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时代生活】：1983年：成家立业；1984年：生活的新起点；1985年：我的大学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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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青时代生活】：1983年：成家立业；1984年：生活的新起点；1985年：我的大学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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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青时代生活】： 1983年：成家立业 这年，我终于结婚了。 爱人的老家在浙江的海盐。当年出了一位改革的风云人物：步鑫生。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中披露了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中国的改革红红火火的开始了。 结婚了，更多的是责任 我是1983年2月3日结婚的。爱人是一所幼儿园的老师，比我小四岁。 终于成家了，父母特别高兴。他们祈盼着自己的子女成家立业的愿望在一步步实现。用母亲的话说，要是没有十年"文化大革命"，你们早就成家立业了，都给耽误了。母亲还特别自信，她认为，要是我和弟弟两个人一直读书，现在肯定大学毕业了。为什么？母亲有母亲的道理：我们弟兄俩从小读书在学校里是名列前茅的。现在，我读电大，弟弟在读业余大学，也是中文专业。所以，母亲会有这样的判断。做家长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机遇确实没有光顾，更多的是磨难。 就说自己成家的事情。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个人大事，也与一些女孩子有点这个意思。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人家得知你的家庭是一个"右派"，这可是黑五类家庭啊。哪个家长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去找这样一个家庭出生的人呢？不是嫁不出去，而是不会让自己的子女跳进"火坑"。在毛泽东的时代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生不好的人是永远抬不起头的。等到我懂事时，母亲曾经告诉我，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当天回家看见只有5岁的我和弟弟在玩耍，他泪流满面地说：我害了你们兄弟俩啊。可那时我们还不懂事。所以，以后我对于恋爱问题有点死心了。 在农场的时候，女知青们选择对象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干活。比如，会做个家具；会帮着干点活等等。我在这方面是绝对不行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知青聚会时，有朋友说起当年的事情时说，那时我们看你很傻的，就会看看书。现在想想还是你对的。其实不是我对的，是叫没有办法。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扭曲的记忆。 回上海快4年了。我已经不是右派分子的子女了。经人介绍与现在的妻子相识了。爱人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当然她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巧的很，她的姐姐是我们云南景洪农场的知青。以后在复旦大学毕业分到南京气象学院当哲学教师。听说我这个妹夫是东风农场的，知青的话题成为我们交流的主要内容。大姨子成为我们结合的"润滑剂"。对于我们的恋爱，她当然是大为赞成的。 结婚了，更多的是责任。对妻子、对家庭、对长辈、对子女要负起责任。一个男人，需要这样的责任感。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读书风波 1983年3月11日的《上海工运》报（上海《劳动报》）以《为命运更"糟"的"受挫者"呼吁》为标题，刊登了我的一封来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读了你报几期《把受挫者变为奋发者笔谈》后，很有启发。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反映一些情况。 我是六九届中学毕业生，十年内乱到云南农场"接受再教育"，后来顶替进了第三机床厂，做模具钳工。去年，我报考上海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厂里开始不同意，理由是"专业不对口"。经我苦苦哀求，立下保证书不影响生产，才勉强同意，开了介绍信。后来考取了，要组织部门审批，厂里又不同意，理由是"你读书要占用生产时间。（三个半天）" 我自去年9月入学以来，坚持月月完成生产定额，读书所占用的半天时间，全用业余时间弥补。我进厂四年，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一直是全勤；无论读书或不读书，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即使这样，领导对我参加业余学习还是一卡再卡。 最近，电大又要开学了，没想到领导又在追查是谁批准我去读书的，要采取措施，读书的时间按事假处理，或者不允许再读下去。我向何处"伸冤"呢？ 我讲的只是读报后的一点心里话，供你们参考。望编辑同志为更多的命运还要"糟"的"受挫者"呼吁一下吧！ 上海第三机床厂 余杰 这封来信的排样寄给厂里后，厂领导经过研究，已同意余杰同志去读书，不作事假处理。我们欢迎厂领导这种态度。 编者 实际情况是： 我是看了当时的《上海工运》报以后有感而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只是想反映一些发生在基层的情况。没想到报社的编辑打来电话，说要刊登这封信。他们同时把信的小样寄到厂里。为此，当时的厂领导很恼火。他们找到我，希望不要发表这封信。我回答他们，发不发是报社的事情，允不允许我读书是你们的事情。报社还专门派了一位记者来到我的车间找我了解情况。没想到，这位记者也在读电大的中文专业，是我的校友。当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很同情，鼓励我坚持读书。几天后，报纸刊登了我的信。这在当时的厂里引起了轰动。厂领导很被动，叫组织科的领导找我谈话，意思是刊登这封信厂里没有同意，是我自己的事情。要我对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检查。但是对于我读书的事情只字不提，算是默许了。我想，大家都要退一步。于是，我表示只要能够同意我读书，要我怎样检查都可以。以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好在车间里的领导和我的师傅都很支持我去读书，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来追查我的读书事情了。现在想想也很好笑，读书竟然这样难。当然，我从来没有责备过这些厂领导。对于读书的问题，他们所处的位置有他们的考虑。我要读书有我自己的考虑。对于读书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地形成了一致。使我感到高兴地是，由于这封信的刊登，我们厂里后来许多青工纷纷报名读书，厂里都开了绿灯。在这个问题上，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内心讲，我对于期间帮了我许多忙的人是心存感激的。
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创造工厂办大学的上海机床厂，当年毛泽东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以后就产生了所谓的"七·二一"大学。这个"文革"的产物在三中全会以后已经销声匿迹了。我真的很佩服这家厂的一些人物。到了80年代初期，他们竟然发明了工厂办政治学校。美其名曰：对于青工要加强政治理论的教育。于是，市里面一推广，上上下下的工厂企业都办起了政治学校。每位35岁以下的工人都要到政治学校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主要的课程有《政治》、《历史》、《道德修养》。 在《政治》课里包含着毛泽东思想、哲学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等。 《历史》重点是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党史是教育的重点。 《道德修养》是个大杂烩。什么世界观、人生观，还有当时兴起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 教材是上海机床厂政校的老师编的。各个厂的政校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教育。 这件事情归厂党委的宣传科管，教育科配合。一天，新来的宣传科长老屠来找我，说是厂领导决定调我到政校当老师。当时我没有答应。师傅知道后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回家后，父母亲的意见是随便我，由我自己决定。老丈人认为我做模具钳工是一个技术很高的工种，不要去干耍嘴皮子的事情。他自己就是这个工种，所以只要我去看望他老人家，我们会在技术上进行探讨。 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这是老屠一句话启发了我：一边教书，一边读书，两不误。 对啊，我还有两年的书要读。这是一个好机会。上这些课对于一个在读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可以胜任的。 一期一期的政治轮训，使我结识了全厂的青工，也看到了经过十年动乱以后，这一代人的现实状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文化摧残了，结果是很可怕的。特别是我在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我发现许多人静静地在听故事，那种好奇、惊奇、茫然的神态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样的培训有着它存在的道理。在我们与十年后的人群之间产生的一个断裂层，一道深深地鸿沟。也就是以后发明的"代沟"。 我在政校当老师，上课时从来不按书本上现成的教材讲课。我先是讲《历史》。那时，我正好在电大读《中国历史》。于是，课堂里成为我复习功课的好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历史，博得了大家一致的公认。晚上回家，父亲会对我说，今天×××说，听你儿子的课最有劲。（父亲退休后厂里留用，所以我在厂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我知道大家最为讨厌的是考试。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拖儿带女的，谁有心思背诵这些政治概念。我自己负责的课程，遇到考试，都会将要考的十道题告诉大家。当然为了掩人耳目，我会叫大家多复习上两道题。久而久之，我在政校上课有了一些小名气。加上政校的其他一些同事经常调动，我就把其他的一些课程都上了。成了一个全能的政治教师。 很奇怪，到农场的时候，我是"小学本科毕业生"，居然当过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回城后，我是正在读大专的学生，也教起政治课。唉，要是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正正规规的发展，哪有这样的"喜剧"呢！ 差一点当上了记者 在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广播电视急需要大批的人员。那年8月，上海广播事业局发出了招聘编辑、记者、导演50名的简章。我看了以后，感到可以去试试。因为一些硬性的条件基本符合，至于是不是考的上，这是水平的问题。对于自己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的机会。于是，我去报名，还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考试是在9月11日举行的地点在上海富民路的爱华中学里。考试的科目有政治基础理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和时事政治）；各科基础知识（包括语文、史地以及其他记者编辑应当具备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常识）；写作。我记得写作的题目是《上海的"山"》。 考完以后，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作为一次锻炼很值得。况且厂里也不知道我去参加考试。因为它不需要单位的证明或者同意。 到了9月29日，广播事业局来了《复试通知》，要求我在10月9日到上海电视台去参加新闻专业复试。这个通知还特别强调："复试一天。复试内容，请不必来电询问。中午在电视台就餐，请自带粮票、钞票。"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份复试的通知。现在看看，可以看见当年时代的痕迹。吃饭要带粮票，自己掏腰包的。哪像现在，要是发出这样的通知，估计大家会问，怎么又回到计划经济的年代？ 以后就一直没有消息了。 到了1984年1月16日，我收到了《上海工人报》寄来的一封信： 余杰同志： 你报考电台工作，因名额有限，不能录用。现电台推荐给我报。请你于一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二时，来外滩十四号市总工会506室开会。特此通知 上海工人报编辑部 84·1·16 后来，我去参加了报社的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次面试。那时还没有这样的新鲜词。记得会议结束的时候，报社的总编对我们到会的人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主要看你们单位放不放了。 这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报社曾经来厂里联系过，还专门打电话问我怎样坐车来厂。一直到9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位在组织科的好友悄悄告诉我，当时厂里坚决不放。理由是厂里要用人，而且已经安排了。（当政校的老师）唉，要是今天，辞职就解决问题了。可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做法。 差一点当上记者了。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这是命！再说我自己也明白，我的这点"小学本科毕业"的水平，很难胜任记者的活。就是去了，或许也会轮到下岗的结局，还不如在厂里老老实实地干活。当然，我并没有对那些不同意我去报社工作的领导怀恨在心。都是人嘛，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换了我在领导岗位上也许也会这样做的。 读书积极分子 这是我回到上海以后第一次获得的荣誉称号----上海市振兴中华职工读书积极分子。 至于怎么会评上我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厂工会系统的一项活动。那时基于整个形势的需要，各级领导都在鼓励我们这些所谓的青工参加振兴中华的读书活动。每年都列出了一些读书的目录供大家选择。其实，读书不需要指定书目。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个人的爱好，有工作的需要。至于怎样读书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项活动在以后是号召大于实际的组织，在基层单位里其实大家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情，久而久之就渐渐淡化了。 我为什么至今还保留着这份获奖的证书呢？ 我只有在读小学的时候，获得过三好学生的奖状。从我18岁开始到遥远的云南农场工作开始，这些先进之类的称号是与我无缘的。一个黑五类家庭出生的人，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的份，那里还有当先进的事情。这毕竟是我工作以后第一次获奖。所以，我特别看重这张奖状，特意保存起来。结婚以后，爱人看见这张奖状的时候，感到这样的奖状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告诉她，这是"第一次"，所以我很在意。 当然，读书不是靠这样的激励就能够做好的。我们这代人缺的就是读书，缺的就是文化。要真正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自己的脚跟，不读书是绝对混不过去的。这才是激励自己拼命读书真正的动力。
生活安定了。在回到上海的第5年时，我当上了父亲。 那年的国庆，在电视里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北大的学生亮出“小平你好”四个大字时，我很激动。从内心感谢小平同志救了我们这一代人。记得我曾经在回家的火车上对同伴说过，要是上海的火车站有邓小平的画像，我要向他磕三个头。可惜没有如愿。因为邓小平不搞“个人崇拜”。我们知青能够回家，没有邓小平的果敢的决定，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记住这些，不会忘记！ 生女儿的时候我在背《诗经》（这是我在32岁的时候才取得的技术证书，可惜那时我已经不干钳工了） 这年，我当上了父亲！ 女儿出生是在1984年3月12日。那天是植树节。 记得11日的晚上，爱人还与母亲一起探讨怎样做一件时尚的裤子。到了半夜的时候，感觉孩子要降临了。于是我们马上去医院。我在医院的门口和其他几位准爸爸们一起等候，一直到天亮。去的时候，我把电大的书《中国文学史》带在身边。那时刚刚开学不久，正好在讲述《诗经》。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认真地看起书了。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 早晨6点的时候，护士出来关照我，你的老婆生了，女孩！她见我坐在那里背书就笑了，连连说：“少见，少见。”终于当上了父亲。 我随着护士来到爱人的床前。她一脸疲惫地看着我说：“是个女小孩。”我连忙说：“好的，好的，我喜欢女孩。”其实我心里明白，爱人喜欢生个男孩。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国家”安排好的。 女儿的降临给家里带来了欢乐。父母亲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男孩的渴望。父亲说，生男生女一样，关键是孩子要聪明。弟弟说这句话得到了启发，他给侄女起了一个名字：余喆。这个“喆”字在名字使用上不用“哲”字，但是它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哲学是聪明的学问，男孩女孩都要聪明。后来弟弟告诉我，这个名字他早就想好了，就等着侄女来到人世间了。 知识开启了他上进的心扉在厂里的政校当老师，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知识开启了他上进的心扉》。后来这篇文章刊登在《上海机床报》上。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金秋之夜，灯光水色相映，我们青工政治轮训班的是师生登上了去南通的客轮。汽笛一声长鸣，客轮缓缓地行驶在江面上，我和王瑾同学依栏远眺，浦江就象一条玉带，千万盏白炽灯光，恰似滚在玉带的颗颗明珠，光耀夺目，停泊在岸边的万吨巨轮，伸出巨臂，码头上的汽车穿梭往返……海港之夜是多么的富有时代的节奏啊！ 当我望着岸上景色遐想时，王瑾同学突然对我说：“老师，通过轮训班的教育，我原来一颗冷掉的心，开始复燃了，我是多么想为四化发光发热啊！”是啊，我深情地对他说：“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我们就要无愧于时代，为它发出光和热”。 王瑾，这个全厂的“名人”。他几次进出公安局，在技校受过两次处分。进厂时，连工资都没有转正，定级，开始听到车间要送他到轮训班来学习我真还有些担心呢！果然，名不虚传，开学第一天，他戴着“麦克镜”穿着花衬衫，一见面就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师，怎么样，帮帮忙！”帮什么呢？面对这样一位青年，我和轮训班的其他老师一起找王瑾所在的车间支部书记了解情况：我们把王瑾作为这一期轮训班的“重点”每位老师都主动关心他，他喜欢谈论巴尔扎克，歌德，但有时不免显得理解上有些片面，我们就引导他去认真读一些书；他喜欢议论国内外时事，我们就推荐他代表轮训班去参加智力竞赛，他每周一天要去参加业余学习，我们就安排好他在轮训班的学习。用知识开启他探求上进的心扉。 半个月过去了，王瑾同学爱上了轮训班，每天，他很早就来扫地，擦桌子；每天他都认真地听课做作业，他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青年们关心的问题。 有一回，我讲了《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一课，我布置一道题目：“联系实际，谈谈你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看法。”第二天，我收到王瑾交来的作业本，好家伙，在练习本上写了六张十二页，长长一大篇，这是我们轮训班开办以来，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答卷，这是一份悔恨过去，探求人生进来的答卷；“……刚进技校，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由于我生性自高自大，不拿别人放在眼里，追求社会上“时髦”的一切，不久遭到了人们的妒嫉和诽谤，使我原来美好的理想抛到九霄之外，一次，我看到一位好友与别人发生争吵，我出于朋友的“义气”，舍身与人格斗。自此以后，我与小兄弟沉缅于烟酒之中，混迹于社会上，认为世界上星星多，月亮少，社会上小人多，君子少。一切是茫然的……。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痛苦不甚的境地……回忆过去我非常惭愧，我仿佛是一个幼儿，一无所知，有什么值得自大呢？”。我给这个曾经失足的青年写了一封长十二张纸的回信。 第二天，课堂上，我把王瑾的答卷读了一遍，全班同学认真地听着，教室里静得出奇。当我读完后，教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王瑾低着头，大家向他投去赞许，勉励的目光。列宁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他们的呵！这上帝就是全班同学，就是老师，领导和工人师傅……。 王瑾又感叹地说：“我心目中的‘英雄’死了，这个人够神的。他能调来大卡车我们去打群架。平时，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生哲理，他讲得头头是道，我崇拜极了，总认为他是个英雄，现在想想真后悔。他又懂什么呢？老师，你们在课堂里讲的政治、历史，这才是知识，你们有本事，我应当崇拜知识。我过去崇拜的人，后来被枪决了，他死了，我心中的偶像倒了。我开始重新思索了，开始寻找人生的真理。老师，这个转变够苦了……”谈到这里王瑾有些动情了，他接着告诉我“过去我们全家人都不理我。爸爸讨厌我，妈妈为我担心，有一次我出去，妈妈从中山公园一直随着我走到徐家汇，生怕我又闯祸，我的姐夫是助理工程师，一见面就要跟我吵，我痛苦过失望过。现在不一样了，就说这次到狼山去吧，妈妈追出门非要我穿上这件衣服，生怕我着凉。对了，还有姐夫，帮助我复习功课，替我联系了学校，让我到职工业余大学读高中复习班……”谈着谈着我感到做教师的好象也在受着眼前这个青年人的教育和启迪！这时王瑾的话题和思路也更开阔了，他告诉我：“读书我过去一点也不想，自从参加轮训班以后，心里感到踏实多了，我看了不少书，再看自己的过去真后悔。老师，想想今后我又有些担心，象我这样的人，今后还能考大学吗？老师，我真想留级，在轮训班里再上一个月的课，我最讨厌那种一本正经的教训别人的人，你们没有，你们把我当朋友，当同事，就凭这一点，我一定不使你们失望，你们有知识，憧憬比我多，我也讨厌那些没有知识的人……”这一路我们谈得很多很多，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此刻，我们身边围拢了不少的同学。大家静静地听着，情不自禁的议论着，我看到同学们的眼睛都陷入了沉思，人们在知识的陶冶中，思想境界在升华。 子夜，长江口阵风袭来，使人感觉秋夜凉爽。但我心里却洋溢着一片激情和温暖，瞧那汹涌澎湃的江水，激荡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胸。 八十年代的青年在想什么。八十年代的青年在干什么？倾入知识的海洋吧？这里能找到你的人生答案。 “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一九五八年，胡耀帮同志来到此地，曾用这副对联勉励全国青年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心情格外激动。站在狼山顶，举目眺望，心旷神怡，我想：只要我们辛勤的耕耘，那么秋天，将是果实累累的…… 我把这意思告诉王瑾，他会心地笑了。 今天来看这篇文章，记载的事情还留有八十年代的痕迹。但是，这是当时一些年青人生活和学习的真实写照。以后，王瑾回到车间后表现还不错。后来我与他的联系少了，加上工作地不断调动，不知他现在如何了。 到宣传科工作就在女儿降临的时候，我被组织科找去谈话，要求我到党委宣传科当干事。我当时就说，我不是党员，怎么能够到党委下属的部门工作呢？人家的回答很得体：不是可以争取嘛！ 党委书记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劝我还是来好。他还告诉我，我们的科长屠锡祥是个老党员，原来是机电一局搞干部人事工作的。是他极力推荐我来宣传科的。对于我不是党员的问题，党委在讨论时也议论过，就是那句话，可以发展的嘛。 领导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这有服从了。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师傅，他的第一反应是：我早就料到你不会在车间待长的。去吧，好好干！ 我把这事对爱人说了，她的回答是，你的事情自己做主，我总归支持你的。只要你好好工作就行了。 我对父母说了这件事情，他们都很高兴，希望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一起进厂的知青伙伴们都很羡慕，说我是进厂的知青中第一个到科室工作的。这样可以不干体力活了。我们那时工作好坏的标准其实很低，就是干不干体力活。说起来，我还是很幸运的，这样对于我的读书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事情，车间里一位年近50的女技术员，她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对我说，我早就料到你会到厂部去。为什么？因为你们这批200多人进厂的青工中，我从来没有听见你开口说一句“赤那”（上海话中带有骂人意思的口头语）。 很奇怪的理由！但这是真实的写照。 在我们家里，父母是从来就不允许我有这样的话语出口的。家庭的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对于青年人的教育都是在一片“打到”声中进行。不要读书，不要文化，难怪有不少的年轻人染上了一些不良的习气。一个细节，说明了许多的问题。我不是在自夸自己好，只是庆幸自己在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里得到了好的教育。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当我自己开始当父亲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启发很大。身教重于言教啊！ 细微之处可以看见许多你难以看见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就是这样的道理。 知青文学的启示 这年，我收到了在农场时的好朋友、北京知青汪绍良寄来的《今夜有暴风雪》的分镜头剧本。这是我们回城以后比较有影响的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绍良知道我喜欢这些作品，特意从北京为我找来这本剧本。很珍贵的，我一直保存至今。这不仅是这部电视剧的魅力，更是我与绍良之间友谊的见证！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成长的道路就是一部阅读史。 记得我们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的时候，父亲让我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尽管许多东西搞不明白，但是我还是被书中主人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记忆记忆中那时我还读了《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等小说，至今受益匪浅。 以后就是“文革”了。我们只能天天读着《毛主席语录》生活着。记得到农场的时候，我带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空余的时间里“啃”这些书，但是只是读懂了一些皮毛而已。 回城以后，忽如一夜春分来。一大批老的文学名著重建天日，一批震撼人心的新作天天在激动着人心。那时，除了上班我狂啃这些书籍，真的有点如饥似渴的感觉。唉，我们被耽误了整整十年啊！ 那时，无论是在政校当老师还是在宣传科当干事，对于我来说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了。因为自己是一个知青，所以对于知青的文学作品是特别关注。 叶辛的《蹉跎岁月》是影响比较大的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后他陆续写了一系列的知青小说，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知青在那个时代的情况。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他讲述了黑龙江知青大返城的故事。当时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情没有人写？在全国的知青当中，我们是第一个起来为知青的命运呐喊的群体。演绎了写信、罢工、请愿、绝食等一系列悲壮的剧目。《今夜有暴风雪》还只是间接地讲述了知青的返城，全面反映知青大返城的作品还没有。当然，在那时的政治环境里，梁晓声的这个作品能够获得通过，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包括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林作证》等，我都很喜欢。 作家的思路是与时代的节拍一起跳动的。王安忆写出了《本次列车终点》的小说，发出了“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的呼声。这是当时我们回城知青内心真实的呼喊。 我们回家了，以后的路该怎样走？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千多万知青回到了拥挤的城市，留给我们的时间与空间不多。面对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我们返城的知青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们还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的弟弟妹妹们早已经开始了在各自的位置上奋斗了。他们早就占据了有利的地形，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无人问津的位置。我想，我们除了加倍的努力已经别无出路了。
三年的时间不长，我终于读完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好歹咱也是大专生了。30多岁才刚刚做好本应该十年前就完成的事情，这也是咱们中国特色吧。 我曾经几次遇见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朋友，谈起回城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他们得知我在读书，都感到很羡慕。交流中使我感到，不管是回城以后读书，还是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我们知青中能够挤上这趟列车的人毕竟不多。更多的人在回城以后忙于生计，寻找出路。就说读书吧，这也需要各个方面的条件的配合。家庭的支持、单位的支持、经济的许可在加上自身的努力，缺一不可。 我还是幸运的。 我分到了新房回到上海以后，我与父母弟弟住在一起。 我们家是在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里。石库门房子基本上是坐北朝南。进门是天井，面对大门的楼下叫客堂间，左右两旁叫做东西厢房。上二楼的楼梯通常在客堂间的后面，客堂间上面叫前楼，两边也是厢房。楼梯后面则是厨房，通常叫灶头间。灶头间的楼上，在楼梯的半腰处就是亭子间。亭子间是石库门里最差的房子。因为方向朝北，加上楼下的灶头间，冬天冷得要命，夏天像个火炉。这样的石库门房子在上海比较典型。 我家在楼上的东厢房，面积是20平方左右。这在当时上海人的居住条件来说还是可以的。问题是当我从农场回来以后，我和弟弟都已成人了，家里一下子就显得拥挤了。到了我要结婚的时候，只好把狭长的房间一分为二。中间是用新的大衣柜作为隔离的墙。新房设在前面，父母与弟弟都挤在后面10平方的房间里。为了缓解住房的紧张，凭着自己刚刚学会的钳工手艺，我在家里搭起了一个6平方大小的阁楼。这样，弟弟每天晚上就有了居住的地方。 现在想想真的有点不可思议。这样的居住环境，我们还要结婚生孩子？那时，像我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很不错了。据我所知，不少的知青朋友回来后，由于解决不了住房的问题，一再推迟结婚。有的还为此结束了恋爱无法结婚。曾经也听说有知青朋友因为家里无法居住，干脆回农村去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啊。那时，国家刚刚在恢复元气，百废待兴，困难重重。住房成为上海的头号难题，成为政府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就以我们厂来说，这么多的回城知青都到了要结婚的年龄。没有住房，影响了大家的情绪不说，还会引发各种社会的矛盾。市里面对此下令各个单位要想办法解决。厂里把原来的一个仓库清理出来，用三夹板隔成十几件小房。每间约十一、二个平方。然后专门成立了一个分房小组，对于需要房子的人认认真真地进行查实。例如现在家里有多少住房的面积，几口人，有没有户口？在众多的困难户里，按照事先设置的条件，从最困难的人排起一一解决。 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临时的住房简直是一个贫民窑。就像今天来城的民工居住的地方一样，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众多的回城知青和他们的后代。到了晚上，那一家有些什么事情，整个居住的人们都会知道。我的一位朋友这样告诉我，就是与老婆做爱，左邻右舍的人们都能知道。 搞了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目的是为了打到刘少奇，结果少奇没倒！而全国人民跟着倒霉，民不聊生啊。这叫什么事情啊！老百姓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谈什么安居乐业呢。你叫人家怎样来拥护共产党呢？！ 这以后，厂里继续为解决住房问题努力。这是今天的企业所不能想象的。企业承担了社会的责任，把应当用于技术开发、技术创新的资金全部用到解决民生问题上。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企业的一大功绩吧。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企业都发生了生存的危机。这时，政府的处理就是让职工下岗回家。沉重的社会包袱压得企业难以维持。 经过层层筛选，我终于分到了一间住房。33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最令人高兴的是，站在家里的阳台上，我就能看见厂里的一切。每天的上下班可以不用来回奔波了。 搬进新房的那一天，父亲说，这要感谢党！母亲说，这要感谢厂里的照顾！爱人的感受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弟弟说，我可以开始谈朋友了，也要考虑结婚了。 搬场的那一天，大家都来帮忙。我住在6楼，不少的朋友对我说，你以后少买点书。搬起来真要命，累死人了。 知青情谊帮助我读完了电大 知青的情谊到底有多深？在那苦难的岁月里结下的友谊将是我这一辈子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我读上海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的北京知青汪绍良也在北京读电视大学。在大返城以后，我们一直靠信件保持着联系。关于读书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当时通信的主要内容。 与绍良的情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起当年在农场的时候一段难忘的故事。文章的题目是《留下“遗言”》---- 汪绍良是一位北京知青，是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的战友。他为人忠诚，在连队里是大家的老大哥。我们一起生活了有五年。91年我到北京开会，我们还一起相聚过，以后由于忙于工作，联系少了。不知他现在好吗。 记忆中，有一次上山去排除树桩，为拖拉机开梯田清除障碍。当我们来到一棵大树桩时，想了许多办法挖不出这个树桩，只好添埋炸药，把它炸掉。于是，我们埋好炸药，把导火线点燃，可过了好长时间不见起爆，一定是哑火了。我们俩都明白，排除哑火的事是很危险的。绍良抢着要去，还说他有经验。我坚决不同意！争了半天，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一起去!为了预防万一，决定留下遗言。于是，我们把一包香烟拆开，在烟壳上写起了“遗言”。写完以后，搬来一块石头压上，还把衣服盖在上面，为了万一出事能被人发现。 结果是没事。我们十分小心地爬过去，一看是导火索断裂。 三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那份“遗言”的内容已经忘了，但与绍良的情谊一直记在心里！ 那时的电大中文专业的课程大部分是通过广播播送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北京一些著名的高等院校的著名教授。我们除了听广播以外，还有电大办学点学校老师的辅导。因为这样的教学体制，上海学校老师的辅导很多时候讲不到点子上。特别是到了考试的时候，办学点的老师根本讲不出重点和难点。我们只好对着课本全面“轰炸”，既费时又费力。 而在北京读书的学生就比我们幸运多了。因为这些电大的老师本身就是住在北京的，每次逢到考试的前夕，北京的各个办学点都会请这些老师去进行针对性很强的辅导。每当这个关键的时刻，绍良总会把他的听课笔记抄好以后寄给我。这些笔记对于我的复习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以至于我们读书的班级里，到了考试的时候，大家都会盼望“北京来信”。等到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说要送一样礼物给绍良。我代表绍良谢绝了，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什么礼物可以得到的帮助，这是一片知青的情结，是难忘岁月结下的情谊所赋予的。 至今我不会忘记在云南农场的时候与汪绍良一起创作一组组歌的往事；一起在橡胶林里聊天说地的往事；一起苦难着并快乐着的一幕又一幕的往事。 绍良是很有才华的。今年退休了。他曾在工作之余把撰写楹联的特长发挥的淋漓尽致。2008年春节前，他还专门把他创作的一些楹联发给我。 如2002年获得“一汽红旗杯征联自撰联”一等奖的作品： 高举红旗，跃马奋征程。披坚执锐，奉赤诚几度运筹谋划，飙起威名传广宇。民族品牌振民族声望，激发感慨良多。齐思：宝车启步，国人瞩目，三代倾心，同书壮丽。正堪称：腾龙骏业乾坤志；更寻瑰宝，扬帆登市场。斩浪逐波，集才俊千般艰苦拚搏，飒然浩气贯长虹。华夏馨轿弹华夏清音，拉动关情甚重。共看：旗舰领航，明仕争光，十八焕彩，再创辉煌。犹可喜：献礼新元世纪星。（注：旗舰、明仕、十八均为红旗车品牌名称） 2002年2月为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600期节目撰嵌名联： 正趁春光抒大志，综观艺苑揽环球。（正大综艺）（被选用） 凭海临风，婀娜杨柳；加盟申奥，壮阔波澜。（杨澜）（被选用） （以上两联被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600期特别节目现场选用五联之前两联） 绍良还为不少的著名人物写了一些楹联： 忠厚老成，岁月有随想；祥和吉利，家国庆永安。（赵忠祥） 雪映红梅春色早；萍妆碧水苑阶新。（吉雪萍） 顿顿难离，都说老的辣；仓仓特满，尽把大颗收。（姜丰） 鸣鼓张旗歌入世；施仁兴政沐和风。（张政） 太公开设昆朋网；说客奔忙电脑间。（姜昆） 承继袁枚才气；弘扬上海鸣声。（袁鸣） 还是回到本文的话题。在上海读了三年的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在不需要死记硬背的课程里，我们这些回城的知青是得心应手的，而那些需要靠记忆来考试的课程里，绍良寄来的“北京消息”帮助了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直到今天，我们有时这些当年的同学见面碰头，都会把这个话题作为对于当年读书生活的主要内容。大家都会说，感谢你，绍良！ 今年4月，我到北京，应绍良的邀请到了他的家里做客。今年8月，绍良全家到上海看世博会。遗憾的是第二天我要去广西出差，只好在当天晚上聚了一下。好在以后还有机会，这样的朋友我能忘记吗！ 我的电大毕业论文： 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爱其真诚，悲其奴性” ----试论阿Q与李顺大、陈奂生形象 绪论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人口的国家。“五?四”以来，众多的“直面人生”的有头脑的作家，写了许多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鲁迅先生写了阿Q这个农民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高峰.稍后,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以及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等。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高晓声带着深沉的思考和重新审视历史的眼光，写下了陈焕生、李顺大这两个农民典型形象。 文学是人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小说最重要的手段是创造典型形象来显示时代本质和历史规律。现实社会生活不同，作家所处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不同，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爱好、趣味、习惯等都会对作品的人物形象产生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批一批能够展示社会历史内涵、给人以无穷思考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尽管各不相同，但就其分类来说，可以划分为农民系列形象、妇女系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这些文学作品中系列形象也发生了换代，这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更替。从阿Q到李顺大、陈焕生，尽管跨越了半个世纪，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同，但作为同一个“农民系列”却又具有贯串性的性格特征。高晓声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很像鲁迅小说，其实鲁迅小说我有二十年没有读了……①”。可见，系列形象的产生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它是不同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 鲁迅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写阿Q这个农民形象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探索他的政治、社会、历史、哲学、人性等方面的内涵。他给我们提供的思索时丰富而悠久的。高晓声则以“爱其真诚，悲其奴性”写出了阿Q形象系列的延伸----陈焕生、李顺大。本文主要来探求一下阿Q形象与李顺大、陈焕生们这种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一.鲁迅是通过阿Q来反映辛亥革命的。 阿Q，三十岁左右，又瘦又乏，拖着一条黄辫子，头皮上亮着块癞疮疤。赤贫，单身。语言和生活习惯有浙东地区特点。他受压迫，受剥削，不甘屈辱又不敢反抗，因而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自欺欺人，麻木健忘。现实逼他自然而然地向往革命，但报效无门，反被封建压迫的剥削者和“革命党”当作土匪处死了。 阿Q身上深深地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历史的烙印。他的灵魂包藏着“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②阿Q的特点是政治上精神上的愚昧和不觉悟，还没有找到改善自己悲惨处境的道路，因而也无力反抗反动势力对自己的迫害和摧残，始终处在卑贱贫弱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制度长期统治的结果。阿Q只能梦想自己成为“革命党”，而把过去的压迫者赵太爷、假洋鬼子之类打到在地，从而主宰自己的命运，摆脱被奴役地位和贫困生活的愿望。但是，等待阿Q的是扼杀。阿Q“革命”的悲剧，不仅是他和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命运，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的反映。中国无产阶级正在成长中，还未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提不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又不敢去发动广大的农民。因此，除了赶走了一个皇帝外，一切还是老样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以，阿Q仍然被奴役和欺凌，最后被封建势力扼杀。 鲁迅将农民的弱点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考察，并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批评。 高晓声是通过陈焕生、李顺大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 《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苏南人。年青时“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材，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土改后，“分到六亩八分好地”，“浑身的劲比天还大。”他刻苦勤劳，忠厚老实，又有点狡狯和农民式的小聪明。愚昧，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他崇拜共产党，也顺从极“左”路线。他盖了三间房的愿望经过二十几年的艰难磨折----包括精神、肉体、物资、钱财诸方面的磨折才实现。 《“漏斗户”主》、《陈焕生上城》中的陈焕生，也是苏南人。他“骨胳高大，身胚结实。”勤快而乐于助人。他也勤劳刻苦、忠厚老实，但近于憨直愚钝而拙于辞令。处于极左路线时，他贫穷，竟借上“粮债”，甚至到了“连做年饭的米都不会有”的境地。他也忠顺愚昧，在穷困痛苦之中他越来越沉默了，表情也越来越木然了。“还是再看看吧”是他的口头禅。他不像李顺大会“睁着泪眼，迎着唏嘘”编“希奇”儿歌。 高晓声写了这两个农民典型形象，真如他说的，基本上把近几年来“农村在政治经济上进度和变化反映出来了。”③一个农民要造屋，竟然要造三十年！从时间上就足以证实造屋之难。李顺大三十年造屋不成，这是一个悲剧。作者详细描述了李顺大造屋过程，通过他所经历的曲折的道路，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后果。李顺大如此，陈焕生也不例外。一个勤劳、忠厚的农民，在社会主义时期竟然成了一个“漏斗户”，到了没有饭吃的境地。这个悲剧同样在反映同一个主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它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遭受了多大的蒙难？！李顺大、陈焕生这两个农民形象具备“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意义。”④高晓声是继承鲁迅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写出了新时代农民的悲剧，达到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进程的一种探索。 二.阿Q是怎样的人物？ 阿Q，无论就作者的意图说，或就它实际的教育作用说，主要的是一个消极性、讽刺性、批评性的典型。作者反映在这个典型里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历史，是农民精神上长期被奴役的状况。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不但造成了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落后性，也造成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落后性。它们极力要给中国人民灌输各种奴隶意识，以消除它们的反动统治能永世存在下去。阿Q精神，是一种奴才的品德。对人民来说，阿Q精神主要是小私有者在走向破产没落当中所出现的一种消极的典型。对阿Q这种奴性和精神胜利法的批判，正是显示出我们民族的生路和死路，从民族的自我批判中指明我们这个被压迫民族应走的道路。 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胜利法事各式各样的。时代不同，这种奴性、精神胜利法就渗透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和不同的色彩。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焕生与阿Q在思路上、精神上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李顺大、陈焕生们的思想基础是农民小生产的思想。从他们的主导性格看，主要表现在向往富足的生活，勤俭、安分、忠顺。李顺大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并没有超出小私有者“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理想。应当说，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拥护是真诚坚定的。因为共产党使他们翻了身，使他们向往富足生活的愿望具有可能性。陈焕生的感情“早同旧社会决裂了”，“能够寄托希望的又是现在。”对生活，他“一刻也没有失去信心。”李顺大则立下了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的造三间屋的宏愿。一个要填饱肚子，一个想造屋，这就是他们的全部“理想”。正是因为这样的农民小生产的思想作为基础，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巨大矛盾时，不是采用了“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就是表现出一种奴性。 李顺大、陈焕生们的思想特点是逆来顺受、忠厚老实的奴性。他们对于共产党的拥护、忠顺也具有小私有者对救世主报恩的性质，把共产党只是作为偶像来崇拜。所以始终是“跟跟派”。他们具有封建等级观念和崇拜权力的思想，把干部看成比自己高贵的官而尊重顺从之。像陈焕生就以为“干部比爹娘还大。”李顺大是“随便哪个党员讲一句，对他都是命令。”他们安于命运，逆来顺受。这一点陈焕生说得更加明确：“按照他历来的看法，只要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也就不算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会有比他强得多的人出来鸣冤。他有什么本事做出头的椽子呢？”正因为他们勤劳刻苦的美德和对共产党的拥护是建立在没有完全觉悟的基础上，即与封建意识和身上奴性、愚昧交织，因而对党内出现的极左错误也是忍耐顺从。五八年时，李顺大大力献砖，他以此来表示“投入伟大的事业。”他在主观上与小生产者的狂热性、片面性和奴性有密切的关系。陈焕生一家已经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步，但还是默默地忍受，总还是以“还是看看吧”来说服自己。即使被某个干部骂一句“你这个‘漏斗户’”后，陈焕生只能暗地愤愤地想：“这是富人嘲笑穷人，地主嘲笑农民。共产党的干部能这样看待困难户吗？我种了一世田，你倒替我定了一个‘漏斗户’的罪名，你就晓得我粮食不够吃，却不晓得我一生出了多少力！”但是，时间一长，这种愤愤的心情也就没有了。陈焕生彻底认输，当上了“漏斗户”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奴性和愚昧与极左错误的肆虐，客观上互为因果、互相作用。 李顺大、陈焕生们的思想本质是“精神胜利法”。为了调和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使自己从失败的痛苦或吃亏的懊恼中解脱出来，便使用了这祖传的法宝。我们看李顺大造屋经历艰辛，旷日持久还不能实现。自己造屋不成，“理想”不能实现，反而以“胜利者”的口吻来嘲笑亲家公：“房子造的太急了，天天闹地震，大家宁愿住棚，还要房子做什么？”李顺大是真的不愿造屋了吗？不是的。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存在了矛盾，又无法解决，这时“精神胜利法”就起作用了。你看，他被造反派头头骗去了一万块砖钱，这是多么伤心的事。事实上他知道是无法要回了，于是他反倒认为“我一万块砖头给窑鬼吃在肚子里，也比你省心。”真实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同样，陈焕生在吴书记的“高级关心”之下，花了相当于七天的劳动所得住了一夜高级招待所，这对于一个曾经是“漏斗户”的农民是多么懊恼。住也住了，钱也付了，怎么办呢？陈焕生懊恼之余便自我安慰地想：“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了。”不仅如此，陈焕生“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化得值透……试问，全大队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想到这里，陈焕生不仅不懊恼，反而“精神徒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这些都活龙活现展示出李顺大、陈焕生们无愧是八十年代的新阿Q。所不同的是，同阿Q相比，毕竟是不同层次里的事情。阿Q绝对不会像陈焕生那样交上“官”朋友，被待若上宾。陈焕生、李顺大也绝不用像阿Q一样躺在被官兵包围的土谷祠里憧憬未来。他们生活必将美满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李顺大盖起了三间瓦房，陈焕生生活日渐改善，并开始有了精神生活的需要。 当年，鲁迅写出阿Q的灵魂，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今天，高晓声写李顺大、陈焕生们的灵魂，同样也是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小农思想、奴性、精神胜利法等等弱点，这种农民的弱点、民族的弱点，正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淤积而成的。鲁迅、高晓声通过他们的作品中展示的农民形象，揭示出这些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⑤三鲁迅和高晓声对于封建思想都进行了批判，都提出了提高农民觉悟的必要性、迫切性。鲁迅的思想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相联系。高晓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联系。不管他们的思想上质与量的差异如何，他们的共同性在于，都看到了封建主义思想危害革命的严重性。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封建主义思想提出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在这个基础上，看到了提高农民觉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鲁迅认为，不改造“国民性”革命就要失败。高晓声认为，只有提高农民的觉悟，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思想反映在创作目的上----鲁迅要写出“一个现代我们国人的灵魂来。”⑥高晓声认为自己“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⑦这些在他们的创作中不仅仅是阿Q与李顺大、陈焕生们，包括其他一些人物也是如此。他们把笔触伸入到这些农民的灵魂之中。 这种思想反映在取材上----鲁迅说自己的取材是“多采取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效的注意。”⑨高晓声说的更加具体：“我们的国家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国家每前进一步，都要依靠农民的觉悟，农民的努力。所以我们的文学创作，一定要去反映他们的觉悟和努力，促使他们更快地前进。这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⑩这种思想反映在创作风格上----鲁迅写阿Q，采用的是悲喜剧结合的手法。“哀其不幸”的时候，鲁迅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发出温和的笑。对于阿Q在压迫面前的自我安慰、自我解嘲、缺乏反抗之心，加以讽刺和鞭挞。“怒其不争”时，鲁迅把阿Q的奴性视为造成悲剧的一方面原因。鲁迅用阿Q这个典型，鞭挞了社会，揭示了社会的黑暗，揭示了社会对造成消极个性的原因。对罪恶社会下的牺牲品阿Q，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因为鲁迅把悲剧性的阿Q精神胜利法看成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又看成是阿Q为了适应社会的主观表现。所以鲁迅在《阿Q正传》中便用喜剧性手段，给阿Q以辛辣而善意的讽刺，使人读后感到可笑，过后又感到悲伤。《阿Q正传》中一个接一个令人发笑或促人深思的生动细节，那种涂上漫画色彩的夸张，看了令人发笑，笑过之后又发人深思。鲁迅以沉重的心情写下了“他睡着了”这句话。直至小说的结束，从未庄人们的反映到城里人的议论；从阿Q到阿Q周围麻木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小说成为一篇思想极为深刻的喜剧性悲剧。 高晓声写李顺大、陈焕生也采用的是悲喜剧结合的手法。“爱其真诚”时，高晓声对他们忠厚、正直、勤劳的美德加以热情的颂扬，对他们在极左错误下仍忠于党、忍辱负重的品德给予肯定。同时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他们的愚昧和奴性给予讽刺和鞭挞。“悲其奴性”时，高晓声把李顺大和陈焕生们的小农思想、奴性、精神胜利法看成是造成悲剧的一个原因。对农民，高晓声是把自己以一个普通农民身份生活的艰难岁月里的体验、感受凝集在笔尖，表现出深切的同情的。他在写这两个农民形象时，采用喜剧性的手法，写了一个个令人发笑的情节。就说陈焕生吧，写他愚昧时，让他以一个穷困农民身份去见沙发，使他感到这沙发是怪物“怕压瘪了弹不饱。”以后出了5元钱，他又往沙发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管我的事，出了5元钱呢！”这是个多么令人发笑的情节。一笑之余，冷静思考一下，不是可以得出深刻的结论吗！悲剧的结束意味着喜剧的开始。由于时代不同，阿Q的“大团圆”是脑袋落地了，而陈焕生、李顺大的“大团圆”则是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便是陈焕生和李顺大们喜剧性悲剧的结局。 结论 阿Q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被压迫形象出现的。陈焕生、李顺大是社会主义中被尊重被关心的主人。前者的命运是被黑暗吞噬，后者的命运则是日趋高大并走向光明。但是，这两者的思想本质上有着一种贯穿性的特征，即“精神胜利法”。 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高晓声很好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以“爱其真诚，悲其奴性”的态度，以他对当代农民弱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与观察，表达了对于现实生活实际进程的历史探索。 注： ①高晓声：《生活、目的和技巧》②、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③高晓声：《生活与“天堂”》④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⑤、⑨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⑦高晓声：《且说陈焕生》⑧高晓声：《谈谈文学创作》⑩高晓声：《希望努力为农民写作》 上海电视大学普陀区辅导站中文专业余杰1985年4月5日在论文答辩时，老师提了两个问题： 1、陈焕生形象既带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烙印，又具有不同于阿Q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色，请对此扼要阐述你的看法。 2、鲁迅和高晓声的小说都具有幽默的风格，但其基调和色彩并不相同，你能否对此作一简要的说明。 （文内照片是1985年在浙江蒋介石的老家旅游时所拍） 终于取得了电大毕业文凭 苦读了三年，终于完成了电大中文专业的学习课程，毕业了。33岁的大专生，终于与“小学本科”文凭说一声再见了！从此以后再自己的履历表“文化程度”一栏里可以写上“大专”这两个字了。真的是很感慨啊，就追赶时代的脚步而言，落后了，还来得及。这是自我安慰了。 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很不易。该读书的时候上山下乡了，荒废了大好的青春时光。好不容易回城了，却要我们补习文化知识。在我们这个电大中文专业班里，学生的年龄跨度整整是十岁。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啊！ 生活还在继续，回城后的工作刚刚在起步。那时我到宣传科工作时间还不长，自己尽力在适应这项工作。当年我被评为了局先进宣传干部，也是对我的工作一种肯定吧。 工作之余，在那年我开始整理一些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素材，做了一些笔记。当我再次看见大返城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记录，自己就有一个愿望，要记下这段难忘的历史。 ——写于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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