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萧功秦等激辩新权威主义：如何破解政府权责难题？

来源：凤凰网 【大学问第89期】

编者注：12月8日，在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二期，萧功秦教授发表演讲《中国改革再出发：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他认为当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顿官风、严厉反腐，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等，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如果邓小平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习近平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萧功秦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改革需要铁腕推进，需要权威政治。

凤凰网登载此文后，在思想界引起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一定争论。12月27日，凤凰财经峰会午餐会上，萧功秦、秦晖、荣剑、许成钢、吴思等学者围绕“新权威主义”展开进一步讨论。凤凰大学问持续关注，并制作专题“激辩新权威主义”，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刊发午餐会相关内容，展现不同学者的论辩与质疑，下篇刊发萧功秦与王占阳的对话。

精彩摘要：

萧功秦：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5年以后，中国还要推行威权政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避免政治宽松预期引发的“薄壳效应”通过抑制政治参与来争取时间，进行大幅度、有序、渐进的改革，从而解决社会矛盾，拔出激进主义的雷管，最终使得广场民粹主义思潮被边缘化，整个社会往中道理性的方向发展。

秦晖：真正要改革，权力和责任就必须统一，讲“中央集权”首先就要讲“中央集责”。老百姓要对中央进行非常严厉的问责，这是集权的前提，有“中央集责主义”才有“中央集权主义”。不能一方面推卸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扩张政府的权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渐进激进的问题，而是方向的问题。

荣剑：如果说把新权威主义的这个帽子戴到邓小平的头上比较合适的话，那么他就是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1980年，当他发表《关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时候，他试图改变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十三大的报告，关于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是想终结强人政治主导下的体制。

许成钢：试图用集权的方式推动改革是不可行的，它仍面临两个难题。第一，在集权的情况下，权力是不是要分开？是不是要有约束？决定它的目标是什么？第二，哪怕你碰到一个超级开明的领导人，他自己约束权力，但仍然无法解决威权主义下的激励机制问题。

吴思：当年毛泽东面对强大官僚集团的时候都困惑不已，都觉得不发动群众不行，现在一条腿走路，一种力量从上往下发动改革，会遇到很大困难，能向前走多少，我们没法预测，一定会往前走，但也不一定走得了太远。在推动改革的方面，两种力量有些失衡。

以下为发言实录：

萧功秦：为什么改革开放35年后还需要权威政治？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史、二十世纪以来思想史等。著有《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等。

首先，邓小平就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我把他叫做“新权威主义1.0版本”。邓小平有两个观点：第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第二，所有制无所谓，只要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好处，就可以采取。这两个观点在逻辑上可以延伸出一种新权威主义，这就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市场导向的威权政策。

江泽民正是运用新权威体制，成功完成了经济的转型；接下来，胡锦涛在新权威体制下，成功利用市场转型的机会完成了经济起飞。这些都是“新权威主义1.0版本”所带来的实效和红利。但是新权威主义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它属于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政府，政府所主导的市场经济属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具有政府和市场两重身份的人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这就造成两个大问题，一是社会不公，二是竞争力的下滑。由此而产生社会的不满和群体性事件，以及两大思潮的重新出现。就在前一段时期，1990年代被边缘化的两种思潮，即新文革思潮和茉莉花思潮，开始活跃起来。它们都具有自圆其说的能力，还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特性，把问题简单打包成口号，带有能引起“广场效应”的民粹主义特性。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上台以后采取两个办法：第一，在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领导权和话语权。我认为他不是要回到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去，而是利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威慑功能，来压抑政治参与的膨胀和爆炸。而政治参与的膨胀和爆炸引起的连锁反应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反向运动，这是很可怕的。这种压抑和威慑功能，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两把刀子”（编者注：指列宁和斯大林。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是其他威权式政治所不具备的特点。第二，三中全会提出60条大幅度的改革决定，也就是说，通过压抑政治参与来扩大改革的幅度和力度，从而解决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时期所留下的半开放官僚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实现他所希望的“大社会小政府”结构。我们把它称为“政左经右”，但其实是一种铁腕改革。

我认为，习近平就是“新权威主义2.0版本”。新权威主义1.0版本的特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垄断性的利益集团，这就形成了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而新权威主义2.0版本的基本方向，就是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后者恰恰是未来中国特色的民主所需要的社会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有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5年以后，中国还要推行威权政治？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在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条件下，社会本身难以履行使市场经济完善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来做事情；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体制属于传统的集权体制，将无法避免我提出的“薄壳效应”，我把集权的传统体制进入开放和改革阶段后很难避免政治参与引起的政治井喷的困境，叫“薄壳效应”。

为什么容易产生薄壳效应？

第一，没有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机制。

第二，体制本身出现巨大危机，民怨载道。

第三，采取政治上宽松的政策，政治上的宽松会给长期压抑的老百姓一种“宽松预期”，这种宽松预期使得长期积累的矛盾和诉求会在短时间内以井喷的方式出现，而且会产生连锁效应。在连锁效应情况下，政府会处于两难状态。如果退让，就会被逼到无路可退，尤其在这个时候做出改革，一定会出现激进主义思潮；如果采取强硬措施，结果就会造成剧烈的社会悲情，而后者具有传染性，整个社会就会产生革命浪潮。最后的结果只会有两种：如果国家的力量大于民粹的力量，那就是倒退，倒退到旧社会的体制；如果人民群众或民粹力量大于国家的力量，那就是崩盘，几乎没有一个政权能克服这样的灾难。

第一个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绝对是比路易十四更好的一个人，他是一位改革君王，但是他恢复了100多年来没有召开过的三级会议，最后的结果就是崩盘，《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讲的就是薄壳效应的故事。第二个例子是清末新政，清政府从1900的辛丑变法到1904年实行君主立宪，但慈禧太后去世两三年以后，立马出现了辛亥革命。第三个例子就是俄国革命，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斯托雷平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但是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搞改革，就会出现薄壳效应，结果出现二月革命，政权被推翻。

新权威主义的作用就在于在薄壳效应之前，通过抑制政治参与来争取改革时间，我把这个时间段称为“延迟效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大幅度、有序、渐进的改革，从而解决社会矛盾，拔出激进主义的雷管，最终使得广场民粹主义思潮被边缘化，整个社会往中道理性的方向发展。所谓中道理性，就是中间的、温和的、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理性思维方式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进入现代化的民主大发展时代。因此，中国目前正是要进入新权威主义2.0版本的时期。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政治20年的政治学者，同时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认为现在是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因为对企业家来说最需要的是安全和政治上的稳定，而铁腕改革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三中全会提出的60条决定，其整个方向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恰恰是我们企业家最希望的情况。

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中国的未来会越来越好。我对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我相信中国在3年以内，社会焦虑感会逐渐下降。8年以内，中国的极端主义思潮会被逐渐边缘化，而原来信奉极端主义思潮的人会向中道理性靠近，如果顺利的话会出现这个趋势。

秦晖：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又扩张权力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经济史、改革与现代化等，著有《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共同的底线》等。

我先讲一讲对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的看法。我当然觉得新权威主义肯定比旧权威主义好。不要说“新”，哪怕没有任何“新”，就是在传统王朝时代，贤君也比昏君好，开明专制也比胡乱专制好。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讲，不会有任何人反对新权威主义。

问题是新权威和极端权威，就是“新”和“旧”，具有何种关系呢？是不是说新权威的宽容度比旧权威要好一点？比方说，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怎么办呢？新权威是不是就把我抓起来呢？如果把我抓起来，那当然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如果可讨论的话，那就要对新权威本身的权威力度加以约束。

首先，你得假定他是开明的，或是朝开明方向发展的。我注意到萧功秦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有一个不同点。他以前讲的新权威是走向自由民主或宪政道路的过渡阶段，现在却讲新权威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过渡阶段。新权威主义的最终目标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已经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我也希望中国能够走渐进改革的路，既不希望它乱，也希望它往前走。从经济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条渐进的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有一个帽子，叫“社会主义”；如果没有这个帽子，仅仅说市场经济，那指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度。以前我们说市场机制起基础性的作用，现在说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两者都有度量的问题。

说到市场经济的度量问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西方比起来哪个高，现在已经很难说了。而且西方是很多元的，既有像瑞典那样号称“从出生到坟墓国家负责”的高福利国家，也有像美国那种偏向自由放任的国家，甚至还有比美国更自由的国家或地区，比如说中国香港，它历来被认为是经济自由度比美国还高的地区，不管是市场竞争的自由度，还是高吉尼系数的容忍度，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但即使是这样自由的地区，大陆人觉得它也很“社会主义”。以前内地人往香港跑是投奔资本主义，现在往香港跑，是在投靠香港的“社会主义”，因为香港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要比中国大陆好。最近有两个引起媒体关注的现象，一个是内地孕妇到香港生孩子，另一个是内地学童到香港上学的事。对这两件事，香港人的反应就是，都是来抢我们福利的，而不是来和我们自由竞争的。如果就这个角度讲，中国其实已经非常市场化了。但是，是不是说，我们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空间就没有了呢？是不是说，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就不必要了呢？当然不是。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现象，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他们要么自己移民，要么资产转移，最近这几年愈演愈烈。他们最愿意移居的地方在哪里？并不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香港。他们愿意移到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都是长期由工党执政的，都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是很社会主义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真是很有意思，当然经济发展的成果是谁都不否认的。但是，一方面，中国人开始跑到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去寻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另一方面，一些资本家又跑到世界上很社会主义的地方去寻求产权保护，在我们国家他觉得很不安全。实际上这的确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国家不仅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社会主义的发育也是很不充分的。从这个角度讲，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可以的。这意味着市场功能进一步扩大，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关键在于，它针对的是什么？

在西方，一般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等概念，针对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这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不同。但是在中国，其实是没有这种问题存在的。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穿了，它区别的对象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封建市场经济：政治上非常集权，经济上可以搞市场。

这个我们并不陌生，从秦始皇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这样的，上面有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下面也可以有市场，甚至还会有我们现在都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土地私有制等等。这种东西，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时也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主义，我们还把它叫做三座大山之一。而且那个时候定义的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就是国民党的官营企业，它们是国民党的国企，而不是官僚私营企业。因此，这个东西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对象，但怎么改呢？我们要推行市场经济，扩大市场的作用空间，有两个思路：

一是通过推卸政府责任的办法来把老百姓抛向市场。比如以前提出一个口号，要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老百姓不能向政府索取服务，不能向政府要求各种各样的保障，只能在市场上自生自灭。但是政府找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制约的，从来没有人敢讲。而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它限制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政府不能找老百姓的麻烦，而不是老百姓不能找政府的麻烦。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下一步，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增加，这是指公民对福利和问责的诉求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去特权化，但不是去福利化。福利国家的弊病我很清楚，但是这在中国根本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现在的问题。另外，就市场机制本身而言，它扩展的空间应该是政府权力的退出，而不是政府责任的推卸。

有人讲，现在三中全会的改革不正是要集权吗？我的理解是，现在的集权是对权力分散化而言的，比如说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出现“诸侯化”的现象，或者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这样的现象的确需要解决，否则不说民主不民主的问题，整个政治体制就根本无法有效运作。为了推进改革，适当集中一点权力也是可以的。所以，要分清两种“集权”概念，一个是集权和分权的区别，另一个对中国更有意义的，是权力可不可以制约的区别。

我觉得集权和权力可制约不是矛盾的，分权和权力不可制约也不是矛盾的。比如，诸侯林立就不是集权，但是其权力是不受制约的。再比如，美国现在集权得厉害，联邦政府的权力比起费城制宪和南北战争的时候要大很多，但是它的权力可以制约。如果“权力集中不受制约”，就成了秦始皇了；“权力分散不受制约”，就成了封建领主制了。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真正要改革，权力和责任就必须统一，讲“中央集权”首先就要讲“中央集责”。老百姓要对中央进行非常严厉的问责，这是集权的前提，有“中央集责主义”才有“中央集权主义”。因此这种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主义我也不反对，但我既反对诸侯林立，也反对一个再版的秦始皇。

如果从渐进的角度讲，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但如果要进一步扩展市场经济，就要逐渐增加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如果要扩大社会主义，就要逐渐增加对政府的问责，包括公共服务问责。这两种增加可以是渐进的，保证中国不出乱子，但方向一定要明确，不能一方面推卸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扩张政府的权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渐进激进的问题，而是方向的问题。

荣剑：邓小平是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

荣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锦都艺术中心”董事长。著有《民主论》、《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社会批判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若干重要理论研究》等。

荣剑：事实上和25年前相比，萧功秦教授的这些解读并没有增添更多内容。从当时和现在来看，新权威主义面临三个它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萧功秦教授能就我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做出回应。

第一，理论有效性的问题。这个理论能不能解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正确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它的有效性必须做比较深入的考察。新权威主义的现成经验主要来自像韩国与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但是，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与韩国、台湾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仍然是一个全能主义的体制。

第二，新权威主义能不能够获得知识精英主流的认同。因为在25年以前，当新权威主义提出的时候，几乎遭到知识界的普遍质疑。如果这个理论在知识精英圈里不能得到一个基本的共识，那么它在面向制度转型的时候会有大的问题。

第三，新权威主义的叙述框架能否为执政集团所接受。当然你可能会说，它实际上所做的就是这一套理论所规定的。而且邓小平在25年前的私下谈话是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他不可能接受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说法。

我们不能够低估现有政权在推进改革的时候，所具有的这种高度集权的性质。这种性质30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改变。如果说把新权威主义的这个帽子戴到邓小平的头上比较合适的话，那么邓小平就是最后一个新权威主义者。1980年，当他发表“关于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时候，他试图改变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十三大的报告，关于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是想终结强人政治主导下的体制。因为他看到了这种体制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多么大的问题。可是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不得不接受新权威主义的苦果？我们不得不在策略上认同这样的做法？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比1989年更多，腐败更严重，官民之间的情绪对立更严重，群体性事件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1980年代的实际水平。因此我们对通过威权方式推行改革的做法，表示质疑。这种做法能不能导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还有待观察。

许成钢：威权体制无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职副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曾发表《东亚的金融制度与金融危机》、《为什么中国不同于东欧》等文章。

我想谈一谈威权主义体制的操作机制问题。虽然大家关于改革似乎已经有一些共识，但这个共识是非常抽象的。改革到底应该改什么？改革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谁来改革？这些问题都需要讨论，还没有深度的共识。在讨论之前，我先说一下基本事实。

因为社会科学是科学，科学一定要面对基本事实，而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我们所面对的基本事实是：改革追求的是现代化。那么，全世界所有现代化的国家，它们的体制是什么样的？所有现代化的国家全部都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范围内，根据人均GDP，除去那些纯粹靠资源出口而富裕的国家外，一共40多个发达国家，100%都属于权力受制约的政府。

权力受制约的政府，意味着权力是分开的，要么三权分立，要么四权分立。因为只有权力分开，才有可能法治。法治的基本条件是，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不在一起。没有法治，市场经济不可能发展，包括保护个人的产权，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在没有这些保护的情况下，任何发明创造都没有办法进行，包括技术层面，也包括组织层面，后者对人的自由有很高的要求。

我研究中国的体制有20多年了，我把中国体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这个威权主义的操作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占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在改革之前，中国原本的制度，我把它称为“地方集权主义”。改革后最大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取代中央计划的地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私有制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这些基本特点决定我们目前的体制已经不再是极权制的体制了，后者实际上是前苏联的体制。然而，在目前的威权体制下，政府仍然掌有巨大的资源，比如土地所有权，它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还有巨大的掌控作用。

威权主义体制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一层一层的政府，上级认定下级，上级考核下级，于是导致下级的眼睛一定看着上级，一定对上级负责任。这样的体制下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激励机制问题或动力问题。如果激励机制问题很单一，那么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它能比较适当的调整。比如说军队的任务很简单，打胜仗，把对方消灭。所以，军队的激励机制问题容易解决。再比如企业，它的组织方式，许多都是威权主义的，是自上而下的，只要解决最高首长的激励机制问题，下面的员工由于目标单一就可以适当解决。但是，涉及到整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有无数的例子，包括晚清、苏联和东欧体制，苏联和东欧集团的改革从1960年代起一直到1980年代末，都没有起色，这是导致苏东巨变的内在原因之一。

中国的体制与苏联东欧有所不同，它是分权式的威权主义体制。通过政事和人事，控制整个体系，包括资源配置、行政执行、经济操作，大规模操作向下分权。这种大规模的向下分权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候启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时期把80%的国有资产从中央下放到各省各市。文化革命期间进一步削弱各部的权力，至此之后，充分形成了这种分权式的集权体制。在改革期间，由于市场化、私有制的发展，使它从集权主义体制过渡到威权主义体制，但仍然无法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

有一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基本规律。下级看着上级的政策，想着怎么对付。大跃进期间，各省各市各县各村，层层向上级欺骗，夸大亩产以及钢铁产量。今天我们仍面对相似的问题，比如这两天大规模报道的假贫困县问题。

如果激励机制问题无法解决，那为什么改革30几年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有一个通用的说法叫“中国之迷”。当人们用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但实际上，把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世界上已经有的其他国家做对比，会发现我们不是唯一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都有高速增长的情况。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但保持了长期的增长速度，而且全都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并进入了OECD。中国若按照人均GDP算，只排九十多位，跟泰国差不多。中国能不能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是不确定的，虽然中国的总体规模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我认为改革30多年的实践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这才是中国之迷。而答案就是地方竞争：县和县竞争，市和市竞争，省和省竞争。但是地方竞争不是新鲜的东西，在大跃进的时候也竞争，大跃进的时候吹牛皮、欺骗，就是搞地方竞争。改革时期的地方竞争与大跃进时候的地方竞争的差别在于，竞争目标不同。

改革30多年来，中国的成绩是暂时的，因为它是靠地方之间竞争GDP的增长速度取得的。GDP本身不可能是国家和社会的终极目标，最根本的激励机制仍然成问题。因此，试图用集权的方式推动改革，是不可行的，它仍面临两个难题：第一，在集权的情况下，权力是不是要分开？是不是要有约束？决定它的目标是什么？第二，哪怕你碰到一个超级开明的领导人，他自己约束权力，但仍然无法解决威权主义下的激励机制问题。

吴思：未来改革集权与分权需要大平衡大分寸

吴思，《炎黄春秋》常务社长、总编辑，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等，在国内引起广泛影响。

如果三中全会的决定七年之后基本形成，或者7、8成能得以实现，那时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标准的权威主义社会。现在还不是权威主义社会，但也不是所谓的后全能或者后集权社会，现在是从后集权向权威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如果顺利就是转型前的韩国、西班牙，或者是标准的权威主义社会。所以，萧功秦教授谈到的新权威制度，如果不作为主张，而是作为一种事实客观表述，那么在七年之内大体上是适用，这不是什么主张好坏的问题，是真伪的问题。张千帆教授对于萧教授的指责，说板子过多打在社会身上，没有打在迟迟不改革的政府身上，张教授的责备也有道理，可能真理在他们二位之间。

中国未来七年或者三中全会决议如何处理集权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需要详细讨论。改革有16个部分，60条，据说有300多项的内容，我还没有详细研究究竟哪一条属于放权或集权。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经济方面是放权，法治方面，也就是政治方面的一个部分也是走向放权。

法治又比较复杂，人财物的层面属于放权，具体判案由审批者裁判，落实到某一个人，如果追求每一个裁判者的责任，也就有比较大的动力排除干扰，相对来说司法权是逐步走向独立。

在我们熟悉的文化领域，我觉得是走向集权的，因为大概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类似文化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机构管导向，管资产，管人士，全管下来，比现在的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还要厉害，现在还是分散的，跟诸侯似的。

《决定》描绘的整个途径，究竟分权和集权怎么分配，需要三百多项一个一个讨论，经济和法治走向放权，这是最突出的。推动改革的力量，一个是安全委员会，一个是改革领导小组，推动力显然是集权的。

分权与集权在未来改革中如何把握，需要大分寸和大平衡。

第一，经济下行，带来失业增加，这一问题非常大，一旦失衡整个权力就会出问题。一定要在经济领域分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一放就活，一活就死，让民营企业发展既来，增加就业，这个大均衡一定要走向放权，这也是三中全会抓住的重点，推进市场化进程。一旦放开这方面的权，相应其他的方面也得放，比如建立稳定的比较高的法治水平，才会让人敢于投资，才觉得有安全感。

第二，改革依靠的力量有些失衡。要放权，就要打破垄断。按照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要破除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的力量在哪儿？我们都知道阻力一个是既得利益，一个是意识形态，而打破他们的力量最清楚的一条就是凭借集中的权力从上到下打通。能不能达到第一个均衡所要求的市场开放程度和法治建设水平，我觉得很可疑。

当年毛泽东面对强大官僚集团的时候都困惑不已，都觉得不发动群众不行了，现在一条腿走路，一种力量从上往下发动改革，会遇到很大困难，能向前走多少，我们没法预测，一定会往前走，但也不一定走得了太远。如果不借用群众力量、传媒力量、舆论力量、民意的力量，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就会有孤家寡人的痛苦，孤掌难鸣。在推动改革的方面，两种力量有些失衡。

第三，如果一条腿走路，自上而下砸，不断打破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官僚腐败反得太狠，既得利益损失太大，会影响现在的权力稳定，就走不远。我们知道当年毛泽东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就是让步。改革再往前走，集中的权力都会遇到这些约束和障碍。分寸怎么把握，谁也没法描绘清楚。

未来七年，如果做得特别好，借力打力，继续向前推进，除了借助民间力量，还可以借助各省之间内部竞争的力量，比如上海自贸区是一种分权，广东要做，山东也要做，互相争着做，争出更加开放的经济措施，把各省的力量调动起来。这又遇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项一项讨论，到底在收谁的权，收了之后，互相之间的竞争关系又怎么样，这样才能把改革和集权的大话题讨论细致。我说完了，谢谢。

回应

萧功秦：贤人政治加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政治

我简单回应一下各位的观点。新权威主义和官方表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对应的。中国特色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加上市场经济就是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何在？首先，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它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可以操作、评价、量化和分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好的和坏的新权威主义，有优质的和劣质的新权威主义。

从历史上来看，好的新权威主义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有非常强势的权力和对时局的可控制力。一个俄国学者说最羡慕中国共产党具有对整个转型过程的中的可控制力。

二、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新权威主义不是固定的东西，它一定要与时俱进。如果有实用主义的文化与它相配套，新威权就有可能自我更新，它具有制度的弹性。习总书记最近有一句话特别精彩，他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永无止境就是指没有终极目标，没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什么东西最有利于解决问题，它就是最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整个社会走向比较稳定的多元化，只要共产党的权威和安全感得到保证，社会的自由度会越来越大。只要民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不但是道德上的要求，而且是整合社会的手段，这样就能解决许成钢刚才所提出的激励机制问题。

三、具有对多元文化的忍受能力。这也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现代化与对多元文化的容忍能力是一致的。30多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对多元文化的容忍程度在提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安全感不受到威胁的领域里，自由度是非常大的。比如所谓的《阴道独白》，那么荒唐的东西都不受干预，因为他不威胁共产党。

因此，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会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我所说的和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所说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是指，一方面执政党比较优秀的表现使大家认同它的领导，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安全感得到保证，它对社会的宽容度大大增加，社会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老百姓在得到自由的同时也会认同它的领导。将来的民主不会像西方那样，而是会出现贤人政治，十年轮换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具有了贤人政治的萌芽。贤人政治加上协商民主，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