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个人的新民班（上）
作者：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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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个人的新民班（上）
作者：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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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个人的新民班 不算精彩的回忆——献给新民知青班插队五十周年 只有精彩的青春才能留下人生精彩的回忆。--习近平 1964年10月15日，对于我和同我一齐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从今天起，我们将告别这个自幼就熟悉的县城，告别朝夕与共的家人，将在父母身边的无忧生活划上了一个句号，奔赴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们是宝应县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的第三批插队知青。之前，已有1963年首批插队到夏集的邰玉孝等五人，又有1964年4月由宝应插队到广洋和由氾水插队到芦村的两拨知青为第二批。几乎与我们同期，南京白下区的知青又陆续来宝应的城郊、沿河、氾水等地插队。从此宝应县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正式地拉开了帷幕。 早在十天前，就接到被批准插队到芦村的通知。芦村是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家父母曾在芦村从教多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这样分配，可能有照顾我故地托熟的含意。他们将我分到新民知青班，还担任了个副班长。我从上山下乡办公室那里，领到了可以做一床被里子的白布。因为家中有被，就自作主张，到缝纫店里用白布做了两条单裤，又送到大新桥的染浆坊里染了色，一条咖啡，一条丈青。这样，在行李包里，就多了两条新单裤。 新民知青班由29个青年组成。最初，在城镇政府组织知识青年学习动员的时候，我们就已相互见过面，但印象不深。前几天，又到位于磨子口的城北办事处，和这班同学们又相互加深了印象。为了尽快熟悉他们，我把所有人的姓名和基本情况一一记了下来。29人中，15名男生，14名女生；除五名高中生外，大多是初中生，还有几名小学水平的社会青年。他们中有一个氾水中学高中的校友，叫邹秀华，女生，是64届的，比我低一届。还有一个是安宜民中的老同学，叫花忠民。不过现在他不叫花忠民，而改叫刘钟民了。除此而外，就都不认识了。这个班，年龄最大的只有20岁，最小的男生陈锋和女生乔凤玲，他们只有十六岁。 新民班设正副班长三人，一正两副。正班长王美凤，副班长除我之外还有闻怀云。我们的班长王美凤，听起来像女生名字，其实是一个男生，而且长得一点也不美。至于闻怀云，她是我们县副县长闻盈和的女儿。后来，管知青的俞玄曾写过一篇《县长的女儿guai粪兜》的报道，在县文化馆门前的黑板报上刊出，着实红火了一番。那个guai粪兜的guai，是方言中的象形冷字，在身体的身字上加个反披纱。很少有人知道。 早晨，出发到芦村、大官庄的一批知青，早早地来到各街道办事处，再到大会堂前集中，然后每个人挂上一朵纸质大红花，排着队伍，敲锣打鼓放鞭炮，从叶挺路过大新桥，进县南街，经小南门上运河堤，被热热闹闹地送到了运河码头。我为了能空手跟随队伍走，便托好友，抄近路，把我的衣箱和被包，预先送到小南门码头。好友姐弟俩也已获准到广洋插队，他们将在今天下午从下河码头乘小轮船出发。 小南门码头边，停靠着两艘大民船。到芦村、大官庄的知青全聚集在码头，点清了人数，由各地来接知青的干部带着，陆续登上木船。上午8时左右，船被慢慢地撑离了码头。岸上送行的人呼喊着，谁也听不清那是谁跟谁的临别嘱托。知青们都站在舱外，看着慢慢远去的县城和越来越模糊的人群，谁也没有讲话。为了安全，在干部们的劝说下，大家还是坐进了蓬舱。 那是一个晴朗温暖的十月天，和风煦日，蓝天碧水。刚过了档军楼，船家就扯起了风帆。风鼓着帆篷，木船顺风顺流向南疾驶。船头撞击着水浪，发出"泊泊"地拍击声；两岸葱绿的护岸林，飞快地向后退去；偶尔，一两只水鸟擦着帆梁飞过，盘旋而去。如果沿着运河，来个秋游，那肯定是一次赏心悦目的旅行。但是今天，谁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因为今日是决定人生之路的命运之旅。 我站立船头，背对着渐渐远去县城，望着奔流不息的运河水静穆沉思。突然，舱里飘出一丝低低的嘤嘤声，那肯定是哪个女孩子忍不住地哭了。慢慢地，哭声越来越大，那不止是一个人，好像有几个人。不对，是几十个人，还有男孩的声音。很快，哭成了一片。我相信情感是能被渲染传递的，此刻连我也不免有点伤感。没有呵止，无人劝停。就连那些随船的干部也黯然无声。那哭声让人听得撕心裂肺，痛彻肝肠，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 他们都是十几、二十的青年，其中有的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庭。他们之中，有的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自己老大不小了，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下乡可以减轻家庭一些负担；有的是天真地听信了动员干部们的谎言，以为下乡锻炼两、三年，就可以回城；有的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政历问题，上学无门，招工无路，出于无奈，只好插队；更有荒唐的竟是因为几个人要好，其中一个人下乡了，大家一齐陪着去，好在一起玩。这插队是好玩的吗？当然，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确实是为了镀金而下乡走一遭的。而我却不同，我是自愿要求下乡的。我下乡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自我，想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相信了那句格言："只要是金子，放在哪儿都会发光！"现在我有什么理由流泪呢？再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忍住酸楚，对着迎面吹来的风，将心中的泪强咽腹中。 那时，就有人说我的做法是错误的，不仅幼稚，而且糊涂，同时还危险，简直是愚蠢到极点。在那种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中，怎能把个人的命运，放在共和国的赌场上，与党的政策博弈呢？特别是当时有一位好心的亲戚，已为我找到了一份商业系统的工作，就因兴趣迥异，竟然拒绝了他的好意。后来，假如不是碰到学兽医的机遇，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气候，如果没有知青大回城的政策，如果没有农业系统大招干，我在农村的境况将是如何呢？难以设想。但是，时至今日，静心反思，即使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我对自己当初插队的选择，依然无怨无悔。因为，我所经历的知青岁月，并非如一些传闻那样的不堪回首。总的说来，虽有阴霾，但更多的是阳光。它是我人生中难以忘却的核心段落，值得书就回忆的绚丽篇章。它让我在迷惘中看到努力的方向，在行动中实现个人的梦想，在农村中学成可以为农民服务一辈子的技艺，收获爱情，成家立业，完成一个无知青年的人生涅槃。 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水路，船抵小瓦甸。运河岸边已站满了官庄和芦村来接知青的人。很快，经简短介绍，我们被新民大队的农民接去。 新民四队的农民带着扁担和绳，抢着帮我们挑行李。我们跟随着他们翻过运河堤，沿着朱马闸下的北闸河北岸，向东走去。过了盘叉口，到了太平桥。与同船而来的官庄知青，就在这里分道。向大官庄去的知青，沿着河北继续向东走，而我们和到沙河的知青则从太平桥过了河南。 太平桥，平平常常，就是苏北水乡常见的那种三搭桥。但又不平常，它因为一则绝对而名传千古。从太平桥沿这条北闸河顺流而下，向东，还有两座桥，一座叫平安桥，一座叫安乐桥。不知那个年代的某个文人出了个上联，联曰："太平、平安、安乐，九里三桥"。至今，也没有一个贴切的下联，这则绝对便成了宝应的文坛趣话。原来这就是太平桥。 过了太平桥，向东不远，还没到平安桥，我们一队人马就顺着小沙河离开闸河，转向了东南，就与沙河的知青再分手。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的光景，再沿着清溪沟向东，穿过几个村落，看到不远处一个比较大的庄子，带队的说，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新民四队。 我们从庄子的西头进了村。一进村，就感受到四队农民的热情。附近的墙上，贴着一些欢迎标语。农民敲起锣鼓，簇拥着大家来到原来的大队部。那是一处高庄房，上面连住着四、五户人家，最东边的一套四合院，就是我们29人今后的"家"。 据说，这里原是国民党乡长姜国华的家，解放后被没收，做了玉露村农会。人民公社化后，改成新民大队大队部。这一次，县上山下乡办公室花了一千多元，从大队手中买过来，整理修缮后，置办齐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成了知青点。之前，这里面还住着一户叫华三的人家，是芦村区老区长华沐庆的嫡亲兄弟，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家就住进了里面。上山下乡办公室又花了不少钱，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把他家安置到小河东边的三队，这所宅院才得以腾清。四合院共有八间房，中间是个天井，砖头铺的地面和四转台阶。进门是过道子，西厢两间连通，东厢向天井开门，是个厨房，厨房向南是南房。北边三间，中间是堂屋，两边是东、西两间房。知青刚来那段时间，男生安排住在西厢连通的两间房，全部打通铺。西厢北屋里还有个存满稻的大稻褶子，我们就直接在上面铺上铺板，睡在稻褶子上。女生则住在北边的东西两头房。出了大门，下了坡，便是生产队的公场。公场很大，场的南边，有一个很高很大的稻草堆，那是生产队的牛草堆。在大草堆的南边，是一排矮草屋，草屋的西头，是为我们砌的两间大猪圈。 此刻，知青点内，忙的热火朝天。大队支书纪维付、大队长方桂兰，还有妇女主任梁国英等，早早站在门前等候，院子里人来人往，厨房里热气腾腾，饭香扑鼻。大家放好行李，坐进堂屋。堂屋里放着四张简易的大方桌，每张桌子周围放着四条长木凳。堂屋的后墙开了两个大窗户，窗户之间贴着一幅毛主席像，毛主席像两旁是一付刚写的对联："听毛主席话上山下乡，跟共产党走勇往直前。"字体清秀圆润，不知出之哪位农民书法家之手。 中午的伙食非常丰盛，搪瓷面盆装的红萝卜烧肉，白菜烧卜页，韭菜炒肉丝，红煮鱼，黄牙菜汤，白米饭管饱。这在当时刚从困难时期复苏过来的农村，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的情况下，实在难得。据说这些菜，都是今天一早派专人到氾水去买来的。知青们自由入座，全由新民四队的农民服务。男生毫不客气，狼吞虎咽，残云风卷，而女生则文雅得多。堂屋外，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像看戏一样好奇地看着吃饭的知青，时不时评首论足，切切私语，引得他们哄堂大笑。 晚饭以后，堂屋里灯火明亮。四张简易的方木桌上，各亮着一盏崭新的煤油罩子灯，29个人分别围桌而坐，第一次新民班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选班委，经民主公选，除三个班长外，再选出5名班委。他们是生活委员邹秀华，劳动委员莫文献、徐远明，学习委员徐法祖，文体委员龚家驹。大家鼓掌通过。班委会的成立，为新民班今后，起码是最初的一段时间，在安定情绪、安排生活、组织劳动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熄灯后，经过短暂的喧闹，同学们渐渐地先后进入了梦乡。我躺在大稻摺上最里面的铺位上，静听着从屋角某处传来的蟋蟀声，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盲视着高不可及的屋顶，迟迟不能入睡，想自己，想大家，想明天。 〖附〗1964年10月15日插队芦村公社新民知青班人员名单: （共29人） 男生（15人）：王美凤 胡晓林 徐法祖 刘钟民 龚家驹 莫文献 徐远明 郑云 朱学贯邱震东尤克仁陈峰 贡宝仁 姚家富 于永白 女生（14人）：闻怀云 邹秀华 张素珍 夏咸如 夏春芳 徐远琪 苏善玉 季玲 张文玲 侯小玲 乔凤玲 吴以珍 胡钟慧 王庭生
新民大队有八个生产队。我们29人一个班，全部被安置在四队，这是个全县最大的知青班。其他地方，每个知青班都是八、九个人。也有几十人住在一处的，如氾水到芦村韦北、洪庄的知青，他们分别集中居住在西来庵和普济庵，还有同船到官庄诚忠、祖权的知青们，都住在大官庄的老浴室。虽然他们也住在一个大院里，但分别到不同的生产队劳动。而新民班则不同，住在四队，全部在四队劳动，户口就全落在四队。因此，我们这29个知青的命运从此就与新民四队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 新民大队位于芦村公社的西北角，北靠小官庄公社的沙河大队，西邻氾水公社的郎儿大队。新民四队在大队的南端，与本公社的联丰大队只一河相隔。经过联丰大队的马沟生产队向东南，再走二、三里路，就是芦村。在新民四队的南庄上，有个玉露庵，《宝应历代县志类编》上有记载。地名循庵名，新民大队旧称为玉露，文革后，仍恢复叫玉露村。现在撤乡并镇后，新民与联丰合并为联丰村。 新民四队主要由三个自然村庄组成，南庄、西庄和中心庄。中心庄南，还有王家和周家两个单庄房。这些庄房地基，都比周围的田地要高出一米以上。当时我还心存疑问，这里的房基为什么要这么高？直到1965年发大水时，庄房之外，一片汪洋，这才知道它高的好处。 新民四队有二十来户，男女劳力不足四十人，南自玉露庵，北到请溪沟，农田有三百多亩。所好者全是稻麦两季的高田，劳力虽苦，但干手干脚。如再向东去，那时的塘新、邬阳一带，就全是圩田了，每年冬春两季拉田就把人拉苦了。四队田多人少，只好广种薄收，产量低，经济穷。1964年，这个生产队的劳动单价只有一毛四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强劳力，辛辛苦苦忙活一天的收入，只值两个鸡蛋钱，或可买一斤盐，或者买一包"大铁桥"香烟。而且，要等到秋季决分才能算账。等账算下来，一年苦的工分，还不够买全年的口粮。 下乡前，家中给我做了一件新中山装，是蓝华达呢的。秋天，我经常穿在身上。有一天，杨竹叶来向我借衣服，说要到什么地方出人情。我当时还不懂什么是出人情，我实在就想不通，难道衣服也要借？但我还是爽快地借给他了。几天后，杨竹叶非常高兴地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还给我。好像帮了他一个大忙的样子，左感谢右感谢，弄得我反不好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不仅是我，包括女生，许多同学的衣服也有被农民借过的情况。这个队实在太穷，许多人家，的确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有布票也买不起布，一年到头难得做一件新衣服，即使逢年过节，也是穿一件比较好的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裳。要走亲戚出人情，只好借衣服。知青的到来，无疑为当地农民带来了方便。 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此贫穷的生产队。而我们却要在这里当农民，要扎根在这里，当一辈子农民，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呢？热潮退去之后，摆在面前的，竟是如此严酷的现实，我们将如何去面对？我简直不敢去细想。我估计，有这种想法的，在这班人中，绝非我一个。 新民四队，杨姓人家占大多数，队长和会计都姓杨。当地人相互称呼，从不提姓，只呼其名。如李万春，就喊万春；杨竹叶，就喊竹叶；杨竹枝，就喊竹枝，等等。可能是庄上就这么几个人，一提名就知道是谁，少喊姓，省事。这样倒显得亲如一家，亲切。所以有好长时间，我还以为万春就姓万，竹叶、竹枝就姓竺哩。 在知青班的西边紧隔壁，住着母女俩。大门上刻着一付对联，上联是"名驰半部"，下联是"姓冠百家"。我猜这家应姓赵。百家姓第一姓是"赵"，"姓冠百家"就已说明。"名驰半部"说的是宋朝大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赵家的堂号，因此亦多称半部堂。但是，一个国民党还乡团的乡长，怎么能让一个普通的贫下中农的房屋与自己家连山合屋呢？匪夷所思。 我们这座四合院原先的主人姜国华，当过还乡团乡长。解放后潜逃外地，改名换姓做了教师，隐匿多年。据说，就是因为他向家里写了一封信，顺藤摸瓜被查了出来。因他在芦村当地有血债，被判处死刑。1959年押送回原籍，在芦村被枪毙。记得押送他途经氾水的那天中午，我刚好吃好午饭，从学校出来，到氾镇大街上去买东西。过了堂子巷口，就见氾水派出所门前站满了人，街两头还有持枪的民兵站岗，好像有什么大事。我挤进人群，只见从派出所里出来一队公安员，押着一个双手被反绑着的人犯，沿着氾水大街向西走去。那犯人四十岁左右，高个子，四方脸，白洁秀气，文若书生，看不出，还是个身负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听望呆的群众说，那被押的犯人叫姜国华，是要带到芦村公审后枪毙的。此人押走途中，神态自若，全无生命将被终止的那种紧张与恐惧。 原来，自伤死者就是姜国华的二儿子。姜国华被枪毙后，大队和生产队好像并没有为难他的子女。于是他就学了个剃头的手艺，俗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嘛。但那刚好是困难时期，人肚子都吃不饱，哪还有闲心思剃头？也或许他剃头刚满师出道，手艺还不怎么精湛成熟，客户的信任感尚未建立，可能客源不多，生意不好，还不能挣到什么钱吧。年轻人心烦气躁，耐不得冷寂，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病就犯了。他看到别人打野鸡、兔子好像很来钱，于是，就卖掉了剃头的刀包，买了一杆鸟枪，还有火药和铁砂子什么的。从此他就剃头家伙换猎枪，跟几个猎户搭上帮，天天跑田埂、转坟岗，打起猎来。世上三百六十行，各行都有各行的讲究，也可说是都有操作规范。他一个才入行的，那能懂得许多。比方持枪，猎人的枪要么扛在肩上，要么双手横端在胸前，严禁垂手拖枪。特别是火药满堂，引信待击之机，更要十分小心。他就是没按这个规矩做，犯了大忌，才招此杀身之祸。那天，他们来到氾水迎丰大队，他和另一个猎户分别从两条平行的墒沟里搜索前进。在他的前方，发现有一只野鸡。他左手拖着枪，迅速向目标追去。枪膛里装满了砂药，枪机大张，引信待击。不料，在跑的过程中枪托撞到了墒沟旁的泥垡头，震动了扳机，触发了引信，击发了药砂。枪响了，野鸡吓得扑着翅膀飞了，而他却倒下了，枪打着了自己。偏巧，枪口正对着下巴，一枪药砂从下巴进去，从头顶冒出，当场呜呼。这个父子俩，都是毙命于枪下。只不过一个是被政府镇压，一个是自伤而已。 在我们的庄房旁，还住着姜国华的另两个儿子，大儿子启政、三儿子启东。姜启政已结过婚，还有一个男孩，住在我们庄子的最西边，山头开门。我们到四队的时候，他新近丧偶。他的老婆，我们没见过，但提起她来，生产队里上下老小，没有一个不誇她贤惠。姜启东和他母亲，住在我们房子后面，小河北的两间小草房里，人老实，不大讲话，但对他母亲很好，是个孝子。有一天，他母亲用火不慎，引发火灾。因在我们屋后不远，大家闻讯全都拿盆拎桶奔出去救火。只有贡宝仁忙不办地跑回宿舍，抢着把自己的被子抱出来。等我们救了火回来，还看见他坐在大门口，呆呆地抱着他那床插队时分配的新棉被。从此，贡宝仁就有了个雅号--"抱被子"。 在赵家隔壁住的是姜三奶奶。是不是姜国华的弟媳，不知道。一个漂漂亮亮、格各能正的农村中年妇女。我学兽医，治的第一个病例，就是她家的猪。 那会儿，江苏函大还没招生。因我是副班长，班委会分工我管副业。那时班上最多曾养过五头育肥猪和一头老母猪，为了我们班上养的猪的安全，我就从新华书店买一些兽医书来看，又在宝应药店里买一些兽用药品，还有一把兽用注射器。无事时常爱拿出来摆弄摆弄，确实也想做点什么。找不到猪打针，刚巧，班上大徐的腿上害疙瘩，自告奋勇地让我给他打针。我也胆大包天地在他腿上戳了一针，记得是磺胺噻唑，还是10毫升。注射部位肯定不对，用的又是兽用针头，可能，不，肯定没有消毒。幸好后来没有出事，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那天，姜三奶奶家的猪生病了，急的跟什么似的。也叫病急乱投医吧，庄上杀猪的周洪春对她说，找胡班长看看，于是就找到了我。 我对周洪春说："不行。还是到芦村去找兽医。"周洪春说："到芦村来不及了，急病。现在去请，明天才能来。等芦村先生来，猪早死了。还是你救救急吧。"我说："我不会哎。针总不能瞎戳唦。"周洪春说："我看你针筒子会用，药水会抽就行了。针打哪块，我告诉你。我看到过兽医给猪打针的，晓得戳哪块。马上我捉好猪，叫你戳哪块，你就戳那块。不要紧，死马当个活马医。万一看不好，她不会怪你的。你放心地戳！"姜三奶奶也说："死了不怪你，你放心治。"于是就打了一针，记得是四环素，本因静脉注射，可我那时哪会？管他哩，就按周洪春指的部位，闭着眼睛戳了一针。也该因，当晚，猪就能吃食了。第二天，又接着打了一针，猪居然就好了。从此，新民班有个知青会替猪治病的事，也在周围农村传开了。其实周洪春是我学兽医的第一位指导老师。 还有一次，南边单头庄王家仁家，他母亲养的一只小鹅被黄鼠狼咬伤，鹅颈外皮连嗉囊被咬掉了一大块，血肉模糊，食都漏了出来。也抱来找我。我发现，颈骨没被咬断，只是皮肉伤。就向班上女生要来针线，用盐水把创口洗洗干净，将嗉囊和外皮，分层给缝合了起来，又洒了些磺胺结晶。几天后，小鹅成活了，创口居然长好了，后来连线都没拆。 就此，我敏锐地感觉到兽医在农村的价值，或可能给我今后在农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这不仅增加了我对学兽医的兴趣，更坚定了我要学兽医的决心。冥冥之中，有一种一定能学得好的预感在脑中萌生。所以，当江苏函授大学来招生时，我抓准契机，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畜牧兽医专业。 新民四队能人多，真可谓卧虎藏龙。就拿队长杨竹叶说，一个能干的男子汉，大概三十岁不到。虽识字不多，但做农活，场头田间，推扒扬掀，栽秧割稻，安排摆布，很有一套，做生伙无人可比，生产队里无人不服。还会弄船划棹，好几次带我们用船过河西剐草，上宝应装粪。他整天乐呵呵地，哪怕今天家里喝菜粥，他到知青班来谈工作，还是神气六国，就没有看到他皱过眉头。他天生有付好嗓子，栽秧田里，一段秧号子"咯咚对"，唱得人欢水甜，刚才田里还一片白水，转眼已满田青翠；车水沟旁，一阵锣鼓车，敲得惊天动地，车轴飞转，车龙口的水喷出有丈把多远。。1965年中秋节的新老农民联欢晚会上，他跳上舞台，一首《拔根芦柴花》，调正腔圆，高亢宏亮；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芬芳；唱得是全场掌声雷动。就是人太老实，老挨大队干部批。不过，批归批，他头一调，还是神气六国。他挨批的原因，据我了解，大多是为群众实话实说，好与干部打顶调。 吴景春，一个瘦小精干的农民。不显山不露水，平平常常。偶尔，劳动休息的时候，弄句把笑话让大家醒醒神。知青们谁也不知道，他还是远近有名的农民音乐家。说他是音乐家可能是高称他，但远近有名那是确实的。会吹会唱，歌声清脆悠扬，全然不像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倒像个小姑娘。初次乍听，令我吃惊非常。他唢呐吹的好，一曲唢呐，如诉如泣，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他又是个用牛的高手，耕田耙地，自不待说。夏收之夜，打谷场上，满场铺着厚厚的麦稭，他一个人赶着一条牛，拖着二十三个齿的大青石磙子，转着圈圈绕场。满天星光，四处蛙鸣，萤火虫荧光闪闪，滚动的磙轴与套在轴上輄挟摩擦，发出单调的吱吱声。劳累一天的村庄已进入了梦乡，四周一片寂静。突然一首"唻-唻--呐--"的无字歌，从他口中轻轻吐出，唱得悠悠地，拖得长长地，飘得高高地，划破夜空，向远处飞去，让宁静的夜空变得更加幽邃。五更黎明，人们熟悉的"唻-唻-呐--"又在准备栽秧的白水田那边响起。老牛拉着水耙，耙上站着人，他一手拉着拴在牛鼻鎯上的绳，一手挥舞着耙勾。老牛在"唻--唻"声中飞奔，溅起的水花几乎遮掩了人和牛。 听说，他年轻时很好玩，也可算是地方上的一个"顽主"。1946年，新四军战略性北撤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复占了运河，一些反动地主组织了还乡团，氾水就是还乡团驻扎的据点。芦村那一带，是拉锯战的地区。白天，还乡团倚仗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不断从氾水下乡扫荡，而夜晚，则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天下。有次，吴景春带着几个青年人，每人用绳子把锄头扎起来，背在肩上，再用大褂子披遮着，好像每人都肩着一条步枪。这一队人，在庄外的坟滩地里，绕着坟茔转来转去。刚好有队还乡团从氾水经马厂一路下乡扫荡，路过那里，远远地看到一队人马在坟地里活动，个个肩上还都背着枪。不知就里，害怕碰到的是共产党游击队。不敢向前，吓得掉头蹓回了氾水。假如，那天还乡团真的和他们打起来，那结局如何，可想而知。据说，后来被庄上的老人们狠狠的骂了一顿。 在庄子的西头，有一处四合院的高庄房。虽说是土坯草盖，但屋面平整厚实，新盖的屋草金黄灿亮，土坯墙外用黄沙泥批得滴平。沿房外一周，墙上都钉上麦稭编成的草簾子，把墙护得严严实实，这样，再大的风雨也不会把墙土淋蚀。俗说，要知家中宝，先看屋上草。远远望去，就知道这是个殷实富足的人家，这家主人肯定懂得生活，很会生活。主人叫潘盈正，好像曾做过会计什么的，能写会算，也可算是个文化人。他有个女儿，当时在泰州上师范，毕业后又分回芦村做教师。后来，我的孩子蔡田，就是她的学生。他家大门进去的过道东边，支着一爿碓。下乡第一年的春节前，我曾在他家舂过圆子面，让来探望我的又弟带回宝应家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舂碓，还是在潘盈正夫人的帮助下，才把十斤圆子面舂成。 最西边的庄上，住着一家姓张的，也是有几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叫张金珠，后来就是我们班吴以珍的丈夫。我们知青班在新民四队，不敢谈有多大贡献，就张素珍和吴以珍两个女孩，嫁给四队青年做媳妇这一层，也可算是不枉在四队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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