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黄平县文革时期的"知青"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上世纪历经20多年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全国性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扎根和劳动的历史潮流。它最早源于北京60名共青团员和青年赴黑龙江萝北县垦荒。由此，"上山下乡"很快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动员27万城市青年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1955年7月6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意见》，号召"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接着，天津、河北、山东、上海也积极响应，共派出了2900余人下到黑龙江萝北县安营扎寨参加劳动。这样，共和国第一个由知青组成的萝北共青团农场掀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页。

城市的学生下乡劳动，农村的在校生或毕业生更不另外。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小学毕业生，也积极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对此发出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年由于贵州地处我国偏僻的西南角，"上山下乡"运动在这里开展显得比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要晚近10年。以黔东南地区的黄平县为例，1964年年底，黄平县委和县政府接到省委的指示，要求就地选派知青下乡参加集体劳动。1965年1月5日，黄平县首次派出38名城镇知识青年下到城北的罗朗公社参加农垦劳动，之后县有关部门逐把这些知识青年树为典型模范，在全县青年学生中大为宣传。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按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多必要"的号召，得到了全国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平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迅速兴起。据统计，1968年9月，黄平县除了遣回731名农村中学生返乡开展"上山下乡"劳动外，城镇城的800多名青少年学生也被安排到"上山下乡"运动中；1968年底到1969年初，省城贵阳派出师院附中的323名和贵阳市20中的383名与原凯里县的40名学生，共计7 4 6人组成的知青队伍到黄平农村插队。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插队总数已达1623人。

"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当时黄平县1966、1967、1968年度共三届的在校初中和高中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镇到乡村的人口迁移。所有的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知识青年"下去劳动和居住的地方，通常是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和劳动十分艰苦的村寨。

1968年底，黄平县绝大多数的红卫兵都"积极决心"开展工农相结合。在当时的"全国红"里，革委会把红卫兵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称颂为一种激进的政治觉悟，已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心的极端措施。这种措施，首先是实现"彻底的农民化"，用当时的政策述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要让知青们更"红"更"专"。根据贵州省委1969年1月1日批转的《贵州省红代会关于到农村落户知识青年红卫兵的组织问题的意见》，黄平县委、县革委要求已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红卫兵，在农村从事生产及各项工作中，开展"活学活用"活动。外地到黄平安家落户的红卫兵和本县的红卫兵在"上山下乡"中，要以公社或生产大队建立红卫兵支部或小组，支部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小组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内容围绕"活学活用"、"斗私批修"为纲，对照检查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情况。对已附设初中班的小学，要求大队革委会和参加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要作好发展红卫兵工作，并建立组织，实行教育革命。初中班14岁以上的红小兵，可发展为红卫兵，再以学校建立支部，以班建立小组。知识青年到农村，还被要求参加军事活动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活动。这样，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为"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农村与城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培养无产阶级又红又专接班人"的重要措施。

黄平县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大体分为高潮期、平稳期和回落期三个时期。

"高潮期"，是在1967年至1972年的五年间，这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上山下乡"阶段。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他们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人员，都以"做一颗红色的种子"来对照自己。在"上山下乡"人数中，不分高、初中学生（也有部分是小学生），不分毕业、肄业，都必须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1967年到1969年的三个年头中，有的学校学生几乎全走光。为使这些"知青"在"文化大革命"的广阔农村中接受再教育，黄平县从1968年开始，共设工人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各级革委会还要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不仅办到队里，而且学校也要有。随后，黄平中学和旧州中学还驻进了工、农、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各公社和大队的学校都纷纷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在安置上，形式多样，有跨地区插队，也有集体或单独插队。由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哄而起，造成了地方机构不健全，政策不配套，工作人员青黄不接或断层等诸多弊端。

1970年，按上级的指示，黄平县才开始从下乡已满期的知识青年中推荐人员充实到各部门上来。那些欲回城就业的知青，如果没有政策理由是无法回到父母身边的。以后的几年，才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顶替、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父母病退或身边无子女照顾等为由开始陆续返回城市。

"平稳期"，是1973年至1976年这个阶段。1972年11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有关知识青年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后，1973年9月和12月，中共黄平县委分别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贯彻执行了"独生子女不下、多子女但身边只有一子女不下、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不下、中国籍外国人子女不下"的"四不下"政策，要求"上山下乡"对象仅限于城镇高、初中毕业生或待业知识青年。在安置上采取就地办法，实行集体插队，建立知识茶场、桑场等。建立贫下中农、带队干部、知识代表"三结合"领导小组。为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实行困难，1974年中共黄平县委下发（1974）4号文件，对1973年前"上山下乡"有困难的知识青年，每人补助建房费200元，生活费200元，农具、医疗、家具费80元，口粮每月20公斤。在生产分配上，实行同社员同工同酬，并动员返城知青返回落户地方劳动。虽然政策已有较大的优惠，但绝大部分的知青此时回城的欲望已十分迫切，在农村参加劳动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自开展"上山下乡"以来，黄平县共安置的城市知识青年达1994人。为如实了解知识青年在各大队从事"上山下乡"运动的生产生活情况，1974年6月，县委、县革委从县、区两级抽调27名干部对新州、重安、旧州、平溪4个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为期13天的检查慰问。在检查中着实发现了许多影响"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和矛盾，如：下乡知识青年的建房问题基本没有落实；多数下乡知识青年缺粮挨饿；劳动报酬不合理，没有同工同酬；下乡知识青年结婚后生育的子女难以落户，不分给口粮；下乡知识青年的病残照顾政策落实不够；下乡知识青年因家庭历史问题被歧视、排斥和打击，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县委、县革委于9月2日发出（1974）22号文件，对社队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问题提出了8条纠正意见。一是要求各级党组织明确一名副书记分管知识青年工作，把"三结合再教育小组"迅速建立健全起来。二是着力抓好解决下乡知识青年的住房问题，使他们安心在农村安家落户。并限定在当年11月底前使每个下乡知识青年都有8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同时还要为其造建厨房和猪圈等。三是做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即到农村落户的第一年，按每月每人20公斤贸易粮标准由国家统销供应，以后每人每月达不到18公斤贸易粮的，由国家补足，保证供应。四是对下乡的知识青年，要和各地社员同工同酬，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分配兑现。社队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下乡知识青年的劳动工分和应得的粮款。五是切实解决好下乡知识青年婚后生育子女的入户问题。按省革委（1973）180号文件指示，下乡知识青年婚后所生育的子女，应准许在所落的社队入户，并分配给基本口粮。六是认真做好因病残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或丧失劳力的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对不能从事生产劳动的必须经县医院检查，由群众评议，签署有生产队、大队、公社、区领导的审查意见，由县知青办与有关单位协商同意，报县委、县革委审批后，转送州公安机关审查批复，再办理迁回城镇手续。丧失劳力的知识青年回家后，民政部门对其的生活困难还酌情给予补济。七是大力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的作用，积极培养和吸收具备条件的下乡知识青年入党、入团和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正确对对待因家庭成分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知识青年，不许歧视和排斥或打击。八是做好家长工作，使其大力支持子女投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来。

县委、县革委通过采取一系列纠正和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存在各种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后，使知青在"上山下乡"工作的情绪逐渐得到稳定。

为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住得下、安得稳，根据省委（1973）180号文件和省商业局、省供销社、省知青办1974年12月的联合通知，在知青原来安置经费补助的基础上，每年给每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补助棉布5米，棉花3公斤。1975年，黄平县委又出台了几条措施，要求符合规定的一律列入"上山下乡"范围。一是年满17周岁的中学应届毕业生；二是历届中学毕业生未安置，包括1974年具备下乡条件未下乡的知识青年；三是中途退学的城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具备下乡条件的，也要动员其"上山下乡"。全县当年共安排"上山下乡"青年580人。到年底，5个区21个公社中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2100余名。

社会的政治运动，往往是激进的。1976年8月24日，黄平县委提出"教育革命"的意见。意见认为，全县在已有中小学603所，中等师范1所，农校1所，"7·21"工人大学1所（县农机一、二厂合办）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贯彻《五·七指标》和"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各级学校要坚持"五·七"道路，坚持开门办学。各级党委按中学生每人2至3分地面积划给学校作农垦基地，区、社学校的学农基地由区、社党委解决，大、小队学校由所在地的生产队解决。对此，黄平中学、旧州中学也相应办起了农村分校，安排学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分校学习。同时，一律要求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千方百计使机关、厂矿、街道和企业都能办学,争取在短时间内逐步形成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的一个普及9年和7年教育网。尽管当时受社队学校师资和办学条件的所限，许多社队也一哄而上，各区中学、公社小学和大队小学都附设有初中班，个别大队甚至还办起了高中部。一时间，各地办学空前高涨，不管学校办学能力、师资情况如何，中学教育遍地开花。如1976年到1978年，黄飘公社翁开大队还在学校里开办了高中部，在师资和师质不足的情况下，各地硬"赶鸭子上架"，把一些只有小学文化的教师推上高中教室上课。这种滥竽充数的荒唐的作法，老师在讲台上经常闹出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洋相。这样不顾教师学历和教学能力的"办学方针"，结果误人子弟的现象十分普遍。

"低潮期"是1977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粉碎"四人帮"后，大学恢复了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的招生制度，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此时，"上山下乡"虽然已不带强制性，但1977年至1978年仍有少数高、初中毕业生自愿"上山下乡"。到1979年这项运动才基本停止。

据统计，黄平县自1965年到1978年的13年间，全县共有2700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后来通过招工招干，有1435人进城就业，参军135人，升学241人，转点351人。粉碎"四人帮"后，那些留在农村的知青，有部分安排了临时性工作，后又招入全民所有制和企事业单位，有的则转为非农业人口。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后，1979年，仍在黄平县农村参加劳动的知青才陆续返回城，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直到1982年3月，黄平县知青办撤销，全县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宣告结束。在整个运动中，全县的中学生、城镇待业青年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给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造成了许多困难，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革前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它对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在解决社会就业、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它不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没有从实质上很好地解决培养造就接班人的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望也没能实现。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也培养了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一代人。但是，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否定17年教育路线下进行的政治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世界观和接受"再教育"，这就在政治上打击了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思想，压制他们聪明才智的发挥。为取得农民资格，他们长年累月地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农村商品经济的极端落后，使他们"十年寒窗"所学的知识只能用来记记工分，写写家信，其余大多数的知识都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为了紧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每天象教徒似的"早请示，晚汇报"，"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思想被弄得凝固僵化。尤其是"文革"初期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教育事业严重遭到破坏，使学校成为"蝉噪校园静，鸟鸣高楼幽"的空旷寂寞之地。从前期和中后期的"上山下乡"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的参加者，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再教育"的折腾，一个个青年已是精疲力尽；"上山下乡"的人大多是在"宁要没文化的劳动者"的环境中长大的，读了几段语录，唱了几首语录歌，就被列为"知识青年"，并派下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虽然"上山下乡"让城市青年能接触和了解"三农"，也体验了农民的困难生活和劳动者的艰辛，但当他们回到城里后，已是江水东流，学业荒废。

随着文革的结束，"上山下乡"运动也逐渐划上了句号，然而它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至今却难以消弭的。更多青少年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青春年华被虚度，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还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田间长期务农，使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层，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他们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抛来抛去或裁减失业，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难怪就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邓小平感慨地说："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教训还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多、城乡差别大的国家，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农民队伍，任务是艰巨的，还有待于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有待于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样，广阔的农村对知识青年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使知识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去，成为新一代的农民。那种靠运动的方式迫使在校生下去劳动的作法，最终会倒流城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廖尚刚通联：黄平县史志办公室，邮编556100，电话13595536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