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毛泽东时代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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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毛泽东时代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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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邮箱里有来自亚马逊的一封邮件，写道： 尊敬的fengjinglan， 刚刚有一位买家认为您的评论对他在亚马逊购物有用！ 他购买的是叶維丽／马笑冬的自述《动荡的青春》，我在网页上看到了自己5年前写的书评，不觉惊喜。因为这篇文章我早已忘记了，也没在博客上发过。下面搬来，以便保存。 2014-08-29
评论的商品: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平装) 旅居美国多年的历史学者叶维丽的口述实录文本《动荡的青春》终于出了中文版，出版社大概是为了迎合时下读者的阅读趣味，还加了副标题“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数百年来，北京的市民都是居住在胡同里的，1949年政权更替后，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居住形态，即党政军机关新建的家属区，规模有大有小，自成一统，是为“大院”。其实，“红色大院”里的日常生活也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这部书以两个同龄人对话的形式展开。两位都是女性，叶维丽是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马笑冬是北京女八中1967届初中生；两位都是留美学生，叶维丽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马笑冬是东北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两位都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乍看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细究又有明显的不同。叶维丽的父辈来自富有的城市资产阶级，马笑冬的父辈来自中原农村的小康之家，家族的烙印或许就是精神成长的“基因”，对她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两位从童年开始的叙述和交集，读者会发现，同样生长于毛泽东时代，两人并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同为理想主义者，她们的价值取向、爱好趣味、人格形成和生命历程有着明显的不同。马笑冬热情单纯，无私忘我，激情投入一切公共活动和政治运动，叶维丽冷静理性，时常冷眼旁观，超然于“团体”之外，不断质疑和追问。前者代表了当年那一代人的大多数，而后者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自由精神，伴随着必然承受的寂寞，她把质疑和追问坚持到了今天。 叶维丽在该书前言中说：“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十几年前，叶维丽筹划做这部口述史之初，正值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资本全球化刚刚开始，在欢呼声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引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多部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大体上是血泪控诉的文本，抒发了长久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从个人视角再现了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情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叶维丽认为，对那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应该从多元的角度去探寻历史的真相，以开放的态度去分析判断，追根究底。她反对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历史。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几次对历史的全盘否定，已给后代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五四”时期高呼打倒“孔家店”，1949年以后一笔抹煞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近年来，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武断的全盘否定，只能制造历史的虚无。一个无法从自身历史中汲取精神养料的民族是可悲的，难道我们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剧变，造成了中国人巨大的认同困难。叶维丽身在海外，困惑尤甚。当个人的意志无所适从，个人的历史也会变得支离破碎。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不再是顺理成章的问题，而是需要去艰难求证。要了解和厘清自己的历史，必须梳理个人以往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十几年前，在波士顿的一次聚会中，叶维丽认识了马笑冬，同是北京人、老三届、年龄相仿、女中的学生，她们立即找到了共同语言。叶关于做成长史的想法，得到马的积极响应。 个人生活是不可忽略的，细节决定历史。她们的口述从各自懵懂记事时开始，一直到80年代先后出国留学截止，基本上涵盖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书中展现的是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琐碎而平凡，却处处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叶维丽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任何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她认为：“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她）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千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入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和叶维丽从1963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时，就一直是同桌，虽然两人家庭出身和个人身世大相径庭，性格也都有矜持的一面，却没有妨碍我们成为终生挚友。也许正因为此，我在读这本书时，会不时停顿下来，浮想联翩。有时会发出会心的笑声，有时也会陪伴她们落泪，有时惊异于她们那样革命的家庭也有着常人所有的伤痛，有时感慨于她们剖析个人心灵时的勇气和自信。 由于“文革”贯穿了我们的整个青年时期，因而必然成为本书的叙述重点。叶维丽认为：“对待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在谈到那些具有历史怨恨的敏感事件时，光控诉是不够的，必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由（人文因素和政治背景）等，叶维丽秉持着“有七分事实，不说八分话”的职业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字斟句酌地写进自己的文章。譬如，为了弄清1966年8月5日发生在母校的致使校长遇难的暴力事件，她曾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利用寒暑假多次回国，不仅探访过受难者家属，还在“文革40年”卞校长的追思会上，作为当年在校学生向家属表示道歉。她先后采访了二十几位目击者和相关的老师同学，阅读了大量当年的有关资料，反复论证，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论文《卞仲耘之死》，2007年又在《二闲堂》网站发表了中文版译文。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同代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道德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应该说，读完全书，我获得的不是宣泄的快感，而是在观照时代与个人经历时的一种新的心境。我以为，叶维丽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那就是，在回顾过去那些敏感的往事时，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为了寻求理解、谅解与和解。仇恨不仅扭曲自己，还会影响判断力，甚至伤害别人。只有理解、谅解与和解，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年轻一代去了解和理解他们的父母——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同样也对同代人有所启示，使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联想到自己。无论时代发生过多少错误，个人的经历都是自己宝贵的历史。如果说一个人的回忆是局限的，那么一代人的回忆必定将更准确更全面。如果说一个人的历史是单薄细微的，那么亿万人的历史必定将展现出巨大的丰富性和震撼力。 从作者最初想做“成长史”，把她们在美国的一大摞谈话录音笔记拿回国内给我看，到本书与读者见面，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也是作者的历史性思考不断深化的过程。《动荡的青春》文字朴素，见解独到，情感真挚，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书；由于摒弃了“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以多方位的思辨与追问，使得该书同时具有了很强的耐读性。 2009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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