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之恋，我们七十年代的爱情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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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之恋，我们七十年代的爱情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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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之恋，我们七十年代的爱情 【刊《南方周末》】 古往今来，爱情与身份的冲突，一直都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从《天仙配》到《杜十娘》……人类最原始的情爱本性，在门阀，财富，教派，宗族这些冰冷坚硬的屏障前，历尽磨难，演绎了无数人间悲喜剧。1949年后，大陆婚恋的身份认同，是以阶级成分、政治面貌以及思想观念为标识的，到了“文革”，这种壁垒几乎不可逾越。我和李虹的异端之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荒谬的时代发生的。
一九七四年秋冬之际，我外出回到办公室，车间书记对我说，电台找你。说着推过来一张报纸，空白处写着：51130。 这5个阿拉伯数字，让我和李虹开始了一段三十年的故事。 我按号码拨过去。一个女性接的，很标准的普通话，中音，沉静略带沙哑，有一点美国之音的淡漠与灰暗。她说，我们准备用你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有些地方，可能要按广播的要求，做一点修改，你能不能来一趟？ 我对自己的文字非常自爱，最怕编辑删改，更怕他们添加，当然就答应了。 那是一个微寒的阴天，按李虹约定的时间，我来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在那个年代，广播电台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一切最权威的声音都是从那里发出来的：新闻、社论、报纸摘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宛如一道道天庭布达的圣音，它指引着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方向，它发布着关于这个世界的消息，操控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决定着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人的命运。 在文艺部文学组，我见到李虹。她比我想象的年轻，淡淡的大方，淡淡的直率，有点玩世不恭的随意。坐定之后，她从抽屉里拿出烟来，递我一支，自己一支，很老练地点上。 关于修改的商讨，似乎很顺利。然后我们就随意聊起天来。那个年代，同代人相遇，三五句话之后就会问，在哪儿插队？李虹说，没插队，当兵去了。我立即猜出了这个女孩的背景。当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扛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学校里那些权贵子弟们特别是军干子弟们已经穿上了那个时代最尊贵的绿军装。后来又知道她只是一个69届的初中生——几乎就是个小学生，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你们这些人来搞这一行，真是误人子弟。”那时候，我许多成绩优异、才情过人的同学、亲友，插队五六年了，依然还在乡下苦熬，承受着身心双重的折磨，依然返城无望，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在那一批早已被都市遗忘的人群中。 李虹忍了，把话题岔开。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在一次与我的争辩中，回击了我那一句很伤人的话。她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吃过苦。 李虹看中的那首诗，题目是《祖国的青春》，是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写的应景之作，可能是一次演出用的朗诵诗，今天读来，只能失笑，当年能被刊物和李虹看中，也许是在那个越粗鄙越革命的年代，它的语言、节奏、意象还有点像诗。青少年时，像我的许多同代人一样，喜爱过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白桦等人——但在当时，这样一些战火中走来的红色诗人们，大多已被夺去了笔。我也喜欢过马雅可夫斯基，叶夫图申科，自觉得这些诗人，比那些七言八句的“大跃进”民歌、“文革”“鬼见愁”好得多。当然，更钟爱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海涅惠特曼们，也写过一些那一类的习作……但那些只能偷偷写在自己的日记本或私人诗抄里。 数周之后，李虹打来电话，告知播出时间，让我听听，提提意见。那首诗朗诵得比我预想的好，由武汉人艺著名演员金奇和另一位女演员朗诵的，还做了配乐，是一首钢琴协奏曲，情绪大体准确。我打电话对她说了我的看法，问到是谁配的乐，她说是她自己配的。我问是什么音乐，她说是从一部纪录片里扒的。 因为音乐，因为文学，我和李虹有了最开始的话题。她没有因为我那句刻薄的话记恨我。 打那以后，李虹有时会给我写写信，谈谈约稿的事，有时也会给我电话，请我去看一部过路片或内部片。电影公司有一个可坐两三百人的放映间，不大，但很舒适。能上这儿来看电影，是一种身份。
李虹第一次到我家来是为了借书，这是当年青年男女交往最安全也最雅致的一种方式。 那天她是坐轮渡来的，约在1975年仲春，正是淫雨霏霏时节。她没带伞，浑身透湿，光脚穿了一双塑料凉鞋，一进门，就要我领她去冲洗满脚的泥水。我把她带到厨房的落地水池，她脱了凉鞋，就伸出脚丫子冲洗起来，衣服湿湿地贴在身上。我说找点妹妹的衣物给她换上，她说，穿穿就捂干了。后来谈到少年往事，知道她原来学过跳水，有时懒得换泳衣，套上外衣就回家了。 那天她大概准备待上较长的时间，落座后，从军用书包里拿出两包“永光”香烟，这是当年武汉最好的烟。吃午饭的时候，她问我有没有酒。我虽然能喝，但不嗜酒，平日也不备酒。于是，到附近小店打了半斤粮食酒和一包兰花豆，加上她带来的一听琥珀桃仁，一人二两半。后来，她在日记里曾对“下层人”的廉价白酒和“上层人”的高贵茅台有过意味深长的记述。 那天的话题海阔天空。有的和谐，有的别扭，有的亲切，有的抵牾得厉害。 我那时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两个背景悬殊、经历各异的人，交流起来，也有它的趣味，就像棋手遇到一个路数不明的对弈者。李虹第一次面对一个她在日记中所说的“下层人”、一个高傲的、说话不给面子、经常让她张口结舌的异端，大约也是富于挑战性的。 我当年的借书记录本上，她借的第一本书是《肖邦评传》。她小时候学过钢琴，书里有肖邦和乔治·桑的疯狂又残酷的爱情。这本书她一直没有再还给我。然后是《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普希金诗文选集》《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她也会借给我一些书，有一些据说是军以上干部看的内部书籍，像当年被定为“军国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丰饶之海》四部曲等等。 李虹的生活经历很单纯，三四岁，便进了西北第一保育院，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住校，同窗中，有一大批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的后代。13岁小学还没毕业，遇上文革，16岁当兵，20岁到电台。 抽烟，饮酒，喝浓茶，读黑书黄书，在电台里反锁琴房弹《梁祝》，引来外面一声声斥问和责骂也不开门……这一切，成为了一个任由性情的高干女儿的几抹特殊色彩。应该说，这都是我喜欢甚至迷恋的东西。 在我1975年5月1日的日记里，曾经记下过这样的文字： ……许多人问起我个人问题。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准则。我不希望图一时欢快，给将来带来绵绵无期的苦恼。更不愿因自己的厌倦给别人带来痛苦。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很充实，很丰富，但我似乎已在这片人海中，感觉到了一个人，能和我一起走过生活和斗争的慢慢长途…… 我曾给几个人带来过痛苦，是否我自己也将得到这种回报呢？让它去吧，这也是诗呢…… 那一年我25岁，李虹21岁。 在1978年2月25日的囹圄日记中，还写到和李虹初识时候的一件事:……不久又因工作打了一次交道，我有印象的是，我们谈到《军阀》（七十年代中期引进的一部内部放映的日本影片。作者注）这部电影时，你提到“搞愚民政策”的问题。（虽然我当时不太相信是你的见解，或是听谁谈而接受的？）我很高兴你的勇敢和坦率，能在一个不熟悉的人面前，说出这个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字眼……以后我们继续间断，稀少的接触，为诗，为书籍——在那时到现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里曾进入过好几个女孩子，有的比你走得更近，但最后竟是你真正走进来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你走来的完整的足迹。（这大概也是生活自身的规律吧……）信任与热情，牺牲与勇敢，就是这条足迹…… 李虹是率真的，她不掩藏也不克制自己的热情，常常有电话来。我们之间也写信，她写得多，我回得少。我们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看法常常截然不同，比如“文革”前的社会等级分化，各次运动对不同意见者的处理方式，“文革”以来的个人崇拜，反特权，反开后门等等……许多时候都弄得不欢而散。渐渐，我们来往疏淡了。 1975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 1975年12月10日 雪 ……和L（指李虹）的一点友谊基本上结束了。我们心平气和不留痕迹地分手了。我们之间不同的地方太多，唯一相同的就是自信，固执。 感谢革命的洪波大浪，使我能和最基层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行业的人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使我感受到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爱憎。有了这种土壤，才会有真正的自豪，一种亲手创造着物质与精神的劳动的自豪，这是那些莫名其妙的贵族式的高傲决不可比拟的…… 我们的疏远，除了我们对社会、政治的看法常有冲突之外，矗立在我们之间的还有一堵钢铁般坚硬的高墙——那就是出身于两个被定为对立的阶级：我的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李虹的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 我后来知道，那一段时间，李虹的生活中进入了另一个人，一个也在湖北电台工作的军干子弟。李虹16岁从西安到湖北，常年远离故土亲人，那种孤寂与渴望是可想而知的，那个年代，他们这个阶层的青年男女，基本上都在圈内寻找婚恋对象。一年多之后，她开始茫然了。她想逃离。 这篇日记中记载的是，1977年5月李虹的父母在武汉军区后勤部滨江饭店设宴招待未来的亲家及军区老友。（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1977年初春，李虹再一次频密地进入了我的生活。 那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一段历史真空，前景虚幻不定。在那之前，她去农村参加了近一年的“社教”，看到了真正的底层生活。回来后她来到我家，我们依然会因一些问题争论，她像她那个圈子的很多人一样，庆幸中国又回到“文革”前那种秩序之中，但我并不愿意回去，我知道，那种秩序，是以无数人的苦难与压抑为代价的，我们必须从“文革”十年、也从文革前的十七年走出来。 李虹去世之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数十万字频密详尽、率真动情的日记，使得我们的那一段生活，有了非常难得的记录。 1977年3月29日…… 与胡发云争论，是很有益的事。我不感到无聊，反觉得时间太不留情。他的思想虽不成形，但自信顽固，和他达成统一是一件难成的事。这对我有好处，脑子可以派上用场了。我不赞成他的看法，必须有依据有理论的去说服他。我感到力不从心，但我尽可能努力……也许以前我被生活所愚弄，那么今后我还去受这种愚弄吗？又是在极度清醒又厌倦的情况下。考虑父母是否适当的？他们对我的作用与影响曾是甚么呢？他们的关怀只带给我愚昧！ 1977年4月3日 （和胡发云）谈了一天，我有些动摇了。我好像明白了。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维持现状的人。我期望更新，但我却不知是从哪个角度来的一股子“热情”，始终为一些糜烂的或即将糜烂的充当辩护士。我很可怜，我懂的很少，回过头来，我有什么既得利益呢？……他很严格，有时，也就是今天，弄得我张口结舌，相当难堪。但我觉得第一次和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交朋友的意义。他值得人尊敬，对自己形成的政治概念是热切的，认真而又严肃的为它做令人钦佩的工作。我也许会赞同他的，或者说作为一个下层人，我应该去了解、帮助他。可是，他实在应该顾忌一些安全问题…… 就在这长风浩荡万物复苏时节，她父母为她的婚事双双来到武汉。在她们那个阶层，婚嫁是一个缠满了各种各样人事政治关系的线团，当事人便被紧紧包裹其中。这样的当口，迫使她不得不面对自己，面对未来，做出选择。她在日记中写下了满心的烦乱与纠结： 1977年4月18日 妈妈爸爸要来了，跟他们谈些什么呢？我心里的事跟他们如何讲呢？哎，我现在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我怕他们为我担心，为我过多的担忧，可我心里实在不愿意目前这种枯燥的爱情继续下去了，我需要新鲜的空气，否则我会闷死的。但是，爸爸妈妈面前我怎么交代呢？我心里可真矛盾呵！ 1977年4月24日 双方老人都谈了。我只希望我在当了俘虏的情况下还能够有自己的自由。我是孤独的，尽管“解决”了“终身大事”，我仍然感到是孤独的。一种苦涩的情绪，使我感到无所事事。我所能做到的，也许就是尽力保持我独特的性格。我没有幸福的感觉，倘若是误会，那么这种误会也太大了，何况又谈不上误会。结婚在我看来，只是父母的需要，我不会对结婚感到兴趣的。 1977年4月25日 爸爸妈妈是爱他们的女儿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女儿真正的内心呵。我的尝试总是遭挫折。看着满头银发的父母，愁苦地望着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等着吧，相信生命。 1977年4月29日 一天又悄悄地，却极不饶人地过去了。我心潮难平！我不得不承认我已在偷偷地把感情唤了起来。当我轻轻敲他的窗户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的厉害呵！我们在紧张的情绪中度过了全天的时间，呵，春天！…… 1977年4月29日 第一次披露恋爱情绪。 1977年4月30日 我被生拉硬拽地去见了“公、婆”。看到老人的兴高采烈地举杯，交谈，我感到一种耻辱。但为了我愚蠢的计划，我必须忍着，我相信我能忍受得了。 1977年5月4日 几天来周游在“上层”，想念着“下层”，我的心多难过，一种铅一样的沉重压在我心头，丰盛的酒宴和平静的便餐，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当我品尝着茅台的时候，不禁想起那廉价的白酒，我为这不平而默默地愤恨。酒不能使我脸红，可是这不平等的悬殊的差别却让人羞愧。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奢侈，一种是清贫，像一条无形的鸿沟，把我们分割开来。我虽禁不住也不愿抵御酒对我的诱惑，但我已从心底对这天壤之别的差异发出了厌恶，相信我会为此而怒吼的。 现在我更感到了他是对的。他的呼声，曾几何时被我唾弃过，鄙夷过，现在，他的呼声，他豪壮、明朗的斥责都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回音。尽管我享受了，而且以后还可能享受这些虚伪的荣华富贵，可我在心里，在精神上是和他站在一起的。 1977年6月2日 昨天没记，可惜！刚才和Q结束了无聊的“恋情”，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我会感到更加难堪。 1977年6月23日 （字迹极其凌乱，大部分不清。）凌晨，三点。…………我不喜欢孤寂的生活，我念X，………… ………… 1977年6月25日 终于读完了，《契诃夫小说选》。我被他那灰沉的笔调，弄得心绪很不好，心上似压了铅块一般。他多半是在很不适意中过日子吧，他是一个明朗的人，他向人们诉说着最下层人的苦难。他的作品，让我感到字里行间都在疾呼：醒醒吧，上帝！睁眼顾惜一下你可怜的、苦难的人儿（羊）吧！他愤恨不公平的社会，他讥诮那些正人君子。我佩服他，敢把心里的话坦荡地说出来，是很令人钦敬的。 我希望能从此冷静下来，真正的冷静下来，幻想叫我受的痛苦已经不少了。 1977年8月12日 昨天真是竭尽了我全部的气力，总算回到了宿舍，这时那种惯常的，不知打哪儿钻出来的劲头，使我连擦带洗，清扫了一通现已是十一点半过了。X很可能已入梦了，但我仍一丝睡意也没有…… 与X在一起，我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愿意和X在一起，那么平和，清醒却又快乐地，时间就偷偷地跑掉了。X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让人钦佩的冷静的头脑。聪明，温和，也有激动，但一点刺激也不存在。我喜欢和X在一起，听X低低地谈着政治见解，艺术理论和对我的“训诫”。我希望我是尊敬X的。X与X的许多朋友，在我看来都是很有学问有许多方面经验的人。可我总感到X与别人谈话时极正常，可对我说话，我就不由自主升起一种敬畏感来。 1977年8月13日 我很坦然地把我的情况信告父母。他们也许会生气，那是不明事理的表现。他们正应当对我的做法感到高兴，为我的坚强加以庆贺呢！也许以后，我会叫他们大大的生气，他们肯定会生我的气。我除开现在明白，并选择的以后所应有的路外，没别的办法可以挽救我。如果他们生我的气，就由他们去吧。他们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过了二十四年，今后，我也许应当脱离他们，完全地，坚定地有自己的路了。我想我是对的。若干年后，我会使众人，包括亲人和友人都明白我目前的决定是正确的！ 愿苍天保佑我，使我能不像以前那么惶惑，那么不值得顾惜，使我做一个深扎在泥土中的种子，健康，旺盛地成长起来。 只是我不知道X—— 1977年8月15日 我在X那里待到八点半！但似乎时间是极不留情的，它对我很不客气。我每次要离开X的时候，都从心里感到一种……感到一种什么呢？一种留恋！在X那间小屋里，有我喜欢的平静的愉快，X对我谈到的话，许多道理，在我脑子里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少有的聪明又伶俐的人，在X那里，在X那轻轻地但坚定的声调中，在X那明朗而又深沉的目光中，我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与贫乏！我无言以对，只有权默默地听，认真地记，仔细地想……我脑子当中已经成形的一个想法突然间变得很坚定了…… 1977年初夏在我家的自拍合影。在阶级对立、思想冲突面前，爱充满了惆怅与忧伤。 那个春天，对李虹来说是一个脱茧化蝶的新生季节。而这个壮丽又痛苦的过程，我全然不知。 1977年深秋，与李虹历尽三年多的跌宕起伏阴晴圆缺分分合合之后，我们开始进入热恋，就在此刻，我突然被隔离审查，不久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挚友都在怀疑，李虹是特务。 一次漫长的等待与煎熬开始了。为了她的选择与爱，她也受到严酷的打击——停职、监视、批判、剥夺了她上大学和加工资的权利，还动用了她的父母亲友向她施压。铁血政治，没有因为她是革命的女儿而宽宥她。但她从未有丝毫的屈服，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我已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追捕>和我们的1978》中写到过。 201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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