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子要当红军（小说）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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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子要当红军（小说）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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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子要当红军 谨献给我的岳父――红四方面军老兵李传常 驼子要当红军 －－当代新童谣
千僖之夜，中欣的姐姐北定，从京城打来电话贺新年。北定来电话的时候，家里正是高朋满座一片喧嚣时刻，十几位男男女女正在一个接一个的荤笑话政治笑话政治荤笑话中前仰后合闹作一团。人声鼎沸中，中欣听出电话那头是姐姐的声音，心头一紧，生怕是爸爸有了什么差池，匆匆钻进卧室，换了一部电话接听。知道爸爸一切还好，才放下心来。 北定说，今年是爸爸的八十大寿，春节回来吧。这些天，老爷子一直在叨叨这件事呢。 中欣说，去年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北定说，那是虚岁。老爷子说，要做就做实足，货真价实的。其实，他是嫌去年人没到齐，一直计较着呢。能回来吗？ 中欣说，刚刚搬了新房，肯定事儿多。你知道，可可家是个大家族，朋友又多，学生更多。每年春节，初一排到十五都排不过来。还有他老父亲，一直和我们一起过。我们一走，他怎么办－－ 说话间，忽然听得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新世纪了，也不来问候老子一下？ 中欣说，您喊什么呀，离新世纪还早着呢！现在才几点？ 父亲大着嗓子说：几点？几点？我要不打电话过来，你们还记得起来吗？ 听了父亲这话，中欣心中多少有点发虚。这些年来，他们确实常常把父亲忘了。好几次新年春节的，都是父亲让姐姐先打电话过来的。中欣嘴硬地说，家里来了一大帮子人，您没听见这满屋子闹腾的…… 父亲说，什么人还有老子重要？ 中欣知道，父亲的确变得不重要了。他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甚至也在儿女们的视线之外了。他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逝着。中欣心里感到不安，嘴上却调皮地说，您重要，您重要！我们都知道。这江山是您打的，我们都是您生的，历史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 父亲说，别给我嚼牙巴骨。 中欣说，爸爸，您身体怎么样？ 父亲说，快要死了！你们再要不回来，就看不上老子了。 中欣说，您命硬着呢！那么多人都死了，您还活着。 父亲沙哑地笑了起来，说，老子真是命硬呢。没想到还能活到二十一世纪。 中欣说，好好活着，活到一百岁。 父亲说，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当初林彪说毛主席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结果没两年就死了。活到八十，我也够了。 父女俩聊了一会儿饮食起居医药保健气候冷暖之后，父亲说，要可可来接电话。 许多年来，老人对他的这个女婿一直是连名带姓地叫杨可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改的口，中欣记不太清楚了。但只要一听老人叫可可，中欣心里便会感动。于是快快地从人堆中将可可拖了来。 刚从一片喧闹中出来，可可一脸的坏笑还未退去，拿起电话叫了一声爸爸。 老人说，可可，春节回来看我。把华儿也带回来。再不回来，以后就见不到了。 可可说，行，我们回来。 老人说，问你爸爸好。他身体怎么样？ 可可说，还行，腿脚差一些了。 老人说，人老先老脚，是这样的。你向他老人家请个假，就说这个春节，把女儿女婿孙子借我用一下，用完归还。 可可笑着说，您想要，不还也可以。我爸这边儿孙多。 话一出口，可可马上就觉得这话不妥。果然，电话那头没有接话，沉默着。可可赶紧说，今年春节，您那儿也让大家都回去吧。 可可和老人聊了几句后，中欣又接过电话和北定说了一会儿话。北定是家里的老大，十多年前离婚后，便一直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前些年母亲去世，偌大一幢小楼加一爿小院，就她和父亲两个。她做女儿，也做保姆，做采购，做护士，做秘书，辛苦得很。 北定说，你们家真热闹。 中欣说，可可朋友多。 北定说，我这儿，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中欣说，给我打电话嘛。 北定说，怕你们忙。 中欣说，再忙，和你聊天的时间总有的。 北定说，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我的脑子都不会想事了，一天只惦记着爸爸的吃喝拉撒睡，还得常常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爸爸现在可脆弱了，动不动就淌眼泪，就发脾气，跟个孩子一样。 中欣说，老小老小，都这样，别和他较真。 北定说，你听见这边放爆竹的声音了吗？ 中欣贴紧话筒，果然听到影影约约几声炸响。中欣说，听到了。 北定说，今年北京可邪乎了，到处都在放爆竹，放烟花。也不管那些禁令了。往年说不许放就都不敢放。今年好像没人理它那一套，东一响，西一响，越放越多，抓都没法抓。 中欣说，我们这里也是。新世纪了，想讨个吉利。 北定说，驱驱晦气。 中欣说，春节回去，咱们好好放它一箩筐。 一伙人的笑闹一直持续到转钟。世纪之钟敲响之后，大家干杯，祝福，唱歌。忽然就沉寂下来，心情都有些阴郁和伤感。这次聚会，是可可的一个朋友发起的。这个朋友十年前去了美国，前些日子拿到了绿卡，便急匆匆地奔回故土，急匆匆地要见当年故旧。可可刚搬了新居，房子大，便做了东。许多人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其实平日也很难一见。这次相聚，才彼此知道又有了许多沉浮变迁。那一应说笑中，其实是有许多甜酸苦辣在其中的。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安宁感到欢乐的新世纪。恰恰是这样一种时间的提醒，让大家多了一些惶惑与怅惘。告别时，大家互道珍重，为一个未知的，动荡的新世纪祈祷。为自己，也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祈祷。那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走出门时竟已泪流满面。他说他很快就要回去了，他的老板只给了他一个星期的假，路上两天，已花去三天，还剩两天…… 朋友们散去之后，中欣问可可，春节真回去吗？ 中欣怕可可是为讨老爷子高兴，一时顺口说的。 可可说，回去。 中欣说，家里怎么办？ 可可说，我把大弟叫回来住，照顾爸爸。 中欣知道，许多年来，可可对她的父亲一直是礼貌多于亲情。对可可在这样一个重要时节决定举家赴京去看望老人，中欣多少有些意外。 中欣问，你是真想回去？ 可可说，你爸说，可可，回来看看我，我要死了。这么些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么动情的话，就为这一句话，也该回去了。 其实，可可一直是很想了解岳父的，很想走进他精神的深处。可是这个古怪的老人像一座神秘的古堡，所有向内的门窗都紧闭着，不让你看见里面的任何东西。中欣说，别说你了，就是我们这些当儿女的，都不知道他一天想些啥呢？他从来不跟我们说他自己，我们都说，革命把他都革成一个机器人了。 分房之前，可可一家一直住在父亲家里。分房之后，又和父亲一起搬了过来。可可的父亲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他对所有的话题都感兴趣。插不上嘴的，便津津有味地听。插得上嘴的，便会津津有味地说上一段。可可的朋友们也都很少将他看作一个长者、一个局外人。在刚才的政治笑话板块中，他顺便也插入了几个昔日军阀韩复渠和阎锡山的，让历史和现实一下贯通起来。 中欣一边收拾狼藉的屋子，一边给公公放好了洗澡水。 可可对父亲说，洗吧。刚才，中欣的爸爸来电话，叫我们春节回去。 父亲说，回去吧，你们几年没回去过春节了。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做八十大寿。 父亲说，是八十了，他比我小五岁。 可可说，我让大弟回来，春节好在家里张罗。 父亲说，回不回来都行，我可以回学校去。 可可的父亲在学校有一套房，他们搬出来之后，那套房就给小弟了。多年来，小弟都挤在丈母娘家。父亲那套三室一厅，算是对他的补偿。这个杨家老幺没念成什么书，也没个好工作。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问你好，要你注意身体。 父亲说，你们回去也问他好，要他也保重身体。 一对从未谋面的老亲家，一对从未有过任何冲突但坚守了半个世纪的敌手，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通过子女之口，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但却令人感动的对话。 父亲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对中欣说，给你父亲带一些洪山菜苔和沙湖莲藕。在外面，最想吃家乡菜。 可可说，还早呢，还有一个多月呢。 父亲说，那一年在重庆。有次朋友请去吃饭，主菜就是一小盘洪山菜苔。一闻到那气味，都想掉泪了。 父亲说时，眼里已有了几星泪花。 转钟时分，有过一阵子全城的鞭炮齐鸣，仿佛是一次虚拟的起义。开始是东一串子，西一串子，远远近近试探着呼应着，接着，声势越来越大，铺天盖地地汇响成一片，还夹杂着礼花的啸叫和大麻雷子的炸响。可可家的这一片新楼更是炸得天翻地覆，仿佛把不久前乔迁新居憋着的劲都拿出来放了。在家里关上窗户也听不见人说话。激越了几十分钟，终于又沉寂下来，夜色依然只剩下寒冷和灰暗。偶尔三两声零星的余响，倒更添了许多寂寥。 一个世纪就这样很尴尬地结束了。
很久很久以前，可可曾相信，有一个世纪，会梦幻般地到来－－那是班主任老师，少先队辅导员和教科书美丽地讲过许多次的。那时还有一本很著名的课外读物，叫《科学家幻想21世纪》，那本书成为无数祖国花朵们的童话。他们像相信一切童话一样相信那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童话。 后来，可可长大了，经历过许多颠簸起伏之后，可可又曾相信，还有一个世纪，会崭新地到来，它不再是童话，但那是一个可以遥望的现实－－现在，新世纪来了，现实却是另一种模样。科学家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想到。 可可想，岳父的世纪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曾是他们那一批人的世纪，在雪山，在草地，在黄土坡上挖出来的窑洞里，还有那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战斗中，那个新的世纪，该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旗！如今，岳父那一批人，绝大多数已死去。剩下的带着伤残，带着各种各样的弹片在各种各样的干休所或山乡的农居里度着寂寞又闲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早年时期－－在院子里种点大蒜小葱或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饲鸡养鸭，在院落和院落之间的甬道上蹒跚着散步，碰见另一个也很蹒跚的人，远远地骂一声，老家伙，吃的啥？还没死啊－－他们和今天的世界已相隔很远，就像当年在山乡之一隅。 可可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一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准确地说，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中欣他们小时候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跑？父亲说，锻炼革命意志。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那一支部队走了错误路线。像许多文章中说的那样，可可的岳父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浑身上下都是伤疤。在可可少年时，红军是一个完全审美化艺术化了的符号，是话剧《万水千山》，是电影《党的女儿》《金沙江畔》，是大合唱《长征组歌》，是课本中的《七根火柴》，《党费》，《翻越夹金山》，是许许多多的油画和雕塑……那曾是一种美得圣洁的光，在星空照耀。后来，可可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曾是另一个阵营中的人，是被红军们击溃并斥之为万恶的反动派营垒中的人之后，那美得圣洁的光中又时时透出来一股肃杀之气。再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传单批斗会上的呼喊与控诉，让岳父这一代人一个个变成了叛徒，内奸，变成了临阵脱逃，贪污军饷，玩弄女人，抛弃发妻，为加薪晋级痛哭流涕者；变成与苏修勾结，向资本家献媚，欺压下属，脱离劳动人民者；变成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反对伟大领袖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者……后来，又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恢复了名誉，他们又成了革命老干部。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无法抹去。细节总比大道理更能深入人心。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中有人又成了官倒成了腐败分子……颠来倒去之后，“红军”以及其他一些神圣的字眼不再是符号，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了。 他们一批一批地离世。像深秋的梧桐叶，一阵一阵地被风刮落。 而自己父亲那一代人呢－－严格地说，他们在眼下已不能说是一代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便被打散了，流布四方。或在一块几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各自生存下来－－尽管那土地可能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处－－或迁徙他乡，成为永远的异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干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浪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作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浪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有一年，一部新片上映，可可的父亲带了刚上小学的孙子进城去看――可可印象中，父亲是不太看电影的，连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也不看的。那是一部非常惨烈的战争片，孙子看到中国军队打日本军队，便叫道红军！红军！爷爷说，不是红军，是国民革命军。孙子问什么是国民革命军？爷爷说，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孙子问，那坏蛋怎么会打坏蛋？爷爷说，他们不是坏蛋，他们是英雄。 这一类的尴尬，中欣的父亲也曾遇到过。中欣说，他们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到父亲单位的礼堂去看电影《聂耳》，看到聂耳那个歌舞班到战地医院去慰问沪淞抗战中的伤兵，也喊红军！红军！后面有几个大孩子说，胡扯，那是国民党兵，你看那军装！连红五星都没有！中欣他们就问父亲，父亲说，看电影！哪那么多话？ 可可的父亲说，那部电影中有一个师长，叫王铭章，四川人。在那场血战中阵亡，他的灵柩运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全城老少夹道迎灵，各种供品摆满了一条街。还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国共两党的要人都出席了，都发表了声情并茂热血沸腾的演讲。那是武汉人很难忘记的一天。中国人民第一次从日寇势如破竹的入侵中，看到了一线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 可可不知道，父亲的从军，是不是和那个战死的王师长有关。
中欣认识可可的时候，可可正是一个年轻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为此，在人们都平和下来的时候，可可又多遭遇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折腾。可可的岳父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走近一个异类时，正是可可被单位审查的时候。外调人员跑到北京，发现可可未来的岳父竟是一个资深老干部，便惊慌地向老人家报告了这一切。可可的岳父当时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对女儿说，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女儿说，我已经进了他们家的门。可可是好人，可可家里也是好人，我不再相信你们说的那一套了。父亲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女儿说，可可的爸爸不打仗，他是搞测量的。父亲说，这些情况我比你掌握得多得多，他是为国民党搞测量的，画了地图，好来打共产党。女儿说，他给共产党画地图的时间比国民党还长。地图总是要画的，我们许多的地图，都是他们几代人画出来的。父亲说，他是穿军装的你知不知道，穿国民党的军装，军衔是少将，罪大恶极了。女儿说，可可的父亲是为了打日本人才穿上军装的，他也差一点被打死。我现在不跟你吵了，你什么时候来，你跟可可他爸爸当面谈。再说，我是要嫁给可可的呀。父亲说，那个杨可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反对老干部。女儿说，他反对老干部里的坏人坏事，林彪也是老干部呢……电话中的那一架吵得很厉害，差一点伤了父女之情。 父亲让女儿马上回北京一趟。但女儿却把返家的日子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她和可可结婚一个月之后。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时期，各种说法各种做法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中欣的父亲已失去了许多昔日的道理，就连他自己也很难说准明天会怎样。一个个历次运动中“恶名累累”的老干部复出，一批批几十年的老地富反坏摘了帽子，五七年几十万“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其中包括许多他当年亲手打下去的人。他们许多人从青海，从新疆，从各个穷乡僻壤跑到北京，千方百计找到他，递上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阶级斗争也不再讲了，还有那个被他一生奉为神圣的伟大领袖，也被说成是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所有的观念，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理论都在变动都在窥测去向的时刻，谁也不知道往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自己持守的对不对。可可后来想，中欣的父亲大约正是在这种惶惑中，才没有将事情弄到僵死。按中欣对父亲脾性的理解，退回去一些年，哪怕是退回到文革中他最倒霉的时候，他也会用最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他深恶痛绝又很伤尊严的问题。后来中欣知道，还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和父亲缓和了这一冲突。一是中欣的父亲正面临他事业的一次关口：中组部调他到中央党校部长班学习，准备到新时期的高级领导岗位去挑重担。另一个原因是中欣的母亲到武汉来做了一次暗访。这次暗访非常保密，中欣居然一点也没觉察。不知中欣的母亲暗访到了一些什么，回去以后便开始作一些和稀泥的工作了。这是北定后来告诉她的。 可可第一次见岳父，是他和中欣结婚一个月之后。直到那时，他们的婚姻也没有得到中欣家的正式许可。就连可可的父母，也一直很低调。他们更倾向于找一个同阶层人家的儿媳。这两个从未沟通过也互不了解的家庭，都有着那么深的隔膜和警惕。好在可可中欣当时都没有住房，便挤在可可的父母家。有了许多日常的接触，可可的父母也就渐渐地将中欣当作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来看了。他们对中欣那样的家庭，既有着一种对统治者的敬畏，也有着一种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自负。 可可中欣第一次夫妻双双把家还，对老赵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临到进家门时，中欣对可可说，如果他们稍有一点非礼的反应，我们掉头就走。可可却说，我想不会，敌国开仗，还不斩来使呢。我们回来，就是一种来使的姿态。只要能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下面的话就好说了。看着可可那副自信的样子，中欣说，你像是回你家一样！ 果然，一到家，一切都顺利平静，中欣的妈妈甚至将他们的新房都布置好了。中欣的父亲还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使得一对新婚夫妇进家门有了一层缓冲。中欣的妈妈做得非常得体，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像迎回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乘龙快婿。还约回了近处几个已经成家的儿女，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为新人补办了一桌喜酒。 关于中欣的母亲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可可是在后来的一些年中逐渐地了解到的。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他才知道，岳母在内心里是如何珍视甚至是羡慕他和中欣的感情。女人的天性，往往直接就超越了政治的桎梏。 中欣的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父亲在白洋淀一带是有名的士绅，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就是他办的。抗战胜利后，地方政府时兴选举了，结果他被选上了县长。那位县党部的老党棍被选掉。只是没想到，这个当时全县开心的进步事件，十几年以后给他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解放战争时，中欣的妈妈偷偷离家，跑到了延安。那时她十六岁。有了她的这一次叛逆，就可以理解她女儿的第二次叛逆。 那时的延安，一批已安顿下来的老干部正如饥似渴地盼望有一个女人，因而那些到了延安的年轻女子，从一踏上这块土地，便被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男多女少，在这块严格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土地上，一切都按一种简单又原始的制度进行分配。有资格讨女人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八年军龄，或八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简称“二八团”。中欣的母亲到延安时，中欣的父亲这几条早就够了，且一表人材，血气方刚。不知组织部门怎么掰开了揉碎了地做了几番工作，那一天，中欣的父亲骑了一匹高头大马，带了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只温驯的小毛驴，到自然科学院女生宿舍去把中欣的母亲驮走了。这一驮走就是半个世纪，直到前几年去世。 中欣的父亲姓赵，革命后改了一个很时兴的单名――赵耀。他说是在长征途中朱老总给起的。后来有人说其实是红四方面军一位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湖北老乡陈昌浩给起的，文革中还有人专门去外调过，朱老总没找着，陈昌浩已自杀了，这事便成为了一个悬案。可可问中欣究竟是谁起的。中欣说，我看是陈昌浩起的。在这些事上，老爷子精明得很，他要承认是陈昌浩起的，文革那阵子还不给斗死呀。你想想，他见到朱老总是到延安以后，和陈昌浩可是从长征一开始就在一起的。 中欣父亲的赵姓家族，据说和赵宋王朝还有一些联系。在他家乡的族谱上，可以上溯到宋朝的一位皇戚，至今他家乡的赵姓还严格地按那一族的辈分字派起名字。中欣的父亲也有过一个这样的名字，但他从来不说。他的五个儿女，分别叫北定，南进，东胜，西平，中欣。东南西北中，全占满了，可可第一次听见中欣家五个孩子的名字时，倒吸了一口气说，真是有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王侯气魄。要是在每一个名字后面加一个“王”字－－北定王，南进王，东胜王，西平王，中欣王，就更是了不得了。后来可可发现，许多老干部家的子女，都有这样一类俯瞰河山万土归我的名字。有的家里给孩子起的名字稍稍平和一些，但也充满了胜利者一路凯旋插标为疆的豪情，如“晋冀”，“鲁豫”，“延京”，“赣生”，“宁生”，“沪生”……到得后来，建国，和平，抗美，援朝，超英，赶美，跃进，卫星，建设……将这些名字串起来，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编年史。直到后来，全国人民也不论地位高低了，都参与到这一革命命名热潮中来，红兵，卫东，立新，学锋，大桥，爱国，向党，向工，向农，向军，……到文革中，更出现了宋要武，张敢闯，薛青彪，刘四念，陈决胜，王金猴，孙九大直至魏人民服务，洪遍全球，詹无不胜一类连形式都彻底革了命的名字，成为新中国命名学一大观。可可曾问过父亲，解放前那些党国高官及知识文化界名人的孩子，是否也按这一类思路起名字？父亲想了很久，说，好像没有多少这一类名字。除了蒋介石，将两个儿子起名经国纬国之外，很少有跟着瞎起哄的。你看看，那时代留下来的人，有几个叫民生、民权、民族、北伐、清党，抗日的？名字是私人的事，再说，还有家族字派的规矩，不好乱起的。所以，国民党大官员们的名字，都没有共产党的响亮。可可的父亲说了一串国民党高官的名字，又说了一串共产党干部的名字，说着说着便自己笑了起来。 后来，出了一个陈水扁的时候，可可的父亲说，这名字叫的，和我们这里街巷人家的孩子叫水货，火生，咬脐一类呢。
赵家五个孩子排列有序。单数为女，双数是男。中欣说，她们兄弟姐妹间隔紧密，不到一年就是一个，几年间快把她妈生死。本来，按她老爸的意思，还要不断生下去。那时是供给制，生多少就有多少份衣物口粮，保姆也由公家派。后来她妈在生下中欣后，偷偷将自己做了手术。据说中欣的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中欣的母亲也第一次奋起反抗了。中欣的母亲说，我千辛万苦跑到延安嫁给你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别人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新中国，只有我，一年到头挺个大肚子，啥也干不成！ 其实，解放初期，像中欣母亲这样专职在家轰轰烈烈生孩子的干部夫人多的是，现在去查一查，哪一家不都是五六个七八个。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每个人还有一个苏联名字：娜塔莎，阿寥沙，安娜，安德烈，柳芭。许多年不用了，今天偶尔听电视电影里有谁喊一声，还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这些名字，是五十年代初苏联专家援华的时候给起的。那时，有过高小学历，又在延安抗大深造过的中欣的父亲，算是那一批老干部中文化高的。因此，很快就被军方派往一个大型国防企业作领导工作。那些国防企业从设备到技术到原材料都由苏联老大哥提供。 那些苏联名字，由苏联老大哥亲自命名的为正宗――有更讲究的，还应该有一个苏联教父，类似中国的干爹――也有的是为赶时髦自行其是起的。有的干脆取代了原来的大名――如王娜佳，张秋莎，赵尼娅……这种亦中亦苏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十年代的一道靓丽风景，也成为那一阶层的特权。后来中苏交恶了，有的人便将名字稍作变动，如王娜，张莎，赵小娅，依然比咱们原来的秋菊，腊月，春梅，兰英要洋气许多。后来，这类经过汉化的洋名渐渐在老百姓中流行开来，今天已有泛滥成灾之势。 中欣原来的苏联名字叫柳芭，是一个苏联专家用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中一个女游击队员的名字给她起的。这个名字当然早已不用了，但那个女游击队员自由无羁不管不顾打死也不投降的性子却留了下来。这一点，是中欣的父亲始料所不及的。 第一次去见岳父，可可一直记得很清楚。不管岳父大人的意愿如何，从法理上说他们结成翁婿关系已是事实。 那天，一对新人在口袋里揣了一些糖果，乘车去了西北郊的中央党校。经过一套很繁杂的手续，中欣的父亲从校园深处向接待室走来。中欣远远地就看见了自己的父亲，说声来了，便拉着可可快步迎了上去。在互相走近的时候，两个男人已将对方打量了个够。中欣父亲那时刚刚六十，身板硬朗，穿着一身不戴领章帽花的将校呢制服，迈着那种铿铿锵锵的军人步伐直朝他们逼了过来。要是在战场上，这架式足以让敌手心虚的。中欣大约早已忘记了与父亲在电话中那一场决绝的争执。此时的她已是个胜利者。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她冲上去吊在父亲的脖子上，撒起娇来。父亲一脸的哭笑不得，连声说，搞什么名堂，搞什么名堂，你也不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嘴上虽然这么说，却没有任何的拒斥躲闪。他是喜欢小女儿吊在自己脖子上的。这既掩饰了他在与女婿的第一轮角力中失败的尴尬，也慰籍了女儿对他深深的伤害。父亲在他女儿的屁股蛋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说，长不大，疯丫头。可可觉得岳父这两巴掌的寓意很深，一是显示了长辈的至尊，二是表现了他与女儿能如此亲切，三是告诉女婿，那屁股蛋子他是有资格去拍的。女儿叫了起来，你把我打疼了！父亲说，这是在大马路上，要是在家里，比这还要疼。这话是双关的，说给女儿听的同时，也说给了女婿听。但可可能接受，它毕竟表达了一种和解，甚至是妥协。 可可的一位朋友曾经对他说过，翁婿之间，其实是一对永远的天敌。一个男人，生养了一个娇嫩的小女儿，在怀里，在膝上将她呵护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有一天，另一个年轻的男人要把她带走，并且据为己有，这其实是很残酷的呢。更残酷的是，在这种较量中，永远是年老的那个男人败下阵来。他没有办法将心爱的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无论是他的时间，还是他的伦理，都不可能。后来，可可果然在好几次婚礼上看到，做岳父的比做岳母的更为伤感。那是一种掩藏着的，透进骨子的伤感。 许多年后，可可想起朋友的这番话，心中第一次对岳父升起了一种敬意。不是他最终默认了女儿的叛逆，而是他在这场较量中，受到双重失败的打击下，真正像一个老兵那样，隐忍又悲壮地退下阵来。没有叫唤，没有报复，只独自一人将伤口拭干净。许多经历过战场上生死成败的人，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中欣的父亲将他们带到他在党校的宿舍。那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套间，外间是书房，里间是卧室，还有一个小卫生间。书桌上堆放着许多书刊报纸文件和大大小小的笔记本。可可原以为岳父会对他提出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祖宗八代的各种历史情况。没想到坐定之后，岳父便像汇报一般说起了自己的学习生活，开了哪些哪些课，传达了哪些哪些文件，哪些哪些课是由谁谁谁来讲授的，有时还复述一下课程的内容。有些内容如果属于保密范围，他便说这些不能对你们说，只传达到省军级。又说中国今后会怎么怎么样，在二十世纪末会成为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国家。一直到最后才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然后，特别对可可说，当时的延安，也有一些像你这样的青年，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如释重负地说完这一番话后，站起身来，说，颐和园就在隔壁，我带你们去颐和园玩。 在中欣的父亲去卫生间的时候，可可小声对中欣说，挺可爱的，像中学生一样。 中欣的父亲说话的时候，可可一直微笑着，很认真地听他说。但与其说他是在听岳父所讲的内容，还不如说他是在听一个一生坚定地将自己献给了革命事业的人的某种精神。在见岳父之前，可可曾准备好与岳父深入坦诚地交换一些想法，探讨一些问题。在听完岳父的讲话之后，他感觉自己原来准备要说的那些话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知道，自己要说的话会像飞去来器，旋转了一圈，依然回到自己这里，它什么也碰不着。 中欣的父亲以行军的速度，带着他们俩在颐和园里走满了一大圈，然后走出大门。他说，我不能留你们吃饭，我们这个班的学员，进餐是预定好的。 第一次与岳父见面，可可说的话，自始至终加起来也超不过十句。他感觉到，岳父并不想听他说什么。他要让这个夺走自己小女儿的小伙子知道，自己依然是至高无尚的。
那一年，可可和中欣的儿子出生了。当时，可可刚考取研究生。他是直接以初中学历考上的。学业压力很大。为了不给可可的父母添麻烦，也想偿还一下结婚几年未还家的思念之情，中欣是回北京生产的。 外孙出世之前，中欣的母亲问，给孩子起了名字没有？ 中欣说，正编呢。 中欣的母亲说，你爸想让他姓赵，不知杨可可家答不答应？ 中欣听了有些惊讶，不知父亲为何会生出这么一个突兀的念头，便笑着问妈妈：姓了赵就走上革命道路了？ 中欣兄弟姐妹五个，三女二男。大姐北定生的是儿子，名字早已起定－－再说对方家是独子，要人家改姓说不过去。二姐没孩子，她说她不要。大哥生了个女儿，二哥也是个女儿。 中欣说，爸爸从来不信这一套的，怎么现在想起这档子事儿来？ 那时，中欣父亲正经历着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从中央党校出来，在某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还没有待上两年，一纸命令下来：退居二线。再不久，一刀切，回了家。六十多岁，便开始了干休所小院里的养老生活。不管怎么说，文革时他还在台上－－虽然常常是在批斗会的台上，但他毕竟没有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他们这些人，已经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里到外地政治化了。他们没有想过死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在家养老等死的心理准备。他们只准备了在战场上战死，或最后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两种死法，是他们逃避死亡恐惧的最好方式。现在，一批最不怕死的人，开始恐惧在无所事事中向死亡一步步走近。 回家后，中欣父亲的身体一下子就衰落了，人比当年文革中挨批斗的时候还消沉。中欣记得，当年每次挨斗回来，父亲一进门，刚摘下牌子，便中气十足地骂起人来。拉起窗帘吃鸡，或者情绪激昂地写申诉材料。那实在还是一副亢奋的战斗状态。 中欣的妈妈说，你跟杨可可和你公公商量一下，他们不同意就算了。 中欣说，不就是个姓名吗，他们不会不同意的。 几天后，中欣便在床上给可可和公公各写了一封信。果然，可可和公公很快地回了信，说孩子是两家的后代，跟谁家姓都一样。可可还说，咱杨家孙子多，眼下已有四个了，往后说不定还会有一两个，就把咱的儿子贡献给老赵家吧。他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弧中加了一句：此话不要让你爸知道。 中欣的父亲让自己的外孙姓了赵，还正正规规地按赵家的宗族字派给外孙起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传统名字：赵归华。赵是他老人家的姓。归是赵家的宗族字派，华是振兴中华的华。老赵家的字派是十二字一轮――承，平，盛，世，天，下，归，一，芳，泽，万，代。轮到中欣的儿子，该是“归”字辈了。中欣这才知道，这样算来，自己该是“下”字辈的。心想，幸亏老爷子当初没按老规矩给他们几个孩子起名字，要不然名字中间嵌个“下”字，怎么也不好叫的：赵下蛋？赵下棋？赵下车？赵下河……她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后怕。父亲说，你们女娃儿，可以不按字派来，你们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中欣问父亲他原来按字派起的名字叫什么。老人狡黠地一笑，说，老子不告诉你。中欣便胡猜：赵天狗？赵天堂？赵天水……老人憋了半天，噗哧一下笑出声来，骂道：鬼丫头，敢开老子的玩笑！ 那是中欣回家后见到父亲最欢乐的一笑。
月子里，中欣的父亲每天都要来看外孙许多次，有时半夜也爬起来看看。偶尔听见孩子的啼哭声，便会在被子里大叫起来：中欣－－中欣－－给我华儿吃！你把我华儿饿死了－－你把我的华儿压死了！ 中欣的妈妈说，小孩子是要哭一哭的，不哭就有毛病了。你这么大喊大叫，把他还吓着了。 后来赵归华哭的时候，老人便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径直闯进中欣的屋子，狠狠地说：你就知道自己睡！中欣哭笑不得地说，您没看见吗，我这儿正给他换尿布呢！我的儿子我不知道疼吗？您把自己折腾坏了，我可担待不起！ 一次，中欣的妈妈说，真是隔代亲。当初五个孩子，一个一个下地，你看都没怎么看一眼，谁的生日在哪一天，至今你也没弄清楚。老人犟嘴说，我一次就给你请了两个保姆。 中欣的妈妈说，所以呀，孩子们跟保姆比跟你亲。 老人这才不做声了。 儿子满月后，可可请了几天假，来京接母子俩回去。启程那天，中欣的父亲很沮丧，一早起来直到吃午饭，闷在自己的房里不出来。临行前，可可一家三口去向老人道别，老人从大书柜里拿出一只牛皮匣子递给可可说，这是一架德国造的望远镜，我的战利品，送给华儿。可可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小小的距离，说，他两眼才长这么一点开呢。老人说，长大快得很。 可可谢了老人。在将望远镜装进旅行包时，可可发现，在斑斑驳驳的皮壳上，已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赵归华孙儿留念。爷爷赵耀”。 老人破天荒地为他们要了一辆小轿车。在中欣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单独给家人要过车。 这个被命名为赵归华的小男孩的出世，给这两家人带来许多微妙的变化。这个浑沌未开的小人儿，既是可可的儿子，可可父亲的孙子，同时也是中欣的儿子，中欣父亲的外孙，这都是不可更改的血亲关系。于是，可可的父亲与中欣的父亲，这两个曾在两个营垒中遥遥对立，又天远地隔的老人，因了这个第三代，生出了一种特殊的联结。 如今，赵归华已是大一的学生了，在南方一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千禧之夜，他给父母发来一份精美的电子贺卡，又带声响又带动画，一条稚拙可爱的小龙飞过来飞过去。赵归华说，寒假期间准备去本地一家电脑公司打工，挣一点钱。然后和几个同学一块去旅游，春节可能不回家了。可可复信说，不行，暑期再做此类安排，春节要去看北京爷爷。改姓之后，对孩子称呼两边的老人便是北京爷爷和武汉爷爷。许多年来，也就这么叫了下来。儿子复信说，那他直接去北京，打工一事已经答应了那家公司，挣的钱可做新学年的学费。又问，北京爷爷家有电脑没有？上网没有？如果没有，他便不能去了。从高一起，儿子就沾上了电脑，可以三日无鱼肉，不可一日无电脑。上大学后，他还做了一个自己的主页，成立了他们高中几十个同学的“网上班会”，天南地北的，天天有人来这儿聚。 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纪老人，一个与世隔绝的单身女儿，哪里扯得上什么电脑、上网呢？但中欣还是打电话问了北定。北定说，我们要那玩意儿干嘛？我们现在连电视都不开。过了一会儿，北定又打电话过来说，爸爸说去买一台，问买什么牌子的？老爷子这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中欣不安起来。她说，先别买！为孩子的一句话，买一件这么贵重的东西，犯不着！你们平日也用不上它。 几天之后，北定打电话来说，电脑已经买了。那天她刚说暂时别慌买，老头子就跟她急了，说，用老子的钱买点东西，老子还作不了主了？当即逼她找人去中关村挑了一台拖回家来。现在已经安好了。只是她不会用，要不然可以和在美国的东胜发伊妹儿了。 中欣家的五个孩子，还未全部长成，便各自东西了。先是各自到东西南北中去当兵，八十年代初，除了中欣留在老家湖北以外，都陆陆续续调回了北京。几年之后，南进一家去了深圳，东胜跟丈夫去了美国，北定和西平留在北京。北定一直守着老爷子，西平却是常年不见踪影的。西平是他们老赵家改革开放的先驱，一直在做各类大大小小的生意。做得好的时候，香车华屋歌舞宴饮。做得不好的时候，被人追得鸡飞狗跳墙，常回家里讨些盘缠钱外出避风头。中欣记得那年生孩子回家，西平已经在折腾一些小买卖了。一次他拿回家几个手掌大小的电子计算器，给中欣演示了一番，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再按几个数字，按一个“＝”，得数就在那个小窗口上清清楚楚地蹦了出来。那时候，这种玩意在用了千百年算盘的中国大地上，还是一个稀罕物。在此之前，中欣只在机关的财务处见过那种手摇式的计算器，沉甸甸的，像一架英文打字机，左手推一下排挡杆，右手转一下摇柄，跳出一个数字，算一道题，还不如算盘快呢。如今这掌心薄薄的一片，嘀嘀嗒嗒一点，成千上万的大数字，一眨眼就算出来了。西平见中欣一副惊讶神色，夸耀说，加减乘除平方开方百分比，啥都会，怎么样？当家庭主妇了，来一个！中欣问他是哪弄来的。西平说，一个朋友从国外捎来的，一般人要，150元。你要，100元。那时，100元还是一笔不小的钱，相当于她和可可俩人一个月的工资。再说刚添了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多了。便说以后再买吧。西平说，你真想要，50元给你算了。中欣便买了一只。这是他们手足之间第一次做生意，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不知是自己少给了西平钱呢，还是西平多蒙了自己的钱。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大发雷霆，将西平臭骂了一通：你这个二道贩子！你这个跑单帮的，你跟你妹妹做起买卖来了！你老实说，你这玩意儿哪来的？究竟多少钱一个？西平说是秦家的老二从香港弄回来的。按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折价，45元一只。西平说，我没赚中欣的钱，要是别人，少了100元，我还不稀罕卖呢。西平说的秦家，是中欣父亲的老上级，当时正是位高权重之际。西平一说秦家的老二，把老爷子噎了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说，咱们不管他老二老三，咱们不做这些下作事。西平说，您哪，您这就太落伍啦！这巴掌大的小东西算个啥？现在呢，毕家的晋军，武家的和平都在捣腾军火了。您不信？给我钱，明儿我就给您扛一挺机关枪回来。 老人满脸涨红，怔怔地望着西平，半晌说不出话来。在中欣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子女面前站在了下风。 中欣回家以后，发现花50元买的那个计算器，在几个月间，竟像蝗虫一样一拨又一拨地出现了――MADE IN HANGKANG，MADE IN TAIWAN，MADE IN JAPAN……价钱也没个谱，有的三五十，有的一两百。还有电子表，录音机，傻瓜像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奇装异服－－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到来了。
忙乱中，春节很快就临近了。在这期间，中欣为了老赵家新世纪的第一大聚会，几乎也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聚会做了很多事：给美国的东胜发电子邮件，给深圳的南进打电话，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西平。一个个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终于约定了这一次的龙年全家大聚会。并说好各自一定要把配偶子女一并带回来，不带回来的就是小乌龟，到时将小乌龟贴他一脸－－就像孩提时代玩扑克牌那样。中欣甚至把话都说到了绝处：哪怕老爷子以后的追悼会你们不回来都行，反正他也不知道了。但这一次一定得回来，让他活着看到比死了看到好。 在此之前，赵家最后一次的大团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中欣的妈妈还在。该生的孩子都生了，该离的婚还没有离。那是赵家有史以来家族成员最多最全的一次聚会。那一次还专门到首都照像馆去照了一张规规矩矩的全家福。那张全家福至今还挂在中欣父亲书房里的墙上。书房正墙的中间是赵耀同志身着那套英武的将军服，在一九五五年受衔后拍的标准像：肩上扛的是少将一朵花。左边是一九七一年赵家的五个孩子先后全都当了兵时与父母的合影。在那种男女不分的军装包裹下，是一副副还没长硬朗的身子骨和一张张透着单纯稚气的脸。只是母亲的眼里有许多的忧郁，父亲的神色中有些许怆然－－那时，他已被剥去了军装，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老式斜纹布旧军服，在一片新得发亮的绿军装中间，显得有些萎缩。一向讲究衣饰的母亲，只穿了一件剪裁稍稍别致的春装－－那尖领比当时普通常见的要大一点而已。父亲那张将军照的右边，挂的便是八十年代那张全家团圆像：两个老人，五个子女，五个配偶，四个第三代，总共十六个人，将那画面挤得满满当当。 那个时候，对赵家来说，甚或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段平平和和的好日子。刚从许多年的混乱中走出来，尚未走进另一种混乱。父母身体还算健康。父亲业已渡过了离休的危机时期。五个孩子的五个家庭都建立了起来，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一个个也是不愁吃穿。既无什么风险，也没太大的贫富悬殊。况且还有一个个很诱人的美丽远景等在前头：到什么什么时候翻两番啦，到什么什么时候进小康啦……反正，是一个让人心平气和又充满向往的时期。 那次回去，可可也是一个人物了。他读完研究生，留校任了教。发表了一些据说是很有份量的论文。那些论文，中欣家的人都没有看过，既便看到也不会感兴趣，但那毕竟是在一些权威报刊上发表出来的。在北京的时候，还有国家体改委的电话打到赵家来找可可的。因此，中欣的父亲与可可的话稍稍多了起来。他对可可研究的东西不清楚，便讲自己打仗的经历。但往往他一开口，几个子女就一块起哄：又来了又来了！你那几个段子我们都能背下来了－－老子把他的裆一抓，他小子的眼睛就直勾勾了……大家一片哗然。老人也笑了，边笑边骂道：你们这些小锤子！没有老子的那一抓，你们现在早就给小日本当亡国奴了。孩子们说，你把小日本说得多好，你抓他的裆，他还能让你生了这么一大堆－－劈刺－－西平对着父亲做了一个捅刺刀的动作：早就让你“死啦死啦的”。 那次回家，中欣最感意外的是，子女们都敢跟老爷子开玩笑了，有的玩笑甚至还开得很过分。从小到大，父亲在他们心中是威严又神圣的天王。远远听见他皮鞋的踏踏声，汗毛都会立正的。父亲的话，就是他们的最高指示－－当然，父亲许多的话本来就是毛主席的话，他任何时候都能找到适用的毛主席的话。他曾说，毛主席真是不简单，把这个世界上的话都说尽了。到得后来，孩子们不光拿他说的话开玩笑，也拿毛主席说的话开玩笑了。比如家里剩了一点饭，便会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另一个便答道：“闲时吃稀，忙时吃干！” 开始的时候，一听见这类亵渎的语言，老人会立刻翻脸，勃然大怒：你们跟老子放屁！ 要是回到往日，孩子们要吓得打哆嗦了。可后来一点都不气短了，一句话就能把老爷子顶到墙角旮旯里，噎得老人半天说不出话来：您还这么护着他呀？您当年西路军的亏吃少啦？您文化大革命的亏吃少啦？您的彭老总是怎么死的？ 子女们跟他起哄，老人便去给几个孙子辈讲。偶尔被他们的父母撞见，便会说上他几句：别给小孩子说这些，怪吓人的。要是谁把谁抓个一下呢？ 每当这种时候，老人便会沉默了，会一下子现出苍老和呆滞来。 寂寞的时候，他也会去给可可讲。可可总是微微地笑着，很专注地听他讲。对于可可来说，如果“红军”曾经是一个政治符号的话，那么现在，红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兴趣听岳父讲那些往事。他的中国革命史知识在许多时候能与岳父的讲述对接，并能读出教科书上不曾有的东西。只是他发现，岳父给他讲的那些，大多也是教科书上的，电影中的，而不是他自己的。而且，他只讲和日本人打仗，不讲和国民党打仗。岳父跟日本人只打过那么几仗，讲来讲去便常常出现重复……（后来，可可了解到，有的人从来就没跟日本人打过仗。八年抗战，半个日本人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把他的裆一抓”了。）可可想，岳父不谈与国民党打仗的事，大约是怕他这个国民党的后代听了不舒服。他体味出了老人的善意，还是主动提到了国共间的几场大仗。岳父却不接他的话头。可可发现，岳父其实对自己的对手了解非常少，岳父在这方面的知识，大约也只是来源于电影、文件和毛主席著作。可可便给他说抗战中的那些著名的战役，说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和苏俄的关系，说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说自己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之后是如何看待那个日益腐败的政府……可可的坦诚，广博，无拘无束甚或离经叛道，一开始都让岳父十分意外，不知如何应对，他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听。中欣对父亲的这种反映也十分意外，有几次她都担心父亲会和这个异端女婿争吵起来的。 可可笑着说，怎么会呢，只要以诚相见，有什么事不好说呢？其实，我倒真想他和我争一次，他把太多的想法憋在肚子里。可可说，大半个世纪的严酷现实，这些老人们――包括他自己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言说能力。可可说，有数十年间，他没有听过父亲讲自己，他那一张嘴，仿佛永远只用来讲课的。直到八十年代，政治宽松了一些，他才听见了父亲心里的一些声音。 但是，他依然没有听见岳父的声音。
老赵家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年龄相差都不大，到了七八九岁的时候，叽叽喳喳闹成一窝。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那个小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他们的尖叫声笑闹声脚步声和将什么东西打翻打碎的声音。寒暑假中，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往这儿一扔，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两个老人便成了顾头不顾尾的正副班长。用老爷子的话来说：来了一帮子自由主义捣蛋兵。不过，他们的父母不在的时候，老人便可以痛痛快快地给他们讲叙往事。他把自己手上，胳膊上，腿上，背脊上，脸上，还有头发日益稀落的脑瓜皮上数十处大大小小的伤疤，一处一处讲给他们听。结果关于这些伤疤的来历，这第三代比他们的父母们知道的还要清楚些。孩子们在一起复述的时候，还常常引起争议，便又常常一窝蜂涌到老人面前去查证。 外孙姓了赵之后，中欣的父母对他的关注就特别多了起来。头些年，常常由中欣的妈妈出面，要中欣在寒暑假期间将赵归华送到北京去。可可曾笑说，这是跟咱杨家争夺革命第三代呢。说是这么说，大多还是随了老人的意思，把孩子送过去。一来是那几年可可很忙，假期也有许多活动。二来可可的父母年事日高，成天看管一个“七八九，嫌死狗”的孩子，也够累的。送去北京一段时间，可以清静一下。再就是中欣觉得自己远隔千山万水，未给父母多少慰籍，按父母的意愿将儿子送回去，也算是尽一点心意。就这样，赵归华小小年纪，在相隔千里的两地之间来来去去，也成了一个亲善大使。去的时候，武汉爷爷让他带些糕点，回的时候，北京爷爷让他稍点补品。两个老人有意无意间从孩子嘴里套一点对方的情况：在家干啥呀？吃什么呀？身体好不好呀？给你讲什么故事呀……虽然两位老人从未过谋面，甚至连一句话也未曾应答过，但彼此也不全然陌生。 北京那边孩子多，场地大，又没有父母管束，甚至连假期的作业都被外公给“赦免”了，孩子一去就乐不思蜀。只有一次，大约是赵归华八九岁那年的暑假里，中欣往北京打电话，正巧是儿子接的，儿子刚说一声我要回家便有了哭腔。中欣问怎么啦？儿子抽泣着说，北京爷爷打我。中欣问，为什么打你，你干什么坏事了？中欣心想，父亲宠孩子已经宠得不像样子了，一般性的错误，是绝不会动粗的，肯定是儿子干下了天大的坏事。儿子说，我什么坏事都没做！我们唱歌，他就打我。中欣说，你胡扯什么呀，你们唱歌爷爷会打你？儿子委屈地大叫起来：你不信问外婆！大约中欣的妈妈一直就在电话旁边，此时她接过电话说，都是些孩子事，没什么。这阵子你爸的心情不好，逮谁骂谁呢。前些天还站在院子里莫名其妙地朝天吼了好大一阵子，吼得隔壁李司令家的狗都不敢叫了。中欣问，他吼些什么？中欣妈说，还有什么呢？有耳朵的都听得出来。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啊！我们是吃老百姓的粮长的血肉！啊！哪个狗娘养的忘了本，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答应－－哎，扯都扯不进屋来。 中欣说，那有孩子们的什么事呢？ 妈妈说，那些日子外面也乱得很，你大哥二哥大姐都把孩子送这儿来了，整天关在院子里，归华来了就更热闹了。 中欣的妈妈遮遮掩掩弯来绕去，终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赵归华去了以后，几个孩子突然都开始唱起一首歌子来。那曲调挺耳熟，，是开运动会，表彰会，晚会颁奖时常放的那支曲子。词也简简单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几个孩子出出进进地唱，有事无事地唱。起先，老人也没在意。偶尔一次，老人问西平的女儿，唱的什么呢？车轱辘一样翻过来倒过去的？西平的女儿说，唱红军的歌。老爷子一听高兴了，便要他们再唱唱。几个孩子一块大声唱的时候，老爷子还没听清楚歌词，还笑着一下一下地用手押着拍子。当他要西平的女儿把歌词一句一句念给他听了之后，一下就翻了脸。大吼道：你们这群小王八羔子！是谁教你们唱的？孩子们吓懵了，一致将手指戳向赵归华。老爷子抡起巴掌“啪”的一下煽在赵归华的屁股蛋子上，煽得他一个趔趄。赵归华当即嚎啕大哭起来。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那歌子的歌词是这样的：那个驼子要当红军，那个红军不要驼子，因为驼子的背太高，容易暴露目标…… 中欣的妈妈说，老爷子是借孩子撒气呢，打了以后又后悔得要命。他把外孙拖到怀里，问外孙是谁教的。赵归华一边抽泣一边说，他们班上的同学都会唱，他是听会的。听完外孙的话，老爷子沉默了。 西平的女儿不解地问，红军要驼子吗？ 老爷子站起身，往外走去，弄得几个孩子哭的和不哭的都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一桩什么严峻的事。 中欣对可可说了儿子在北京的遭遇和父亲异常的情绪，问可可要不要让儿子提前回来。可可说，没关系，儿子过两天就会忘了那一巴掌的。但是你父亲忘不掉。你妈妈说得对，他是拿他们撒气。你知道，几个孩子乱唱的一首歌子，解构了你父亲一生奉为神圣的东西。
岳父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他甚至从来不回自己的恩施老家。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从湖北各个穷乡僻壤走出去的老革命，纷纷回乡探亲祭祖，为自己挑选一块最后的栖息之地。有的人死了以后，也确实很隆重地移骨故土。那些回去的革命老人，地方政府已专门为他们僻出陵园，修建了豪华的纪念堂。但中欣的父亲却从来没提起过这方面的事。关于父亲的经历，中欣家的几个孩子们也知道得非常少。尽管父亲给他们讲过许多革命年代的故事，但他们发现这些故事并不是父亲的故事。 中欣和可可对老人一些往事的了解，是很晚以后。 儿子一周岁的时候，中欣在单位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已经到武汉来了，来开一个会，住在军区第四招待所，要中欣带了儿子去看他－－后来中欣从妈妈那里知道，父亲是专程从北京到武汉的，他是想见见那个已经姓了赵的外孙。 那天下午，中欣和可可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来到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军区第四招待所，找到父亲的客房。客房外厅里已坐了四五位老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军装却没缀领章帽徽。那时还没有恢复军衔制，看不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单看那一个个的神情派头，职位也都不会低。看见女儿女婿和外孙进来，中欣的父亲将屋里的人一个个向他们介绍了一番，果然都是些司令政委参谋长什么的。然后让一个个叫伯伯叫叔叔。其中有一个没戴领章帽徽的小老头，中欣的父亲指着他说－－赵部长，我的革命领路人，按辈份，是我叔，你们该叫爷，小家伙该叫太爷爷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都是一路过雪过山草地的。他望了几个老伙伴一眼，说，当初，从川鄂边区出发的人，现在没剩几个了。老人们说，都死光了，看还有没有五十个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活得这么久啊！ 说了一会儿话，一个中年军人来请老首长们吃饭。菜很丰盛，酒是茅台。服务员给每人斟满酒后，中欣的父亲说，给我们的小伢也来一杯红葡萄酒吧。服务员给赵归华倒了一杯红葡萄酒，中欣的父亲用筷子头蘸了一点塞到那小嘴里，一边说，叫老子爷爷！小归华一边辣皱了眉头，一边稚气地叫了一声：老子爷爷－－众人都大笑了起来。赵部长对中欣的父亲说，你听见了吧，他说老子是爷爷呢。众人又笑。中欣的父亲也笑，骂了一句，小锤子，鹦鹉学舌！说着将外孙从中欣的怀里拉过来，放到自己的膝上，喂他吃菜。 喝酒间，老人们开始回忆往事。一片粗话间，过往岁月中的那些残酷，苦难，血腥和光荣一段接一段活鲜鲜地蹦了出来。他们从肉搏说到“架飞机”，从朱老总编的那首“吃牛皮歌”，说到彭老总的“万言书”，有谁说到了左路军，说到了西路军，大伙突然都不做声了。顿了一会儿，赵部长说了一声，真是惨哪！几万人哪，就那么没了－－那时的几万人，不是现在的几万人哪……一位老人说，喝酒喝酒－－眨了眨泪眼，将一满杯酒倒进喉咙，众人也都跟着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干。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这类话题。
从那以后，中欣和可可与赵部长家有了一些往来。有时受中欣的父母之托，他们会在年节时提上些礼物去看望他。中欣的父亲说，赵部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人。 来来去去间，中欣父亲的一些往事也渐渐知道了一些。 赵部长比中欣的父亲瘦小，且黑，显老。细细一看，那眉眼间依然可以见到赵家的模样，但赵部长的脸比中欣父亲生动得多，象一个狡诘又快乐的老农。在家时候，就穿一件老掉牙的灰中山装，也像是一个老农穿了一件从亲戚那儿弄来的一件不太合体的衣服。可可想，共产党挑选干部，是不是也要讲究一点形象的？有几次可可拐弯抹角探问过赵部长，这么老的资格，怎么就做到这样一个职务？赵部长说，我哪是个当官的料子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是一个赶马混骡子。说完一笑，不再细说。 赵部长其实是一个二级部的部长，还是个副职，最多一个副师级，退下来很早，文革前就赋闲了，是他们那一拨人中进步最小的。一次，可可问起他，岳父怎么说您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赵部长笑笑说，那是你岳父日撅我呢，日撅是湖北的土话，意思是讽刺，嘲弄，开玩笑，类似于北方的“开涮”。赵部长说，我只是比他早吃几年军粮，哪敢当他的引路人唷？ 几年后，军区战史编辑室要一些老人写回忆录，说准备出一本书。赵部长把中欣和可可都叫了去，说自己文化低，拉拉杂杂写了一大摞，懒婆娘裹脚又臭又长，自己的几个孩子都不习文，让他们俩给看一看，润色一下。 在赵部长的生涩字迹间，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故乡赵家坪，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原名，知道了那座穷困偏僻的鄂西小山村，在三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也知道了当初年方十四的父亲是如何在这位赵部长的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见中欣和可可凑着头一起津津有味地读他的那些文字，赵部长说，这些都是给组织上看的，当不得真。 可可问，当真是怎么回事呢？ 赵部长说，当真的可不敢给你们说。 经不住中欣可可一再央求，赵部长说，你们先把我的稿子改出来。 中欣和可可将赵部长那一摞拉拉杂杂的稿子拿回去弄了好几天，拿来交给赵部长的时候说，您的故事不讲，我们的稿子不给。 赵部长说，你们逼我犯错误哟。我讲了，你们的父亲不高兴。 赵部长愈是卖关子，愈是逗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中欣说，我们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只要当真，有什么讲不得？ 赵部长说，哪有什么实事求是哦。我们晓得编了多少故事？ 赵部长拗不过他们，终于放开来说了。 赵部长说，我说的这些，不要去问你们的父亲。要不然，你们的父亲会和我翻脸呢。他最不愿意提这些事。我成全了你们的父亲，我也害了他。至今，也不知你们的父亲是谢我呢，还是怨我。 赵部长是中欣父亲的堂叔，没出五服，是很亲的。赵家坪是他们那一带的大寨子，赵姓是大姓，有钱的大多也姓赵。不过当时那种穷山沟，有钱也有不到哪里去，无非多几亩水田十几亩坡地，无非多三两间房。无非多几床棉被垫絮，日子一样清苦得很。男女老少也一样要劳作，一样吃苞谷吃红薯，哪像黄世仁刘文采那样？赵部长家原来也算是有几石田一间磨坊的小康人家，但父亲爱赌，成家几年后便将家产输光了，成了赤贫。民国十八年，第一次闹红军的时候，赵部长跟着一支部队走了。他说其实当时啥也不懂，只想有一口饭吃，只想出去闯闯世界，在家里看不到前途，就像今天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一样。到哪里去，打什么工，都不知道。几件衣服一裹就上路了。那时也是这样。也不知道哪是革命队伍，哪是反革命队伍。赵部长说他的一个兄弟因为腿上长疮，说晚几天去追他的队伍，结果他追上了白军，后来死在宜昌会战中，虽说是打日本人死的，连个烈士也没捞上。赵部长当了几年红军，打打跑跑，胜胜败败，吃了不少苦。后来红军的势力又大了起来，又回到赵家坪一带发展，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了赤卫军，招来了一批青少年，舞刀弄棒，唱歌识字，打土豪，分粮食，很是热闹。山区的娃子很孤寂，抬头见山，低头见谷，一辈子就那么几个人来来往往苦熬日子，这一下子几十几百在一起闹腾，很吸引人。况且打了地主土豪，还可以好好吃喝一顿，分上几件衣裳。还可以听到许多革命大道理，等革命成功之后，可以分地分房分牛分羊，还可以到大城市去。最刺激人的，就是可以将那些平日有钱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女人孩子捆起来游街，戴高帽子，在大会上吼他们骂他们，踢他们打他们，还可以枪毙，杀头。赵部长说，所以到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一些老家伙吃了很多亏，私下里又气又恨又不理解。我说，你们看看今天这些红卫兵娃儿，和我们当初不是一样嘛！捆绑，游街，挂牌牌，戴高帽子，连喊的口号都是我们当年的：造反造反造反！一切权力归农会…… 中欣父亲家当时还算富裕，他爸死得早，给孤儿寡母留下几石水田和街上一间小山货铺。那时中欣的奶奶还很年轻，人很勤快，又精明，将水田租了出去，每年收些租子，用后来的说法，叫地主婆吧。她自己请了一个人，一起经营街上的那间山货铺子，家产渐渐比她丈夫在世的时候还大了起来，她便让儿子念书。赵部长说，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十三四岁，已经念到高小了。在我们山里，那是很高的文化了。那高小是当地一个乡绅办的，红军来了就停了，学校成了苏维埃政府。中欣的父亲没有书念，便成天在操场边看赤卫军儿童团开会操练。有几次，他找到赵部长，说要参加。赵部长说，穷人才能参加呢，你们家又有铺子又有田，看你爸不在了，你妈一个妇道人家领着你过活不容易，要不然，说打你家就打你家呢！赵部长说，你们的父亲当时听了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可能是从小丧父，他从小就很孤僻，和他娘也不太说话。那时，常有他娘的风言风语，一个年轻能干的女人，男人没了，这些话哪少得了呢？山里人，就用这些话来混日子呢。为这些话，你们的父亲常跟别人打架，总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很犟，回去也不说。下次又打。他娘知道了，哭过好几次，说等高小读完，就让他到县城去念书。就是这个时候，红军又回来了。 赵家坪一带的革命势力越来越大，今天东征，明日西伐，常常带回许多令人眼红的战利品。衣裳也渐渐正规了，有许多人穿上了青靛染的机织布军装。还有的人配上了真家伙，长枪短枪手榴弹都有。有一回，说要将一部分赤卫军编入正规军，然后开拔去打县城。县城离赵家坪有七八十里路，翻山越岭的，许多赵家坪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说要打县城，那感觉就跟今天说要去打美国一样。新鲜得很哪！县城有洋房，有电灯，有戏园子，还有四个轱辘的汽车和两个轱辘的脚踏车……反正打县城的消息让全体红军战士，赤卫军战士，儿童团战士和全体赵家坪的受苦人兴奋得像孩子要过年一样。 队伍开拔的那一天晚上，中欣的父亲找到赵部长，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叫了一声叔，刚说一句带我走，便嚎啕大哭了起来。赵部长说，你娘就你这么一根独苗，再说，你还没有一杆枪高呢。中欣的父亲从怀里抽出一把磨得晶亮的柴刀说，我就用这个。赵部长一看笑了，说，你真要革命，去把你们家屋子烧了。赵部长说，他当时这么说，只是随口开个玩笑，是想把他挡回去。这话刚一说完，那个文文静静的读书伢子调头就走了。 晚饭过后，队伍正要准备出发，忽然看见东边的夜空腾起一片火光。火借风势，很快便蔓延成了一片火海。赵部长说，他当时在心里直叫娘，没想到这小子果真就回去放火烧房子了。中欣父亲家的房子在赵家坪的东头，那天刚好是东风，眨眼之间，数十幢房子便都在火海里了。许多赤卫军要赶回去救火，但又不敢延误军机，一个个是又哭又叫又骂又跳，干着急，没办法，都说是地主老财在报复革命呢。此时，只有赵部长一个人知道这把火是如何烧起来的。部队出发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出现在赵部长面前，说，叔，我照你说的做了。赵部长说他当时真恨不得一巴掌把这个疯小子给拍死过去，但又怕那些刚刚编入红军的乡亲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只恶狠狠地对中欣父亲说，跟老子走！这件事你要是对第三个人说了，我把你的头揪下来！ 在那一片火光中，中欣的父亲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打县城的那一仗，败得很惨，红军死伤过半，元气大伤。地主武装乘机反扑，将原来几个红色根据地都收复了。从此，红军再也没有回来过，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 赵部长说，可能有人看见了中欣父亲放火，再说火是从他家烧起来的，着火之后他又跟红军走了，怎么想都是他干的。那天，他娘从街上铺子里赶回来后，儿子不见了，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屋已是一片瓦砾。 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她里外不是人了。红军这边的人说她这个地主婆的儿子烧了别人的家产，清乡团那边的人说她儿子跟了红军她就是匪属。中欣父亲那可怜的寡母后来就不知去向了。据说解放以后，中欣的父亲托地方政府四处打听过他母亲的下落，都没有打听到。中欣的父亲从此不再回乡。 赵部长说，那一把火几乎毁了赵家坪。他在五十年代初回去的时候，当年那些断垣残壁还原样戳着，上面烟熏火燎的印迹都还在。赵家坪的男丁本来就跟革命走了一半，剩下的逃的逃杀的杀，加上那场大火，几十年血雨腥风，差不多是个荒村了。直到三年灾害时，一些从四川河南逃荒出来的饥民在那儿落了户，才渐渐有了一些生气。到那时，赵姓已经是小姓了。
几年以后，赵部长得了胃癌。查出来时已经转移。中欣的父亲一知情，立刻打电话让中欣两口子马上去医院探望，说他尽快从北京赶来。那时，他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了。 在病房里见到赵部长，他竟没有一点绝症病人的模样，正盘腿坐在病床上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呢，也没见人陪伴。赵部长说，我让他们都走了，还没死，都围着干吗？谈起病情，赵部长说，我早知道要得这个病的。 中欣问为什么？ 赵部长说，我做过造孽的事呢，你爸没给你说过？ 中欣说，什么事？没说过。你知道我爸那人，啥都不说。 赵部长很诡秘地压低了声音说，我吃过人。 那天晚上，赵部长讲了一个苦难又恐怖的故事。 1936年底，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结束了。一、二、四方面军先后抵达陕北。但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喘上一口气，上面又要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征，去往宁夏青海一带，扩展革命地盘，开辟国际通道。那支部队就是刚刚组建便永远消失了的西路军――那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西渡黄河的时候，部队被打散了，一部分突出重围撤回陕北，一部分被敌人打得七零八碎，被迫向大戈壁深处逃去。 大戈壁上，只有望不到边的石头和风沙，没有水，没有粮食，连可以取暖的柴草都找不到。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特别冷，冷到你一摸枪管，就会把手上的皮肉粘下来。那一带是宁青马家军的地盘。马家军大多是骑兵，人强马悍，熟悉环境，呼啦啦一阵风地来了，刀劈马蹋一阵，又呼啦啦一阵风地去了。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西路军战士，又冷又饿，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西路军中最著名的妇女先锋团，最先过黄河，也是最先遭难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她们被冻死被打死被糟蹋死的尸体。那些尸体后来又被狼群掏空，只剩下一些衣物碎片和一副副白骨，看了让人哭都哭不出来。那些没有死的女兵，被敌人抓去之后，也受尽凌辱，许多也被折腾死了。那都是一些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女红军，她们刚刚跟着男人们一起走完了九死一生的长征路。 赵部长当时是连长，中欣的父亲就在他连里，那时他已经是排长了。他们连只剩下二三十人，一个个形同鬼魂，每天都有人倒下死去。一天，他们又遭遇到一支小股骑兵的袭扰――那时，马家军已经不把他们当一回事了，有时一个人骑了马就敢来冲他们放一阵子枪，然后玩儿一样离去。那天中午，太阳很好，他们便在晒得有些温热的低洼石滩上互相紧紧搂抱着打个盹。夜里他们是不敢睡着的，一睡着便会冻死。他们听见了大地远远传来的马蹄声，起身一望，天边有一股翻滚的尘土向他们逼来。赵部长说，打，总是一个活不成了。以往这种情况，他们常常将队伍分散，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即便被发现，也可以减少损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多少人可以分散了。中欣的父亲当时已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时他大概才十七八岁吧？正是要吃饭的时候。他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打，痛痛快快，打一仗。死了算！ 那几个骑兵没想到突然遇到这么猛烈的抵抗，也没摸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马，远远围着他们转了几圈，打了一声唿哨便撤了。撤了不久，忽然看见一个骑兵又返了回来，在刚才转过圈的地方寻什么，也许是他太没有把红军当一回事了，也许是他太专注于找东西，他渐渐走进了红军的射程。中欣的父亲一直在一块大石头后边用枪瞄着他，赵部长还以为他是防范敌人突然进攻。就在那时枪响了，那个骑兵从马上掉下来。赵部长狠狠骂了一句，小狗日谁要你开枪！中欣的父亲说，打那匹马吃。紧接着又开一枪。马受了惊，撇下主人跑掉了。红军端着枪围上去，那个骑兵没死，只是臂上受了伤，大家一拥而上，一瞬间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剥夺光――马枪、马刀、匕首、皮靴、皮帽、皮裤、皮袄、皮背心……剥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和一副裹脚布。战利品中最珍贵的是一包镆，就是西北人用来做肉夹馍的那种面饼，结结实实的小半斤一个，一共十来个，还有一砣干羊肉。一眨眼间，这些东西全进入的红军战士的肚子。吃完后才想起来，得马上逃走。敌人发现少了一个人，会回头来找的。俘虏怎么办，杀掉？还是放走？剐光了他的衣服，才发现那还是个孩子，虽然个子已不小了，但身上的皮肉还是嫩的，白白净净。望着一个个人模鬼样的红军战士，一边哆嗦一边发出小羊一样绝望的哭泣声。他胳膊上被穿了一个弹眼，血流不止。赵部长叫一个战士用那个骑兵的裹脚布给他把伤口扎紧，又扔了几件破衣服给他，说了一声，走！带上。 走到第三天，又有几个战士死了。那个受伤的骑兵又冷又饿，也是奄奄一息了。他们从小就在马背上过的，哪能这么走路呢？到后来几乎是让红军战士架着他在地上拖。队伍走到一片荆棘林子时，赵部长说，他想都没想，上去就朝那骑兵的脖子大血管处捅了一刀。那骑兵倒了下去，年轻的血喷了出来，直喷出几丈远。赵部长把刀交给中欣的父亲，去，把肉剔下来，一人一份。 荆棘林子里，满地都是冻脆了掉在地上的枝条。战士们用那些枝条烤肉。烤熟了，再分成七份，每天只能吃一份，多吃枪毙。 凭了那几十斤肉，他们走出了苍苍茫茫的大戈壁。 赵部长说，说是当时想都没想，是已经不需要再想了。他一开始就有这个念头，他一路上都在想这件事。 后来这件事被组织上知道了，将他们全体抓了起来。赵部长对大家说，和你们无关，这事是我一个人做的。 赵部长被判了死刑。 大家都被放了。但大家不走，全体跪在地上，他们对组织上说，没有连长，我们活不到今天，也不能再去抗日杀敌。他们跪了几天，赵部长终于免了一死，但军籍，党籍，连长什么都没有了，以刑徒之身，发配到前线，戴罪立功。 赵部长说，从那以后，他的胃里就有感觉。他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中欣和可可直听得心惊肉跳，听到后来，中欣眼泪哗哗直淌。讲过那么多战争故事的父亲，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 赵部长去世的时候，当初的那些人，只要还活着的，活着还有一口气的，都来了。追悼会上，别人都是鞠躬，他们那五六个人一起走到赵部长跟前，“嗵”地一声全部跪下，边哭边磕头。他们什么话都不说。
赵归华没有像他说的那样直接从南方去北京，而是提前几天回了家。一是想家，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第二，他们那一批流散各地的高中同学也想聚一聚，他们已在“网上班会”上约定了相聚的时间地点。第三，想看看新家，看看分别一学期的武昌爷爷。他挣了一些钱，所以没让家里掏车费，还给爷爷买了不少吃食，剩下的钱交给了中欣，说是算假期中的上网费，到时别老逼着他下线。 中欣一家是腊月二十六夜里乘车北上的。他们计划在北京待十天。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中欣和可可都有某种预感，这可能是全家最后一次去探望老人了。八九年之后，他们都很厌恶这个城市，许多年没有回去。便是回去，也只是将孩子送去往家里一放，自己一两天后就匆匆返回。 中欣的父亲站在小院的门口等他们。一踏上那条拐弯的甬道，便远远地看见他在清晨的寒风中披了一件军大衣立在那儿。中欣大喊了一声：老爸爸――我们回来了－－惹得好几家院子里的狗都叫了起来。这其中大约就有当年挨他骂的李司令家的狗，老人大吼一声，叫什么叫，是老子的女儿回来了！那狗吠果然就沉寂了。中欣放下行李，依然如当年那样吊上父亲的脖子，说，活得好好的嘛，在电话里吓唬我们，把我们都骗回来……父亲已经经不住女儿这么一吊了，他伛偻下腰身，说，老子活着的时候不回来，要等老子死了才回来呀？ 赵归华上高中之后就没有回过北京，几年间，看着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还一本正经地戴了一副眼镜。见了北京爷爷，只一个劲笑。老人说，成了大知识份子了！喊老子爷爷。赵归华又笑了，喊了一声：老子爷爷！“老子爷爷”这个典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被多次讲叙过，甚至成为赵家第三代们对他的称呼。老人说，当大学生了，还不学好！ 正在张罗早餐的北定听见动静跑了出来，拎起他们的行李要他们赶快进屋，一边数落她爸：一早就站这儿，也不怕凉！要是冻出什么毛病来，看你怎么过这个年！ 小院依旧，甚至连水缸扫帚簸箕铁锹摆放的位置都没有挪动过。只是比以前更灰暗，更荒芜。小院以前住过二炮的一个什么人，那会儿这院子曾被操持得生气盎然。高大的有槐树杨树，低矮的有梨树桃树，夏有葡萄花草，冬有腊梅红柿，几口大缸养满了金鱼，还有齐齐整整的几畦小菜地，专门种些时新菜…… 中欣一边走一边对北定说，这么好个院子，也不好好弄一下。 北定说，爸爸对这些从来没兴趣，到哪儿都像在军营一样，驻一阵子就要开拔的架式。不像有的老头，对自己的小窝特别经心。 中欣想，大概当年那一把大火之后，父亲心中从此再也没有家了。 北定说，我整天忙得呀－－精疲力尽的。说实话，也没这个心情。我都五十了。想想也怪吓人的。爸爸在等死，我也在等死。 中欣说，要过年了，看你说些啥呀！ 北定说，有时想想，真是这样，没意思。 北定是赵家三个女儿中最漂亮的一个，十多岁就进了部队文工团，唱歌跳舞，穿漂亮衣服，抹胭脂口红，是中欣小时候最羡慕的人。她每次回家，家里就充满令人眩目的光彩。那时还是一只丑小鸭的中欣常有一种隐约的委屈。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和妈妈吵架，她哭喊着，你们就是偏心眼，把大姐生那么漂亮，把我生这么丑！弄得爸爸妈妈哭笑不得，只好说，你自己从小就不听话，在妈妈肚子里乱踢乱打，长成个假小子样儿了吧－－为了安慰小女儿，他们给她买了许多小花衣裳和小花裙子，这才让小中欣觉得公平了一点。那一年，北定在文工团里和一个小伙子爱上了，父亲派人去一调查，说出身还好，但他本人有“5·16”份子嫌疑。老头二话不说，掐断了这段情缘。紧接着给她定了一门亲，亲家是父亲的一个老战友。但这门亲事并不幸福，那骄横的姑爷常常把她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上台。北定为此事还自杀过。好一阵子，坏一阵子，熬了十几年后，终于还是分手了。老人在中欣的婚事上之所以没有过于决绝，北定的前车之鉴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后来北定常对中欣说，没有我的悲惨遭遇，老爸哪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 北定年纪日长，不能上台了，又没有别的专业，在四十岁上，转业到一家机关。后来机关精简，她就提前开始了养老生活。 屋子里的家当，中欣都很熟悉，有些是从她记事起就有的，有些是历年来随父亲工作调动陆续添加的。因为这些旧家具，她时时都能看见自己往昔的生活：装过自己花衣服的小柜，藏过零食的抽屉，做作业的书桌，还有他们五个孩子吃饭的矮饭桌和那饭桌上的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旧家具仿佛把他们从前的日子一起都搬到这个京城的小院里来了。那些各式各样的家俱几乎都是公家的，椅子背上、床架上、书桌沿上、书柜边上，随处可见某某某部队公字多少多少号，某某局办字多少多少号－－它们的式样油漆各色各样都不配套。还有一些家俱，是这小院的前主人留下来的，胡乱摆放在各个房间里。为了这次全家大团聚，北定将七八个屋子好好清理了一番，还专门买了两张席梦思。一张给老三东胜那对美籍华人。一张给深圳的老二南进，本来还要给中欣他们准备一张，中欣说算了，只住几天，人一走，扔一屋子席梦思干嘛。再说了，大老远回来，还真想躺躺小时候睡过的床呢。 姐妹俩聊天的时候，赵归华进来，小声问，电脑在哪儿。中欣说，人还都没有坐定呢！你下半辈子跟电脑过去！ 北定说，先吃早点吧，电脑在爷爷书房里。 中欣姐妹俩清理房间的时候，可可便陪着岳父在客厅里说话。可可问了岳父的身体。老人说，还好。接着问可可父亲的身体。可可说，也还好，只是年纪大了，身上零件都老化了。岳父说，老化了还完整啊。可我这身上已经少了好些零件了。说着，他伸出手掌，手上的无名指残缺着。又让可可摸他的胳膊，说这儿少了一块骨头。又指了指自己腮帮子上一块塌陷的坑，说，这里面的牙床都打烂了……其实，这些地方老爷子已给可可说过多次，每次他都像第一次说一样，详详细细说一遍。
吃过早饭，北定将赵归华领到老人的书房，那台电脑就恭恭正正摆在老人的书桌上。北定说，那天别人帮忙买了以后，教了我一会儿，人家一走，又给我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来了，好好给大姨当几天老师。你们走了以后，我也有点事干了。赵归华劈哩啪啦手脚麻利地将各种连线接好安好，检查一遍，找了一个无须登记的网局联上了网。这其间只听得北定一路叫喊，你慢一点，慢一点，我啥都没看明白呢。赵归华说，我待会儿给你一步一步写下来。 那只叫作“猫”的东西吱吱哇哇乱叫了一阵后，赵归华首先打开自己了的信箱，他大叫起来－－哇！有这么一大堆呀－－见大家都围在自己身边，便说，涉及我的隐私，待会儿再看。鼠标一点，转到一个新闻网页。他对北京爷爷说，您以后就不用看报了，上面啥新闻都有，比报纸全多了。除了新闻，还有旧闻。说着，在搜索中输入了“红军”两个字，一下子出现了一屏屏与红军有关的讯息。有井岗山时期的，有延安时期的，有过去的，有今天的。赵归华随嘴念着，又输入了“爬雪山”，“过草地”，又是满满一屏一屏的…… 中欣的父亲眼里冒出光亮来，那么久远的一些往事，竟从这样一个小方匣子中涌了出来。中欣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让他凑近看。在一条条讯息中，有一些蓝色的字词，赵归华说，这些蓝色的字词还可以打开。你点它一下，它所包含的内容也会出现。你看这儿：“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是蓝色的，都还能打开－－爷爷－－您是哪个方面军的？北定抢着说，红四方面军。于是，赵归华点击了那条蓝色的“红四方面军”。屏幕上化出一些文字和照片，还有一些当事人的照片。赵归华说，爷爷您看看有认识的没有。老人换上一副老花镜，在翻卷的一页一页中，他果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和熟悉的脸――徐向前、徐海东、许世友、李先念、程世才、陈再道、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还有那些刻骨铭心的地方：阿坝，甘孜，通天河，会宁，河西走廊……还有那一支永远消亡了的大队伍－－西路军，西路军女兵团……在电脑屏幕页面的不断翻卷中，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的岁月，如同密集轰炸一样，在老人心中訇然作响。北定兴奋不已，一边啧啧惊叹，一边说，你把爷爷找一下，看找不找得到。赵归华输入了“红四方面军＋赵耀”，屏幕一翻，出现了一行字：“关于红四方面军＋赵耀”。这一词条有十四条。第一条是：“赵耀，红四方面军某师某团某营某排排长，湖北某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红军”。后面是赵耀历年的履历，直至离休。第二条是：“赵耀－－回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艰苦斗争的日子－－摘自某某军史编辑部”。后面还有第三条，第四条…… 老人显然被这样的事惊呆了，咕哝了一声，狗日的，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这些情报？在老人的心目中，国际互联网大约是和美帝国主义的中央情报局差不多的东西。他们那儿竟然有我们中国一位离休老红军的情报！ 赵归华说，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的网站，是共产党办的。老人问，那外国人能不能看到？赵归华说，只要想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说不定海外网站都有你们的资讯呢。说着，赵归华打开了一个海外的大网站，输入了“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很快又出现了一大堆另一种材料：《张国焘回忆录》，《陈昌浩夫人回忆录》，《西路军女兵团的覆灭》，《密电码事件》……当这些字眼一个接一个跳出来的时候，老人又惊慌又激动，几次让归华念给他听。可往往当归华刚念了几句，，老人又忙说行了不念了…… 因为北定一心要跟赵归华学几手，便一个劲想将老爸支走。北定说，您眼下急着看什么呀！等我学会了，您要看什么，我给您调什么出来。日子还长着呐！ 午饭过后，北定说大家旅途没睡好，都好好睡个午觉。 中欣五兄妹，五家各用一间房。孙子辈两男两女，分男女生宿舍。中欣家是最先到的，午睡时，便一片宁静。 大家躺下不久，老人蹑手蹑脚摸到赵归华房间，将他牵到自己的书房。老人给了外孙一个字条，悄悄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人。赵归华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邢桂花”。赵归华问，这是什么人？老人说，你别问，这是机密。赵归华说，她是哪一个专业的？老人想了想说，没什么专业。赵归华又问，还有没有关于她的其他信息？比如有什么著作，哪一类单位，得过什么奖，毕业于哪一所学校……老人说，你就这么查。于是，赵归华只好先输入一个“邢桂花”，哗哗啦啦出了几百条“刑桂花”。有广告公司的联系人，有给医学杂志写稿子的医生，有报社的记者，有新闻稿件中的下岗女工，有妇联干部……一条一条看过去，老人都说不是。赵归华说，您要找的是哪儿的人？总得有个职业吧。要不然哪儿找去？老人说，湖北恩施人，农村妇女。赵归华急了，那哪儿去找呀！这上面的人名，都是上过各种媒体，进入了一些资料库的。像您，书上写过，军史资料库收集过，这才能找得出来呀。老人不甘心，说，你再找一下邢贵花，高贵的贵。赵归华又将“邢贵花”输了进去，又是出了几百条。依然是公司发言人，各类报刊上的人物或作者或政府官员，校友通讯录上的名录一类。老人让赵归华一条一条念过去，终于没有找到那个湖北恩施的农村妇女邢贵花。老人显然有些失望，嘟囔着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上头呀？赵归华说，哪儿能呀！等往后计算机数据库发达了，或许可以的。但那要很多年以后。老人说，那我就等不到了。 赵归华终究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逼问北京爷爷这么执着地寻找的那位湖北恩施农村妇女“邢桂花”或“邢贵花”，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老人神秘地说，是你的老奶奶，我的妈妈。我离开家乡以后，就没再见到她。我想知道她的下落。当初给你起归华这个名字，也有纪念她的意思呢。赵归华听着笑了起来，说，您的妈妈！那现在还不一百岁啦－－早不在了吧？老人说，不在了我也想知道她最后的下落。赵归华说，那只有上寻人网站上去，发一个帖子，或许会碰上知情人，告诉你一点消息呢。老人想了想说，这事等我决定了，再让你给我办。你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赵归华一转身，就把北京爷爷要他寻人的事说给了爸爸妈妈听。中欣和可可那一瞬间都明白了：老人在找他的母亲呢。中欣刚把话说出口，鼻子就酸了。她叹了一口气说，这老爷子，真是的，真是可怜。
赵家的几个孩子拖家带口，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平日寂寞的小院，一时间喧哗了起来。隔壁左右远远近近的一些老头老太太和他们的子女们也一拨又一拨地过来看热闹。第一代人说着第一代人的话，第二代人聊着第二代人的事，第三代人忙着第三代人的活－－尽管一个个人高马大了，他们凑到一起，依然是嬉笑打闹，玩一些孩子们的游戏：甩扑克，打游戏机，开很大音量地看动画片，或涌到电脑前调出当前最走红的流行音乐听。 赵家几个孩子，除了西平之外，大都过着本本份份的生活。其实就是西平，也没做过什么大恶事。在起起落落十几年之后，现在也找了一家旅游公司规规矩矩地打起工来。当初“烧包”的时候，其实也只是跟着人家真正的大款起哄，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大马弁而已。那华屋是租的，交不起租子就退掉了。香车是人别抵债的，等他欠别人债的时候，又抵给了别人。北定说过，咱们赵家人，哪是做生意的料呢？跟咱爹一样，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的命。如今，北定吃着一份微薄的养老金，幸亏还有老爹的一份工资和一份保姆费撑着，要不然，连房子都没得住的。南进在深圳倒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企业是台湾人的，做电器。那老板的父亲据说是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一个老兵－－那是一个真正的老大头兵，一点衔儿都没有。到了台湾靠给人家擦皮鞋才活了下来。兄妹们常开南进的玩笑，说咱们老爹将别人的老爹打得到台湾擦皮鞋，现在轮上你给人家儿子擦皮鞋了。南进一脸无奈地说，怎么办呢？给人家擦皮鞋，人家给钱，给的钱比你共产党多。以往一说到这类对党不恭不敬的话，老人都会立即破口大骂的。再早一点，孩子们的言论哪怕只是有点落后，有点消极，都要受惩罚的。中欣记得，南进上中学那会儿，父亲问他交了入团申请书没有。因为南进对班上那几个团支委看不惯，刚嘟嘟了一句“我才不入他们那个臭团”，话未落音，就挨了父亲一耳光，紧接着又被父亲狠狠训斥了四个钟头。南进说，自他懂事以来，父亲和他说的话全部加起来，还没那一天的多。大家拿南进开玩笑的时候，南进便将战火引到了东胜身上。南进说，咱们好歹还是给咱中国人打工，咱们哪比得人家上东胜啊，越洋过海，跑去给美帝国主义打工呢，还上赶着要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人呢！东胜马上说，咱爸一辈子紧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咱们年纪轻一点，只能紧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啦。人家在那儿还不光是打工，是真真切切地当了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了，给美国政府纳税呢。西平说，还是咱北定姐立场坚定，坚决只拿党给的六百大毛不动摇。 说这一类话的时候，中欣的父亲常常是一脸的木然。然后起身独自离去。 每当这时，就有人说，老爷子又不高兴了，以后别当着他说这些了。可是下次，说着说着，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戳痛了老爷子的心。 有时候，老爷子也想加入子女的聊天。这一点，中欣早就感觉出来了。可是老爷子总是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许多年来，他和儿女们只说一套语言。如今这么一把年纪了，想换换还真难。 和孙子辈们就更说不上什么了，他们说乔丹，说盖茨，说美国大片，说世界杯欧洲杯南美解放者杯，说名牌鞋，说摇滚说美国乡村音乐，叽哩哇啦的洋名一串一串听都听不过来。他们不再听老人讲的古老故事。有一次，电视里面在放一部老影片，一个小战士正在向连长表决心。听着那不太标准的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他们一起哄笑了起来。而这类豪言壮语，中欣他们小时候每次都听得都热血沸腾，泪光闪闪。看完电影回来，还要写日记写感想。现在的孩子们却在天真无忌地嘲笑着老人的历史。 大家的这些不敬之言让老人又恍惚又尴尬，中欣甚至觉得大家有点故意，仿佛是要对老人多年来至高无尚的权威进行挑战和报复，有意拿老人的神圣来开玩笑，心里渐渐地不安起来。 今年，大家像商量过一样，只要老爷子在场，都不再说那些让他难堪的话，只是聊一些很琐碎很日常的事，屋子啦，家俱啦，收入啦，身体啦，孩子的学业和前途啦。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一起回忆童年。从电视里的一首歌，到桌上的一粒饭。从家里的一个旧物件，到一句都能心领神会的话语。这一切，都能扯出一串一串的昔日生活。老爷子每到这会儿便会表情很丰富地听着。偶尔眼睛红了，便装作吃零食上厕所或平白无故地喊叫一声哪个孩子，以遮掩一下。 在中欣家几个孩子拿父辈的神圣开玩笑的时候，可可家的兄弟姐妹们也开始了对父亲的追问。 八十年代以后，可可父亲的一些海外亲友故旧部下学生陆陆续续回大陆来了。他们有的在台湾做了高官，有的在香港成了富商，有的在欧美谋得了一个很体面的职业。连最不济的，也过着比大陆富裕安逸得多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都跟可可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但早已是一些欧美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去过世界上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有一份收入很可观的工作。而洋房小车一类，对他们来说，几乎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上中学时，他们就有自己的车了。而当时可可家还有几个孩子一起挤在父母亲那套六十多平方的房子里，最小的弟弟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从那些海外亲友与父亲的谈话中他们得知，父亲当时也是可以走的，因为父亲和空军的关系，父亲甚至可以将全部家眷带走。但父亲却留了下来。孩子们不无责怪地问，你为什么不走？可可记得父亲沉思了很久，说，我要说了，你们又会说我被共产党洗了脑。我可以很认真地说，那个时候，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许多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国民党。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留了下来。一是离不开家乡，二是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关注共产党的主张了，我们也读共产党的报纸，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赞同他们的民主自由理论，觉得他们比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好，比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要好。 孩子们又问，你现在后不后悔？ 父亲说，也后悔过。后来想，后悔做什么？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想做一个有操守的人，你付出了代价，这就是得失相当。你们想，那个时候，一个飞机座位是要十几根金条来换的。我们全家老老少少上十个座位，一百多根金条我都不后悔，还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要说后悔，我倒是很替共产党后悔，让那么多真心实意想为国效劳的人伤了心。 据那些海外亲友说，可可的父亲不但自己留了下来，还将许多宝贵的测绘资料也留了下来。那些资料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时间，也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为此他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在可可的印象中，父亲和岳父在他们极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两段时间是很相似的。一是五十年代中期，他们都沉浸在一种建设的热情中，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来，走到同一个舞台上。父亲在结束了战乱，脱离了一个他厌恶的政府之后，希望用他的知识，专心专意为国家作一些工作。岳父则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脱下战袍，拂去硝烟，大刀阔斧地建设自己打下的这一片江山。可可至今还记得，1956年的一天，父亲回家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他连说话的音调都变了。父亲说他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了武汉，召集知识分子开了一个会，说要掀起一个建设祖国的新高潮了，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大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段时间是文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在挨斗，都在认罪，都在痛骂自己。一个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劳动人民的罪人。一个说自己是叛徒工贼内奸的应声虫马前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反对毛主席的罪人……当他在岳父家看到那一摞摞与父亲曾写过的一模一样的检查时，心底涌出了一种莫名的荒诞感。
全家到齐是腊月二十九，东胜一家乘飞机从美国东部飞回来。他们春节不放假，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双双向老板要了几天时间。回到家里，已是下午了。 给老爷子办的祝寿宴和年夜饭就放在一起了。开始之前，各家将给老爷子的寿礼一一拿了出来－－这是大伙预先约定好了的。尚未摆放酒菜的大饭桌上，一瞬间花花绿绿堆起了一座小山来。有食品，有补品，有服装，有祝寿的工艺品，有十二波段的全频道收音机，有助听器，还有各家给老爷子封的红包。东胜家给的是美元，888元，东胜说，这叫“爸爸发”。西平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柄多功能拐杖，能报警，能放电自卫，能听收音机，能装急救药品，还可以在人倒地之后，反复地告诉路人电话号码。西平当时就把电话号码设定好，然后拄了拐杖，歪歪斜斜走几步，装作发病似地往沙发上一倒，顺手扔下拐杖。那拐杖立刻就发出汽车报警器一样的蜂鸣声，紧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请帮我拨打电话XXXXXXXX……周而复始。西平爬起来说，一直叫到有人来救您。 老人说，你咒我死呢。 那一刻，老人的脸上充盈着一种令人感动的幸福光彩。 在这一切进行着的时候，有一架照相机和两台家用摄像机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忙碌着，似乎在记录某种最后的时刻。 晚饭是好些人共同完成的。偌大一个厨房里挤满了人，这个喊：葱，葱啊－－那个叫：盐，盐在哪？刀－－盆－－碗－－乱成一团。北定被各种喊叫弄晕了头，大声说：你们都出去－－在这儿给我添乱！我一个人比你们加起来还干得好些。大家都不出去，反倒把老爷子也吸引来了。一大帮子人就挤在厨房里，一边瞎忙活，一边说笑着儿时的轶事。那一刻，老人重新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们，尽管他们都已五十上下了。放在旧社会，也是可以做老太爷的人了。 酒菜摆好了。祝寿的蛋糕也是少不了的。蛋糕是西平专门在京城最著名的一家糕饼店定做的。 北定早就托人去房山县买回了一大堆鞭炮烟花，从中挑了两挂一万响的，让两个男孩用竹竿挑了到院子里去放。北定说，去（此处有不合适字符），我把罚款的钱都准备好了。要抓人，就让把老爷子抓去，叫中组部去要人去！ 院子里牵挂了一些彩灯珠，五颜六色，闪闪烁烁的。门厅外屋檐下挂了一排写了“寿”字的大红灯笼，将庭院装扮得像一座地主庄园。这些也都是西平操持的。北定说，在咱家，就西平身上八旗子弟味儿浓。西平说，八旗子弟可有文化了，咱们的京城文化都是他们给保存下来的，你想学还学不像呢。 一阵喧响和欢呼后，全家鱼贯入席。往年都是大人一桌，小孩一桌。今年将两张桌子往一块儿一拼，全都在一起了。一来图热闹，二来以往的那些孩子，这会儿差不多也都是大人了。老爷子坐上首，北定左边作陪，其余各家按长幼顺序排下去。中欣最小，一家三口坐下首，与老爷子遥遥相对。大蛋糕是莲花型的，中间赫然一只大寿桃，四周密密麻麻插满了红烛，一共八十枝。绕大寿桃一圈是一行殷红奶油写的字：敬祝老寿星赵耀同志万寿无疆（1920－－2000）。老爷子说，倒回去一些年，这是要犯死罪的。林彪也只能是永远健康呢！ 大家七手八脚将红烛点燃，闭了所有的电灯，四周暗了下来。一片摇曳的烛光中，一切仿佛变得不真实起来，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舞台。 众人唱起了那首生日快乐的歌。大家唱歌的时候，老人的神色突然木木的，似乎这支歌与他无关。 歌唱完了，几个孙子叫了起来，爷爷－－吹呀－－吹呀！可老爷子就像没有听见似的，脸上半晌没有表情。这烛光不知让他想起了什么。是故乡遥远的油灯？是草地寒夜的野炊？抑或是当年在家乡放的那一把大火……孙子们又一次催促的时候，老人说，不吹，让它燃着！一时间大家沉寂下来，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爷子长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地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三个人。一个是我的妈妈，也就是你们的奶奶。一个是你们的妈妈。还有一个就是北定。大家一听都说，哎呀，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嘛呀！您不是为了革命嘛，为了普天下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嘛！您这么说，这账就没法算了。老爷子不吭声。西平说，您还有一个对不起的呢，文革批斗您的时候，您老说－－我对不起毛主席！老爷子不应西平这句笑话，硬生生地说，我就只对不起这三个人。烛光中，老人面颊上那块伤疤变成暗红色，在那一张苍白的脸上如烛光一样跳跃着。北定一看这场面就要收拾不了了，泪水也直劲想往外冒。多少年来，父亲给她的委屈，都没有这一句话的委屈大。她后来说，她真恨父亲，就这么把话说白了，让她往后为父亲做啥都不自在了。北定指挥几个孙子们，快，快，帮爷爷吹，一口气，不许换气－－孩子们吹红烛的时候，北定将家里所有的电灯全部打开，顿时，家中一片光明－－刚才那火光太可怕了。 满屋亮亮堂堂之后，又回到了年夜饭的气氛。斟酒，举杯，挨着个儿向老爷子说最吉利的祝福话。老人很激动，像孩子一样，正儿八经地对每一个向他祝福的人说，谢谢，谢谢，谢你们……在中欣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对他们说过的最温柔的话。五个子女一个个按长幼顺序敬完，便是他们的配偶了。可可是赵家的小女婿，排在最后。 北定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数可可的学问最高。可可，你给咱老爷子说几句吧。 可可站起身，向老人举杯，说，爸爸能活到今天真好！新世纪了，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变化。二十年前，我和中欣都作好了和家里永远决裂的准备。那时，我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这样一个气氛中，来为爸爸庆祝八十大寿。这些年来，我也回来过好几次，但那更多的是出于礼节，出于对中欣想家的理解。这一次，我是自己想回来看看爸爸的。那天，我在电话里听见爸爸对我说，可可，回来看我，我快要死了－－这是我听见的最感人的一声呼唤－－只有消除了一切隔膜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召唤……我和爸爸，互相间曾经很陌生，陌生得像永生永世也不可能走近。我们一开始就互相怀着敌意与偏见，那敌意与偏见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生活的经验，不是来自互相了解之后，而是来自一种预先就设定好了的理论与信仰，来自一个空洞的、关于阶级对立的神话。所以，当我和中欣第一次去见爸爸的时候，当我看见中欣跑上前去，搂住爸爸的脖子，当我看见爸爸接受了这种亲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老兵的气魄，一种虽败犹胜的气魄。在我和中欣的婚姻上，爸爸当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战胜自己的偏见与固执上，爸爸是一个胜利者。这个胜利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大家的宽容，理解，和谐与幸福。就是今天大家的欢聚一堂！我衷心祝福爸爸－－也代表我父亲祝福您，好好活着，做一个世纪的见证！ 老人一直站着，像一个士兵一样，直挺挺地站着。听可可把这么一大番话说完。端着酒杯的手，也纹丝不动地那么一直举着。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与平日全然不同的光。然后，和中欣、可可一起，将杯中剩下的小半杯酒一仰头喝尽。放下了酒杯，他依然站着，说，谢谢你。回去问候你爸爸。 该孩子们敬酒了。孩子们一齐举杯，突然同声高唱起来： 那个驼子要当红军， 各家的家长们一边大笑不止，一边抬手捶打这些小坏蛋。老人也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酒宴继续进行。 见面日益稀少的赵家五兄妹连同他们的配偶，也借机互相说了许多祝福的话。最多的祝福当然都是给北定的，希望她再成个家，把下半辈子过好：女人五十一朵花呢，你又是歌舞演员出身，迷人的地方多得很……话越说越走样，弄得北定脸都红了。她嚷嚷着，你们说点别的好不好呀，拿你们的老姐姐开心！西平说，真的，新世纪了，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帮咱姐找一个好姐夫，每一家完成两个候选指标，让咱姐随便挑，明年这时候办事。 团圆饭吃到夜里十一点钟。大家说了很多话，老人不管大家说什么，一直很专注地听着。听孩子们讲了那么多的往事，会心处便和大家一起笑。 临近结束的时候，老人说，有几句话，我一直想对你们大家说。今天都到齐了，可以说了。这次叫你们大家都回来，是真的很想你们。我活了八十岁了，什么都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只有你们。看到你们，我很满意。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今天是给我做寿，说死不吉利，但我还是要说，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我记得有一年，孙子们问我，爷爷你最羡慕谁？当时，我没有答上来。后来我想呀想呀，我突然发现，我最羡慕我的一个老团长。百团大战的时候，跟日本人打了三天三夜，光我亲眼见到的，他就捅死了五个鬼子。他杀红了眼，不吃不喝，像疯了一样。最后，他第一个冲上了鬼子的山头，咱们的旗帜也跟了上去。就在他转身去望自己厮杀了几天的战场时，他脚下一个还没死的鬼子拉响了一束手榴弹。我眼睁睁看着他一下子四分五裂地飞向天空……后来我想，这才是最令人羡慕的痛痛快快地死，在胜利之中死去……我比他多活了六十年。多少次该死，都没有死。现在，一天天等死。你们知道，当兵的不怕打仗，就怕等着那一仗打响。我现在就是等着那一仗打响。一天天，一天天等它来。等得我自己都讨厌我自己了。这次叫你们回来，是想对你们说，如果那一天来了，你们都不要回来。你们今天给我做了寿，也算给我开过了追悼会。我这些话不是乱说的。我想了好几年，活着看儿孙们给自己开一个追悼会，比死了开好。死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还要麻烦大家，你们还要哭，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惨兮兮的，我不喜欢。我给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我是一个好兵，打仗勇敢，不贪生怕死。这样的兵，不管给谁打仗，都是好兵。对老百姓来说，我是一个好人，没有给自己捞什么好处，大公无私，没有多占国家的便宜。这是我给自己的悼词。我死了以后，不要麻烦组织，也不要那些酸秀才给我写悼词。那些花花草草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不认识你的，你就是说到天上去，别人也还是不知道你是个谁。认识你的，你不说别人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死拉倒，和你们妈妈一起，埋到我的老家去。我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回去过。在我们的墓穴旁，给你们的奶奶立一座碑。她的名字叫邢桂花。 老人平静地、像作一场形势报告一样将这一番话说完。最后说，好，就说到这里，都到院子里放炮去。 在一个全家欢聚庆祝寿诞的时候，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实在是太沉重了。但正是这沉重，让孩子们重新感到了父亲的存在。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让子女在年节间表达一份孝心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大家忙忙碌碌中偶尔牵挂一下的长者。他以往身上的那种自信，豪迈，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他苍老虚弱的身体深处还潜伏着。 北定说，你好好活着，就是一件最对得起人的事了。 孩子们已经急不可耐地搬出那箱烟花爆竹，涌到小院中去了。 带一点苍凉的喧闹中，龙年来了。
那天夜里，终于让老人睡下了。 孩子们要守岁。在大客厅里一边吃零食一边胡扯一边看电视。 中欣几家慢慢聚到北定的房间，聊各家的事，聊从前的事。渐渐地，把各自知道的一些有关父母的零星故事说了许多。用西平的话说，唉，一说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今天才算弄清楚了一点。中欣说了老人要找自己妈妈的事以后，北定说，咱妈最后那几年，最揪心的也是找她的父母亲呢。直到死都没有放下。北定说，这事妈不让讲，说要讲也等她死了以后再讲。文革那一年秋天，妈夜里从单位回家，见门外墙边蹲着两个黑影，吓了一跳。忽然听见那两个黑影一起叫她，仔细一看，是她的爹和娘，穿一身破衣裳，戴一顶烂草帽，像要饭的叫花子一样。她娘说，家乡斗他们，斗得活不下去了，想到女婿这儿来躲一躲。那时中欣的爸爸正开始倒霉，每日白天挨批斗夜里写检讨。中欣的妈进屋去，给中欣的爸一讲，中欣的爸一听就火了，这种时候，哪能留他们？这不是要我们全家的命吗？我们犯了错误，孩子们还要革命呢。再说，留得住吗？你看这形势……中欣的妈揣了两百块钱，当夜就把自己的爹娘送到轮船码头，让他们去四川找她的大哥。几个星期后，中欣的妈去信大哥那儿，探问爹娘的情况，大哥发来一封电报说：爹娘没来，迅速查找。但她的父母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到。后来的一些年中，中欣的妈妈瞒着家里人外出找过几次，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年，还回河北老家去找过。北定说，妈老了以后，每每跟她说起这事，都悔痛不已，说，连个家门都没让进，就是叫花子，还要给人家端一碗剩饭呢…… 关于戈壁滩上那个骑兵的故事，几次到了中欣的嘴边，她还是把它咽了回去。
赵家的世纪大聚会从大年初三开始减员。南进一家最先离去，他们要赶去东北给他岳父家拜年。那儿也有几年没回去了。初五，东胜一家返美，他们假期已满，返程机票早已定好。西平虽说就在北京，年间事儿也多，许多客户都要登门拜望，他说，那是他的衣食父母。最后的一两天，实际上只有中欣一家在作最后的坚守了。 大年三十那一晚之后，中欣的父亲又不太说话了。大约那一番话说得太突兀太动情，往后几日，老人常有些不自在，连来了客人也没多少话说。初一下午，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前来团拜，对中欣的父亲说了许多很好听的话，留下一些慰问品又匆匆走了。他们走后，中欣的父亲嘀咕说，别看都说得那么好听，其实心里巴不得我们这些老家伙早点死，我们活着，碍他们的事…… 初六下午，中欣一家要走了。走之前，赵归华私下对他大姨北定说，我已经给爷爷在几个大网站上发了帖子，题目是《妈妈，您在哪里――一个老红军战士寻找母亲的故事》。他把那几个网站的地址写在纸条上留给北定，要北定注意反馈。他说他也会注意的，一有消息就给北定发伊妹儿。
一整个下午，老爷子就站在中欣的房间看他们收拾东西，怎么说也不去午睡。他把年里别人送的一些礼品挑出了一些，让中欣带回去给老亲家。中欣说，我们东西够多的了，再说您这些东西我们那儿全有。老父亲说，你们是你们的，我是我的。你跟你公公说，谢谢他的洪山菜苔和沙湖莲藕，还是老乡知道老乡的口味。 告别的时候到了。 中欣怕自己受不了，提了一个包先走了，在大院门口等。 果然，老爷子颤颤巍巍走到小院门口，刚一抬臂做了一个挥手再见的样子，脸上就变了神色，接着老泪淌了下来。可可和赵归华只好又返回去慰籍老人。后来，赵归华伏在老人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些什么，说到后来，老人竟“噗”地一声喷出笑来。可可与赵归华赶紧离去。 路上，中欣和可可问儿子是怎么把爷爷逗笑的？ 儿子说，我给他唱了一首歌。我说，原来给您唱的那首歌，后面还有两段呢，怕您打我，后面的一直没敢唱，现在您打不过我了，我唱给您听听： 那个驼子去找连长， 那个驼子打仗勇敢， 中欣和可可听了差一点笑岔了气，笑着笑着，中欣的泪水就涌了出来。 可可说，我见爷爷后来还对你说了一句什么话？ 赵归华学着爷爷的鄂西声调说，你这个小锤子！老子的奖章勋章一大堆。
附文： 灰色的理论抵不过鲜活的生命：读《驼子要当红军》 作者：秋叶飘零 来源：作者博客 初看题目，以为胡发云一改前辙，要写革命历史题材，而且有点喜剧性。 读完了，恍悟这句调皮的童谣，端的是份量沉重。 副题“谨献给我的岳父”，道明此篇的自传性，故事情节中看得出作者角色和身影。及至提笔，未免踌躇，少不了顾虑。与作家沟通几句，他说没关系，就当虚构人物吧。这才无所顾忌地走笔行文。 倒叙开头。千禧之夜，姐姐从北京来电，传达父亲的要求：儿孙们前去过年，过八十大寿。 多年来，男主人公可可与老丈人一直是“礼貌多于亲情”。按说，儿子都依外公的意思随了母姓，怎会如此客套？还有，两个老亲家直到孙子上了大学，始终未曾谋面，别别扭扭的。 原来，这是共和国两个敌对阶级所属家庭的联姻。可可的父亲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空军干过测绘工作，对日作战所需。而妻子中欣的父亲是货真价实的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 过来人都知道，那会儿“家庭出身”在婚配择偶时的巨大份量，比时下的房子、车子、票子还甚。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选择对了，弃暗投明；反之，自取灭亡——政治生命。 这样的家庭背景悬殊之下走到一起，不是男方锲而不舍的追求，而是女方锲而不舍的坚持。想当年，正是文革结束前后，父女俩隔着电话吵了一通。爹说：“老子和国民党打了一辈子仗，你今天跟老子搞第三次国共合作”。“你要进了他的家门，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不但女方的赵家，男方的杨家，也是“既有一种对统治者的敬畏，也有着一种源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自负”。“两个从未沟通也互不了解的家庭，都有着那么深的隔膜和警惕”。 不过，还是回了娘家。婚后一个月，小俩口去见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父亲大人。 一见面，小女儿习惯性地冲上去吊在老爸脖子上，登时化干戈为玉帛。老将军对二人汇报似地谈了政治学习种种，最后叮嘱，要好好学习改造，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然后以行军的速度，带着女儿女婿在颐和园跑了一大圈观光。末了按规定，没留餐。 一个正儿八经的老革命，处在眼花缭乱怪象丛生的改革开放时期，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先是儿子西平倒腾电子计算器，被父亲训斥时顶撞：您太落伍啦！现在某某（高干子弟）都在捣腾军火了。老人脸红发怔，半晌不语。他看不懂这个年头。 还有对最高指示神圣性的解构。剩点饭，孩子们开玩笑：“粮食多了怎么办？”“闲时吃稀，忙时吃干！”起初，老头勃然大怒。后来儿女长大，一句话就噎住了他：您还这么护着他呀！当年西路军的亏吃少啦？文革的亏吃少啦？ 他的战斗故事儿女们听腻了，又讲给孙辈听。受到儿女勿涉暴力的干涉时，便会住了嘴，“一下子显出苍老和呆滞”。 小说中描写的不仅是老一代权威在渐渐成长的下一代面前的隐忍和丧失，更是关于革命的红色神话，在趋于理性的常识层面上的褪色和消弭。 作品的标题出处最具代表性。可可中欣的儿子姓了赵，本来最受宠。有年夏天在京度假，却挨了爷爷一巴掌。看似淘气鬼们跟着赵归华（可可之子）学唱一首新童谣：驼子要当红军，红军不要驼子。实因世风日下，老人家看不惯，朝天大骂一通：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吃老百姓的粮长的血肉！哪个狗娘养的忘了本，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答应。撞上了，就拿孩子撒气。 “几个孩子乱唱的一首歌，解构了你父亲一生奉为神圣的东西”，可可对妻子这样分析。而书里老革命的怒吼，分明道出有些人乱做的一些事，正在现实中亵渎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的崇高革命信仰。 “岳父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他甚至从来不回自己的恩施老家”。这两句，让我预感下文将会出现野夫的回忆文章《地主之殇》中的类似故事。 从父亲的叔辈老乡、也是革命引路人口中，可可两口子得知了老人的内心秘密。当年14岁，高小辍学没事，找到堂叔要当红军。堂叔说，穷人才能参加，你家有田有铺，不是冲着孤儿寡母，“说打你家就打你家”（打土豪）。后来被死缠不过，来了句玩笑，“你真要革命，去把你们家屋子烧了”。没想到这个文静的读书伢子当真…… 在殃及全镇的一片火光中，父亲离开了家乡，再也没回去过。 五个儿女，一大家人如约在北京相聚了。赵归华摆弄着爷爷特地给他买的电脑，调出红四方面军和爷爷的相关资料，着实把脱离信息时代的老头惊呆了。 午睡的一片宁静中，他蹑手蹑脚摸到孙子房间，让其帮查一个人，纸条上只写着“邢桂花”，还以为啥人都在资料库里有份。在孙子追问下，只好道出，是你奶奶，我妈妈。我想知道她的下落。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 至此，这个性子倔犟、观念落伍、脾气大、不服输的老革命，一下子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人性的温热和人生的悲凉掺在一起，让人五味杂陈。刚硬自豪的外表下，是一个正常人的真性情，深藏不露，独自品味戎马一生的苦涩和辛酸。这杯苦酒是自己亲手酿制的，锁在心窖里经年发酵，越久越浓，直到人生边上。 最后，年夜饭上过寿时，老人家破天荒地向儿孙们敞开心扉，硬生生地说：我这一辈子，就只对不起三个人，我的妈妈；你们的妈妈（已逝。在延安由组织分配结合，连生五个孩子，不顾丈夫反对偷偷结扎）；还有一个大女儿（父亲包办婚姻而离异，自由恋爱的却因家庭出身遭否决）。 回顾一生，这个忠诚革命事业的老兵，终于表露出人性的回归与复苏，从一个似乎不食烟火不近人情的革命者，还原为一个懂孝的儿子、体贴的丈夫、通情达理的父亲。 孙辈们举杯敬酒时，突然恶作剧地大声齐唱驼子、红军的歌谣。老人与家长们一起笑起来——一个慈祥和蔼的爷爷。 这时的大度，不是祖辈的身份，而是人到暮年回首往事，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重新打量来路之后某种程度的清明和豁朗。原先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非那么高洁；原先视为不共戴天的政敌，并非那么万恶。他叮嘱可可，“回去问候你爸爸”，这是较劲对峙了一生之后的言和善意。 “归华”这个名字，作品中子女们悟出父亲对其母的歉疚和纪念，我则想到，两个对立家庭最终结晶为一体，华夏儿女不可能因意识形态而“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地斗争下去，对立下去，荒谬下去。 作品里几个家族人物，父亲的形象最有个性。随着年月流逝和社会变革，其生理的衰老无奈和心灵的醒悟透澈，写得丝丝入扣，层层推进，两相映照，可叹可敬！经历过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承受过动乱时期的冤辱劫难，还有成熟了的儿女哂笑之下的苍凉失落，无情现实戳破理想神话之困惑，冰封多年的人性内核的温软融化……丰富而立体，曲折而漫长。一个老人不无违心的一生，一个时代不无悖论的缩影。 可可这个人物也挺有意思。既有作家的亲历实录，又罩了虚构影像的纱幕，半真半假，虚虚实实。也来几点评说。 俏皮幽默。未经许可娶了人家闺女，头一回到老丈人家，胸有成竹地安慰忐忑的新婚妻子，“敌国开战，还不斩来使呢”。弄得中欣哭笑不得，“像是回你家一样”。在中央党校听完岳父的“政治报告”，小声对中欣评价：挺可爱的，像中学生一样。 敏感细腻。第一次见岳父，对方打了吊在脖子上撒娇的女儿的屁股。他觉得，这两巴掌的寓意很深，一是显示了长辈的至尊，二是表现了父女关系的亲切，三是打给他杨可可看的，那屁股蛋子当爹的有资格去拍。女儿唤疼，老爸说，这还是在马路上，要在家里比这还疼。他又听出双关，不同意也得认可，但惩戒还是必要的。还听出了和解甚至妥协等等。多年后回味这一幕、这些话，他想的更多，对岳父有了敬意，不是默认女儿的叛逆，而是在翁婿之间的较量中，象一个失败的老兵，隐忍而悲壮地退下阵来。 我觉得，这些想法和感受，未必是只有高小文化、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老将军的意味深长，大约更多出自一个丰富绵密的内心世界，说白了，有点书生意气的浮想联翩和“过度阐释”。 睿智深刻。小说里的多数思考议论，是在他的脑海中进行的。 睿智，表现在其他儿女对父亲的革命经历不屑时，寂寞的老人就对这个异端女婿重提往事。他“总是微笑着，很专注”的样子，听。不是讨好，也不全是礼貌尊重，他在力求从活生生的讲述里印证教科书上的内容真伪。还体味出对方的苦心，只讲抗日，不提国共交战。渐渐发现，面前这位亲历过的长者，对战争对手知之甚少，只是重复官方话语。于是，坦诚广博继而离经叛道的分析战争背景和形势大局，让只知树木不见森林的老革命无法应对，默默聆听。这对其后来的思想转变，起了一定效用。 再看看他对父亲和岳父两派政敌的概括：在他们极其不同的人生轨迹中，有两段时间是很相似的。五十年代中期，都在忙于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都在挨斗认罪。荒诞无稽的经历，可笑可悲的人生，有助于化解彼此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对立，也缘于诸多社会现象的反讽和历史真相的逐渐澄清。 深刻，集中在祝寿酒席上的一番肺腑之言，“‘回来看我，我快要死了’，……这是我听见的最感人的一声呼唤——只有消除了一切隔膜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召唤……我和爸爸，互相间曾经很陌生，陌生得像永生永世也不可能走近。我们一开始就互相怀着敌意和偏见，那敌意和偏见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生活的经验，不是来自我们相互了解之后，而是来自一种预先就设定好了的理论和信仰，来自一个空洞的、关于阶级对立的神话。……在我和中欣的婚姻上，爸爸当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在战胜自己的偏见和固执上，爸爸是一个胜利者。这个胜利的结果，就是我们大家的宽容、理解、和谐和幸福”。 我相信，这些话语即便不是生活场景实例，也是作家从个人生活中获得的思考结论和衷心祝愿。他笔下的父亲，没有辜负自己的内心痛楚和战争苦难，白活一世。他自己，也没有辜负永失爱妻的命运残酷和生活磨难，枉度一番不寻常的婚恋人生。 正应了那句话：只要用心，一切酸甜苦辣，都会转化为人生路上的独特风景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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