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礼物（外一篇）
作者：冯敬兰
|
|
|
|
| |
|
|
| |||
|
|
| |||
|
父亲的礼物（外一篇）
作者：冯敬兰
|
|
| ||
|
| ||||
|
| ||||
|
父亲的礼物 春寒料峭的时节，玉兰的花苞悄然挂上枝头。她们总是最早绽放，不需绿叶陪衬，不与百花争艳。每一朵都精美，每一瓣都丰润。白玉兰冰清玉洁，紫玉兰优雅高贵。也不仅仅是玉兰，所有叫“兰”的花都有高贵的品质，就连长在路边、丛林里的野花马兰、二月兰都同样卓尔不群。难怪老一辈父母要在女儿的名字里留个“兰”字。玉兰、爱兰、桂兰、秀兰、韵兰、美兰……。 敬兰是我的名字，是父亲给我的礼物，父亲具有兰的特质，所以他被狂风摧折。 1956年元宵节的夜晚，父亲在区里两个干部连日不休的车轮逼问之下，决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自杀于肃反运动，还知道父亲曾经是晋察冀边区蔚涿宣区的副区长。 我不记得1956年那个寒冷的元宵节父亲都去了哪里，甚至完全不懂得什么是恐惧。睡梦里我被母亲摇醒。家乡的正月滴水成冰，我一激灵就坐了起来。她哆哆嗦嗦地给我穿衣服，棉袄棉裤冰冷似铁。我记得父亲的一滴清泪，从眼角流到耳边。我记得在昏暗的油灯下父亲苍白的脸。我记得母亲悲愤的质问，你咋这么狠心撇下孤儿寡妇，让我们咋过？这些也许不是来自记忆，而是来自事后多年母亲的诉说。我毕竟年幼，才五岁多，对那个夜晚最深的记忆除了冷就是困。我的大哥在我出生时就下北京谋生去了，二哥是第一批义务兵，在宣化驻军。十九岁的姐姐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小哥十五岁，他因逃学、玩鸽子没少让父亲生气，那一刻他在哪里，我完全没印象。我在懵懂中不断打着瞌睡，留在脑海里一辈子不曾模糊的是，父亲穿着一件旧棉袍，头戴一顶黑色瓜皮帽，脸上蒙一块手绢。他从此长睡不醒了，天亮就是四十一岁生日。唉！ 据说那天下午，父亲从单位直接去了我奶奶家，掏出兜里所有的钱，还把一只钢笔送给我的堂姐。他对他的母亲交待说，以后有事就找谁谁她娘。谁谁是我的乳名。我奶奶是个糊涂人（我妈的鉴定），连这话都听不出来。她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即我的父亲，自小在奶妈家长到虚八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因而不受奶奶待见。她偏爱的小儿子、我的叔叔在解放兰州的战斗中身亡，为奶奶挣得了一块黑色金字的大牌匾，挂在大门的门楣上，四个金字是“光荣烈属”，叔叔的名字记载于河北蔚县的县志里。婶婶带着一儿一女改嫁，留下大女儿和奶奶过活。奶奶在那个夜晚又失去了她的长子，成为真正的孤寡老人。一个富商的女儿，一个当地名门望族的儿媳，一个被我母亲恨了一辈子的恶婆婆，1960年饿死在她那黑黢黢的小屋里。……这些家事足够写一部长篇大书，此番按下不表。 父亲与这个世界做了了断，正月十六，既是生日也是忌日。 徒剩下孤儿寡妇。没有人力，十九岁的姐姐担起一切。棺材是她向一个好心人借的。没有钱，父亲的棉制服口袋里，只有半张一分钱纸币，所有花销都靠“赊”。没有孝衣，母亲把我的花棉袄翻过来给我穿。仰慕父亲人品的街坊邻里们自动来帮忙。他们象变戏法似的给棺材涂漆上彩，他们自动组成乐班，每天定时吹打，尤其是唢呐的悲声至今萦荡在我的心头。他们请来僧人，为父亲诵经超度。他们在长明灯下陪着孤儿寡妇，一夜又一夜。表哥“下”北京去向大哥报丧，北京距离家乡近500华里，要翻越好几道十八盘山路，单程也要两三天（如今开车只需两个多小时，山也不见了）。 我是唯一不懂得悲伤的人。我常常扒着供桌，看香炉缭绕的烟雾后面描金画银的棺木，我知道那是父亲安眠的灵柩，可是这件事还不能使我忘了玩耍。 大哥回来已是头七，父亲出殡的那天，天气出奇地冷。手持哭丧棒、负责打瓦盆的大哥，涕泪横流在孝衣上即刻结了冰。女眷们孝帽子上垂一块宣纸做的“面纱”，我也有。纸上剪有许多小孔，什么都能看见。送到村口时，队伍停了下来。有人上前给女眷们撕去“纸面纱”，大家再放悲声做最后的告别。然后，女人们止步，通往墓地的队伍里全部是男人。我记得没有人给我揭去那张纸，后来是堂姐帮我拿下的。我甚至也没有哭。没有哭别父亲，让我对他心怀歉疚，直到中年。我根本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在离开家乡三十多年后的1989年清明，我和丈夫心血来潮地回了老家，才知道祖坟在哪里，哪一座坟头属于父亲。 就像我没有哭过父亲，他去世几十年里，一次也没有来到我的梦里。母亲去世20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她，可是我很少想到父亲。 父亲在我心里从来不是一个清晰实在的人，而是记忆的碎片，是画面的叠印，是蒙太奇。父亲——就是他把我举过头顶的那一瞬间惊险的感觉；就是四岁起他教我认的那些方块字的秘密；就是早晨他用胡须扎我脸蛋的痛痒；就是临终时他凝视我的目光。父亲的气息留在他喜爱的笛子、笙和胡琴上面，留在他褪色的制服上面，留在他使用的毛笔钢笔和那半截红蓝铅笔上面，留在他亲手写下的帐单上面……但是在随后动荡不定的艰难岁月里，我们失去了家也失去了和父亲有关的一切。只有父亲的一张一寸免冠照，不知怎么到了我这里，我把他翻拍扩印甚至上色，父亲在我心里才终于具体而清晰。我心中的父亲年轻英俊，多才多艺，温文尔雅。他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最爱我，因为我是他最小的女儿，我出生时父亲整好三十五岁，那是男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父亲死后的那个秋天，年满六岁的我，被母亲送进了镇上的小学。她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他为我起的学名：冯敬兰敬是我这一辈的序列，兰是父亲遗留给我的礼物。 父亲生于1915年元宵节那个凌晨，死于1956年元宵节的又一个凌晨。他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41年。所以，我想在这个清明节写下我对父亲的怀念。谢谢您带来了我，谢谢您允许我延续您的生命。 学者信力建在《镇反与肃反》一文中写到，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决定以“大约有5%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卓有成效的肃反（5%成为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一种经典比例）。……冰心后来说：“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著，要他教课。不应该那麼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据解密档案，肃反运动到1956年底结束，一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或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等。据朱正《忆凤翔》一文：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被统计在53230个非正常死亡者之中。 2015-04-04
端午的手链 我平生第一次戴手链，是在端午节。 母亲早早就起来了，把屋里院子打扫干净，门框上挂一束艾蒿，然后把我叫到跟前，变戏法似的就在我手腕上系了一串五彩线串起来的小珠子。珠子是用大蒜中间的“挺”剪出来的，一截有一颗大米那么长，雪白的，亮亮的。我戴着大蒜手链，在大门口故意出出进进，想得到大人们的称赞，和小孩子们的羡慕。 那一年我应该是六岁。父亲在早前几个月的元宵节夜里离开了我们。经常看我博客的网友，可能记得我不止一次写到父亲的死。曾经当过八路军，担任过晋察冀边区蔚（县）涿（鹿）宣（化）区副区长的父亲，在肃反运动中自杀，他走的那天正是41岁生日。父亲躺在棺材里的几天里，母亲绝望地几次放声大哭：我的天啊~~~~天并没有塌，我的不识字、裹小脚的母亲为我撑起了头顶上的天空，她的恩情我此生根本无法偿还。 多少个端午嗖嗖嗖地过去了，留在我心里的，只有那串五彩手链和对母亲的思念，永远永远。 2016-06-0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