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力量

许多年来，我的潜意识经常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辽宁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甚至那段时光的记忆从来都不愿流失，而后来的许多事情都愿意忘记。

比如读大一时，班长刘凯讲过他家乡的一件事，他说，1959年挨饿那年，有个老头儿偷吃了地里一穗青苞米。当天晚上就召开斗争大会，两个民兵押着老头儿上台接受批判，到了台上，老头儿猛地把民兵甩开，蹬蹬蹬走到台子中间，大声说：“我、老贫农、七十多岁、我饿。”然后倒背着两只手，蹬蹬蹬走下台去，竟然没人再拦住他。刘凯还说，民间语言很了不起，这句话只用10个字，说了几层意思，很有力量。

他说的挨饿那年，我已经有几岁了，同样挨过饿。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年里中国人口减少了四千多万人，大部分死于饥饿，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这个数字接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各国的死亡人数总和。还知道那几年并没有后来所说的自然灾害，他们都死于当时中国统治集团的人为的政治策略，所以有一位国外历史学者说：20世纪，世界上有两个最为悲惨的民族，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由此我可以知道，在那个人类史上极为悲惨的岁月，那位中国老人能够活下来，甚至偷吃了青苞米后还能从政治批判中全身而退，除了他说的那几层意思保护了自己，更有文化意义的是他当时运用的语言，具有明确的、结实的、直率的、有效的力量。

记得那时我想写一首诗，刚写了一行：“四千万人饿死了 而我活下来”，就再也无话可说。

正是由于语言的力量，才使语言成为一种享誉很高的专门艺术，作家成为一个很难进入的优秀群体。当然，从我谈说艺术时习惯运用的世界性标准出发，我是在说那些真正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有作家名分的人数中，仅仅占到百分之三左右，其余的人呢，如果在语言上没有作家方式的深刻把握，在精神上没有作家方式的崇高追求，在人格上没有作家方式的独立姿态，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

当时我在大学读的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从文学作品的思维中认真把握有力量的语言，并且在读大二和大四那年各有一次机会，在与那位老贫农相似的处境里，体验到自己的语言力量。

1980年金秋十月，校园里要搞一次学生摄影展览，我就去拍了大连火车站前一个很长的长椅。那里总是有一些不同性别年龄身份职业性格经历的休息者，看来很和谐地坐在一起让我感动。但照片扩出后，我发现这些人的间距都在一尺左右，并且神情淡漠，互不关联。尤其让我感叹的是，在那个小男孩身边坐着两位妇女，竟然看不出哪位是他的母亲、他的亲人。这样，我为照片预想的题目“和谐”不能用了，又想了一个题目，《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

摄影展览在大学主楼门前的宣传橱窗里开始了。几个小时后，我被召唤到一个会场，看见面前严肃整齐的排列着十多位人士，学院院长、宣传部长、保卫处长、系里的总支书记、主任等等。我一个人待在他们的对面，接受他们的审查。

主持审查的人开始说话：“我们认为你的照片在政治态度上有问题。刚刚召开的十二大提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你的照片提出了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你说一说，这是不是反对十二大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如果把那次审查的时间换成25年后的现在，我也许会这样解释：这幅于1980年拍摄的作品，有意于承载社会思想与人文精神的负重，并且我认为，这种承载与负重，应该作为世界摄影里中国摄影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发育发展，不应该至今为止，只是我一个人的或偶尔为之或孤军奋战。但当时整个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制造、推动那场灾难的社会力量在实质上并无改变。我十分清楚，当时我面前的各位都是马克思政治路线的信徒，需要的不是学术上的解释，那种学术观念的语言对于他们没有力量。

于是我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马克思说的,在他的全集第八卷324页上数第3行。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缝隙。请问，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了没有？”结果呢，这次审查不到两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不能怀疑马克思，甚至不能怀疑马克思没有说过。因为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如果是好的，就一定去掉人与人之间的缝隙，以及这缝隙里的冷漠、倾轧、敌对、厮杀等等。如果这句话马克思当时没有说，现在还来得及借我的口说出来，并保佑我平安度过这次审查。

下一次的审查在程度上又升级了。那时，以朦胧诗为开端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迅速受到政治黑幕的压制，我参与编辑的辽师学生杂志《新叶》，是北岛、顾城、梁小斌、王家新等人发表作品的唯一刊物。我们在诗歌专号上发表徐敬亚的评论文章《崛起的诗群》有四万多字，后来甘肃的一家公开杂志又编发了其中近两万字，触怒了文学背后的某些政治势力，一场全国范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呼啸到来。

一天下午，《新叶》的刘兴雨（主编）、林雪（诗歌编辑）和我（副主编），被叫到一个会场接受审查，要我们解释那期《新叶》诗歌专号里的政治问题。主持审查的是一位院长，他翻开封面，指着封二的一幅摄影《有希望，才有痛苦》，开始了他的盘问：“这期杂志有许多问题，比如你拍的这张照片。有希望应当有快乐，怎么能有痛苦呢？”

那幅摄影是我拍的，这样就轮到我先说话。我用将近五分钟谈了五个方面：1、从辩证逻辑看快乐和痛苦两个概念的相互包含和转化；2、从唯物主义哲学对希望、痛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痛苦；4、我个人对文学有希望才有痛苦的追求；5、院长本身也是有了希望才有痛苦。

最后那个方面，我是这样说的：“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您是连长，驳壳枪一举，红带子一飘：同志们，跟我上！您第一个冲上去了，那时您没有痛苦。现在呢？有一天您在主楼花坛边慢慢的骑自行车，手扶不住车把，跌倒了，我把您扶起来的时候，看到您的眼睛里有隐藏不住的痛苦。您在辽师当院长，有了把辽师搞好的希望，才有您年龄和身体带来的痛苦；如果您没有这个希望，能有这个痛苦吗？”

接下来没有人再问什么问题，院长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后把这次审查结束了，以后没有再找我们对那幅摄影后面的正文，比如北岛的《一切》、顾城的长诗《布林》、徐敬亚的论文《崛起的诗群》等提出审查。那些作品，我们解释起来肯定会费些力气，或者找不到有力量的语言。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