。”“我以为她和你们都在那边呢。她真是个小精灵。”这时，小青鸟飞过来，在我的面前悬停着，两个翅膀不停地扇动。“把你的手抬起来，她要跟你亲热一下。”我把左手举平，小青鸟扑扑扑扑地飞过来，轻轻落在我的手背上，左转右转，仰头看看我，然后用她的喙在我手上蹭着。 我转过脸问父亲：“爸，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我怎么觉得好象有点眼熟。”“这里就是大连凌水河，我们以前住过的地方。” 凌水河？我想起有一年，可青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到野外去玩，她看见一群小鸟在草地上追逐玩耍，立刻伸开双臂朝那群小鸟跑过去。可是小鸟一见她，都飞走了，她在后面跟着追了一会儿，垂下双手哭着走回来说：“我要找小鸟玩，可都不理我。我也要飞，我要和它们一起玩。”后来，是父亲把可青放在肩膀上，让她伸开双臂，扛着她在草地上狂奔。可青扇动着双臂，高兴地喊“我会飞了！我会飞了！’ “你们几个孩子，可青最省心，不哭闹也从不抱怨我，就喜欢唱歌。”“爸！那时是我不好。不应该对您那样，还批判过刚才您唱的李商隐那首歌。”“我当时也搞不懂为什么那句‘东风无力百花残’，会上纲为反对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我只不过是教你们唱唱唐诗嘛。” “爸，我错了！”“不怪你，受到我这个右派的牵连，那时你们不能入团。我让你们在外面抬不起头，没面子，我心里也很难受。有什么办法？”“难道因为这个您就走了？可我们并不要您走啊！爸！” “逸舸，我教过你的宋词还记得不？苏轼那首《西江月 梅花》，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那词的最后一句是什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最后这句说梅花具有高洁的情操，它追随清晨的晓雾散去，而不屑与梨花同入一梦。” “好！这你就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走了。我无法与世同梦。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么做，都永远是这个社会的敌人。连你们也不会相信我，也把我当作敌人。在这样的世界里，我还能有什么希望，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高情已逐晓云空，与梨花，早就没有同一个梦了。” 说着爸的身影开始慢慢远离，远离。可青小鸟站在爸的肩头朝我扇动着翅膀。我急着大喊：“爸！爸！我不是梨花！我不是梨花！我要和您在一起！” …… “Alexon，4号病床的病人这两天老是在喊些什么？”““比起两星期前光喘气不睁眼好多了。”我听见了医生和护士的对话，睁开眼睛，发现我躺在白色的病房里。 这时有人进来看望4号病床的人。他走到病床前，轻轻叫了一声：“Hob。”我问他：“Allen，我怎么跑到医院里来了？”“不记得你在消防训练中出事了？” 出事？好像是有那么回事。我记得我的气瓶被电线缠住了，我在想办法解开。接着Allen告诉我，紧急关头更发生了意外，突然有东西掉到我的头上，把我砸昏了。是同伴Erick发出‘May Day’的信号，人们进去把我救了出来送到医院，至今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可我感觉也就一会儿功夫。 但愿休养好了，我还能回消防队。 （写于2016年6月）
关于黄后乐父母的资料 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开始，1966年６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41岁。两年以后，他的妻子余启运遭到“隔离审查”，1968年６月15日在关押中自杀。他们有三个孩子。14岁的小女儿在1966年10月16日失踪。 不仅黄必信，他家八兄妹中，在1957年有六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而且，没有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两个姐妹中，有一个姐姐的儿子，当时是大学学生，也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黄必信被划成“右派份子”后，不准再教书，工资降了一半，“下放劳动”。1960年“摘帽”后，才回到讲台。他的班上学生中有“调干生”，即上大学以前已经是“干部”，“政治条件好”，但是有的没有较好的中学教育基础，考试成绩不及格。黄必信被指控为“阶级报复”，又被送下农村。文革开始的时候回到学校，立即被当时还在领导文革的大学中共党委定为重点打击对象。他遭到大字报和“批斗会”攻击。 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文革继续扩大打击对象，中共大连工学院党委也被“打倒”，更多的教员被送进了校园“劳改队”。大连工学院里有几个“劳改队”。其中人遭到殴打和屈辱，所受的肉体虐待程度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 他家发生的另一件悲惨事情是小女儿失踪。1966年10月26日，大连市开全市大会“斗争”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他的小女儿14岁，和同学一起去开会，散会后分手，却再也没有回家。后来人们分析，可能是因为黄家已经是“阶级敌人”，罪犯趁机作案，谋害了这个女孩子。 黄必信的妻子名余启运，也在大连工学院教书，是物理教师。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６月10日她被关进设立在校中的“隔离审查”室。当时把这个叫做“群众专政”。四天以后，余启运在“隔离室”中自杀。看看日期，非常清楚，她死在丈夫自杀两周年的日子。 黄必信和余启运死后，他们的骨灰都没有被保留。他们的一个孩子失踪也就是被害了。另外两个孩子当时都是中学生，在母亲死亡四个月后，都被送下农村“插队”。有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当时人们称之为“背黑锅”，他们的艰难更是多于其他“知青”。 在大连工学院，文革中有18个人被害死。黄必信余启运夫妇是普通教员，黄必信的父亲黄炎培（1878－1965）是有名的人物。黄炎培是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者之一。1949年10月以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从1954到1965一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六个儿女和一个外孙，都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清华大学水利教授黄万里是其中之一。黄必信、余启运则在文革中如此悲惨地死去。而且，即使在文革结束多年后，黄必信余启运的名字不但不会独立在出版物中出现，在关于黄炎培的书籍和文章中也不被提起。 ——摘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139页（开放杂志出版社）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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