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7（二）】：

道县的屠杀（上）——你是哪种人

我不想问自己，用文本描述人类苦难，有没有实在的意义？人类终究向前走，把苦难甩在后面。像我这样困倦不堪地描述上一个世纪的情形，会不会是一种病态：一位作家的情绪，像一架损坏的钟表，指针停留在消失的时间。

就像中国向前走了，可能，再也回不到1967年。

但是我学过的知识，我经历的事件，都在提醒我说，可能不是确定，可能不是可靠，可能只是多样性的选择之一，假如，有一种回不到1967年的可能，那么，至少还有另一种可能，回到1967年。

我也不想问别人，比如要把中国拉回到1960年代的那些人，真的回到1967年，那个血腥的政治年代，在各色各样的社会人物中，你们想做哪一种人物呢？

现在我提供分析的样本，是距离北京大约两千公里的一个县，道县。它是一个革命老区，它所属的省份，出生了至高无上、光辉万丈的伟大领袖。

1967年时，道县的人物，大约有那么几个阶层：

上面的阶层，是政治精英。

即党、政、军的领导者群体。其中，党政干部在县、区、公社、大队都有，军队干部只在县里，在叫做县人民武装部的地方。县以下的各级政府，也有武装部，是政府的编制，不是部队的编制了。

道县的公共场所，在醒目的地方，挂着醒目的红色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原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很快变成了各种字体书写、全国到处张贴的革命口号。1967年初，革命者夺取了政权，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各地的新兴革命组织取代了省市党政机关。他们由上至下，掌握了实际领导权，把一个原来就没有法治的国家，变成一个巨大漩涡，高速转动，令人晕眩。

道县没有乱，原有的权力秩序，没受到太大的破坏。毕竟他们出身于农民干部，在多年的革命混乱中谋取了权力，懂得怎样守护那份权力，不会轻易被别人夺走。在守护权力时，他们有很多聪明之处：第一个聪明之处，是看清了革命组织夺权的大势不可阻挡，就抢先一步，把自己变成了革命组织，叫做“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赶走了县委书记，由副书记执掌大权；第二个聪明之处，是把他们与另一派革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的权力之争，篡改成与农村原有的“四类分子”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他们原有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重新发挥了作用。

说白了，政治精英们原有的经验，就是无情打击、残酷镇压的经验。

打击和镇压的对象，大约有四类人，一类是公有制建立以前的乡绅，被他们叫做地主。第二类是旧制度下的富裕农民，被他们叫做富农。第三类是旧政权里的公务人员，被他们叫做历史反革命，如果有不满意新政权的言论，还会再添上一项：现行反革命。第四类人叫做坏分子。坏是个形容词，凭感觉认定，没有具体的内涵，凡是他们觉得坏的，都可以叫做坏分子。那四类人合起来，是一批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政治贱民。

于是，道县的公共场所，醒目的地方，又挂上了醒目的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两句话都是伟大领袖的指示。没过几天，旁边又多了一条标语，“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那不是伟大领袖说的，也不是人民日报说的，是他们自己的发挥。

下面的阶层，是政治贱民。

坏分子就不说了，那个并不确定的内涵，很难确定地描述。以前农村中的乡绅、富裕农民，以前在官府里做事的人，在东方的农耕社会里，一直是财富、谋略和能力的主体，也是道德、文化和公益的主体。没有他们，几乎没有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社会，没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发展。那种私有制社会里，有过无数的战乱，有过深切的疾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因为中国自秦代以来，两千多年没有迈出专制社会的门槛。

可是，革命者来了，强行没收了他们的全部私有财富，用那些财富去喂养更激烈的革命。为了剥夺财富时名正言顺，把他们宣布为敌人，还交给任何人随意杀死他们的权力，谁都不想杀的话，也要规定一个较高的比例，强令人们去杀。于是，那场叫做土改的革命，革了几百万农村乡绅和富裕农民的命。另一场叫做镇压反革命的革命，革了几百万旧政权里公务人员的命。侥幸活下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都成了政治贱民。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革命者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说那些阶级敌人贼心不死，总想着血淋淋地复辟，血淋淋地卷土重来，他们重新上台的那一天，我们的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这样反复地说啊说啊，就让普通民众有了恐惧感，再一次次重复，一次次放大。那种情形，与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里预言式的描写，略有不同：《动物庄园》虚构的复辟者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中国虚构的复辟者就在人们的身边。

到了1960年代中期，那看起来好大一批的政治贱民，因为数量锐减，不能满足阶级斗争的需求了，农村里又补充了一批漏网地主和漏网富农，成为新的政治贱民，等待他们的是凄惨的命运。

中间的阶层，是政治愚民。

如果在正常的时代，他们是普通民众，在道德、法律和宗教的约束下，过着平静安宁、富足自由的生活，有他们的生老病死，有他们的天伦之乐，有他们的爱和被爱。他们还有足够的判断力，明辨忠奸、是非、美丑、善恶。可是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国家的政治领袖，地方的政治精英，会把他们培养成不辨忠奸、是非、美丑、善恶的政治愚民。

他们被蒙蔽了。那时候，整个社会囚禁在新的国家机器之中，年复一年的垄断真理、垄断信息，让他们只能知道想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想让他们相信的。与新国家不和谐的思想、道德、文化，已经随着一次次政治运动，随着对一批批政治贱民的镇压，被粉碎、被清除、被屏蔽。

他们被欺骗了，程度还很深，只能把谎言当成事实。比如，他们相信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里，而其它国家的民众，受压迫，受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还相信他们身边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场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而从不怀疑那场革命的原教旨，可能是把他们永远围困在无产状态的一场革命。

在我看来，政治愚民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他们的面前，一个向上的通道，一个向下的通道。他们处于梦想之中，时来运转会上升为政治精英，享受特权阶层的待遇。他们也生活在恐惧里，一不小心会下降为政治贱民，陷入十分悲惨的生活。

由于无知和愚昧，由于梦想和恐惧，他们不知道，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平民百姓，他们的人性降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再降一点儿，就成了负数。

在1967年，道县十八岁以上、八十岁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包含着三个阶层里了：政治精英，政治贱民，政治愚民。

在1967年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些政治精英，指挥那些政治愚民，虐杀那些政治贱民。

一场“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人间惨剧，缺了这三个阶层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发生。

道县的屠杀（下）——悲惨的死亡

她叫钟佩英，四十来岁，读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有人记得她是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年轻时嫁到了道县。还有人记得他的丈夫姓郑，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在1950年左右，与一百多个反革命一起，被新政权枪毙了。那时她的两个儿子还小，一个刚会走路，一个还不会走路。又过了许多年，她的两个儿子抚养大了，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

已经是1967年了，到了火热的夏天，道县的几个政治精英在一起开会，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一个说：钟佩英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另一个说：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领头的一个先读了毛主席语录∶“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然后接着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第二天晚上他们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找个借口把钟佩英捆起来，拖到山塘边，一顿锄头棍棒打下去，可怜的钟佩英，没说出一句话，死了。干掉钟佩英之后，他们想到一个事先没有策划好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以后肯定要给母亲报仇的。怎么得了？于是涌到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母子三人，活得好好的，说死就死了，好几天没人收尸。

他叫蒋晓初，二十二岁，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

他的父亲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新政权建立后在道县当教师，还担任过中学校长，因为家庭成份高，被开除回家。这样论起来，他的祖父是地主富农，他的父亲是地富子弟，他是地富子弟的子弟。

1967年时大学停课搞武斗，蒋晓初回到家乡暂避乱世。当他回到家里，父亲和弟弟连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关押在大队的队部，见他回来，也关了进去，判了死刑——那时的道县，成立了几百个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可以随意“宣判”政治贱民的死刑，然后立即杀死，而杀死的方式，据后来统计，竟然有108种之多。

他和父亲、弟弟以及另外几十个人被杀，是那一天半夜时分。他们被绑起来押往河边，站在漆黑河水的面前。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没有倒下，一个民兵冲上前去，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尸首踢进河中。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蒋晓初倒下去之前，朗诵了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还说了下面一句话：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这个蒋晓初哪里知道，杀他们的人，会朗诵更多的毛主席语录，比如“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比如“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还有“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等等。他还不知道，他的被杀，不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回到了错误的地点，另有一些在外地读书、务农的道县人，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故乡，或者被一些特意派遣的民兵抓了回去，与他一样，全都送命。

她叫张秀姣，六七十岁了，身体还算结实。她本人就是地主分子，她也不知道1950年代初的土改，怎样留下了她和丈夫的性命。从此他们不多言语，安分守己，并且积极劳动，手脚勤快，经常帮助生产队烧茶弄水，在村里村外修桥补路。

夏天里的一个早晨，她所在的生产大队里大开杀戒，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了21人死刑，都是年轻力壮的四类分子子弟，杀掉的理由仅仅是先将有可能暴动的家伙搞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刑场在一处叫葫芦岩的天坑洞口，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口边，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天坑。21个人都丢进去后，居然有人没死，在里面拼命呼救。指挥杀人的政治精英可急坏了，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又命人拿来一大包炸药丢进洞里，炸死了里面呼救的人。

那天的黄昏，张秀姣觉得，她和丈夫的生命将要尽了。她并不知道队里的最高法院已向区党委请示过了，上面同意在杀掉21个青壮男子后，将他们余下的31个老少家属全部杀掉，她只是凭自己的感觉猜测到的，她和丈夫的生命将要尽了。两口子商量着如何去死，丈夫说想吃一只鸡，还说他已经很多年了没有吃过一只鸡。她就把家里用来下蛋换油盐的五只鸡全都杀了，炖了一大锅鸡汤。可是，正当他们刚刚喝下第一口鸡汤，民兵们踢开门闯进屋子，把他们押走了。

包括他俩在内的31个老人和孩子，被赶上一只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然后在水深流急之处，一个一个推进河中。那些被谋杀的人里面，最大的74岁，体弱多病；最小的才56天，没有名字。

还有一个人贫农成份，本来不该被杀，结果也杀了。

他的名字叫何代井。

他所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喜欢动手打人，喜欢多吃多占，还喜欢乱搞女性。几年前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别人都不提意见，他却站出来，揭了支部书记的短，还打了支部书记一记耳光，到了1967年夏天，支部书记还是支部书记，执掌大队的权力，并且特意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冲上第一线，消灭四类分子。他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支部书记就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还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后来，老贫农何代井被说服了，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忙着杀人。

中国有句古话：狡兔死，走狗烹。四类分子和家属差不多杀干净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支部书记召来大队民兵首领，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那天中午，他被人喊到大队部去，刚刚坐下点燃一袋旱烟，支部书记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他的手脚，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他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

他的死法与别人不同。他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拴在一头牛的后面，脚朝前，头朝后，拖去一公里外的一条岭上处决。农村的一公里路很长，山路上的石头很尖利，他被拖到岭上时，一身皮肉全被拖烂，已经没了气息。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把成千上万颗铁砂，射进了他的身体。

他杀了那么多人，没有成为英雄，还丢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比起邻村的一个无赖汉，他更显得窝囊。那个无赖汉在一天里主动请求杀人，总共杀了11个人，赚得杀人手续费55元，比前一年年底的分红还多。

1967年的道县大屠杀，被杀4193人，被逼自杀326人，如果杀掉的4193人都要付给杀人手续费，算起来需要一两万元，对于当时贫困的道县财政，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批斗刘少奇——杀人于无形

今天做的两件事情，好像毫不相干，各自独立。后来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关联的。

一是早晨锁了门去上班，走到楼下又返回楼上，看看门锁好了没有。二是想起前面的文字提到《人民日报》社论，又翻找资料证实一下，看自己有没有记错。这两件事情的关联，出于同样的心理因素，看起来是对自我的某种强迫，实际上是另一种情形，随着年岁渐长，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对自己记忆中的事情，越来越没有信心。

找到的资料还告诉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发表在1967年1月1日，是一篇相当重要的元旦社论——那份喉舌般的报纸，从建立新政权的1949年开始，每逢元旦都发表社论，传布领袖的最高旨意，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我还看到，1949年的元旦社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到了1967年，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过是中间多了几个字，是一种全新的革命。

元旦过后不久，最新消息传到我所在的城市。那消息说，元旦社论发表的当天，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就有了行动，在中南海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了大幅标语：“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那个神秘的中南海，隐藏在一道高高的红墙后面，我们知道的不多。据说它在北京的中心，有一千五百亩地，曾经是几代皇帝的皇家园林，一位总统的总统府邸，后来中华民国迁都南京，那里成了一处开放的公园。到了1949年，平民百姓禁止出入了，成了新政权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就住在那里，敬爱的刘主席也住在那里。不，现在不是敬爱的刘主席了，他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革命人民的敌人。

随着那个消息一起到来的，还有北京的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隐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还说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

传单上画着一幅漫画。

一只穿着解放牌胶鞋的大脚，把渺小的刘少奇踩在脚下：他长着细细的身子，有一个挺大的脑袋，稀稀落落的头发。脸上的鼻子画得挺大，鼻子上有几个麻点儿。

那时候百姓的家里没有电视，国家主席长什么模样，谁也说不上来。我和我的同学就去找报纸。前一年的《人民日报》，有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外国来宾的大幅照片，他的脸上，是那种符合他身份的表情，庄重中略带微笑。还有一张照片，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他和江青面对面站着，脸上都有笑容。他的表情诚诚恳恳，近乎谦卑。江青的表情和和气气，看不出已经把对方当做敌人的样子。但我们不知道，那种表情的后面，是官场的权术，政治的计谋，像中国武林中的功夫，到高级阶段，杀人于无形。这些事情，我们长大以后，或许能够明白的。

和照片对比，那幅漫画真挺像他的。他的鼻子确实大了一点儿，就成了刘少奇漫画像的标志，在鞍山的大街小巷，贴的到处都是。关于那个挺大的鼻子，红卫兵解释说，欺负过中国的苏联人叫苏联大鼻子，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人叫日本小鼻子，刘少奇是苏联赫鲁晓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就长着苏联式的大鼻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提起苏联的赫鲁晓夫，我和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他是修正主义的领袖。我们还在中小学生使用的《新华字典》里，查到了那个不太熟悉的词语。字典说，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我们不懂理论，还是不知道修正主义是什么，报纸和广播电台就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和资本家、地主老财一样坏。他们上台了，要复辟资本主义，就会来杀我们，让我们的千百万人头落下来，像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当社会上开始批判刘少奇时，我家的邻居张大婶吓哭了。她抽动着鼻子想表达自己恐惧和仇恨的心情，可是说出来就跑了调。她说，刘少奇，你有时间修什么不好，修桥也好，修路也好，偏要修那个“正主义”干啥？你还着急上台呢，等毛主席死了，还不是轮到你上台？张大叔赶紧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再说下去。全国的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都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说毛主席也会死。如果被革命者听见，张大婶的命就没了。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震惊，没有想到，住在中南海的国家主席，也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多少知道一点儿，毛主席和刘少奇有矛盾的事情，社会上早就有人流传了。他们说，前几年的大跃进劳民伤财，出现大饥荒，很多人饿死，毛主席把善后的事情交给刘少奇。刘少奇允许农民“三自一包”，即农民可以种自留地、农村开放自由市场、让农民包产到户，自负盈亏,这样一来，农村有了粮食，饿死人的年代就结束了。还有，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串门，也说过类似的事情：别听报纸上胡说八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俺们农民可不是牛，不是羊，靠吃草就能活着？在农村里俺们提到刘主席，比毛主席威望还高着呢。这要是叫毛主席知道了，早晚会把刘主席撵下去，不让他干了。

以乡下人的淳朴善良，想不到官场上的事情，多么污浊，多么险恶。他们好像在旧戏曲里，听过官场勾心斗角的往事，但那是皇帝世袭的时代，皇帝的人选是固定的。那批人从小接受良好的治国教育，接受皇位的同时也接受了完善的国家制度，所以能从容、谨慎、负责任地统治他们的天下。至于其他怀着野心的人，争来争去的不过是皇帝以下的大臣位置，这样的社会，就有一个相对安宁的基础。现代极权社会，一切都被颠覆，说是集体领导了，没有皇帝世袭了，可是大家没有了安宁，从以前的皇帝到大臣的位置，还是要争来争去，不停地上下沉浮。那种没有确切结局的斗争，更加隐蔽、更加奸诈、更加残酷、更加血腥，远远地超出善良人们的想象。善良人们还无法想象，永无休止的官场争斗，怎样给同时代的人们带来厄运，毁坏了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甚至是几亿人的生活。

刘少奇有那么多年的政治斗争阅历，被他击败的人数不胜数，当然知道自己，在1967年被别人击败的下场，不会比自己击败的人结局更好。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他在那一年的年初，受到最初的批斗和抄家之后，立即向毛泽东提出了两项请求，一是“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是“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家乡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说完那些话，他的心情还是特别沉重，他会知道他的那些话，说了也等于没说。

在这一点上，他不是赫鲁晓夫，他没有赫鲁晓夫的勇气，也没有赫鲁晓夫的本事。修正是一种改革，修正主义是一种改革主义。即使他真的想做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代改革家，他的机会也早已擦肩而过，不会再回到他的身旁。

中国的武斗——冰冷的热血或滚烫的冷血

我想写的一篇文字，是用《冰冷的热血》为题，还是用《滚烫的冷血》呢，想了一两天没有确定。再等一等，后来到了动笔的时候，我还是没有确定。

可是我身边的时间，不会因为我的思维停滞而停滞。我身边的世界，也是一样。就在这几天，我所在的中国又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有个学钢琴的大学生，开车在路上撞人，那人是轻伤，他连续捅了七八刀，那人死了。二是有个在日本留学的研究生，乘飞机在上海降落，向接他的妈妈要钱，因为妈妈说没有钱了，在机场就捅了妈妈几刀。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令人类的文明蒙羞：中国的这一代人怎么了？在国内学艺术，到国外学知识，读到大学和研究生了，怎么比几千几万年前的人类，还要愚昧，还要野蛮。

这两件事情让我深深忧虑，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忧虑。他们的父母，年龄应该与我相似，或者略小几岁，算起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那批红卫兵和造反派，仅仅在那场革命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让我深深忧虑的第一点是，善与恶，先是社会的选择，后是个人的选择。那个与恶共舞的时代，还有多少恶的观念，传承至今，畅通无阻？让我深深忧虑的第二点是，红卫兵和造反派以及年龄紧随其后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子女长大了。二战后出生的德国青年，知道了父辈们当年的罪恶以后，一定要他们的父辈们彻底忏悔。文化大革命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隔断了什么？他们继承了什么？他们会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会有分辨善恶的动机吗？

我低下头去，闭上眼睛，想到1967年夏天。一天上午，三辆解放牌卡车扬起一路尘土，从我眼前驶过。驾驶室两侧的脚踏板上，各站一个威武雄壮、气势汹汹的革命造反派，嘴里叼着匕首，腰上围着手榴弹，手里拿着枪支。后面的敞篷车厢站满了革命造反派，他们带着各自的武器，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匆忙赶去武斗的地点。远处传来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让我和我的同学特别兴奋，那是我们从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精彩啊！但是，我们不敢到武斗的地方去，他们的子弹没长眼睛，像蝗虫一样乱飞，会把看热闹的我们打死。

前去参加武斗的那些人，有学校里的红卫兵，有工厂里的年轻工人，合在一起统称革命造反派。

不仅他们是革命造反派，对立的一方也是革命造反派。我们城市里的造反派，建立了好几个组织，一个叫做红卫兵鞍山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个叫做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一个叫做钢都红色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还有一个我记得不清楚，可能叫横空出世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那横空出世几个字，出自毛主席的一篇诗词。还有两个组织，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造反兵团，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八三一的名字，来源于毛主席1966年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8月31日。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在沈阳，统领辽宁省各地的革命造反派。他们从沈阳赶来支援鞍山的革命战友，鞍山的革命战友也去沈阳支援他们。一场激烈的枪炮之后，有的高唱着革命歌曲回来，有的扎着浸血的绷带回来，有的死了，躺在担架上回来。

鞍山的武斗，从前一年就开始了，到1967年打得更厉害，整个城市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几乎都卷了进去。那场武斗，曾使鞍钢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十座高炉只有一座还在炼铁。还有，鞍山武斗的高潮，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开批判刘少奇的社论之后，全国各地都开始揪刘少奇在各市各省的代理人，鞍山的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分别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揪出了各自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

类似的事情，在档案记载里还能查到，有的事情就查不到了。比如我在1967年时听说，有的女造反派，被对方抓去后遭到痛打和强奸，这并不算新奇，还有一个造反派的战士被对方抓了，是个男的，也被看押他的几个女造反派强奸了。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不会在正式档案里记载的，也不会有人记得清楚并出面证实，于是，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或者像我随意的杜撰。

有人说，全国的武斗，死了三十万至五十万人。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我知道的仅仅是，在这个估算的数字里，只有数量很少的人死在辽宁省，中国的很多省份，都比辽宁省死的人多。

比如陕西，作为最重要的三线建设基地之一，什么军工武器都能生产，加上军火库普遍被抢，就使对立的两派都拥有精良的装备。据说那里武斗的规模、声势和惨烈程度，与1940年代末期国共两军的拚死搏杀相仿。他们的一个县，据说死了好几千人，但在公开的文章里，说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持续了几个月，造成了734人死亡，烧毁大街小巷11条，53所机关、学校成为废墟，38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比如山西，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坚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

比如四川（那时包括重庆），动用了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迫击炮、高射炮等武器，不仅有陆地上的装甲车，还有长江上的战船。某工厂武斗一夜打了一万发炮弹，有人汇报给北京，周恩来总理极为生气，说：这是国家财产，我是很痛心的。但他没有为死去的生命痛心。那里的一个县创造了全国武斗中单次战斗死人最多的纪录，死伤五六千人（另一种说法是死了两千人）。据那里的老辈人讲，当年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在那个地方，也没有这么激烈的战斗。

我见到的资料里，大规模的武斗让人怵目惊心。更让人感到悲凉的是，那些人生前死后的凄惨命运。

新疆武斗，打死的女青年被脱光衣服爆尸。

山东武斗，一派打死对方十八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河南武斗，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福建武斗，当场将抓获的人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四川武斗，把一堆人绑在一起用炸药包炸死，用粗铁丝把若干人串起来绑上石头扔进汉江，以及集体活埋。

河北武斗，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生殖器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江西武斗，某一派死了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枪杀了几名抓来的无辜百姓。

陕西武斗，一辆卡车被燃烧弹击中，六七名已经被火球裹住的大学生，同时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跳下车，无人活命。

原谅我，不想说的更多了，这些已经让我的心脏一阵阵缩紧，很难松开，无法泵出全身需要的血液和氧气。

说到那段黑暗的岁月，很多人都会感到痛惜：武斗的双方，都是誓死报卫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他们的不同，仅仅是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持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谁能相信，他们和敌人流同样多的血，付出了同样多的生命，仅仅为了与敌人同样的信念，同样的理想，同样的激情。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可能还有被我们忽略的原因。

假如说，他们同样的对政治权力的拼死追逐。在中国最高当局允许他们夺取各省市党政权力之前，他们没有分歧，没有恶战，可是，邪恶的权力毒害了他们——当他们中的一个派别抢先夺了党政权力，就把自己当成坚定的革命者，把对立派当成反革命。没有权力的一方，于是奋起反抗，拼死也要夺回另一方手中的权力。

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他们是不是历史的某种重复。在清朝结束以后，很多革命组织都说自己是革命的，说对立派是反革命的，于是打了几十年战争，直到一个血腥的结局出现。1967年的武斗，如果不被制止，革命造反派也有夺得中国全部天下，登上权力颠峰的可能。

武斗与军管——鞍山后果很严重

前面一篇文字的结尾，我有个大胆的推测：1967年的武斗，如果不被制止，革命造反派也有夺得中国全部天下、登上权力颠峰的可能。有位朋友读了，觉得没有这个可能。他看到的是，那场武斗以及前后的事情，其实只是一场闹剧，与清末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这就提醒了我，仔细想一想。朋友说的，肯定是大部分的事实，占主流的事实。中国的大地像一个庞大的舞台，北京的领袖像一个权威的导演。他向上一挥手，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搞了起来，他的手再向下一挥，疯狂的革命就稳定下来，威胁不到他的政权。可是我又想了想，想到了另外的一部分事实，它们是一个事件中的隐秘部分，不容易被我们看见。

比如，前一年的年底，毛泽东请了几个人到他的家里吃饭，庆贺他的七十三岁生日，同时部署了新一年的革命任务，还举起手中的酒，与那些人一起，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这里的关键词语，是“内战”。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知道他说过这话不久，全国范围的造反派之间，真的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我们还知道他在武斗期间的两段著名语录，一段是：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另一段是：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好像还说过，天也不会掉下来。这样看来，我们很容易把他说的内战，当成造反派的武斗。

但是，还有没有另外的理解呢？沉溺在自负之中、空想之中、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对未来的判断就有失误的时候。文化革命初期，他曾对人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可是，他没想到他发起的这场革命，一旦释放出人性全部的恶，杀伤力有多么巨大，仅几个月时间，被逼迫自杀的人，可能达到他估计数量的一百倍，十万人。还可能达到他估计数量的二百倍，二十万人。牺牲是巨大的，但是，利用群众运动清除刘少奇及其拥护者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武斗吗？那场武斗太危险了，可能把他的政权彻底毁掉的。所以我想到的是，他们说的全国全面内战，指的是把工人农民都鼓动起来，深入搞一场规模空前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个法宝，可以为前一阶段的失误，找到合理性的依据。

利用群众运动清除刘少奇及其拥护者，先是需要派出造反派，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谁都相信，那些造反派夺了各地的党政权力，只是替他暂时看管，然后会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他。我在那个年月里，一次又一次看见，在个人崇拜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造反派，出去夺权之前，都要手捧《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的画像前庄重宣誓：

我们誓死忠于毛主席，誓死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死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我们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我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谁都没有料到的是，非正常手段得到的权力，会释放出恶毒，造成人性的扭曲，以至于癫狂。夺得权力的造反派，与没有夺得权力的造反派，展开了血雨腥风的、难以平息的武斗。据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专门成立了一个武斗事件调查组，统计出当时向革命委员会、政法部门、军管会报案和备案的武斗，伤亡10人以上的有57227次，伤亡一百人以上的有9790次。其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武斗，从1967年6月开始，在四川宜宾地区持续了九个月，参与武斗的有17万多人，造成438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了21100多人。

在一个漠视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时代，还有比人员伤亡更严重的事情。

还是前面那份统计资料，排列出文化大革命中十次最为惨烈的武斗，其中的一次，完全属于一种新的形式。那是1967年8月，一批职工造反派占领了湖南省某市的劳改农场和劳改工厂。北京的政府派出军队进驻这里，想要军事接管，竟遭到了顽强的反抗。造反派把劳改囚犯释放出来，发给他们武器，再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

这就超出了武斗的界限，还超出了武斗的游戏规则（假如，也可以把武斗当做一种游戏的话）：任你红卫兵造反派相互武斗怎样流血牺牲都行，但是不能让政府的囚犯获得自由，还发给他们武器与政府的军队对抗。于是这种新的武斗方式，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坚决予以打击。他们当然不是军队的对手了，有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也有伤亡，少一些，430人。

仅仅看到这一份资料，我有些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在网络上铺天盖地转发的都是同一篇文章，转发一千次，或者一万次，也还是孤证。但这一类的事情，恐怕是会有的。年纪轻轻就出来造反，往往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言语不该说。

还是湖南省的例子，由于说了他们不该说的话，有意无意之间闯了大祸。那是一个简称为省无联的组织，全名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由一些不同派性散落地组成。其中的一部分中学红卫兵，头脑敏锐，善于思考，挺像他们的革命父辈，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他们在大字报与文章中，口口声声在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如何如何，但他们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不仅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还有他们了解和理解的马列主义。

远远超越了当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与目的，他们提出一批“异端邪说”的理论，在大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中悄悄流传。

他们那种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严重挑战的新思潮，认为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了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即官僚特殊阶层）、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国家体制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让普选出来的干部成为真正的公仆，等等。

我在一本书里还看到，上海的造反派在夺取以后，以巴黎公社为榜样，建立了公社，取代了旧的市政府。上海公社以秘密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企业工人代表的原则组成。在各企业中，工人们废除了旧的管理机构和党的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管理者。而湖南省无联走得更远，他们以《我们的纲领》为题，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公社”。

眼看着就要离开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那场大革命的初期，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但对于异端邪说，怎么能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怎么能宽容呢？

中国太大，很容易失控。于是，北京的最高领袖决定，对他的国家实行军管。到了舍弃造反派这只卒子，让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了。他相信军队的力量，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强大而稳定。

参加支持左派和军事管制的一位军官，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了当时的困难局势：

1967年8月20日，星期日。江西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拥有枪支，武斗很厉害。我们去支左，就像上前线一样。得有牺牲的准备。一想到这，在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有人率先掉下了眼泪。这一下把大家感情的闸门都打开了，几十个送行的战友、家属和我们哭成一片。“男儿有泪不轻弹”，看着几十个解放军的干部痛哭流涕，周围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1967年8月26日，星期六。抚州地区对抗中央的决定，当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军分区负责人指挥部队和民兵进行伏击。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他们打飞机，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中央(周总理)定性，这是“军事叛乱”。他们的势力还不小呢，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九个县。谁说中国没有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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