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

    ——有感于某些新左派的文化研究

25日一早赶到北京语言大学西郊宾馆，参加“生活新样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并主持会议的第一场“文化教育：实践与反思”。本场发言的三位专家聚焦新工人文化、新青年文化、新乡村建设运动，话题有加大的相关性，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与研究者。

三位专家的发言或提交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描述新工人或农民工（“新工人”的前称）的现状，突出其生存困境，并将原因归结为“资本的阴谋”“资本的罪恶”“城市的冷酷”等等；第二部分是探索出路，或者倡导实践“人民公社”制度，进行新的乡村建设，认为公社或类似组织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或者寄希望于新工人阶级、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比如坚强的性格，自强不息、乐观向上、永不放弃、互助协作的精神。如此等等。

在评议环节，我直率表达了自己对其他们（主要是其中一位）的研究思路的不认同并引发了争议。我首先指出，关注和研究“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底层），这是令人敬佩的。但是，文化研究者不同于道德家，他/她对这些“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不能替代真实可靠的知识。他/她作为研究者必须提供关于新工人或农民工生活状况的真知识，特别是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比简单同情自己的研究对象更加重要。因为文化研究是学术研究不是抒情散文。而问题恰恰在于：在这些带有明显左派和反美倾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发现只有对抽象、笼统的“资本”“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没有对资本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权力和政治体制的反思。简言之，没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仿佛世界上的苦难都是差不多的，都是资本惹的祸；世界上的资本也都是无差别的，那就是制造底层人的苦难。

我指出，资本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而是在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中运行的，比如我们对外国资本进入国内投资，民间资本进入国营企业、中国资本投放国外市场，等等，都有我们中国自己的规定。我们对于土地、生产资料（尤其是大型国企的生产资料）等的所有权、处理权制度，更是举世无双。这个规定和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当然是公权力的掌控者，它们给农民、农民工制造的各种惨剧上演得太多了，而且还在继续上演。这些都是常识。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是从来不是就资本研究资本，而是把资本放在政治环境中加以审视，所以叫做“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也就是说，要想准确说明新工人（农民工、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真正原因，必须引入对公权力的分析和批判，而不是把矛头对准抽象的“城市化”“资本的罪恶”等等，因为中国的资本是和权力密切联系、纠缠在一起的。不引入权力分析就不能准确分析资本。而且，以虚假知识为基础的批判是虚假批判（学术作秀），这样的批判不要也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单向度的政府批判或公权力批判，而是认为应该分析资本与公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同时我说到了“公社”或“人民公社”的问题。他们好像都十分钟爱“人民公社”（其中有一个对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人民公社也青睐有加，虽然也勉强承认其也存在“一些问题”），把它作为解决资本和资本主义带来的深重危机的出路。发言人没有对“合作社”“青年公社”或类似组织做详细介绍，但从会上听到的类似“公社核心理念”看，这些组织好像主要是自助互助性质的组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精神自救”），组织内部的培训内容和理念，也多为如何处理公社内部人际关系（比如团结互助），如何养成好的生活理念（比如尊重劳动、自强自立、自然简朴、崇尚绿色生活），这些当然都是一些正面的有现实意义的价值观教育。但我依然认为，最重要的教育应该是公民权利教育，也就是告诉农民或农民工：哪些是自己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换言之，公社类的组织应该是培养成熟合格的公民的地方，他们最应该在这里学到的，是政府权力的边界以及个人的正当权利在哪里？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和所谓“集体”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可以通过一些维权案例具体生动地传达这种理念）。然而遗憾的是，我所见“公社”的倡导者一般都把“个人主义”不加分辨地当作主要批判目标，因为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殊不知铲除了个人权利的所谓“集体主义”离极权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这样他们的“集体主义”难免令人想起文革时期的“大公无私”。

如果这样看问题，我觉得真正具有民间自治性质的“公社”（姑且用这个词）是乌坎，乌坎村民争取自己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实践极具教育意义。乌坎是一个是“公社”建设的榜样，是“公社”的努力方向。但很遗憾的是，那些口口声声关心广大农民命运的新左派们似乎对乌坎不感兴趣或不敢感兴趣。在乌坎，你根本不见新左派的身影。

最后我说到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那些自称关心农民（或新工人、农民工）的人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吗？一个研究晏阳初乡村建设的发言者说到这样一个经历：在一次外出给农民组织培训时，带着自己的“农民化原则”和对农民的想象，专门穿了布鞋；反讽的是：到了培训现场却发现农民们穿得是清一色的皮鞋。他于是感叹：“我又一次没能‘农民化’”。这个戏剧性的经历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问题：那些自称关心、研究、代表农民的人，真正了解农民吗？农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们向往的生活是什么？他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共场合？作为研究者会不会把自己的欲望和想象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建构出虚假的“农民”及其诉求、梦想？

我的发言大致如此（因为没有底稿，而凭借记忆，因此有些措辞难免有出入，内容也一定有扩充，但大致内容不会错）

我的点评结束后，现场讨论非常热烈。其中一位发言者对我的点评做了回应。这些回应加上后来讨论中该发言人的其他言论，大致归结为三点：第一，你们这些人都不是研究新工人或农民工的，你们不了解情况又在这里说三道四；第二，你们指责我没有批评政府、批评公权力，那你批评一个给我看看；第三，我太弱小了，我不想拿鸡蛋去碰石头。

对这三点，我当时没有做出详细的再回应，一则因为时间有限，二则有些问题需要时间考虑。我结合昨天的最后阶段发言，把自己的观点扩充整理如下：

第一，我从来不要求每一个学者都要批评政府（虽然我自己的确是批评过政府的，但不要求其他人也如此），我是从知识论或者学理角度谈问题的：你研究的问题本身决定了如果不引入权力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你就无法提供关于你的研究对象的真知识。提供真知识的要求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而是一个学术的要求。大家都承认文化研究有突出的批判性，但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不应该是道德化、情绪化的，而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知识基础上的，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就是虚假的甚至是误导的，因为它不能对真实的压迫力量和受压迫者的真实处境、真实原因做出正确判断。不引入权力分析的维度就无法真实把握当下中国新工人、农民工（其实也包括其他阶层）真实的生存困境，当然也就不能提供真正可靠的解决方法。这首先不是什么勇气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知识论的问题。如果你意识到农民、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说了真话是会有“风险”的，而你又没有求真的勇气。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不去研究这个问题，任何人不能强求你去研究这个问题。一个学者有沉默的权利，却没有说假话或哗众取宠的权利。

第二、非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领域的专家，是否可以或有无资格对这方面的专家发言发表看法？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新工人或农民工权利问题，不仅仅是专业问题也是公共问题。如果是数学方面或物理学方面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或像考证某个甲骨文那样的问题），非专业的人的确是不能置喙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有专业性而没有、或几乎没有公共性。任何人凭自己的常识绝不能对此发表有价值的看法。但是新工人的生存境遇、权利保障问题，却是既有专业性更有公共性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空气污染问题，你不能说你不是空气污染研究专家，你闭嘴）。而且即使是一般老百姓也都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农民工或新工人，或者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一些他们的情况。因此，这些人凭着常识经验就能够对此类问题发表看法——虽然可能不很专业，价值大小也不一定。通过专业主义借口排斥所谓“外行”，其实是没有回答问题而是转移了问题。更有进者，由于这类问题比较“敏感”，即使专家也很可能不敢说出一些并不复杂却需要勇气的真相、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或她的所谓“研究成果”可能还不及一个敢说真话的“外行”的直观感接近事实。

第三、“你批评政府给我看看”这种回应其实也是在回避问题，它就像有些作家在受到批评家批评后的回应——“你倒是写一个小说给我看看”一样荒唐（有点像理屈词穷之后恼羞成怒）。要知道，是你在从事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你是专家，并且在公开场合宣读论文、接受大家评议和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研究理应包括对公权力和资本勾结这个维度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别人就有理由质疑你为什么着意回避。而我因为没有在做同样的研究，因此，你的反诉——无论是道德反诉还是知识学反诉——不适用于我。其实，“你批评政府给我看看”这种反诉的潜台词是：你说我胆小，不敢说真话，是的，我是胆小（“鸡蛋不敢碰石头”），是不敢说真话。但你不也一样么？你也不敢说真话我也不敢说真话，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这是一种可悲的学术犬儒主义。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则雕牌洗衣粉的广告：

妈妈下岗了，一家人生活陷入艰难困苦。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放学回家认真地洗起了衣服（当然是用雕牌洗衣粉）。我自豪：“我会帮妈妈干活了”。愁眉苦脸的妈妈回到家，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突然获得了战胜下岗的信心和勇气！前途是光明的。一切都会好的。因为在孩子身上她发现了分享艰难团结一致的精神，它是战无不胜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就这样被分解为情感问题、伦理问题和意志力问题，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被转嫁到了一个小孩子身上！

我们有些公社建设者、新乡村建设者（并不特指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者）的谆谆教导，不也像类似的广告么：

农民和农民工兄弟们，你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自强自立的顽强意志、乐观精神、大无畏精神，来战胜土地被强占、房屋被强拆、孩子不能入户上学等等问题带来的烦恼，不要寄希望由社会来解决你的问题（虽然它是地地道道的社会问题），也不要给政府添麻烦——政府也不容易（所以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大家自己团结协作分享艰难解决问题吧！

最后补充一句，本文纪录的某些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者的言论（特别是我集中驳斥的“鸡蛋石头论”“你批一个我看看论”），肯定不代表所有新工人或农民工研究者的立场，因此，本文对这些言论的回应，当然也不是针对所有新工人或农民工的研究者。

                                                                       2016-06-26

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比道德损坏更可怕

近年来，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仅不会产生悔过与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机与侥幸心理。即便他们真的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绳之以法，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意义，顶多只会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倒霉蛋罢了，比他们更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一样过得很“潇洒”。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也需要有载体，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作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强维护诚信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必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2016-01-28

陶东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