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二：我的8.5 ；十三：校领导的8.5 （附“校长是怎样死的”）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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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二：我的8.5 ；十三：校领导的8.5 （附“校长是怎样死的”）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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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二： 我的8.5 1966年8月5日下午，校园里发生了游斗卞仲耘等五位校领导的暴力活动。当时我被罚在教室里擦玻璃，对外面的喧嚣竟浑然不知。 8月5日上午，我斗胆“逃学”了，可是躲在家里的半天，如坐针毡。吃完午饭，我妈让我睡觉，可哪里睡得着？忽然，我听见院里有人喊我的名字，出门一看，是我的两个同学。她俩从来没有来过我家，竟一下子就找到了。她们问我为什么上午没去学校？我说头疼。她们说，现在你跟我们去学校吧。就像逃犯突然被抓住，我从昨天决定逃避班会开始的不安和焦虑，反而消失了。 我家离学校有三站地，步行半小时。我们一路闷不做声，她俩不理睬我，互相也不说话。走进学校大门口，也没见异常。我们初三年级的教室在南楼二楼，她俩走进教室，核心小组一个同学在门口截住了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说头疼。她说：“红军叔叔爬雪山过草地，都不怕，你头疼就逃学？”我无言以对。 走进教室，我不禁吃了一惊。教室中央横拉了一根绳子，悬垂着一幅长对联几乎拖地，上联是“老子打天下如何如何”，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如何如何”，粉色纸，隶体字，一看就是核心小组的Ａ同学写的，她的家教中有艺术教育，她那时就画很棒的工笔画，仕女的发髻细致到根根发丝。那副对联原文曾经被我写入1983年发表的小说《路，这样走过》（河北省文联《长城》季刊1983-2），30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无法找到完整记忆，连那期刊物也丢失了。 教室被绳子一分为二。讲台前大约十张课桌拼成一个长方形，是“红五类”同学的，她们坐在桌子上，俯瞰着同学。与长方阵斜对着、靠近前门有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是“红外围”。绳子另一侧，三十张课桌分成几堆挤放着，最小的一堆是三张桌子，被置于教室后面靠窗户的墙角。这是四个不同的等级。 刚刚做完扫除，地上还有水迹。有的同学回家了，大部分还在。她们都原地站着，表情木然。核心小组的A同学不在，Ｂ同学站在讲台前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冯敬兰上午躲过去了，明天下午两点给她补课。她指了一下教室阳面的几扇大玻璃窗，对我说你今天就把那些玻璃都擦干净，以后做值日（指打扫教室卫生）就由你们三个人负责。说完，几个“红五类”就相跟着走了。这时，叶維丽忽然又回来了，她站在教室前门，大声说：“以后做值日还是按小组轮流做，不能光让她们三人做。我们也应该做。”说话时她的脸涨得通红。我非常感激她鼓足勇气，让“我们”和“她们”在做值日的问题上完全平等。多年以后，她已经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往事对我却历历在目。 我的书桌和另两张书桌摆在教室靠窗户的角落，不知道另两位落难的是谁。这时小M（详情见《文革纪事之十》）走过来，我立即知道她是其中之一，小声问：你怎么啦？她义正词严地答：“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我也知道她和我不一样，我因言论获罪，而她一点逾规之处也找不到，非常无辜。这个伤害在以后多年里严重毁坏了她的健康也改变了她的人生。另一位同学是Y，她回家了，那个下午我也没见她回来。原来上午的“辩论会”上（最近我才知道，同学们管那个会叫“点名会”），坐在桌子上的红五类同学挨个点名，强迫挤坐在教室另一半的同学说是否同意“对联”。Y是公开表示反对“对联”的两个同学之一，她的父亲是右派，她是“黑五类”，居然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敢不承认“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她被当众扇了耳光，她的眼镜被打到了地上。Y同学是蒙族姑娘，身强力壮，是学校舢板队的主力。假如她有资格打人，又下得去手，她准能一巴掌将对手扇出一丈远。那时动手打人是要有资格的，光有资格不行，还要心狠敢下手。多少年过去，性格豁达、为人宽厚的Y，原谅了打她的同学，却没有遗忘那份侮辱。公开反对“对联”的另一同学，是原团支书小Z，她是第一个被点名的，如果不是父亲提早被批判，小Z也应该是坐在桌子上的“红五类”。如果她是核心小组的负责人，我绝不会挨整，也不会有侮辱同学的“点名会”。同学们记得，小Z站起来，因为激动有些口吃，她说，我我我反对！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她反对的理由是，许多无产阶级领袖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恩格斯本人还是大工厂主。坐在桌子上的同学和小Z争吵起来，小Z毫不示弱，表示即便是干部子弟，父辈出身不好的也很多，用对联怎么解释？小Z历来善辩，又站在理上，谁拿她也没辙。 我搬动桌椅，摞起来去擦高处的玻璃窗。我们教室的阳面全部是大玻璃窗，上中下三层，每层三大块玻璃，不是对开而是上下推拉式的大玻璃窗。现在看来，那时的校舍设计真是周到地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如果当今的学校建筑也这样安装窗户，绝不会有学生“纵身一跃”，坠下楼去。别说探身出去，就连伸出脑袋也不容易，这就给我擦玻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给我留的是中上两层的6扇脏玻璃，我必须用湿抹布先擦去尘土和顽渍，再用报纸细擦干净。同学们陆续都走了，教室里没剩几个人，她们出出进进都默不作声，我爬上爬下，干自己的活。我们初三年级的教室在走廊南面，与校园隔着走廊北面高二年级的教室，完全不知道校园里已经闹翻了天。 初二２班学生张鸿敏在《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开放杂志》2010年8月号）一文中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强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崔××和孙××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张鸿敏的记忆，证实了她所在班积极参加了游斗校领导的活动。最近我了解到，初二年级6个班有5个斗争了“黑五类”同学。后来我们在调查校长之死时，多位目击者提到，殴打校领导的学生，以高一和初二年级为多。我为初三年级庆幸，至今没听到有当年在校的老师同学指认，8月5日下午有初三某班某某打了校领导。 我的同学小六那个下午出去看了好几次。第一次看到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穿着军装，她们把五位校领导押出来，往操场走。有人从楼里出来，给他们头上套上纸篓，也有高帽子（纸糊的，电影里斗地主恶霸时常有的镜头—笔者注）。后来操场上跟着看的人多了起来，她就回教室了。第二次出去，校领导正在东楼后的小操场挑土。梅（树民）主任身体好、年纪轻，能挑着两筐沙土沿小操场走一圈，又倒回原处。卞校长和胡校长连腰都挺不起来，卞身体不好，比较胖，年纪最大，实在干不了，胡校长态度强硬，于是她俩就挨打。刘（致平）副校长谢顶了，头上被贴一块用墨汁浸过的纸，墨汁流的哪儿都是。她们用带着钉子的椅子衬打人，打一下，一拉，衣服就破了，血就留下来。第三次下楼，小六在小操场看到胡校长在刷茅坑盖，周围没有学生，她已不成样子，黑裙子后面撕开了叉。那个下午校园里的暴力，让她的心无法放下。最后一次，她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被放在手推车上，头朝下控着，她想怎么能这样？就把车正了过来。卞校长终于头朝上了，可是屎尿却顺势流到地上。小六想，这下（卞）可完了。 另一同学小容记得，1966年8月5日的天气格外闷热。那天下午，教室里的同学并不多，因为刚开过“对联”会议，在教室的中间拉了一根行李绳，把“红五类”和“非红五类”人为地分开，同学们的心情都很复杂，气氛也很沉闷。下午两点多，小容走到南楼门口，正赶上五位校领导被押着走过来，他们头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边走边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走走停停。她直起鸡皮疙瘩，接受不了，又在心里批判自己是不是“右”了？等到第二圈转过来，老远看到胡校长原先的白衣黑裙，变成了一身黑，心想怎么还换了衣服？走到眼前才看见，她身上的墨汁直往下淌。后来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倒躺在手推车上，身上盖着大扫帚。旁边有高一学生说，装死！她还看见高一某同学让刘（致平）校长跪着，举手做投降状，给他照了相。有人还用厕所的脏屎笤帚往刘身上抹。工作组长张世栋也被揪到现场，有人威胁他说：“你不老实交待，也是这个下场！”我班还有一个同学记得，8月5日下午在宿舍楼，被强迫打扫卫生的卞校长正在洗墩布，一个初二学生把她的头按到脏水池里，灌她喝脏水。 可是，8月5日那天下午，小六、小容等同学出出进进，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谁有什么异常。印象中教室里很安静（多年后小容告诉我，因为上午大家都被“点名会”整得灰头土脸，谁也不想和别人说话）。我因全神贯注地站在高处的椅子上（下边是两层课桌摞在一起）擦玻璃，或许还想着自己明天会被怎样“补课”，竟什么也没察觉。不然依我的个性，一定会跑出去看。等我把高处的六面玻璃窗都擦干净，桌椅摆回原处，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楼道里很安静，路过别班教室，也看不到几个人。校园里也很安静，完全没有刚刚发生过暴力活动的迹象。我下楼沿着大字报“墙”一路浏览下去。大字报写得更长更多贴得更高了，校领导的名字被划了大红叉子，有的前面还冠上了“叛徒”、“特务”、“伪保长”等等，使人感到了大革命的惊心动魄，那些激烈狂暴的语言让我头皮一阵阵发紧。 8月５日是中伏最后一天，那年的中伏是２０天。四五点钟的日头仍旧灼人，转到东楼后面，大字报就很稀少了。小操场空无一人，我想去女厕所方便，没走到地方，就看见一辆手推车占住了路，车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覆盖着大扫帚和茅坑盖，他的两只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一眼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原来是卞校长，她没有知觉地瘫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也不见了。她怎么啦？为什么被曝晒在这里？谁往她身上扔了大扫帚和茅坑盖子？我的心狂跳，充满了厌恶和恐惧，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别说是一个昏迷的伤者，就是一个正常人，置于烈日下暴晒半个下午，说不定也会中暑、脱水，危及生命。可是，直到傍晚卞校长才被一些老师同学送到医院。因为是“黑帮”，没有学校革委会证明，医院不予抢救。双方争执起来，最后李松文老师征得在场的几个高年级学生同意，大家签名担保，医院才予以施救。一切为时已晚，卞校长于当晚九点被宣布不治身亡。 反工作组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当年十月贴出的“大事记”，对8月5日那天仅有一句话的记载：“一部分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操纵、利用之下，武斗黑帮卞、胡、刘、梅、汪。白色恐怖笼罩校园。”卞校长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胡校长腰椎骨折身受重伤，汪玉冰主任住院多日，“大事记”竟只字未提。 那天回到家里，我也一个字没对家人提起。除了恐惧，我不记得心里有对校长的同情和怜悯，后来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中年以后，我才想起校长之死，原来这件事已经成为我心灵的疮疤，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1996年三八节，我写了散文《记忆的疮疤》（见《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册P471，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次回溯8-5那天校园里的暴力，第一次发出自己的追问。 我在文章中说：“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文革，因此而原谅自己。可以说当年幼稚无知，因此而漠视过去。但是夜深人静的时侯，想起当年的情景，你真的能够心安理得？作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感觉到的是一份耻辱——我们的女校长死于我们这些女学生手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是否也会想起从前？是否也会有一种疤痕在心的感觉呢？我不怀疑，她们会有更深的痛楚更长的悔恨。”施暴者有她们洗刷不掉的耻辱。我为自己没有心肝的冷漠和遗忘同样感到耻辱。那个下午围观游斗校领导的同学们，在楼上躲在窗户后面一边偷看一边瑟瑟发抖的老师们，对狂热和暴力的集体屈服，对生命的广泛漠视，不也是全校师生永远洗不掉的耻辱吗？
【我的文革纪事】之十三 校领导的8.5 我因逃避了5日上午班里的“点名会”，8月6日下午两点准时被“补课”。关于这个会我不想说什么了，无非是把以前对我的揭发批判，又重演一回。这天早晨，我们从教室的广播里知道卞校长死了。你受的委屈再大，你还活着，可是校长却死了！这是8月4日校园里狂热斗同学、打老师的升级版，8月5日下午，部分学生对五位校领导的游街示众、高台批斗、体罚劳动，终于酿出了大祸。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失势之前的7月24日，当毛主席决定立即撤走大中学校工作组时，他对撤销中学工作组的忧虑，立即被验证。中学生一旦没有成年人管理，无政府状态下的校园有多么可怕，看一眼这所著名女中就知道了！ 学校里对此混乱局势深为担忧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胡志涛，尽管她已经被工作组革职，面对校园形势的失控，她仍旧心急如焚。8月4日下午胡校长去西城区委反应情况，请求支援，未果。8月5日一早，她又去北京市委“上访”，可以说是碰了一鼻灰，上级组织的无所适从和不作为让这位抗战初期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满腔悲愤。 进入8月，许多高中学生都游离于学校和海淀之间。那时的海淀虽是乡下，却是北大、清华和八大学院的集中地，是校园文革的发祥地和中心，是中央首长不分昼夜经常出没发表最新谈话的地方，是革命小将神速成长的大熔炉，也是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满天飞的地方。出了西直门或北太平庄就是农村了，公交车的牌子都是红底白字，和城里的白底红字正相反。马路很窄，两个车道，两边的钻天杨密密匝匝，马路边就是庄稼地。去大学看大字报，如同郊游，再被各种消息激动着，头昏脑涨又兴奋不已的感觉堪比初恋。 工作组时期的依靠对象学生代表会自动瓦解了，5位“代表”再也没有聚在一起“共商革命”。7月中旬成立的“革委会”，在高二2班学生罗治的文革笔记里只记有刘进说的“现在革委会成立了”一句话。教师组织“星火燎原”的《大事记》也是一句话：“通过学生代表宣布我校成立革委会，委员15人，其中教师二人，职工一人。”“革委会”还没展开手脚就黄了摊儿，以至于几十年后没人记起有这样一个机构。刘进和她的伙伴们想从社论里找到方向，而毛主席一回北京，报纸的社论也少多了。他的精神，都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处讲话中得到传达，总而言之，刘邓推行了错误路线，只有毛主席才是无比英明伟大的。这一切，都让刘进她们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自己满腔热情干革命，却跟着刘邓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成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帮凶，这让她们想不通、不理解、难接受。于是，工作组曾经的办公室——如今空置的史地政教研室，成了她们反省和清谈的地方，每天都有各年级的学生进进出出，想讨个主意，下一步怎么办？她们又去问谁？迷茫苦闷，不知所措，让她们完全失去了自信。 从前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辩论对联”斗争同学是刘进、宋彬彬等以学生代表会名义做的统一部署，最近为了写《文革纪事之十一》，我通过电话和Email向不同年级（初一年级除外）的多位校友提问：你所在班是否因“辩论对联”而斗争了“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多数作出回复，有的自己忘了就打电话询问同班同学。高一2班一校友正在美国参加女儿婚礼，及时用微信告诉我，她的班没有斗争过“黑五类”同学，因为她就出身不好。还有一位学者，他的小学同学是我校初二1班学生，他向她了解情况后立即转告了我。事实是：高中各班基本没有以辩论为名、斗争同学的集体活动。初三年级6个班，至少有3个班斗了同学。初二年级6个班，有5个斗了同学。全校共有37个班，因对联挑起的学生斗学生，既然是少数，可以认为是各班的红五类率性而为。 同样，8月5日校园里的暴力事件，也只是部分学生的狂热举动。 8月6日的北京市委《每日快报》，记录了5日全市有两个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一个是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总支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见南方周末2014-3-13日D27）不足百字，对事件的发生时间、人物、情节、结果记录在案。 高一3班起头的学生都是保工作组一派的，她们要用行动表现革命，那就是，把工作组时期“包庇”的黑帮校领导，揪出来示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头脑热昏的中学生眼里，“黑帮”和地主没两样。从前我们的老子干革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我们红后代也要敢打敢杀。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历数的农民造反行动，譬如抄家、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为所欲为，一切反常，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的事，今天都要试一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于是，尽管当天下午很多学生不在校，高一部分学生的“革命”行动还是得到了不小的响应，最狂热拥戴她们的是初二年级的一些红五类，加上围观者，游斗现场据说人多时有数百之众。为什么是这两个年级里的学生参与最多？至今未见学界从心理学层面去研究。我也写过多篇关于母校文革问题的文章，以往我和别人一样，把目光集中在已逝的卞校长，现在让我们看看8月5日当天同样遭受殴打折磨幸存的教导处主任汪玉冰老师的回忆： 八月四日下午，几个学生把我推到办公室，让我写东西。一进办公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都在写呢，我也坐下去写。是让我们写工作组是怎样包庇我们的，可是怎么写得出来呢？如果说让我写工作组是怎么迫害我们的还可以，也是写得出来的，但是却写工作组包庇我们。学生在后面骂着，用大粗木棒打下来，只好胡乱写，后来学生把我桌子上的玻璃都打碎了。木棒打在身上，我的心都裂开了。胡志涛被打得直喊毛主席，可是学生说，“好，你还顽抗。”因此，打得更凶。我们就这样写，一直到六点，在牛鬼蛇神登记簿上签了字，才许出校门。晚上我回到家里，心里想啊，想啊，老睡不着。 没想到，八月五日更大规模的武斗来了。大约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我被学生赶到操场的时候，看到卞、刘、梅已经不像人样了。我就想，我也会变成那样的，果然马上就给我剪了头发，背上写了牛鬼蛇神，墨水从头上撒下来，流到脖子里面，戴上字纸篓，手里拿着簸箕，敲着游街。后来又让我们几个到高台子上下跪，嘴里喊着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带钉子的粗木棒一下下地打在头上、背上、屁股上。后来又罚我们去劳动，挑土，两个很大的筐，装满了土，还用脚踩实，又加（土），有一、两百斤重。我身体又不好，根本挑不起来，倒下去，又一阵乱棒。后来又罚我去打扫宿舍楼厕所，我头晕眼黑，腰又被打坏了，身体又有病，根本支持不住，我就喝了许多带厕所味儿的水，用水盆子一盆一盆地打水冲刷厕所，我几次站不住了，可是心里明白千万不能倒下去。厕所打扫完了，走出宿舍楼的时候，看见卞仲耘已仰面朝天地躺在门口，已经不行了。学生又让我去倒垃圾，让我把垃圾筐顶在头上，走下台阶去倒，眼前一片黑，可是我还在想，一定不能倒下去，最后还是一头晕倒在垃圾台上了。醒来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看着天。后来听到有学生在讲话，才想起今天下午的事情，又听到电报大楼的钟声，知道已经六点了，后来我自己一步步地爬回了家。 到了家里以后，家里的人才帮我把脸上的泥土、浆糊，身上的墨水洗掉。躺在床上，头上、身上就往外流血，把床单子都浸了血，一躺下去，就动也不能动了，脑子昏昏沉沉，一直在流泪。第二天，家里人扶着我到医院去，就住院了。到了医院以后，学生还把大字报、骂人的话往医院里送，医生和护士对我还进行了一些保护。我的脑子昏昏沉沉，什么也想不起来。八月十日，护士给我念十六条，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这回可好了，不会武斗了。十五日，我还看见学校里同学老师敲锣打鼓，就想要能和同学们一起去多好啊！（汪玉冰主任应该是住在与学校一路之隔的邮电医院，所以能从楼上看到校园里——笔者注）八月二十一日我出院了，才听到卞仲耘死了。 （摘自汪玉冰1967年1月批判工作组的发言） 另一位幸存者、副教导主任梅树民老师记得，游斗是8月5日下午2点多开始的，让他们拿着清扫用具到大操场集合。当时他以为是到操场上扫地，只有胡志涛和卞仲耘觉得不对头。然后游街就开始了，当时头上被扣了纸篓，看不清楚是谁打他们，后来知道高一3班的很多人参加了。主要是高一和初二的学生。那天梅老师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背上，钉子扎进肉里，后来新衬衫血迹斑斑。当天特别闷热，游斗告一段落，就让五位老师去挑沙子。梅老师第一个挑起来，（副校长）刘致平第二个，梅感到特别费劲，心想那三个女老师肯定很难挑起来。她们挑不起来就挨打，卞仲耘被打得最厉害，胡志涛因态度强硬，也挨打很重。梅老师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人也快晕倒了，于是他走到东楼前低声对高一3班某某学生说自己不行了，某某说你到楼里扫厕所去吧。他赶快到厕所去，先用凉水冲洗了一下，然后一直在打扫厕所。他和刘致平一直在学校呆到七八点钟都不敢离开，等到学校一点动静都没有时才敢回家。梅树民老师对高一3班某某同学网开一面，一直心怀好感，认为是她救了他。而胡志涛副校长却对那个同学的蛮横粗暴，留下了不好的记忆。 就像文革前在班里毫不起眼的学生，文革爆发后一夜成为“头儿”一样，高一3班也是个很普通的班，那一天却成为暴行的发动机。 2014年1月4日，在一次关于“反思文革拒绝遗忘”的座谈会上，高一3班有位同学出席会议并具体谈到“八五”事件。她认为，高一3班发起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带有偶然性。发起人主要是高一考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初表现特别凶。为什么会这样？她说：这要从初中到高中的变化说起。我初中也在女附中，当时班里只有6个干部子弟，家长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的，虽然也讲阶级斗争了，但班里气氛还是挺好的。到了高中，情况一下子变了，干部子弟共有24个，学号全排在前面，我是37号。学校一直是按成绩排学号，后来有个机会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入学成绩是全班第二。这些招来的学生学号排在前面，但有些人学习不行，劳动也不行，累一点都受不了。表现是这样，还动不动说自己父母是老红军，干革命时经历了多少危险艰苦，用这个来表现自己有“阶级感情”。她们不能老是落在后面，所以文革中就更要表现。8月5日那天，有几个住在西边大院里的同学说要斗黑帮，那时工作组撤了，“主义兵”（反工作组的学生组织——笔者注）是革命的了，她们也想表现，于是把校领导集中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大家都在教室里，我们出身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坐在一起，她们让我们必须去看。我很尊敬胡校长，出于个人感情也想去看，就一直跟着她。胡校长（态度）很硬，挨打最多。……班里受学校宠的同学要跟胡校长“划清界限”，也有打她的，但看得出来是手下留情。打人厉害的，很多是高中才招到女附中的。以后文革稍微平静一些，这些人就不回学校了，再也不露面了。 “分崩离析”——高一3班另一学生杨团（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如此形容这个班级的同学关系。“八五”那天她没在学校，第二天回来，发现班级里的气氛出奇地冷漠。 闯了大祸，出了人命，相信谁的心里也不好受。20年后，这个班的学生王友琴（当时在读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终于忍不住了，她在《女性的野蛮》一文中，第一次披露了8-5事件中她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过程。 对于高一3班更多的学生来说，沉默，也许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那天参与暴力殴打和折磨侮辱校领导的所有学生来说，遗忘，也许是最好的心灵慰藉。 2014年1月初，南方周末的80后记者冯翔接受了报社的任务，他用了两个月时间，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与上述事件相关的各方人士。3月13日，南方周末用四个版面刊登了冯翔对八五事件和宋彬彬问题的深度报道，视角开阔，内容丰富，展示了年青一代对文革的追溯和思考。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8.5事件”综述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Ａ直接到了Ｃ，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都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其中有几位是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不在本校就读，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她们平时表现一般，并无过人之处。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李松文徐岩春李小琦马恬王满华刘进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其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读，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想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敬爱的卞校长和胡校长： 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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