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历史也是一部文化

    ——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

作者：周舵 2014年09月01日

来源：网络

“邓小平为什么要打倒你爸爸？”这是今年我直言不讳对胡德华提出的问题。

“是两种文化和信念的不同。邓小平是救党，我爸是救民。”继承父亲读书思辨家风的胡德华回答的并不笼统。他列举两篇文章，一篇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的书评《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有感》，另一篇是去年去世的中国理论家张显扬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炎黄春秋》上。1976年毛死，使得中国有了彻底结束共产极权制度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的是胡耀邦，阻挠胡纠正国家罪错，延续毛专制的是邓小平。

胡耀邦最大的功绩都是在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前立下的毛死后76年—78年的大变革，中共用”拨乱反正”概括。其中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是华国锋为首的一批”文革台上派”叶剑英、汪东兴，包括李先念完成的。他们启用了文革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胡耀邦在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胡耀邦之所以能完成这两项重大的变革，与当时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恢复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分不开。

4月15日法学家郭道暉在《中国胡耀邦研究会》召集的胡耀邦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重新评价了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郭道暉说纪念耀邦，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他认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的意义，至今评价不够。郭道暉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叶剑英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郭道暉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至今《党史》二卷，把76—78两年排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外，认为是”两个凡是”当道，这是十分荒谬的。”打倒四人帮”就是最先破除”两个凡是”。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样”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运动——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实践。”

人本主义与国家责任胡耀邦追随毛泽东，却没有追随毛当”山大王”的理念。

胡德华告诉我：”我妹问过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说他觉得社会不公，他仅仅是认为这个社会不公，他要追求一个公平。当时党说我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符合他的理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又提出要施行民主，这些都是他所追求的。但是后来这个党完全是背离了自己提出的理念，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没有给人民民主，没有给农民土地，没有让工人当主人。”胡德华还说”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是从苏联斯大林那照搬的。”胡耀邦17岁和谭启龙在江西根据地一同被打成AB团，被枪毙的头一天被老上级冯文彬救走。在延安胡耀邦是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党内激烈的斗争，胡德华说：”谁对谁错，他心里是有数的。”胡德华还列举庐山会议的例子，胡耀邦是毛泽东点名上庐山的：”上庐山之前，我爸好像回过老家，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他本来也要讲彭德怀那些话的，虽然也轮不上他发言，但是他看到的那些情况，觉得应该说这些问题，但是一到庐山一看这架势，他不敢说了。他不敢说，但是让他来批评彭德怀，这他做不了，所以他就一直没发言。所以毛1959年以后就对我爸很冷淡。”36年之后，胡德华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是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冤假错案都是不公正的；而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共产党做的错事就不能纠正，纠正就是损害毛泽东，损害共产党的形象。”郭道暉总结：胡耀邦的大平反，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脱帽、改正……”郭道暉评价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是国家承担责任，掀掉革命和政权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的人的解放运动。胡德华也说比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胡耀邦的绝唱1971年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波兰，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开启了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的良好开端，因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胡耀邦1977年开始的”大平反”，时间紧随其后，但是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复出都认为理所应当，但是触及到他们应该负的国家责任，都出来阻档，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还是留下高岗案，和98个右派不予以更正。胡德华说：“父亲当时对我们说，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还都不理解。”中国至今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主要是国家责任在大平反之后戛然而止。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包括台湾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向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郑重地三度公开道歉。但在中国依然是”党文化”大行其道。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为老团中央五位老人撰写的《胡耀邦传》三卷写了”序”，这篇“序”和后两卷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李锐在“序”中摘录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严正表达他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李锐在“序”中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从把酒柳丝，25年再没有听到过，那是胡耀邦留在中国的绝唱。余音未尽，新的冤假错案又堆积如山。

 

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

作者：周舵

来源：新浪博客

25周年了，现在回头去看（25年前）六二宣言大声疾呼的“消除敌人意识”、“理性温和负责任”，和自己十几年前写的相关文章，似乎该说的话全都说过了，很不幸，什么作用都没有，拥共的依然拥共，反共的照样反共，两极对立、敌我二分，“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忘记”——新的什么都没学会，旧的什么都没忘记。

这样的民族，还奢谈什么民主？

去年，政府“有关方面”问我，如果有一天给了我充分的活动空间，我怎么给自己定位？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一座桥，绝不选边站，一贯如此，永远不变。桥，一座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各派力量沟通起来，达成民族和解、社会团结的桥——这就是我25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具体一点说，就是两大主题：达成法治宪政的共识、促成中左中右两大中派力量的政治联盟。而要达此目的，首先要改造我们的政治文化——敌我二分的“仇恨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一切政治制度都要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配，才能发挥作用。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与政治相关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伦理、态度偏好、思想理论、知识技能和行为习惯等等政治“软件”。比如，和两千年的中华帝制相适配的政治文化是“儒表法里”；和自由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是公民文化；和苏式斯大林主义制度相适配的，就是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简称“仇恨文化”。仇恨文化是融合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的CCP绝对领导权思想理论，以及斯大林的领袖独裁、一元化官定理论教条等等内容的混合体系。当今CCP的邓、江、胡官方思想理论的主体虽然已经离极权主义越来越远，却仍然拖着一条粗大的极权主义尾巴，其“主体”和“尾巴”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种理论现状如果不加变革，势必给“全面深化改革”设置严重障碍，为反改革的极左势力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荒谬绝伦的“反宪政”就是最近的一例。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原则，宪政是法治的制度设置，不要宪政哪还会有什么“法治”？

鉴于目前中国这种转型中社会“非驴非马”的混合（混乱！）状态，为避免误解起见，不妨把“仇恨文化”理解为“敌我仇恨政治文化”，而下面引用的旧文，很遗憾，不得不仍然沿用“仇恨文化”一词。

早在1993年，我就发表过一篇专论仇恨文化的文章“仇恨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其中说到：

1，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和西方人的“罪感取向”不同，是“耻感取向”的；所谓“耻感取向”，表明人际关系思想中体现群我关系的“群体意识”发达，反映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群体本位”特征。就总体倾向而言，中国人关心做人的好坏（而这好坏的判别是以众人的看法为依归），不关心做事的成败。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有媚众动机，缺乏孤立独行、蔑视流俗的勇气。……“群体本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利他主义。“特别注意他人反应”的心理动机可以是极其自私的。经常有这样的事：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会的事情做成功，一个人不得不忍辱负重，承受社会的误解和众人的嘲讽，一时背负耻辱的恶名。“群体本位”的人通常不会做这样的傻事。相反，他们只按照掌声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动。“英勇”的行为满可以出于自私的动机，例如为了赢得掌声，而看上去“软弱”的行为，倒可能来自理性、审慎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反英雄主义的言行倒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2，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敌人意识”淹没一切的历史。不仅外国人被全体中国人认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永远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把另一部分中国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是最神圣的头等大事。爱憎务必判然分明，做事务求走极端、不留任何余地，思维必须简化到非黑即白、没有中间色彩，“敌、我”之间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为了支撑这种幼稚、原始、野蛮的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中国人动员了一切宣传工具，创造出不计其数的浅薄、浮夸、低级拙劣的文艺作品，去虚构一个敌－我、天使－魔鬼、光明－黑暗、善－恶截然对立的童话世界。

3，CCP人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艰苦奋斗的时候，不可否认，曾是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标不能不说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常由善良愿望铺成”。CCP人的问题，不在于邪恶，而在于愚蠢。

CCP人是些爱走极端主义路线的高度理想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无私无欲的圣徒。这类热爱激进主义理想的人，历来大有人在。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别有研究价值的一点是：这类人的社会作用往往是大善与大恶的极度矛盾的组合体。

从积极方面说，正是这种人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除去少数幸运的天才之外，为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作出大贡献的往往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从科学艺术迷狂，醉心于工艺技术的发明家，到奋不顾身的社会改革者、革命党人。这是社会中的优秀的少数，正是他们把多数人从麻木沉睡中唤醒，把天火硬塞给平庸跟进的大多数。

但是很不幸，这种类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狭，缺乏宽容精神甚至冷酷无情。他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当作唯一的、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真理。他们急躁、狂热，主张为了他们心中所珍视的理想应该毫无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残忍的镇压和肉体消灭在内。因为他们自己是禁欲主义和纪律主义的、权威主义和绝对献身的，所以他们轻视、厌恶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放纵、逸乐和追求享受。他们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斯巴达军人式的严酷服从和无条件奉献。他们不珍视自己的生命——因为唯有为理想而献身才是值得赞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视同工具，为了实现那个至高无上的人间天堂理想而随时可以毁掉的工具。当他们与一定的社会基础相结合时，例如和被剥夺、无权、痛苦不堪的被压迫阶级的暴力反抗相结合时，可能变成一股只要复仇、不计一切代价的，情感主义的盲目破坏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导致更多的流血，复仇引发更剧烈的复仇——直到整个社会被恶性循环引到一个极限为止。此时，民族元气损伤殆尽，也许几个世代难以复元。斗争、仇恨、动辄“你死我活”，就是这种极端主义运动留下的民族心态和社会文化遗产。

我在2008年的港大讲演“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里说过这样的话：

对（25年前的事情），你首先要做一个价值判断。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正义的事业。所有的诉求都是正义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对贪污腐败，当时叫反官倒。有什么错误？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居然遭到这样一个下场，毫无疑问，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和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我认为，仇恨、愤怒没有用处。仇恨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有害。所以你愤怒也好，仇恨也好，三个月就足够了。

仇恨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有害，为什么？

我在2004年的文章“仇恨的本质”里这样说：

宽容、宽恕与和解的对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敌，因此，专事煽动阶级仇恨的马列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开放社会即自由民主社会的头号敌人。这种阶级斗争仇恨文化已经深植于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民族性之中，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而动。如何科学地认识仇恨、设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问题。

据《仇恨的本质》一书的作者R.W.Dozier说，人有两个大脑，一个是从我们的爬行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低级神经系统，由杏仁核、下丘脑、海马、初级语言区（负责控制污言秽语和其它形式的情绪性语言）、旧皮层等人脑边缘系统构成，其主要功能是当遇到威胁我们自身生存或种族繁衍的事物时，本能地作出“战或逃”行为，与此同时伴随着攻击－厌恶情感，仇恨就是这种情感的极端形式。另一个，是由最新进化的大脑新皮层构成的高级神经系统，主管人类独有的符号－意义功能。两个大脑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所谓健全人格，无非就是这一关系得到良好的平衡调节。

……有害的并不是低级系统本身，而是被低级系统扭曲和操控的仇恨意义系统，一种“初级思惟”。初级思惟有七个特点：

1，表面联想式思惟。一个人在某月13号吃了交通罚单，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车又坏了，于是初级思惟马上得出结论：13号的星期五注定是个倒霉日子。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简单概括性思惟。初级思维只知道混为一谈的、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种各样，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应当区别对待。这种思惟经常和草率概括结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过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类之敌”的结论，同时伴陏着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惧和厌恶感。

3，极化思惟。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敌。

4，个体化思惟（主观化、情绪化思维）。每件事、所有的判断，都和个人的情感、利益、愿望紧紧相连，不能跳出自我，作客观公正的、与己无关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狭隘经验式思惟。固着于现在和过去的有限经历当中，既不能对过去进行反思，又不能通过运用想像力对未来作出预测。

6，选择性记忆。只记得和“仇恨”有关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场景，而忘记其它成分。

7，刻板反应。一切被归入“敌人”类的人和事物永远会本能地引起强烈的仇恨，没有灵活、从容对待的余地。

从人类文明的演化史看，部落社会阶段就是低级神经系统占主导地位、高级神经系统还没有充分发育的时代。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极权主义（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政治文化——我说的仇恨文化——是返祖性的、反文明的“部落野蛮主义”，他和《仇恨的本质》作者说的是一回事。

在我那篇港大讲演当中，说过“愤怒也好，仇恨也好，三个月就足够了”之后，我接着说：

重要的是第三件事，就是你这一个正义的事业为什么会失败。CL跑到外边还讲，而且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正义事业必胜。哪有这回事？很多正义的事业都是必败的。你能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个正义的事业么？它一定会失败的，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为什么会失败？恰恰就是我们必须要深刻反思的东西。

第四，谁的责任。这个责任，你必须肯定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它本来可能是另外一个前景的。否则就是天意，无神论者叫作“必然性”，天意哪有人的责任？所以它一定是有另外一种选择，而有一些人非要（25年前）做这个选择，他才有责任。无可选择的事情上是没有责任的。在责任这个问题上，毫无疑问，80％或90％的责任是在体制内的强硬派。当时是这样——我这也是一个四分法模型——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分成两派，温和派和强硬派。温和派，很简单，就是赵和支持帮助他的人们。强硬派就是L及后边一大帮老家伙。邓实际上不是这两派的任何一派，他是在这两派之上搞平衡的。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给赵机会的，就看能不能按照赵那一套办法平息事态。他并没有从一开始就主张一定要大开杀戒。体制外同样也是两派，温和派和强硬派。强硬派就是一部分学生。学生这个强硬派并不是多数人，吊诡的是，操纵了学生的恰恰就是极少数人，就是CL和她周围那一些人。为什么这样一个强硬的激进的少数人能够操控大家，这正是我们要深入反省的东西。但事实就是如此。他们是体制外的强硬派，而我们是体制外的温和派。我们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要把学生拉到我们这边来，使得体制外温和派也是主流，因为当时体制内温和派是主流。这样两个温和派都成为主流的话，那一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不会发生这样的大流血。非常不幸，我们没有成功。于是两个温和派全垮台，两个极端派成为主导力量，那一定就是大血战，成为黑白截然二分，敌我截然二分。

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政治行为是受政治文化支配的，这里显然没有什么“存在决定意识”。（25年前）卷入政治行为的各方，只有体制内保守派的利益和这个极左政治文化一致，而由于旧政治文化的强大惯性，其它各方的利益尽管与之相悖，其政治行为却照样受其支配。广场学生的不肯妥协，恰恰是CCP长期教育结下的果实，怎么能归咎于学生？又由于（25年前）的教训不容讨论，这种可悲状况至今难以改变。一旦气候合适，灾难还会重演，中华民族难免重蹈覆辙！

请注意：我说的是全社会，不仅仅是CCP。

去年《明报》发表我的（25年前的事情）访谈，其中说到我和政府“有关部门”谈判达成默契：我这方面，从2011年起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我要的回报是，给我公民自由权。李卓人先生为此公开表示“悲哀”。在这里，我请李卓人先生和他的支联会战友们务必好好思考本文上面这些文字。照我看，中国人至今仍然深陷于仇恨文化而不自知，最应该“悲哀”的，恰恰是这个东西！

请不要误解：我丝毫不反对香港支联会每年发起维多利亚公园纪念“25年前”的烛光晚会，和其它合法抗议。对非正义没有抗议，听之任之，一个民族只会无止境地堕落、衰败，绝不会有社会进步。事实上，从1990年获释出狱，到2010年5月底申请公开绝食，20余年来我没有停止过抗议，为此付出了个人和家人遭受监视、软禁、“内控使用”等种种巨大代价，而最让我郁闷的是，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不管往哪个方向迈步，走不了几步就会发现，一堵无形的高墙挡在面前。在此期间，我没有得到过支联会一分一毫的帮助，哪怕是一点点的精神鼓励，李卓人等先生何曾有过半毛钱的“悲哀”？这大概和司徒华先生等人始终认为我们“广场没有死人”的证言是撒谎，是为CCP遮丑，为此对我们非议不断有莫大关系。更可恶的是，却有许多人认定，像我这样的“异议分子”，一定拿了诸如支联会或西方机构的大笔资助！

这有什么关系吗？有点关系（人心毕竟都是肉长的），但关系不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听从的是自己内心良知的声音，才不管谁会说什么——是送我鲜花掌声，还是给我泼狗血。

究竟谁应该“悲哀”？是我们这些国内的“良心犯”，还是那些远走境外安全地带，专唱仇恨文化道德高调的人们？你们哪位什么时候放弃香港或者外国身份，也来国内当一回烈士看看？“人人都必须当烈士，不当烈士就是叛徒”的“全或无”极端主义价值观，正是仇恨文化的一大特色。亲爱的激进派先生们，我痛苦徘徊许久，现在总算是痛下决心，不再当“先烈”，退一步当“思想先驱”了——先驱和先烈的区别是，比社会平均水平超前一步是先驱，超前两步，就成了先烈。现在，我要做点方法不同、但目标不变的，更有实效的事，把“先烈”让给你们，让给年轻人干吧，这有什么好“悲哀”的？这二十多年来，我高举着“平反XX”的大旗冲锋，回头一看，跟上来的不过“小猫三两只”（抱歉，比喻而已），当今中国，正所谓“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躲起来”，这“先烈”当得也未免太窝囊，太寂寞，太不合时宜一点了，不是吗？

中国的社会进步，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以形形色色的不同方法去推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世间只有一条路可走，推进民主只有唯一的做法是正确的。路只有一条，真理只有一个，这种“不和我一起走就是我的敌人”、“唯我独革”的一元论不是别的，正是仇恨文化。

还有人指责我妥协了，认为妥协就是大罪，就是投降、叛变。这又是不折不扣的仇恨文化，我们大陆中国人从小听够了这一套小儿科。正是这种决不妥协的仇恨文化作祟，CL才会高喊着口号“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差一点把数千广场学生和市民带入生命的绝境。她太年轻，不可能知道，CCP的最高决策层从来都不会傻到“决不妥协”，那只是他们对普通党员的宣传鼓动，相反，他们在策略上极其灵活。如果没有列宁和德国人签订割让大片领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苏俄根本不可能生存；如果毛不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和国民党妥协、合作抗日，CCP也完全没有机会在敌后扩张势力，最终打败国民党。《易经》上有一句话说得更刻薄，叫作“小人知进不知退”！可惜1989年我不知道这句话，否则……事情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不知道。

政治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没有1832年开启的议会改革对工人阶级妥协让步，英国宪政可能被激进革命葬送；没有所谓“康涅狄格大妥协”，美国制宪会议很可能干脆散伙了，也就不会有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宪法压根儿就是妥协的产物。

但妥协绝不意味着放弃原则。我从来没有说过，也绝不会考虑放弃原则和理想。都21世纪了，还要和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作如此低级的常识性争论，简直匪夷所思。就这种远低于常识的普遍认知水准，还胡扯什么推翻CCP，什么民间的力量，从何说起？呜呼哀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区分为从低级需求到高级需求的五个层次，当低级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人们发的牢骚是“低级牢骚”，反之，当高级需求不能满足时发的牢骚是“高级牢骚”。同理，批评也有高级低级之分；我对民运一直有许多批评，但那都是建设性的“高级批评”。非常遗憾，太多的中国人的批评都很低级，始终停留在“专制坏，民主好”的水平上。朋友们，我们就不能提升一点，高级一点，上升到“专制怎样终结、民主如何建立，才代价小收益大”的“建设性批评”上来吗？我所谓“建设性批评”要符合两条标准：第一出于善意，希望中国好，也希望CCP变好而不是倒霉；第二，除了说得出哪儿不好、哪儿有病之外，还要告诉大家怎样才能好，还要开出药方，而且，这些药方必须真能治病，而不是害死人不偿命。

总而言之，你想赢CCP吗？那你就不能和CCP一样的水准，不能总是做“反对大CCP的小CCP”，不能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灾难性道路，成天在内部搞抓特务抓叛徒；你必须在理论知识、政治智慧和道义良知等等各方面都高于他们，尤其是，你务必要彻底清理渗透自己灵魂深处的仇恨文化。否则，不要说引领中国的社会进步，你甚至可能落后于CCP改革派的前进步伐。

敌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国绝无前途可言！

                                                                   写于2014.3.14 4.2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