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的怀念
作者：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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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的怀念
作者：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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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的怀念 又逢七夕。 今年七夕，是母亲康彧玖的八十八岁冥寿。傍晚和朋友在昆明的翠湖边漫步，看见水中映满繁星般的灯火，天边有月如钩。于是想起七夕，想起妈妈生前的点点滴滴。 我到医院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多了，妈妈确诊是脑溢血，出血面积为48X40，出血量算是比较大的。但这还并不是她这次出血的峰值，下一次的CT报告说她的出血面积已经达50多个平方。医生说一般人发生这样的出血量就会压迫到呼吸中枢危及生命，但是因为妈妈此前就有脑萎缩，无形中倒是增加了脑容量，算是在当时救了她一命。 对脑溢血的治疗，医学界普遍认为应当首推进行手术。然而经专家会诊，发现妈妈的凝血功能很差，不适合手术，只能采取保守疗法。 在刚见到我的时候，妈妈的神志还基本是清楚的，她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坐飞机来的，还告诉我家里的电话费该交了。随后她就被推进ICU（重症监护室），在里面治疗了23天。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医院的走廊里徘徊，不舍昼夜；还早晚两次到ICU门口去按响门铃，找她的主治医询问病情，签各种字，包括病危通知书。8月19日，她入院的第四天，农历七月初七，正好是她七十九岁生日。我买了红宝石的鲜奶小方蛋糕，写好生日卡，请护士转给她。但是这天医生告诉我，她不肯吃东西了，无论是粥或者汤水，喂进去她就会用舌头推出来，完全不下咽。医生建议插胃管。我没有同意，我知道她这次的病来得凶险，完全痊愈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味觉将是她仅剩的生活乐趣，我不想连这都给她剥夺。但是又过了两天医生再次劝我签字，他说妈妈因为有房颤，每天需要口服地高辛。她不能配合吃东西的话，医生就无从掌握她服药的剂量。权衡生存和美食享受的轻重，于是我签字。从此开始了她插胃管的日子，一直到去世。 从ICU出来后，妈妈的右侧肢体失去了大部分知觉，如果不帮她拉直她就会把右手和右腿都蜷缩着。这时妈妈已经不大认识人。有时我在床头帮她摇床，她会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之后突然问我："您是哪位？"可有的时候又能叫我的名字，会说"你回来啦？你累了吧？我来帮你拿东西！"有些天她甚至一直说英语，好像管中文的那根神经睡着了。比如给她翻身的时候她就会问："What do you want to do?"虽然脑子不清楚，但无论是对医护人员还是对护工，她都很友善，每次别人来为她做过事，打针、擦身、量体温或者喂鼻饲，她都会微笑着对人家说谢谢；有时候自己拔掉了氧气或者输液管，护士来帮她弄好的时候，她会很诚恳地对人家说对不起。咳嗽或者打喷嚏时，她总是抬起那只能动的左手，用手背很优雅地挡着嘴巴。医生们很感慨地说：健康的人也不一定有她这么懂礼貌啊。医生和护士们都很喜欢她，无论年长年幼都很亲切地管她叫"康康"。还有一次，是在十一月，已经是深秋了，她望着窗外飘过的云幽幽地说："我想出去走走。"那时她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三个多月了。 妈妈的籍贯是浙江奉化康岭村，属溪口镇。我的外公康辛潮在那里出生。据族谱记载，外公的祖上康经，是北宋初年的宁波太守（当时叫明州节度使），从开封来到浙东，繁衍生息。 外公八岁就离开老家去上海学徒，在洋行学习英文打字和做生意。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就在汉口定居，娶妻生子，曾任宁波同乡会汉口分会会长，民安保险公司汉口分公司总经理。民安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是电影《和魔鬼打交道的人》的人物原型、共产党人卢绪章。1949年外公拒绝了在汉口市政府任职的邀请，举家迁到北京。 外公共有九个儿女，三儿六女。我的妈妈是老六，上面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妈妈出生在江西九江的牯岭镇，当时外公因患肺病，正举家居住在庐山上。三姨妈回忆说："因为老六是第五个女儿，爹爹就想把她送到山下的教堂去养。那天教堂的嬷嬷带着轿子上山来了，姆妈和我们几个大些的孩子都围着小妹妹哭作一团。我们10岁的哥哥站出来说，不要带走小妹妹！等我长大了，我来养她！"妈妈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九江和汉口度过。她所接触的观念和接受的教育是多元的：外公既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一面，又有革命者反传统的一面，还有在洋行从事金融保险业务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面；外婆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妈妈从小既是家里的乖乖女，性格中又埋藏着叛逆的种子。1945年，我的大姨妈康映蕖将妈妈从汉口接到北京，考入贝满女子中学。大姨妈是林巧稚的学生，协和医学院的博士，中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这次"放飞"，使妈妈的人生之路出现了关键转折。 那年的12月1日，昆明爆发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军人和特务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联大学生李鲁连、潘琰(女)和昆华工校学生荀继中，南青中学教师于再4人，史称"12.1"惨案。自此，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国民党统治区。 妈妈正是由此而投身于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她在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期间加入青年民主联盟，积极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这时妈妈结识了我的父亲，北大历史系学生，时任华北学联的负责人之一。父亲是上了黑名单的人。在革命加恋爱的驱动下妈妈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和父亲一起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在华北大学教授英语。再以后，接受组织派遣参加接管天津，在天津铁路局担任机要秘书，和父亲一起报名去兰州援建兰州铁路局，在报社做编辑，在中学做教导主任，英语和语文教师……她一直勤勤恳恳，所担任的职务却每况日下，这仿佛是一个谜。 妈妈的病情开始恶化是在十一月。医院的人不断地来找我，说是她现在基本上稳定了，不需要更多的治疗，可以回家去进行康复。甚至给她停止了输液。当然，胃管、尿管、氧气管和脖子上输液用的动脉穿刺管是没有一样可以拿掉的。其实医生们心里很明白，她自从住进医院就没有好转过。专家对她的诊断是：她的心脑血管很可能是发生了"淀粉样病变"，就是说血管壁已经变得很脆，随时会有粉状颗粒脱落堵塞血管或者破裂，出现意外。但是医院有个"病床周转率"的指标，也是他们的无奈，于是每天与长期卧床的患者周旋动员出院也成了这些高学历的医生们的日常工作之一。不过他们同时表示出去一两周还可以再住进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四处联系，给她转到另外一个民营医院去。从转院的当天就开始不好，更确切地说是在转院的救护车上，她可能是晕车，脸色变得灰黄。到了新的医院，护工也是个生手，第一次喂鼻饲就把她给呛着了，呛到了肺，医生说是叫"吸入性肺炎"。第二天开始发烧，用了大剂量的抗菌素后虽然有所控制，但在第二周又出现反复，不但发烧，呼吸时还有"咔咔"的声音，看上去很痛苦，又说不出来。这时我觉得再也不能耽搁了，当即找到原来医院的主任，求他无论如何再次收治我妈妈。这样妈妈又回到徐中心医院住进了ICU。 徐汇区中心医院在上海是治疗心脑血管方面的专科医院之一。在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妈妈再次控制住了体温，三周后回到普通病房。但是这次出来她的状况明显不好，用上海话说是"萎他了"，没有精神，眼睛也不大睁开。医生说，她就象一支快要燃尽的蜡，烛光会越来越弱，直到完全熄灭。当时我的想法是只要她的生命体征能够平稳就带她回北京，我甚至回北京为她找好了医院，还四处联系运她回来的各种途径：救护车、火车、飞机。 元旦的前一天，我去商场给她挑选了两件颜色鲜艳的羊绒开衫，一件是娇艳的玫瑰红，一件是亮丽的宝石蓝，戴安娜经常穿的那种颜色。妈妈是个爱美也长得美的人，我想给她穿得漂漂亮亮的，好好过个年，期盼着过了新年会有好运。可是就在12月31日晚上，她忽然浑身开始剧烈地颤抖，嘴唇变成紫色，就象小孩子受了莫大的委屈那样撇着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求救般地望着我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医生说这叫寒战，是要出现高热了。果然不到五分钟以后就开始发烧，体温到了近40度，用了退烧药和冰袋，出了大量的汗。这次高热后她的体质更加虚弱了，一天不如一天。这样的高热后来又出现过几次。然而比高热更可怕的是有时候她的白细胞已经达到了两万多可是体温一点都不高，医生说是她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想尽办法买了人血球蛋白（又叫免疫球蛋白）给她注射，尽可能地让她减少痛苦。 此后，妈妈的病情就时常会发生变化。出现过因为脑血管意外引起的癫痫，出现过血尿，肠梗阻，血压低（40-60），心动过速（120多下）等等。最可怕的是无尿，要用大量的利尿剂，否则就肿得很厉害。那些日子每天都是惊心动魄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每一分钟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其间医生又让她进过一次ICU。ICU虽然有全套的监测仪器但是我见不到她，所以那次出来后我就决心再也不让她进去了，我想天天守在她的身边，自己给她梳头、洗脚、剪指甲，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感觉着她的温热，知道她的生命还在延续…… 这样的守护在许多年前就有过。 那应该是在1968年的秋天，我从万马战犹酣的帝都回到兰州。那时候我们在兰州已经没有家了，只有妈妈在教工宿舍的一间小屋。有一天，下班的时间过了很久，妈妈还没有回来，我就到学校的教学楼去找她。走近那座凋零破败的建筑，我惊恐地发现那些从三楼窗口垂到地面的大标语居然有多一半都指向我的母亲：揪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小姐某某某……某某某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某某某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狗特务……当我的记忆中又出现那个画面，那些声音，我再次出现幻觉，看到妈妈站在一堆墨迹未干的字纸中间，她面色冷峻，口齿清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晚，妈妈没有回家。一连几日。 几日后传来的消息是，和妈妈一同被揪出来的学校党支部书记荀梅莹阿姨，自杀了。 妈妈被放回来。有人对我说，要看好你的妈妈，不要让她一个人出去。我心里其实清楚我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已经翻动了她的抽屉和房间里所有的角落，包括房间门口盛着煤的木箱。在抽屉的深处有一整瓶没开封的冬眠灵。 守护一个生命，一个如同你自己一样的生命，是一种绝望。 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来到外公的老家，看到那块刻着"蒋氏太夫人"的墓碑，并且在溪口蒋家宗祠查到"某某之女适康岭某某"的记载，才明白这一切。外公的母亲，妈妈的祖母，不过是蒋先生五服之外的远房长辈同宗，妈妈苦苦地对我们保守着这个秘密，不愿我们背负这个包袱。但是，她的上级知道，无所不在的组织知道，那泛黄的档案袋知道。 自从十一月转院回来以后妈妈的神智一直没清醒过。可我知道她在潜意识里还在顽强地挣扎，挣扎着要留在这个曾经属于她的世界。那时候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不是发不出声音而是不会说，她的脑细胞已经被损害得太严重了。她开始数数，大声地，连续地。起初，可以从一数到九十九，我告诉她然后是"一百"，她就大声地说"一百！"但是渐渐地数得就不连贯了，渐渐地就数乱了，终于再也数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啊！ 自从她生病那天开始，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她更多地是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灵魂已经离开了她的躯体，却还徘徊踌躇。只有两次她仿佛是回到了现实世界。一次是柳肇瑞叔叔去看她的时候，她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是脸部突然抽搐，哽咽了。我知道她一定是认出了老同学。还有一次，就是在那年的三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多，距离她永远地离开人世还有6个小时，当时她朝右侧躺着，突然从深度昏睡的状态中醒来，朝四周看了看，一滴眼泪从她的左眼中流出，流过鼻梁，与右眼的那滴眼泪一起，跌落在枕上，氤氲出一片泪痕，让人心碎。她又闭上眼睛，就再也没有睁开过。此情此景，连见惯了生离死别的护工都为之动容。 妈妈最后的死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从发病到去世整整在医院里躺了七个月。她去世后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那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地方，我很欣慰妈妈有这样的归宿。 在妈妈告别仪式上，我们为她书写的挽联是： 生命如花一生美丽灿烂，音容宛在慈颜永驻心间。妈妈是个普通人，她的一生是平凡的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妈妈生前，与我们兄妹总是聚少离多。这让我们心里充满着深深的内疚，因为她总是以巨大的包容和宽容，始终不渝地关爱着我们，祝福着我们，而我们给她的回报却太少太少。但在我们的心里更为她感到深深的骄傲，她永远是一位美丽、优雅、聪慧的母亲，永远是一位坚强而且坚忍的母亲，永远是一位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连累子女和他人的母亲。妈妈的离去，使我们永远失去了心中最后的依赖、最后的寄托、最后的家园。至今想起还总是心痛不已。 2009年3月14日第一稿 2016年8月9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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