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存稿】；

两种估计，一个本质

    ——从官渡之战看林彪军事路线与儒家军事路线的联系

公元200年，执行法家路线的曹操，为了结束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政权，同当时全国最大的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执行儒家路线的袁绍，在官渡展开了大战。曹操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指导，以两万左右的兵力，击败了袁绍的十万大军。而袁绍在军事上由于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造成多次指挥错误，再加上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其他原因，致使全军覆没，成了败军之将。今天，分析袁绍在官渡之战中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对于认识儒家军事路线同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关系，进一步认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是有益的。

一、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实力远比曹操雄厚。袁绍具有幽、冀、青、并四州，人口较多，农业较发达。他还同北方的少数民族保持着和亲关系，后方较为稳定，居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而曹操所据的兖、豫两州，久经战火，比较残破，且南有刘表、张绣，西有刘备，后方不稳，几处受敌，居于不利地位。但是，袁绍代表着大地主阶级的豪强割据势力，推行儒家路线，残酷地剥削农民，侵害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加之连年作战，致使百姓穷困，府库空虚，军队疲劳，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而曹操执行法家路线，经济上厉行耕战，实行屯田，以发展生产，巩固后方；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保持优势地位；军事上加强训练、积极备战，建立了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因此，尽管袁绍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有利的客观形势，但在战略上是不具备与曹操决战的条件的。当时也有人建议袁绍先发展农业、稳定后方、训练军队、等待机会。但袁绍却认为消灭曹操十分容易，调兵十万、战马万匹，决心攻曹。这样，袁绍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轻敌盲动，选错了战略决战的时机。

曹操得到袁绍准备进攻的消息以后，做了一系列部署，准备抗袁。这时，原来依附于曹操的刘备占据下邳，与袁绍呼应，从东面威胁曹操。如果这时袁军攻曹，曹军就要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但袁绍这时表现出了迟疑不决。他大概认为自己不需要刘备配合也可以灭曹，同时又怕刘备的势力抬头，所以想先让曹操把刘备消灭，然后乘曹军疲惫之时攻曹。这样，当曹军全力攻打刘备、后方空虚、正好便于袁军出击的时候，袁绍拒绝了有人“乘虚袭击许昌”的建议，失去了攻曹的良机。这样，还是因为袁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致使曹操可以从容地击溃刘备，俘获关羽，解除了后顾之忧，专力抗袁。

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右倾保守，一失再失战机，也是因为错误地估计形势所致。

公元200年，袁绍进军攻曹。他派大将颜良进攻黄河南岸的白马，以保障主力过河。曹操声东击西，先占领白马西面的延津，做出渡河袭击袁绍后方的姿态，吸引袁军主力向西；然后轻骑奔袭白马，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斩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然后向官渡方向撤退。袁绍发觉后，派大将文丑率六千骑兵追击。曹操又在白马故意丢弃辎重，引诱袁军。袁军中计，抢夺辎重，队形混乱。曹操以不满六百骑兵趁机出击，杀了文丑，袁军溃败。白马战斗是官渡战役的第一仗，袁绍缺乏战略头脑，错误地估计了曹操的意图，损兵折将，首战失利。

曹操首战胜利后，主动撤退到官渡，依托有利地形，与追击而来的袁军形成对峙。这时，袁绍虽然在白马失利，但在兵力上还占优势，而且粮草充足，可以持久。曹军虽然战斗力比袁军强，但兵少粮缺，不能持久。这时，有人建议袁绍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不急于决战，与曹操相持，消耗曹军的实力。但袁绍却把曹军的主动撤退看做是胆怯的表现，看不到自己的战斗力不如曹军的弱点，拒绝了不急于决战的建议，一味猛攻，结果是力量用尽，收效很小，十万大军被牵制在官渡。

林彪在辽沈战役前，把主力摆在长春附近，只知打长春，正符合蒋介石坚守长春、牵制我军主力的计划。如果照此下去，就必然延迟胜利的到来，甚至使我军陷入被动地位。林彪和袁绍错误的原因，都是因为错误地估计和分析了形势。

袁绍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攻破曹军阵地。这时，有人建议袁绍，秘密派遣轻骑，绕道抄袭曹军后方，或乘虚攻打许昌。袁绍仍然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的十万大军完全可以攻下官渡，用不着抄袭敌军的后防。在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的指导下，他只知正面硬攻，一线平推，结果在曹军的坚固防御面前陷入进退两难的被动地位。

林彪在辽沈战役期间，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持打长春，不敢深入敌后打锦州，作战方法与袁绍如出一辙。

正当曹操积极寻求机会，准备出奇制胜的时候，袁绍把从后方运来的大批粮草囤积在离袁军大营约四十里的乌巢。这时，袁绍的一个谋士又因袁绍的迫害投向了曹操，把乌巢守备空虚的情况告诉了曹操。曹操立即亲自率领五千士兵，冒充袁军，连夜奔袭乌巢。在这决战关头，袁绍错误地认为，曹操的小部队没有力量攻打乌巢，故攻打乌巢的部队必定是曹军主力，因而此时曹营必定空虚。于是，令主力攻打曹军大营。同时，又过高地估计了乌巢守军的力量，只派少量兵力去救援具有决定意义的乌巢方向。但是，由于大部曹军留在大营内，所以袁军猛攻不下；而曹操又抓住袁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的时机，攻破乌巢，烧毁了全部囤粮。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前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部将投降。曹军乘势出击，歼灭袁军七万余人。袁绍只带了八百骑兵逃回河北。官渡之战到此结束。袁绍在决战关头，还是因为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错误，造成判断错误、指挥错误，以致一败涂地。

林彪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决战关头，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因为一项不大的敌情变化，就想把主力撤离具有决定意义的锦州方向，回师长春。这一错误决定也是建立在对敌我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之上的。

总之，袁绍在战役的每一个重大关头都不能正确地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地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因而造成多次判断错误和指挥错误。林彪之所以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畏敌如虎、胆小如鼠，处处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这是他右倾机会主义真面目的大暴露。

二、那么，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这个问题上，袁绍所犯的错误同林彪所犯的错误，有哪些联系呢？

表面上，他们是不同的：袁绍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林彪却总是过低地估计革命人民的力量，而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

但在本质上，他们却是一致的：都是代表着反动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都是在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都是唯心地形而上学地分析形势。

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目光总是死死地盯在一时的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上，不知道或不愿意全面地和发展地估计形势。袁绍只看到自己的兵力和粮草比曹操多，看不到自己政治上和军队质量上的劣势地位，看不到自己正在走下坡路。林彪则只看到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城池坚固，看不到国民党政府正在全面崩溃。他们认为：兵多、武器好、供应充足、后方稳固，就一定能打胜仗，反之就一定打败仗。他们不懂得，“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他们也不懂得，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优势地位，“只是其临时作用的因素”，会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而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他们用来观察和分析形势的方法是一样的。

军事路线总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军事路线。袁绍和林彪之所以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从本质上讲，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一条反动的政制路线，代表了或符合了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利益。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从根本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袁绍代表着主张分裂倒退的士族豪强势力，推行了一条反动的儒家路线。在官渡之战中，属于非正义的一方。因此，他就不可能看到自己政治上的劣势地位和注定要失败的必然结局，从根本上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也就是说符合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认不清战争的性质，看不到我必胜敌必败的必然趋势，也从根本上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一切反动派用以想事的方法都是唯心轮和形而上学。袁绍和林彪也是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指导对形势的分析的。在官渡，袁军明明是一败再败，被人家牵住鼻子，进退维谷，袁绍却偏认为自己有力量攻破曹军大营。在平津战役期间，蒋军明明已成惊弓之鸟，林彪却偏说“华北敌军战斗力强”，不敢全歼敌人。他们是闭起眼睛，全然不顾当时的客观情况，凭“想当然”估计形势的。他们是十足的唯心论者。另一方面，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僵死的、片面的。如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袁绍只看到自己兵多的一面，看不到自己兵弱的一面；只看到曹军后方不稳，却看不到曹军的后方正在逐步平稳；只看到自己粮多，看不到这些粮草由于曹军的破坏可以由多变少。在袁绍的心目中，自己的一方总是强大的。林彪也是这样。他只看到敌军的数量多，却看不到敌军的质量差，而且数量上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只看到我军装备较差，却看不到我军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而且蒋介石正源源不断地把武器送给我们。在林彪的心目中，形势总是一团漆黑，而且是永远不变的。

总之，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这个问题上，袁绍和林彪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代表着反动阶级或反动社会势力的利益，都是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和为之服务的军事路线，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地分析形势。因此，林彪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与儒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后记：

这篇文稿，应该是我1974年在27连工作组时给夜校的讲稿，或黑板报稿，或批判大会发言稿。

现在看，文稿的主要逻辑基本不能成立。硬将袁绍与林彪扯到一起，过于牵强。而且，当时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表现的全盘否定，也不符合历史真实、且十分荒谬。

我当时写这篇文稿，除了政治运动的需求外，自己对三国历史比较熟悉、比较喜爱，也起了一些作用。二十年以后，1994年，我主持研发了名为《官渡》的游戏软件。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传承的内在力量。

 

温其久与政治骗子

    ——关于电影《杜鹃山》

彩色影片《杜鹃山》，不仅成功地塑造出党代表柯湘这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以及雷刚、杜妈妈、李石坚、田大江这些正面人物的形象，还成功地刻画出温其久这个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我们从温其久身上，看到了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骗子的共同特征，看到了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虚弱本质。

政治骗子是靠骗人混日子的。离开了骗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温其久就是这样的一个坏家伙。他一面与雷刚结成把兄弟，一面勾结毒蛇胆阴谋害死雷刚；他表面上说要执行上级决定，转移出山，背地里却与刘二豹设下陷阱，妄图把自卫军一网打尽。林彪也是这样的一个坏家伙。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他的两面派嘴脸与温其久如此相像，他的阴谋手段比温其久却要高明多了。如果说，温其久是一个小毒瓜，林彪就是同一条毒藤上的大黑瓜。

政治骗子要施展他的骗术，总要利用我们队伍中某些同志的弱点和缺点。正因为雷刚头脑简单、缺乏分析，温其久才得以在自卫军中立足；也正因为雷刚身上存在着狭隘的复仇思想，温其久才得以兴风作浪，推波助澜，险些把自卫军推下深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联想到我们党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不少同志上当受骗的沉痛教训，难道不足以提醒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吗？

剧中第四场的最后，有这样一个场面：温其久狂妄地发泄着自己心底的反革命心声，恨不得叫柯湘和雷刚死无葬身之地；但当他回头看到一条“严防奸细”的标语时，就被吓得龟缩一团，赶快溜走了。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林彪一面霍霍磨刀准备篡党夺权、一面又惊叫“说破英雄惊煞人”的丑态。这些政治骗子是那样的凶狠残忍，总是想把革命势力一棍子打死；但又是那样腐朽虚弱，以至于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这就是一切政治骗子的本性。

我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政治骗子，无论是孔老二还是朱熹，无论是王明还是林彪，当然还有这个温其久，都是代表着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利益，都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搞复辟倒退的急先锋。温其久的后台老板是土豪劣绅毒蛇胆和土匪军阀刘二豹，他梦想回到他那失去的天堂里去坐把金交椅。这又使我们记起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然而，尽管温其久使尽了浑身的招数，尽管林彪集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骗子之大成，耍阴谋、施诡计、无所不用其极，最后还不都是原形毕露、死无葬身之地！一切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和靠骗人度日的政治骗子都不会有好下场！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后记：

这篇文稿，电影《杜鹃山》观后感，应该是在27连工作组时结合批林批孔写的板报稿、或发言稿。

有时我在想，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骗来骗去呢？为什么不能真诚相见，直来直去呢？这样会减少内耗，会使得人生变得轻松。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