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十四：

八一八：结束与开始 

已去世的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1966年5月下旬由吉林省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笔者注）、代市长，他在《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回忆：我调到北京来后，1966年7月下旬就犯了“资反路线”的错误，开始检讨。市委就不灵了，以后就瘫痪了，可是，我还要工作。“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笔者认为，吴德上文中提到的“中央工作会议”，应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扩大），简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于1966年8月1日─1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

堂堂北京新市委，刚上台两个月，就无法控制局面，连传达中央会议精神都做不了，让群龙无首的基层怎么办？

8月5日午夜，师大女附中高三3班刘进、宋彬彬几人从学校步行到北京饭店找新市委领导汇报当天下午校园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她们见到了吴德。他听说学生打死了校长，沉默良久，才口气缓慢地说，这么大的运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了就死了……。“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

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她的伙伴们感到万分沮丧。她们走回学校，枯坐到天亮。昨天下午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的时候，许多同学不在校，必须向大家通报吴德的指示，那就是以后不能再出现打人的情况。谁来说？刘进走进了广播室。她通过有线广播宣布了卞仲耘死亡的消息，说这是违犯党的政策造成的，接着传达了吴德的讲话精神。多年后刘进在那个早晨的简短广播讲话出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版本，甚至海外还流传有“广播稿”。尽管众说纷纭，但“以后不许打人了”，是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五2班一位同学记得，刘进说过“今后必须按政策搞运动，不管是谁，再也不许打人了，我们学校以后再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了。”8-5受害人之一梅树民老师回忆说：“第二天我才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了。当时我们在校办工厂劳改，我和刘致平（副校长）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再不许打人了，我们心里才觉得有了安全感。”刘进觉得不能这样乱下去了，学校得有个组织能保证运动的正常开展。党团组织早已瘫痪，工作组又撤了，老师们根本不可能站出来，学生只有自己解放自己。刘进的想法和一些高年级同学不谋而合。她们说，干脆搞个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得了，这个名称报纸社论早已提过。8月7日，一些高年级学生聚在一起商量，正式提议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由13人组成，分别是（年级由高向低排列）：赖迎利（高三2班）、刘进（高三3班）、梁二同（高三3班）、吴晓灵（高三3班）、宋彬彬（高三3班）、张若岩（高三4班）、耿丽兰（中五1实验班、相当于高三）、马恬（高二4班）、尹斐（高二4班）、邓榕（高一1班）、刘亭亭（初一2班）和李松文（教师）、赵德顺（工友）。高三年级7个代表，4个来自高三3班，初中18个班，只有初一2班刘亭亭一个代表。工作组时期“革委会”中的成员刘进、宋彬彬、耿丽兰、尹斐、邓榕、刘亭亭和李松文、赵德顺得到保留，另有蔡竖平、杨东荣、孙阿冰、郭松平、雷元、马德秀6位学生和教师陈云兰自动退出。“筹委会”中还增加了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代表张若岩和梁二同。刘进任主任，其余12人为副主任。各年级各班都有联络员。

多年以来，刘进、宋彬彬、叶維丽等始终说不准“红卫兵”成立的具体时间，她们分别根据自己的调查，坚持认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几天，一哄而起的。当时中央正在开会，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透露出来以后，红卫兵有了合法地位，大家思想上才会接受。

1967届初二5班学生、法学专家李红云去年从一位校友那里，见到了“筹委会”和“红卫兵”成立的原始记录，她曾给我看过Ipad的影印件，64开本，记录文字是提纲式的，譬如：“筹委会会议 8月7日  当前任务：怎么干革命。主攻方向。对工作组问题速战速决。批工作组目的。组织好。明前（应是明天——笔者注）宣布成立筹委会。成立红卫兵，组织落实。大家讨论工作组问题。下午重点批工作组问题。红卫兵做（作）为先锋。”李红云曾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研究论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

显然，在讨论成立“文革筹委会”的会上，有人提出了成立“红卫兵”的问题，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李红云文章中全文引用了会议关于“红卫兵”问题的原始文字记录。

★红卫兵：

动员：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习解放军，大讲“三八”作风。

组织落实：红旗可参加红卫兵，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

以大队、中队、小队形势（式）。中队有指导员。有政治部。干部回班。发挥同学主观能动性。先让大家提。红卫兵回班组织同学。坚决改变工作作风。同学起来造反。组织讨论：怎么造反。是不是不要政策。在红卫兵内大讲民主。

揭发工作组不能先下结论，要调查。

要把学毛著提出来。大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密切联系。具体推荐文章。善于总结经验，对革委会做总结。做好统一工作。筹委会要有战斗作风。把大字报管委会恢复起来。明天下午让大家提建议。提出：大家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份记录看上去并非会议的正式决议，而是各人发言要点。可以肯定，这个会历时一天，因为“下午重点批工作组问题”。筹委会正式宣布成立，是第二天即8月8日，同时成立的还有“红卫兵”。因为“筹委会”里已经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红旗）的代表梁二同，而且这个组织一直独立存在到1967年中期全校实现所谓大联合，所以“筹委会”并非“红卫兵”的翻版。

据刘进回忆，筹委会成立后没有组织过大的活动，譬如批判校领导或工作组，也没有具体管理学生的日常活动，只做一些事务性工作，譬如有人到学校来调查八五事件，家属来取卞校长的遗物，都有人接待了。各班仍自行其是，学生今天来明天不来，也很松散。筹委会既然包括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学生，大部分人还是从惯性出发愿意跟着筹委会走，总比当无头苍蝇强。筹委会组织的最大一项活动，是全校学生参加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

通知是两天前收到的，筹委会开始组织人力做准备工作。据刘进回忆,原则上以班为单位参加，没有名额限制，没有具体条件，谁都可以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全部参加了。其实，事实并不是像刘进所想的，谁都可以去。我就没有去，各班级都有人被剥夺了“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权利。自从8月6日我班给我开了最后一次批判会后，我基本不去教室了，有时到学校看看大字报，没什么新鲜事，就回家了。每天不打照面，班里也没人管没人问。8月18日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我是因胡同戒严了不能上街才知道的。我家住在人大会堂西边，与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直线距离也就一百多米，只要广场有重大庆典活动，胡同口就限制出入。多年以后我才听到同学们说，8月17日夜里就近住在某某家里，三四点就到校集合了。到了广场困得不行，许多同学都席地而坐睡着了。当时竟没有人事先透露给我一点风声，可见我已经被这个班“开除”了。

实际上7日会上关于红卫兵的组织落实，只是空谈，事后并没有公布。为了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筹委会组织了各年级的一批积极分子，集中在学校大礼堂，把红色横幅撕开，也找了些别的布料，红绸布、布帘子、舞蹈服，还有红领巾，只要是红色的就行，全裁成布条。当时，初二的张××同学找来了“红卫兵”三个毛体字，卫字是繁体。高二的顾××同学用三合板刻了模子，涂了墨汁就往红布条上印。洇得很厉害，大量布条都废了，到8月18日凌晨一共才印了四十多条，剩下的红布条是没字的，也发给大家了。顾××父亲当时已经被停职了，她做了一夜袖章后，第二天问张××：“我能不能算红卫兵？”张说：“你当然可以算了。”于是她觉得自己也是红卫兵。

一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也积极参加了在红袖章上“描字”。高三年级一个写字好的同学在红布上用毛笔直接写字，她还画了一个葵花向阳的展板，表示“心向共产党，心向毛主席”，准备第二天举着去天安门广场，结果班里不让她去。她回家坐在门口就哭了。

8月18日凌晨，全校集合步行到天安门广场时天刚放亮。大概七点多钟，广场上的扩音器报了一些学校的名字，每个学校有多少名额，立即到天安门前集合。总领队刘进听到广播后，找到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得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过去吧。”宋彬彬转身让各班挑选人，大家以为是去当标兵（维持秩序的人，现在叫志愿者——笔者注），特意选了高个子的同学。因为高中生个子都比较高，所以入选的高中生多初中生少。应该选四十个人，宋彬彬忘了自己也算名额，临出发时一点名，多出来的第41个就没让去，当时她就气哭了。

宋彬彬记得，一上天安门城楼就乱了。当时说法很多，一种是说警卫局领导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脸色都很阴沉，气氛不大好，临时决定让一帮中学生到城楼上去改善气氛（2006年《炎黄春秋》第四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学生们哪里知道刚刚闭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对权力核心做了改组，刘邓失势，中央文革小组得势啊！大家高兴得蹦啊跳的，城楼上气氛非常热烈、兴奋。胆大的就开始给中央领导戴红袖章。宋彬彬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毛边红袖箍，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把自己有字的袖章给了她。看到别人都上去献了袖章，宋彬彬身后一个空军大院子弟，名常砢，北京师范学院附中66届初中生，推了她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她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谢认识她。她问，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小同学张××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知道了她父亲的名字，就让她俩过去了。于是，就有了那几句著名的问答。

最准确的版本是：毛泽东问宋彬彬：“你叫什么名字啊？”她回答，叫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说：“要武嘛。”可是，流传了几十年的版本，最让人相信的，一是毛泽东“当场给宋彬彬改了名，叫宋要武”，二是毛泽东当场发出武斗的号召——“要武嘛”！

宋彬彬平常也听父母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也会拿名字开玩笑，她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师大女附中的高干子弟们也普遍认为就是一句玩笑嘛，在那个圈子里她们见过、听过的多了，这算什么！宋要武——多难听啊！可是全国人民不这样看。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你改名，多光荣啊！你居然不改，岂不是不识抬举，谁信啊？！与宋彬彬无关的女生，从此改名叫“要武”的，我就认识一位。前不久，我还听一个熟人说：“我就不明白毛主席给宋彬彬改名，她干嘛不改呢？”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警觉地认识到，毛的“要武嘛”是向全国发出的武斗命令。

宋彬彬回到学校，很多人过来跟她握手，还有人问：“彬彬，你是不是改名叫要武啊？”她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因为她觉得自己和刘进两个一直在犯错误，真的不配。当天下午，《光明日报》的一位男记者来学校采访她，问毛接见的情况，她就把那两句话复述了一遍。记者让她写下来，她说就这么几句话有什么好写的？那天晚上，宋彬彬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坐在一起说这件事，同学们也说，不写，就两句话，有什么可写的！

高三年级学生刘沂伦回忆，关于红卫兵，并没有成立的程序，你出身好就可以说自己是红卫兵。红五类就是当然的红卫兵。你不想当红卫兵你就在家待着，你想当你就是，至少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开会宣布，我也不知道谁是头儿，我出身好，我就是红卫兵。如果有一天人家说你爸有问题你可能就不是了。我有军装。母亲给了我一件五十年代列宁式军装，钮扣上还绣着空军的标志呢，大家都说你这件军装真好，而且洗的都快发白了，正是当时最流行的，穿着特别牛。

“八·一八”那天是谁叫我去的想不起来了，反正我是有资格嘛我就去了，而且精神头儿还挺足的。本来以为在城楼底下仰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没想到要挑人上去。彬彬自己肯定忘了挑人的标准，我还记得，要身体好、个儿头高、出身好的。我当时穿着军装，个儿算是高的，身体也挺好，又是高三的，就挑上了。我还问了一声，叫我们去干什么呀？旁边有个同学说：“不知道，可能去当标兵吧。”所谓的标兵，咱们那个年代，国庆游行啊、外国元首来访夹道欢迎什么的，标兵就是站在最前排的人，也管维持秩序。我们班挑上三个，排队集合后就上去了，我记得当时纪录片里还有我一个镜头。我东张西望，特别兴奋，上了天安门的坡道（走汽车的，当时没有铺柏油），有一个摄影师在那儿，我对着摄影师说了一句话就给拍进去了，兴奋的不得了。我们在城楼东边，下边是观礼台，那里的学生一边跳一边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当时不敢往前冲，就在那儿看着，觉得刘少奇的神情有点闷闷不乐，还看见了林彪，远点的就看不见了。后来听说宋彬彬、张××跑到中间去了，我和王××也想过去，但被警卫拦住了，让我们“加强纪律性”，大家就没再往前挤。后来周总理过来安慰了一下，最后毛主席也过来了，一个小护士一个警卫员陪着，大家都往前冲，想和主席握手，蜂拥一团。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从城楼上下来后，很多同学都羡慕死了，有一个没能上去的初一小孩搂着我班同学Z的肩膀激动地直哭。可是下午一回到学校，Z就看见了给她贴的大字报，说高岗反革命集团五虎干将之一的女儿上了天安门，如何如何……。她从此就不是红卫兵了。你问谁能当红卫兵谁不能当红卫兵，很简单，只要有一张大字报揭发说你爸是黑帮，你就不再是红卫兵了，从此就在家闷着吧。

8月19日我去了学校，听说我班核心小组小A同学上了城楼，她和刘主席握了手，班里一些同学都上前和她握手。小孩子的天真一览无余，完全不知道、知道了也不理解刘主席遇到什么麻烦了，小A也不会想到，她的父亲很快就被打入刘少奇61人叛徒集团，几个月以后，她将永远失去母亲。后来，她就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班里来。

8月18日下午回到学校，梁二同找到刘进和宋彬彬，说你们保工作组，是消防队，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边哭一边说。她认为明明是她们的胜利，事情怎么会成这样了呢？刘进和宋彬彬被问得无言以对，觉得自己又犯了错误，非常惭愧。刘进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回我们的。后来她真的把“主义兵”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

刘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错误一犯再犯，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8月19日一早，她写了大字报，陈述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至此，她俩退出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中心。

从6月2日写第一张大字报到宣布退出运动，前后80天的时间，刘进认为影响了她一辈子。那是一段革命的日子，虽然不了解什么是革命，却是真心实意地投入革命、献身革命。那时的形势一天一变甚至瞬息万变，不断有新东西撞击你激发你，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挑战层出不穷，每天脑子里都装得满满的，事情多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时间根本不够用。她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那么近也从不回去。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合衣倒头就睡，第二天爬起来又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天天这么过着。直到8月19日退出，自己也没搞清什么是革命、怎样才是革命。后来，同班同学梁二同告诉她，革命就在清华大学，她就去清华大学找革命了。梁二同为首的“主义兵”一派始终站在清华蒯大富一边，经常有同学去帮他抄写大字报。所以蒯大富留下的材料比别人都多。刘进去清华住了一个星期，天天看大字报，也帮蒯大富抄过大字报。结果头昏脑涨，对“革命”很失望。9月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步行“长征”，直到1967年2月才回来。

宣布退出学校运动的宋彬彬，没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有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当时她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跟在场的同学说：“宋要武这个名字我根本就不会用，现在连宋彬彬这个名字也不能用了。”后来，为了改名，同学们帮助她翻字典，翻到“岩”字，她接受了。从此，宋彬彬改名“宋岩”，但是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几十年来一直叫她宋彬彬。

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宋要武”立刻就在全国家喻户晓。宋彬彬也开始了伴随她大半生的多舛命运。

教师组织“星火燎原”的《大事记》如此记载：

八月八日不经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宣布由十三人组成的筹委会成立。委员都有哪些人，许多师生至今（应指《大事记》成稿的10月——笔者注）还不知道。筹委会的诞生毫无群众基础，因此它一出世就陷于瘫痪的状态，随即夭折。

八月十九日筹委会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宣布解散筹委会。

对于刘进、宋彬彬来说，“革命”已经告一段落。对于一哄而起的“红卫兵”来说，革命刚刚开始。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