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政两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习近平新政是新权威主义强化版

作者：萧功秦

来源：凤凰网

作者按：在习近平新政推进二周年之际，有记者就海内外读者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请我谈谈看法。我的答问录的部分内容已经在2014年12月28日《星岛日报》第13版以及《香港经济日报》网上发表。现将答问录再作进一步增补，发表于此，本文与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正好形成前后姐妹篇。供各界朋友参考。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习近平新政特点：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问题1习近平总书记执政2年，透过反腐集权，无疑已掌控权力。您个人如何评价他两年的执政?其新政有哪些特点? 萧功秦：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六年，与十八大以前时期相比较，二年来的习近平新政，可以总体上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二年来的新政内容，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中纪委的组织优势，空前规模地进行高强度的反腐败。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腐败治理是个难题，许多国家由于缺乏相应的治理能力，退化为朋党式的权力私产化的“苏丹化”国家。中国作为一党执政体制的国家，由一党体制内的中纪委发挥反腐败的中枢作用，这种一党体制优势的发挥，可以自上而下地对官僚既得利益垄断集团进行各个击破。一般说来，在后发展国家，直接运用大民主方式进行的反腐败，只会引发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爆炸与民粹主义井喷，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可以利用乱局混水摸鱼。当然，要从治本意义上反腐败，还要从法治与社会监督方面进行制度探索与建设。

二，用“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来强化党内自我约束，起到了整饬纲纪，综核名实、缓解官民矛盾，理顺民气的作用。“群众路线”，“八项注意”原来是革命时期用来动员民众革命的文化元素，运用革命时代话语的权威资源，来整饬执政党各级权力部门的纲纪，可以起到动员、警示与威慑作用。这可以说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创新。

三，改变了三十年来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党政分开”的固有思维，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财经领导小组”等党政合一体制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实现权责合一，来提高中央权力运作的效率，避免以往“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九常委分管制”所造成的权力分散与低效率。此前政法系统周永康的严重贪腐与尾大不掉，以及某些地区的权力系统的朋党化、山头化、贪腐化、地方豪强化均与此类弊端有关。

四，习近平新政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强化三权，即意识形态领域与网络空间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以防止在社会矛盾积累阶段，出现街头式的激进政治参与。从长远来看，习近平并不是要回到传统专制，而是要保持转型期的政治稳定。通过这种政治稳定，来进一步排除左右干扰，深化改革。

五，经济上的进一步开放搞活。通过改革六十条，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把此前已经形成的“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软着陆。上海启动的自由贸易区在广东、福建、天津等全国多地区的进一步扩容，正是这一作用的体现。

六，强调“以宪治国”，以“党定立宪”的方式，规定地方党政不得干预司法活动，与历史上开明专制主义的“钦定立宪”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开创了以“开明专制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法治化的新路径。这一路径选择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特别要指出的是，自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与筹备立宪时期以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习惯于认为，英美式的由第三等级自下而上的对集权体制进行“限权式立宪”，才是宪政的正途，然而，从人类历史上看，德国式的大陆国家的开明专制式的法治化路径，却更适合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国情与实际，而且也更能取得实效。运用强政府或君主的中央权威，在法治上对社会与地方行政进行“规制”，是强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中的一种重要功能，德国的威廉二世的司法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钦定立宪”，提供了这一路径成功的先例。

“开明专制”的法治路径的特点，一是“钦定立宪”，而不是“民定立宪”，执政中心是立法主体，其领导地位不容挑战与动摇。这是大原则，二是启动法治的动因，是从改善国家治理能力入手。只有建立在这个功能基础上的法治，政府才具有持续推进法治的积极性，在现实中也才有可行性，地方上也能响应与支持。三是“经验——试错”路径，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的移植，而是从改善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评估成本、效益与风险。从经验实践中去寻找最合适的办法。四，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推进法治，最终的结果是要形成社会上的法治习惯与文化共识，由法治作为社会行为规则。

这一路径成功的关键是，中央政府必须具有良好的权威合法性基础，1905年启动的清末的“钦定立宪”，虽然从一开始走的也是这条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路，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当时已经陷入权威危机，所以清末的“钦定立宪”没有成功，中共现在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合法性，这一路径的可行性就大为增强。

七，文化上强调传统文化是民族的命脉，放弃了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来控制国民的精神生活，让传统文化成为新的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通过发扬传统文化，从中汲取民族凝聚力的新的精神资源，丰富国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对长期以来社会上的“西方中心论”起抑制与对冲作用，可以起一举数得之效。

八，国际关系上，通过一张一弛、刚柔相济的办法，保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通过APEC会议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如何在一张一弛中找到处理国际关系的行动边界，目前正处于尝试与探索过程中。

以上这些做法，从第一点到四点，即：中纪委为主轴的高强度反腐败、“群众路线教育”形成党内自我约束机制、以党政合一，责权合一的中央集权来统筹全局、加强意识形态与网络领域的三权管控，可以归纳为铁腕式的“收”与“紧”。

另一方面，从第五到第七点，即“改革六十条”、“以宪治国”、以发扬传统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多元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改革开放的“放”与“松’，通过放与松的办法来激发社会的活力。第八点，在国际交往上，是收中有放，放收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铁腕改革，收放结合，紧的更紧，放的更放”。

习近平新政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2.0版本

一年以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六十条公布以后，我对海内外媒体曾发表了三句话的提法。

第一句话是，“如果邓小平模式是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就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习近平新政可以说是邓小平模式的加强版。

第二句话是，“通过新权威主义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中道理性之路”。只要假以时日，社会矛盾将有可能逐步缓和，在实现有效治理过程中，左右两极的政治势力将会被逐步边缘化。事实上，海内外左右两极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中都有向中间靠近的趋势。在中国的条件下，新权威主义道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之路。

第三句话是，“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这句话的基本内涵是，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已经走上了新权威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挑战新权威主义的左的与右的、激进与保守的各种政治势力，已经不足以根本上撼动与影响这一历史性选择。更具体地说，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已经趋向于稳定与成熟，中国还将在这条路径上持续发展相当一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法治与民性诸多方面条件的成熟，中国才有可能向更高程度的民主政治参与的下一阶段过渡。

我一年前发表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一文中曾阐述过这三句话，我现在认为仍然有效。与一年前相比，习近平新政的思路已经在诸多政策举措中体现得更为清晰明确。

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要防止民粹主义革命,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必须对意识形态适度管控

问题2海外有人认为，习近平新政严控意识形态，这在海外一些知识人中比较受争议。您对此有什么评价，认为他为何要这么做? 萧功秦：从总体上而言，新权威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是现代化功能所要求的，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统集权国家在走向改革开放时，都会面临我说所的“薄壳效应”的挑战。众所周知，地壳最薄处是最易发生火山喷发的，我们可以用这一自然现象来比喻传统集权体制一旦进行改革开放后，就可能发生的“政治参与爆炸”现象,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清末新政后的辛亥革命,都是这传统集权国家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是没有成功地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而陷入革命危机的典型实例。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封闭集权体制往往在矛盾积重难返时才想到要进行变革，为了变革，就会有政策宽松，此前，在传统集权制封闭条件下，社会已经积累巨大的矛盾与问题，进入改革开放，人们在宽松预期的支配下，激发起强烈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诉求，这种不同的诉求就会在短期内板结起来，对执政中心构成挑战压力，此种情况下，根本上挑战现存秩序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将会取得广场上的话语霸权，并凝聚广场不同人群的反体制的“革命”共识，其冲击力之大将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政府将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激进主义革命的连锁反应的概率就会大为增加。

此外，在一个集权国家的转型进入中期阶段后，左右激进主义势力，将因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不断积聚，而对政府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特别要指出的是，与新加坡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相比，百年中国是一个具有革命民粹主义传统的民族，民粹政治参与的燃点很低，处理不当，也会引发政治参与的井喷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适度管控，防止左右激进主义对改革大方向的干扰，有助于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维持政治稳定。为深化改革赢得宝贵时间。我把这种功能称之为“延时效应”，即用改革政治家的铁腕维持相对低度的政治参与，在有效维持稳定的时间段内，籍助于强势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来解决长期遗留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化解自下而上的、街头式的政治参与的井喷与压力。

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种制度优势。正是在这一铁腕改革条件下，从1978年到现在的三十六年里，中国从人均350美元到现在的人均7000美元。经济总量每年以9.8%的速度提升，可以说是世界传统集权体制变革史上成功的先例。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传统集权国家通过避免“薄壳效应”的方式而走向经济繁荣与现代化文明的先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表明，我们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旧体制的维新与改良，通过防止薄壳效应，避免“改革——革命”的恶性循环，向富强与民主的更高目标软着陆。

必须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管控必须是适度的，如果分寸把握有了问题，也有可能激活一些僵而不死的左的东西，从“假死状态”中复活过来。如果我们官员对多元文明化过程中的某种正常现象反应过度，把社会上健康的富有生机的文化与社会多元化，误视为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必欲砍除而后快，这就有可能形成误区，形成不自觉的向左的方向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甚至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破坏了社会多元化的健康生态发展，扼杀社会宝贵的文化生机，这是必须予以防止与警惕的。

习近平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问题3您曾经评价习近平新政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经过一年的观察，有没有什么调整或补充?前不久有人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萧功秦：与两年前的改革模式相比，习近平新政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更充分地发挥执政党体制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二是更大力度地从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资源中，汲取某些有效因素，通过创造性的转化，来加强政府的管控能力与执行能力。邓小平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习近平作为政治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办法运用得更为圆熟。

从新权威主义角度来看，应该指出的是，后发展国家保持强大的政府权威资源，对于改革动员，整合资源、形成转型杠杆，维持稳定都极为重要，多数后发展国家在应对转型期中产生的复杂问题与矛盾时，往往既有政府的能力与权威资源不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在进入转型阶段后，就面临权威资源缺乏的困境。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外部敌对势力的精心策划的阴谋，不如说是政治精英们因噎废食，选错了改革路径，没有把苏共传统资源(包括苏共党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用来作为推进改革的杠杆，使之发挥新的功能作用，而是自坏长城，采取了抛弃已有革命传统的激进休克疗法，从而失去了稳定社会、整合社会的执行能力。戈尔巴乔夫几年前在接见记者时，其本人就赞扬了中国的执政党在改革成功中的关键作用，并反思了自己历史选择上的失误。邓小平的中国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的改革，其成败关键，是路径选择的根本不同。

中国执政精英保持强政府能力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从改革前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汲取一些有效元素,用来充实政府能力。习近平在这方面的力度很大，例如，“新群众路线教育”，“新八项注意”，通过对“古田会议”精神的强调，来加强执政党对军队的管控，清理党内、政府内与军队中权高位重的腐败分子，以及地方上那些豪强恶势力帮派。这些都是习近平运用革命意识形态的符号资源，强化了政府的治理权威后才得以实现的。让革命体制与文化资源发挥新的功能，用民间的生动语言来通俗地表达，习近平做的就是“用毛的办法走邓的路子”。

用毛的办法不是要复活“阶级斗争为纲”，泛阶级斗争损害改革的权威合法性

然而，从发展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我们会注意到，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即前三十年的传统革命话语中，仍然存在着文革发动前的17年(1949-1966)与文革发动后的13年(1966-1978)之分，众所周知，后十三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的，被改革开放所抛弃的、明显地具有破坏性，反常理性，反改革性的东西。“阶级斗争为纲论”近来被某些人重新启用。又例如，数月前，有人在某权威网刊上发文，把《归来》这部反思文革的电影，说成是“反党毒草”，这种复旧式的提法，过去二十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极左的残存东西，正是利用了现在这个机会，从“假死状态”中重新复活起来，以发扬“革命文化”的名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亮相，它使企业家群体上产生心理上的疑虑与不安定感，有位企业家就告诉我，他们担心自己会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对象，他们很多人比过去更积极地考虑移民海外。他们有的人甚至担心，阶级斗争论的重新提出，是中国将再来一次文革运动的“新信号”。事实上，阶级斗争为纲论还会影响到企业界投资的积极性。

其次，在“阶级斗争为纲论”的话语系统中，其中的“阶级”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前三十年的传统中，其界限与定义从来都是模糊的，不同的思想都可以被冠之以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帽子。甚至可以被具有解释权的人作任意解释的。这样的棍子伤害力极大。

第三，“阶级斗争为纲论”的重新复活，使原先已经被边缘化的左的新文革思潮，以及右的茉莉花思潮，在社会重新活跃起来。左的势力想利用“阶级斗争”来打击自己的“对手”，来挑战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资派还在走”。广大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温和的中间派，也会对党的大政方针产生疑虑，担心执政党的改革方针是否发生逆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阶级斗争为纲论”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定方针的干扰，原本安定团结的社会内部将会形成的新的对立与撕裂。

可能有人尝试用“阶级斗争”这把“刀子”来“强化”政府的“执行力”与“威慑力”。但从效果上看，这把刀子却是两面刃，刀的正面似乎很锋利，足以威慑“右派”，但这把刃的另一面更加锋利，它会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撕裂社会。结果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众所周知，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上的，“阶级斗争为纲论”会极大地损害这种权威合法性，这无疑是帮了倒忙，是画蛇添足之举。

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人们也不必对此作过度的解读。历史总是在曲折中进步的，这些左的东西，并没有进入主流意识形态，更没有成为当政者的意识形态既定政策。从长远来说，改革的话语创新不能建立在“泛阶级斗争论”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中道理性上。

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形成

问题4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但外界也担心会蜕变为“专制集权”。您对此有何看法?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在各国可以有不用的特点，但总的共同特点是运用改革者的铁腕，稳定秩序，然后推进新的改革，最后在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成熟时，实现本国的民主。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民主形态，具有世界民主文明的共同特点之外，肯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通过非革命的方式，即通过维新的方式走出旧体制，本身就决定了中国走向民主的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探索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有三十六年的历史，从八九风波到九二南方讲话，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形态的形成，至今也有了二十多年。

我个人相信，如果社会持续稳定，长期积累的官民矛盾与社会不公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在政治安全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执政党出于对新常态社会治理的需要，会进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同时社会大众对民主文明的意愿，也会成为一种推动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社会矛盾减少，尊重现存秩序的、超越左右极端主义的、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中间派，在社会上将成为绝对多数，政府的安全感将得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走向更高治理水平所需要的民主化，就会在一步一步到来。

习总书记说过，“改革是由倒逼引起的，改革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改革没有完成时。”这一思想十分精辟，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可以说，多元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需要，对社会群体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与政府的安全感的需要，彼此之间势必形成的这种合力会不断强大，这种合力能推动中国走向民主。

习近平运用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并不是要走毛左们的路

正是基于这一设想，我想，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会有一些扩大民主政治参与的新政出台，公民自由度会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扩展。虽然这些都会具有官方所说的中国特色，即在协商式的中国民主的框架下体现。真正有效的民主，必须在自治的社会组织，法治文化等条件成熟时才能得到实现。

当然，不能排除某些左派人士试图把中国引向后退，退到改革以前的旧体制上去，他们错误地以为，习近平新政对传统革命文化中的有效因素的运用，会在逻辑上引向毛左们心目中的“理想体制”。他们的算盘肯定是打错了，中国三十六年的改革已经充分表明，历史已经退不回去了。

新权威主义不同于旧权威主义在于尊重社会多元

问题5中国怎样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未来民主?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可以俗称为有现代化化导向的强人政治，它有良性的，也有劣质的，从人类历史上看，有的新权威主义退化为苏丹式的家长制政权(Sultanistic Regime)(如南亚)，有的退化为个人的专制集权(如拉美)，有的在本国经济文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经由所谓的“茉莉花革命”而直接过渡到西方多党民主，变成无政府化的“失败国家”(如中东与非洲)。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成功的条件是苛刻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成功的概率并不高。但又是后发展国家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是充满曲折与艰难的不可避免的“卡夫丁峡谷”。

在我看来，要超越充满艰难险阻的转型期“卡夫丁峡谷”，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强势政府，即政府要有强大的执政资源与治理能力。

二是常识理性，或世俗理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要做明白人”。也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与教义信仰对我们判断事物的干扰，用务实的理性判断问题并做出决定。

三是对健康多元的尊重与宽容，应该意识到，一个社会只要走向开放与市场经济，就会形成社会利益多元化与文化多元化，我们执政中心的意识形态是一元的，但面对的社会现象与治理对象是多元的。要充分肯定、接受并尊重社会多元化的客观现实。

应该看到，社会经济与文化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多元性的积极成果是社会创新活力的源泉。现在社会公众都已经认识到，“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这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宝贵现实经验，并为政治精英所认同，只有在多元自治的环境中，创新才有了温床，只有尊重多元自主，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条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他认为，“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就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尊重与容受的程度。”这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的经验总结。

体制内有些人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可以用一元化国家集权，来全面取代社会多元，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来增加政府的执政能力，用绝对的一元来取代社会多元，这样的选择，虽然表面上会让独大的政府有着似乎很强的行动能力(例如我们某一个邻国现在就是如此)，但这决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用牺牲社会活力来强化政府一统到底的权威，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只有国家与社会保持着有机平衡的体制，才是健康的新常态。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健康多元。

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多元尊重(包括对市场经济多元、社会文化多元与思想多元的尊重)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这三大条件也是良性新权威主义的关键条件.为什么这些条件对于新权威主义体制走向民主特别重要?我对此的解释是，只要具有了以上这三个条件，就会在新权威主义体制内，形成一种良性发展的趋势：首先，强势政府始终保持着对社会转型过程的可控制能力。可以在避免前面所说的“薄壳效应”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繁荣，其次，持续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定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发育生长出健康的社会多元，会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会对治理者提出更高的制度改良的要求。第三，当政者用常识理性，而不是用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来对这种社会多元进行判断时，就会采取积极地向前看的态度，从成本、效益、风险与民众福祉，政治稳定与执政安全等方面综合考量，并做出走向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新选择。新权威主义是培育民主之花的园丁，而不是百花园中的除草机。

这样的体制，就是有弹性的、对变化了的环境具有充分调适能力的、能通过良性的“倒逼”与应对压力挑战，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的、并在这种更新中不断发展的生气勃勃的体制。

其实，强大的政府能力，常识理性，尊重多元，这三者结合起来，这就是改革者的中道理性，如果这三点能成为国人的认识的基础，政治精英，社会大众，企业精英，文化精英就会找到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样的社会，就会有真正的凝聚力。我们民族的未来就有了更坚实的共同精神基础。

新权威主义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

新权威主义已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它是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产物，也是执政党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人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当今中国的现实与改革的历史，只有从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才能得到最清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读。无论是新左派，自由主义右派都无法取得这样的解释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意识形态也将从新权威主义思想中获得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启示。

最后，我要说的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中国追求现代化，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今天已经有一百七十年历史，当今中国，既然我们选择了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来告别旧体制，我们享受到这种路径的诸多优势，例如社会稳定，转型成本低，破坏与创伤较小，经济持续繁荣，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知识分子也要对这种路径的不足之处，具有应有的承受心理，政治精英们也要防止从维新路径回到老路上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得社会公众的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敬重。

在这里，我们要在激进的浪漫主义、因不切实际的政治幻觉而产生的悲观主义，以及对左的思维定势的执着而形成守旧主义之外，寻找出新的道路，这就是“中道理性”之路。可以说，中道理性可以把中国绝大多数公民凝聚起来，民主的条件就会在中道理性的基础上成熟起来。

既然中国由特定历史路径形成的现实，制约着我们对未来的历史选择，那么，我们只有从这一现实条件出发，才能达到美好的彼岸。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的再出发

作者：萧功秦

来源：凤凰网

政治权威是否有利于推动下一轮改革？中国经济红利怎样持续？社会自治与政府管制又如何协调？12月8日下午，萧功秦、华生、江平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二期，与200多位现场观众一起探讨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萧功秦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再出发》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它的核心内容，一是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二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开明的新威权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

新权威主义虽然带来经济起飞，但萧功秦也指出这一体制的最大弱点是与政府主导者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企业、利益团体在改革转型中的获利机会更大，并且利益固化，导致贫富分化、国富民穷、国企病、三公消费膨胀与朋党式的腐败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新文革”思潮与激进西化的的“茉莉花”思潮，又开始进入政治活跃期。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理解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顿官风、严厉反腐、整顿网络环境等，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萧功秦认为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从政治学上看，“如果邓小平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习近平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与其用“政左经右”来表述习近平新政，不如用“铁腕改革”更为合适。

编辑：周东旭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从新权威主义视角看中国三十年变革

作为历史学者，我在开场白里要说几句带有历史感的话。第一句话，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来看，改革开放这35年，应该是170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第二句话，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我们这个民族从35年以前的人均350美元到现在的5000美元，这是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80代人中，只有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让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曾有新加坡学者对我说，中国现在的国运很好，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历史选择，与一个人的关系非常巨大，这个人就是邓小平。他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中国后来走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四百多页，在我看来，其中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第一句，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第二句话，要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就必须发展生产力；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的思想逻辑是，通过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来保持政治稳定，通过政治稳定来实现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关键就是两点，两个界限：一是共产党的权威不受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二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什么所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借鉴什么所有制。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作为改革家，他拥有三种可贵的政治资源：首先，他是一个元老派，而元老派一旦成为集权体制的改革家，其意义就极为重大，历史上大部分的改革家是少壮派。少壮派思想新锐但却缺乏政治经验，往往书生误国，导致改革失败，戊戌变法就是例子。而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家，就拥有了少壮派精英所没有的三大政治优势，第一，他具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有着敏锐的政治分寸感与行动的边界意识；什么事情该做，做的边界在哪里，他非常清楚。邓小平的政治经验是在五十年的共产党革命实践中产生的。第二，他具有极高的政治威望与号召力，这使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去推动难度极大的改革，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克服改革的障碍。即使有失误，也有足够的权威资源继续领导改革。第三，他具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建立改革动员体制。因为这三大政治优势，使得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在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大大下降，政治稳定得到保证，使他上面的四句话能在政治实践中得以落实。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

从政治学上看，这种改革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新权威主义，从政治学上说，就是指后发展国家中那种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开明的威权政治或强人政治。有一位领导人曾经谈到他对邓小平的了解，他概括邓小平就是两句话：第一，共产党的权威不容挑战；第二，只要能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所有制都可以采取。只要坚持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就可以引申出新权威主义，并在历史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为一种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路径。（事实上，据有人回忆，邓小平本人后来也说，他就是“新权威主义者”。）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先后击败了两种对改革的挑战：一种挑战来自于右的激进西化派，八九事件后，激进的西化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此后，第二种挑战又迎面而来，那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左的一套的党内保守派开始活跃起来，1992年以后，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拔乱反正，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以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秩序就基本形成了。

通俗地说，新权威主义者就是铁腕改革派。他既反对左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右的西化自由派势力，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用铁腕进行渐进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现代化与向民主政治软着陆。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新权威主义。

邓小平坚持的方针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改革政治学上分类，就是一种开明的新权威主义。曾经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去年在上海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曾问我说，他不太理解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按照他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又不太像。而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全世界都有，谈不上是中国本国的特色。

我对他说，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市场经济，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搞市场经济，当然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在座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傅高义，他表示很同意我的观点。可以说，新权威主义是一个发展政治学的概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政治学上的表述。

我们可以从新权威主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作如下简要的概括，如前所述，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通过他的四句话，三个法宝，应对了二种挑战，即左右两极的政治干扰和挑战，实现了一个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以后，是江泽民朱镕基时期（编者注：以下简称江朱时期），正是在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框架下实现了经济转型，也就是说，一方面，坚持执政党地位不受挑战，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江朱时期这十几年，做成三件大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分税制，通过“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税收制度，调动并激活了全国三十个省市的多元竞争活力。

第二件事，就是实行了“管理层收购”为主要特色的国营企业转制，通过管理层收购(MBO)使产权明晰化，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企业与利益主体的竞争力得以被激活，从此银行坏帐这个无底洞也就解决了，中国成为了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件事，那就是加入WTO，中国优质劳动力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焕发出的经济竞争活力，从此“打遍天下无敌手”，让中国的GDP成为世界老二。

众所周知，没有国有体制改制，没有加入WTO，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的中国经济繁荣，然而，如果没有新权威主义制度作为保证，这两件大事也做不了。当然，为了实现经济转制，中国有三千万工人下岗，他们为我们民族的经济转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用一位参与这一工作的老干部的话来说，下岗是残酷的，也是必要的。正是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做成了这件非常难做的事情。在多党民主体制下，强大的工会早就把所有的下岗提案否决了，要完成触及那么多人的利益的事，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到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正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经济起飞，并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

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史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邓小平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基础；江泽民时期在这一新权威秩序下，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转型；胡锦涛时期在经济转型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经济起飞。

如果把中国和苏联改革做个比较，就会看到新权威主义体制对于传统大型国家改革的优越性。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务实的渐进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的成功；那么，苏联改革的失败，则是浪漫的激进民主自由主义模式改革的失败。苏联改革本来与中国一样，完全可以成功，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注定失败的错误路径。戈尔巴乔夫采取激进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放弃了苏共对改革全面的可控制能力，导致苏共的瓦解，从而失去了改革的主心骨与主导力量，叶利钦执政后，采取一步到位的经济休克疗法，他们认为，“因为一个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所以必须一跳过河，一步到位。”他们采取的五百天沙塔林计划，不是根据现实的可行性，而是根据他们认为的激进改革的必要性来决定改革路径。其错误可以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明，那就是，“飞机不可以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苏联采取错误路径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只要举苏俄政治精英自己后来说的话，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苏联那些政治精英们事后确实感到后悔，戈尔巴乔夫在90年代曾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谈了一句心里话，他说“加强党和国家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他说，“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条件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让少数人一夜暴富。让赤贫者数量远远超过过去，是灾难性的错误。”

叶利钦在辞职的电视演说中也向全国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他说，“我在辞职时，有一句话必须要告诉俄罗斯人民，我对不起你们，我曾经以为在一夜之间可以通过举手之劳，俄罗斯就可以告别极权黑暗的过去，进入光明富裕的未来，我的想法落空了，想得太天真了，事情要比我想象得复杂得多。”

一位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的马克西莫夫，面对激进革命后的俄国的巨大灾难，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我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这句话我想是意味深长的。

三十年改革中的矛盾导致左右极端思潮重新活跃

然而，事物总具有两面性，中国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这种转型体制，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由国家引导的市场化过程，这样，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在培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利益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社会不公、腐败、各种矛盾与问题，我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中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五种基本困境。它们有：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有病、朋党式的腐败、三公消费膨胀与文化创新力的弱化。等等。

例如，中国的税收高达GDP的34.5%，居全世界居第二位，第一位是法国，而法国是高福利的国家。又如，三十年来，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9倍，而国家税收则增加了980倍。又如，据有关学者统计，2006年我们的三公消费就达到9000亿人民币。国有病也很严重，有学者统计，有些高管名义上的工资要比中国普通民工高数千倍，某大型石油企业，一个吊灯就几千万，某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俱乐部，富丽堂皇像凡尔赛宫，这都是客观事实。高铁当然是非常伟大的业绩，但高铁车厢中的厕所，一个马桶组合要十几万，一个水龙头一万多，几乎是用金子铺起来的那样贵。为什么会有那么高造价？因为承包商与刘志军、张曙光这样的贪官勾结起来。

高税收无法拉动消费，内需不足，又要保持GDP，怎么办？只能靠政府进一步加大投资，例如几年前的四万亿投资，后来又批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大造地铁，而加大投资的结果，肥水进一步流入大型国企，金融又是向国企倾斜。中小企业生存在高税收的压力来本来就非常困难，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腐败严重，官场三公消费胃口越来越大，在某些地区，三公费用的缺口则通过加大罚款与税收力度来解决。这种社会不公引发越来越频繁的群体事件，有的地区为了抗议乱罚款还出现罢市。所有这些问题，对生产发展与社会竞争力造成巨大的挫伤。

由此可见，政府主导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一方面实现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在有些方面甚至陷入恶性循环。近年来，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群体事件层出不穷。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新文革思潮”与“西化自由主义”思潮，又开始进入政治活跃期。极左的文革思潮和极右的茉莉花思潮，虽然价值取向完成相反，但是对现存秩序构成潜在的巨大挑战。这两种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有能够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第二，它们能够把复杂的中国问题与矛盾，打包成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并且通俗易懂，来吸引大众，”新文革“思潮要通过所谓的”反对走资本主义“的文革运动来恢复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茉莉花”思潮则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的多党制选举政治来实现所谓的自由民主；第三，它们在民间都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正因为如此，它们都能形成动员民众政治化的“广场效应”。

最近几年来，社会上群体事件频发，虽然迄今为止的群体事件大多是非政治化的，就事论事的，但是由于网络发达，从非政治的群体事件，向激进的民粹政治运动演变，形成极左的文革民粹主义运动与激进的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运动，这将是迟早的事情。不管是左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还是右的西化民主的民粹主义，都将使中国陷入高度不稳定的甚至分裂的社会状态。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问题，这正是习近平新政的历史背景。

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向新的变革

十八大提出解决矛盾的原则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的理解是，实际上就是要通过中道与理性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把改革引向更深层，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

新的路怎么走？执政党意识到，一方面，只有走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之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矛盾，这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这是改革永无止境的真实含义。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政治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一年来，习近平治国理念已经相当清晰，我们可以从十八大以来的以下措施，看到习近平新政的一些特点：

第一，通过新的八项规定，理顺民气，缓解社会上的焦虑心理，只有理顺民气以后，才能够排除激进主义利用社会不满情绪制造“广场效应”的可能性。

第二，提出新整风，通过克服官僚主义，通过官员的自我改革，自查自纠，来整顿官风，不但能有效地化解老百姓的不满，而且为大幅度改革做好组织准备。

第三，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打击腐败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树立中央权威和威慑力，从而打击挡道的保守势力，起到敲山震虎作用。

第四，整顿网络环境。整顿网络环境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是为了避免极端主义利用网络，引爆社会政治参与爆炸，保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稳定环境。当然，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可能，要警惕某些保守官僚与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整顿网络环境为借口，打击揭露他们不法行为的人民群众。某些地区已经出现这样的迹象。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第五，通过强调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来压抑无序政治参与的膨胀和井喷，进而维持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稳定。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与话语权，决不是要回到旧时代去，决不是搞原教旨主义，而是用意识形态的“刀子”，形成威慑力，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客观地说，如果运用得当，分寸把握好，这将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维持政治稳定的一种特殊优势，是中东威权体制所没有的政治资源。

这里要特别提到，坚持“两个不能相互否定”，即“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新提法。《人民日报》刊发的秋石文章可以明显看出来，“两个不能否定”的实际意思是“不能用后三十年全盘地否定前三十年”，文章说，这样提“并不是要忽视甚至掩盖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文章还重申了八十年代党的历史决议精神，明确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而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上去。这里体现的是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功能，这样做，就是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还特别提到，对于毛泽东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要“隆重、简朴和务实”，其实，就要用“简朴”和“务实”，来防止一些极左派人士利用纪念毛泽东的机会反对改革，因为某些极左派人士正是利用毛泽东这个符号来攻击改革开放。两年前我到重庆开学术会议发言，当时是“唱红打黑”最火热的时候，我在发言时就提到要警惕某些人利用“唱红打黑”反对改革，利用“毛泽东”来打击邓小平，当时居然就有几个人站起来要我“滚下去”，说我“打击文化大革命”。王立军当年就曾在重庆打出“欢迎乌有之乡的战友们参观重庆市公安局”屏幕标语。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极端主义思潮已经如此嚣张。

第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加强统筹功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国政治制度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常态政治，常态政治需要制度性分权，而中国的转型期则属于非常态政治，需要运用更有效率的“看得见的手”，去推动改革进程，发挥集权统筹功能，才能防止各管一摊、“九龙治水”式的各自为政，避免“号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出现。

如果说，以上这些措施中不少都体现了新权威主义维持政治秩序的功能，其目标就是为了在稳定的环境进行更大幅度的全面改革。那么，三中全会“改革60条”的提出，则充分体现了大幅度改革开放的态势。“改革60条”内容十分丰富，改革幅度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包括废除劳教、加速户籍改革、让农民享有更多财产权利、降低国企高管薪金、国企每年上交国库利润要逐步提高到30%、医生可以在业余时间开诊所、符合条件的资金拥有者可以自办银行、农村土地入市价格随市、逐步实行官邸制、局级干部以下不备公车、加强反腐败制度创新、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强化司法审判和司法体制独立性、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改革纪检与司法制度、使地方法院从对地方与部门的人、财、物的依附中独立出来……文件的精神是，凡是社会能办的，一律交给社会去办。

在经济领域，也有大量市场经济化改革的措施连番出台，特别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促进民间资本进入，激活竞争机制。

习近平新政：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

如何把习近平的新政内容综合起来加以理解？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就用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用政府这支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

改革六十条颁布的那天晚上，国外一个著名大报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看三中会会，我就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说，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管理，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去，从改革六十条来看，习近平决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要用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来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影响改革稳定。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民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位记者在电话里说，你这样说到新权威主义，我们外国人就容易理解了。那个记者后来在报道中说，“习近平是萧功秦心目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事实上，我也确实认为，习近平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习所做的是正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要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转转变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结构。最终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并使国家进入更加具有现代治理水平的体制。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从长远来说，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在这里，我愿意对未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作一番预估。从大趋势来看，在较短的三到五年内，随着“改革60条”的逐步落实，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不满情绪与焦虑情绪将会逐渐化解和稀释。

如果改革进展顺利，从中期即五到八年时间来看，原先受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将会逐渐向温和的中道理性方向靠拢，而坚持极端思潮的人们将会失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走向边缘化。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十到十五年时间里，随着极端主义的社会心态基础的逐渐消失，随着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的增加，中国将成为橄榄型结构的中产阶级社会，在那种情况下，中道理性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我认为，民主的真正基础是以温和与中道为基础的社会共识。社会上这种共识度越大，民主实施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的质量就越高，民主的有效性也会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道理性的社会共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民主化时代就会水到渠成地到来。当然，这是指比较顺利的发展大趋势而言。

克服集权国家现代化中的“薄壳效应”

为什么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国家成长初期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功能到底何在？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年，我在过去写的几本书里，对这个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现在在这里我要把自己多年来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提出来，愿意与大家一起讨论与分享。

一般说来，传统集权体制的国家，在改革初期，或现代化发展初期，往往会出现政治参与爆炸与井喷的危机。这是因为，集权体制长期缺乏矛盾化解的机制，聚结的矛盾就会累积起来，当集权体制进入改革时，往往又是社会危机严重到非改革不可的时期，进入改革开放时，往往又会出现统治精英的政策宽松期，这时，由于人们对政治宽松的预期，原来被压抑的、无法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与愿望，就会在短时期内集中地爆发出来，并且还会引发此起彼伏的连锁式反应，如同井喷一样。这些政治诉求往往又会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相结合，提出让当政者无法接受与难以实现的要求（因为社会刚进入改革，许多矛盾不可能在短期解决）。

此时的改革政府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状态。如果压抑这些诉求，就会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就一定会导致参与抗争者的悲情反应，这种悲情往往是传染性的，会在民众与抗争者中结晶起来，并形成更剧烈的反弹，迫使当政者不得不做出更强的、甚至过度的反应，于是形成冤冤相报。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会使双方的温和派被边缘化，双方的激进派与强硬派之间形成“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直至发生革命。如果为了平息抗争者，统治者作出大幅度的全面让步，由于长期积累下来的参与诉求十分强烈，抗争者中的激进分子会掌握广场上的话语优势，他们肯定会利用这种优势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把政府逼得无路可退，结果也是一样，或者政府垮台，形成无序状态，或者迫使政府强力手段压制或让政府中的强硬派上台，政治精英从改革派变成强硬派，从强硬派变成保守派，改革将从此夭折。

从十八世纪以来的人类改革的历史来看，集权体制的现代化变革，一般总是会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参与井喷与爆炸，而政治井喷所引起的双方过度反应一定是悲剧，悲剧的结果要么是革命，要么就是走向倒退与反动，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俗话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早死，在一定程度上印合了这种集权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

我把集权的传统体制进入开放和改革阶段后就很难避免政治参与引起的政治井喷的困境，称之为传统集权体制的“薄壳效应”，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众所周知，地壳最薄的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的。

大家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许多薄壳效应的例子，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路易十六是一个倾向于改革的国王，比过去的路易十四要好多了，他召开了一百多年来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却从此陷入了薄壳效应，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薄壳效应引发革命的故事。

中国的清末新政为什么会出现辛亥革命？慈禧太后觉得不改革不行了，新政改革幅度与力度之大，远超过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从筹备立宪以后，清王朝的改革很快就陷入薄壳效应。慈禧太后死到辛亥革命爆发，只有三年时间。

某种意义上，我国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风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出现的一次薄壳效应。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就是典型的薄壳效应的连锁反应的结果。可以说，集权国家改革初期的“薄壳效应”是改革精英的“华容道”，是改革必须穿越的“卡夫丁峡谷”。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发起到薄壳效应发生以前，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改革路径，如果运用得当，把握分寸，在保持对时势的可控制力的同时，能够防止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改革的干扰，并通过进行理性的渐进改革来化解结构性的矛盾，满足社会大众的愿望，在这一方面，新权威主义可以起到积极的功能。如果仅仅是压抑而不进行改革，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求大幅度改革，而没有新权威主义维持政治稳定，也同样不行，因为会引发前面说的政治参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具有“延时功能”，也就是说，在保持稳定的一定时间内，为改革争取时间，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只有通过解决矛盾，连锁性的社会爆炸才会逐渐被消解。当新权威主义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等收入阶层逐渐增加，深层次社会矛盾渐次解决，极端主义与革命思潮就失去了他的社会基础，薄壳效应就可以避免。到水到渠成时，那时中国的民主化时代就会到来了。

新权威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改革，被事实证明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发展模式。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推行新权威主义，就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新权威主义体制就一定会成功。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有劣质的，也有优质的，从上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看，通过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来推行改革，取得新权威主义成功并走向民主化的，也只是一部分国家与地区，比如韩国、台湾地区，都属于东亚威权主义体制，此外，还有南欧型的新权威主义，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从新权威主义平稳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例子。相对而言，中东、拉美、非洲型的强人威权体制，其功效就差得多。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就无法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我过去写的几本书。

另外，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新权威体制，应该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模式，我把它理解为“中国-越南模式”，这是一种通过改革维新，将革命的前列宁主义体制转化成的新权威体制，这种威权体制由于获得革命政治资源的支持，在维持社会稳定，进行社会动员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要和大幅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够发挥，如果没有大幅度改革，只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就不能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只有大幅度改革和政治稳定相结合，这种体制才能够发挥自身功效。

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

如果要问我对未来中国前景的看法，我对未来民主发展是抱了谨慎乐观的态度的，前几年左和右两种极端主义思潮崛起，与我们体制的不完善有关，如果三中全会的新方针和“改革60条”目标逐步实现，可以预见，前些年活跃的左和右的两种极端思潮，将会被边缘化，在社会不满情绪逐渐消解后，左的激进主义者和右的激进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会向中间派靠拢，中间派的社会共识将日益壮大，最终将有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一种力量。可以认为，当中道理性成为社会共识，大规模的民主化时期才有可能到来。中道理性和中道共识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民主体制形成的重要先决条件。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二十世纪人们对民主的思考中，很可能有一个误区，以为民主是解决分歧与矛盾的工具，于是矛盾越多，分歧越大，人们就越希望实现民主化，以为通过民主化就会在人民中间形成妥协协商的机制，矛盾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在社会矛盾深化，社会分歧严重的情况下推行民主，恰恰是火上加油，大家只要看看这几天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的民族分裂与冲突，看看乌克兰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社会对峙，看看科索沃危机中的血腥战争，看看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绝灭的大屠杀就清楚了。相反，我认为，以中产阶级橄榄型结构为基础的中道理性共识，才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理由前面已经说了。而新权威主义的功能，就是为实现这一中道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创造条件。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国以后要走的路会更加艰巨，但是未来前景也应该是越来越好。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当政者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中道理性、共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未来发展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自治程度的提升。新权威主义者应该作为发展社会组织的一个园丁，让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使原来的“强国家、弱社会”体制逐渐变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均衡体制。到那时，中国的民主才可能真正得以落实。（注：讲演者为了表述得更完整周全，在演讲实录的基础上，对本文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修改）

 

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

作者：萧功秦

来源：爱思想网 2016-03-03   

新权威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倒逼的产物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许多人关心的是，新权威主义下走向民主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走向民主的问题。

新权威主义体制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集权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说了，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只要我们把握了新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在问题倒逼的压力下可以不断自我更新的特点，那么，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时，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也将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30年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为什么会两次出现，看到“形势比人强”的因素始终发挥着强大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必须要在成本、利益和风险各方面的综合评估中，务实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这一办法，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改革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二是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只有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避免左右极端主义思潮冲击下的政治参与爆炸，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而这两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新权威主义了。即使执政精英本人未必想到自己所做的就是新权威主义路径，但是要解决问题，要实现中国富强，也只有按这样的办法做，改革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与边界条件，就决定了“倒逼改革”的方向。可见，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国走新权威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现代化当下的问题，其间有着适应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

如果政治精英们按“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验的教条去考虑问题，那么，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因为，当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后，经济多元化、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整合，需要民主制度，当民主制度成为社会整合与协商的必要治理工具，当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美好价值，而且是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所必须，这时，如果不搞民主，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按照“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永无止境”的务实的经验主义原则，制度民主化的时代就来临了。

更具体地说，当民主成为社会内在的需要，这将是强大的形势倒逼因素，促使主政者在反复考量成本、利益、风险诸多因素之后，意识到只有通过民主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倒退的办法才能解决矛盾；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社会不但无法实现现代性治理，而且会产生因制度缺位产生的脱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改革出现的概率将会越来越高。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民主的条件是在生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我们不能过分强调从新权威主义到民主政治的计划日程表。民主在西方，也是历史中演化出来的东西，是多元化的社会演进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民主化不应该是简单地按图施工的工程的结果。

政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习惯性思维，即民主是一种好的价值，要实现这种好的价值，就需要设计一套保证这套价值得以实现的民主制度，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建立与实施，只要政治条件成熟了，我们就把这种民主制度，包括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建立起来实施，民主社会就建立起来了。

在我看来，这种民主化的看法，仍然是一种我所批判的“制度决定论”。人们只考虑到某种制度符合人们心中的价值，而忽视了制度有效运行还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持与配合。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价值追求。这就如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一样，多元化的社会协商要求，就相当于经济基础，民主化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这种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协商机制的内在社会需要，简单地按好的民主价值来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是拔苗助长。

而且中国未来的民主一定要与中国的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特质相适应。如果简单按西方现在的民主，也只会“淮桔为枳，迁地弗良”。现在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由于不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他们的民主很难说是成功的。

通过培育社会组织为发展民主创造条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让多元利益发展起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就自动地走向民主。要实现中国民主，有远见的政治精英还必须为这种民主在中国的自然演化与生长提供两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一、要尊重社会多元试错的创新能力；二、要保持威权体制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过一千年中国也演化不出民主来。

正因为如此，现在最需要做的，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来培育公民意识。民主不但需要经济多元化作为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公民文化作为精神条件，而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不是广场，不是大街，而是社会组织。人们在非政治的社会组织中，可以学会沟通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民主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未来民主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其次，要让威权体制在制度上保持对社会环境变化的适应力与制度弹性。体制不应该是封闭的、固化的，而应该始终保持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的状态。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中国要搞民主，采取什么办法？我想还是通过试错反弹、小规模推进的办法。而不是大规模的民主制度移入的办法。民主的办法可能还是在尝试过程中，只要有多元的尝试，可能会找到一些东西，未必是通过预先的理性设计来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无所作为，更不意味着政治精英在民主建设方面可以不作为。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是怎样的？我想应该是以社会团体组织的协商为基础的，是法团主义的，不是街头式的。在我的理解中，未来中国的民主是大众票选制民主与中国传统的“选贤与能”的精英制以某种方式结合的产物。

什么是好与坏的新权威主义

从李光耀、蒋经国、全斗焕到皮诺切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新权威主义，判断好的新权威主义和坏的新权威主义，有三个标准：第一，有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和对时局转型过程的可控制性。一位俄罗斯学者最佩服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是，中国强人体制具有强大的对转型过程与时局的可控力。

第二，新权威主义必须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制度发展弹性空间。为此，它必须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支持自我更新的文化。最近，习近平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这种思想具有十分深刻的含义，它表明，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思想文化层面已经摆脱了乌托邦式的终极目标决定论的教条思维，在30年里，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再到“改革无止境”论，已经逐步形成开放性的政治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社会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原来的威权体制已经不能适合于有效社会整合的需要，这种矛盾会进一步倒逼制度改革。那时，改革的方向是适应于多元化治理的挑战，当社会民主成为全社会共同要求，社会民主与自由不但是道德正义上的要求，而且是整合社会所需要的一种手段，那时，中国民主改革的黄金时代就会到来。

第三，新权威主义体制，对多元文化必须有一种足够的包容能力。马克斯?韦伯说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观点，那就是，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对多元化的容受程度。30多年来，中国体制对社会多元化的容受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感不受到挑战的领域里，自由度还是非常大的。多元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创新与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如果有足够包容能力，加上问题倒逼改革，多元文化中会有新的东西，就会有试错的机会，它能够适应环境挑战在优胜劣汰中脱颖而出，加上前面所提到的制度弹性，这种新的适应机制就会得到制度的认可与接纳，一个社会就可以通过这种非革命的方式，慢慢走向中国式的民主。

破除20世纪两个错误的民主观念

我们要破除20世纪以来人们对民主的两种错误的观念，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民主可以通过单纯的斗争而获得，而客观情况却是，在许多情况下，民主抗争者越是强化斗争，越会促使当政者为保卫政权而作出过度反应，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的恶性循环，不是倒退到专制保守体制，就是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通过斗争上台的民主派，其身上的专制文化决不比前政权更少，甚至更多。这样互动的结果不是离民主更近，而是更远。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实在举不胜举。

另一种错误观念是，认为矛盾越深，社会越分裂，越需要民主来化解矛盾与社会分裂。事实上，那时的民主化无疑会在原来分裂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火上浇油，扩大社会裂痕。如果现在就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总统，中国的“新文革派”就是“红衫军”，中国的自由派愤青就是“黄衫军”，两者水火不容。中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的街头之争，其规模与强度要比现在的泰国还高一百倍。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且没有宗教来缓冲人们的情绪。可以肯定地说，在社会极端对立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民主妥协达到共识，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尤其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缺乏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妥协精神，尤其是中国深受革命文化你死我活斗争思维方式的深层影响，更是如此。

真正的有效的民主，是在社会有比较多的共识基础上产生的。新权威主义在现阶段要做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与法制环境，让极端主义思潮边缘化，左右两极的人们纷纷向中间立场靠近，以中道、理性为共识基础，又在法制上有规则意识上的共识，不是通过斗争，而是通过彼此同情地理解对方，通过妥协来达到共识。

概括地说，民主化需要的是三大共识，一是中道理性为基础的共识；二是法治与政治游戏规则的共识；三是多元各派之间的妥协共识。只有这三大共识为基础的民主，而不是斗争出来的民主，才是真正有效的民主，否则，民主就是灾难。

中国未来的民主，既不是通过无情斗争来实现，也不是通过社会矛盾激化后的危机来推进。在前一种情况下，越斗争，越会引发政府激烈的强硬反应与排拒。在后一种情况下，危机下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绝对会引发强烈的“薄壳效应”，引发社会动荡与无政府状态。

那么，中国未来的民主怎么实现？必须让主政者有比较多的安全感，只有有了安全感，且不会引发社会对其执政地位挑战的情况下，当政者对社会民主化的诉求才会“脱敏”，中国的民主才会被当政者考虑并推行。让统治者有执政安全感，这是大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一方面，政府有了更大的安全感，就会给社会以更大自由；另一方面，获得更大自由权利的社会，也会以尊重现存秩序与认可政府合法性，来作为回报，这样良性互动与循环中，中国的民主将在小范围一步一步延伸。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

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提出要党与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民主化的问题，这个讲话很重要，也是对“文革”专制主义灾难的历史总结。对于执政党的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再过100年也不会过时。但后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后十多年里，很少再单独这样提民主，这并不是意味着邓小平不要搞民主，而是因为，邓小平担心简单提民主化，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条件支持，执政党的历史欠账太多，会给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爆发提供一个平台，社会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与井喷，不利于政治稳定。所以，他实际是想通过持续的经济改革与未来的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而后再走民主化的道路。我们注意到，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未来不要民主。

概括地说，如果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二、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与整合的需要增强；三、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增加；四、自由派与左派不是作为极端与激进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作为不同利益诉求的理性代表者而存在；五、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游戏规则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或者会产生自觉的民主化考量，或者在社会上民主诉求的激励下，考虑通过制度变革向民主化方向的调适，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冲突，那也是民主化过程的“助产婆”，不会是革命式的爆炸。这种渐进的民主、可控性的民主，将是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基本路径。

概括地说，如果具备了以下条件：一、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二、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协调与整合的需要增强；三、法制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增加；四、自由派与左派不是作为极端与激进的对立面而出现，而是作为不同利益诉求的理性代表者而存在；五、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公民文化作为政治游戏规则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或者会产生自觉的民主化考量，或者在社会上民主诉求的激励下，考虑通过制度变革向民主化方向的调适，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冲突，那也是民主化过程的“助产婆”，不会是革命式的爆炸。这种渐进的民主、可控性的民主，将是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的基本路径。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新权威主义者都必然会选择民主，谁也无法保证，因为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但在民主条件成熟时，拒绝承担历史责任的政治精英，将会受到历史的报应。“形势比人强”的压力，迫使政治精英不得不为了避免被历史所抛弃的命运，而走适合于本国条件的民主化，将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理性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热情，新左派对公平价值的坚守，都会为中国民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警惕新左派的极左化危险

作者：萧功秦

来源：爱思想网 2016-01-19

【摘要】2015年国内新左派中的极左思潮，在社会群众中，甚至在一部分党内干部中有所抬头。“左”的思潮的复苏，表面看来是帮中央维持政治稳定，实际上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正确方针。

【关键词】新左派市场经济政治思潮【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国内新左派与国际新左派的“同”与“不同”新左派思潮是以左翼平均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其他社会问题，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逐渐发展并形成。

新左派作为一种学理，在市场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强调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会导致社会阶层分配失衡，导致社会不公平，是有其合理性的。作为一种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制衡力量，它可以起到学理上的平衡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分化，新左派思潮的存在，也是社会文明发展到差异化阶段的思想反映。然而，当今中国的新左派，在运用其学理资源时，与国际上以法兰克福学派等“后学”理论为基础的主流新左派相比，有一个必须注意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是从“文革”理论中，从对“文革”的浪漫历史想象中，去建构自己的合理性基础。他们从这种虚幻的基础上去寻找支持自己现实立场的资源，这在当下中国，就具有值得警惕的消极性与危险性。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过分夸大了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过程中某种由于脱序与失范而出现的消极现象，并把此类消极面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由于这种悲观估计，他们在情感上思想上对现实有一种更强烈的疏离感，并形成一种更具情绪化的、以“文革”为理想模式的激进的“左”的批判意识。

2015国内新左派中的极左思潮有所抬头2015年国内新左派中的极左思潮，在社会群众中，甚至在一部分党内干部中有所抬头。他们中有些人本来就对改革开放不满，认为现在中央批评“右”的自由化思潮，正是他们对中国政治施加影响的好时机。他们认为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中国民众已经成为“被资本家奴役的奴隶”。他们主观上似乎要表达为下层阶级讲话的道义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意识却是建立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的。某些人公然认为，“改革这么多年，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老是强调创新，再继续创新，社会主义就没了，党干脆改名算了”。

他们还认为，“制度、法治并不重要。革命年代没有制度、法治，但共产党照样很清廉，所以关键还是理想、信念”。他们所谓的“理想、信念”实际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左”的那一套。他们用极左的教条主义来对抗社会主义法治化的历史趋势，用“文革”运动的意识形态作为理想与信念的基础。

他们有的人仍然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改革开放时代的人民内部矛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予以定位。他们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打击右翼自由派的武器的同时，却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走向和谐社会的大方向背离。他们高调地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制造了政治紧张空气。他们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会把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都一律打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对象”。这种泛化处理社会阶层矛盾的做法，在“文革”时期造成了巨大的极左灾难。正是这种历史记忆，使中产阶级与企业家阶层产生疑虑与恐惧心理，并引发了社会大众的担忧，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左”的思潮危害巨大，需要警惕“左”的思潮的复苏，表面看来是帮中央维持政治稳定，实际上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正确方针。有的观点已经是公然对抗、直接否定党中央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方针了。

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干部无所适从，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也忧心忡忡。他们误以为这些“左”的思潮的代表人物不是“空穴来风”，似乎其背后有深厚的政治背景，造成社会上对中央大政方针的误解，影响了广大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改革开放大方针的信任，这样的苗头性和倾向性值得高度警惕。更大的危险还在于，“左”的思潮的代表人物将有可能与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路线的民粹左派，里应外合，内外呼应，形成群体性的思想势力，来影响政府，对执政党施加压力。

可以预计，这样的过程有可能在未来五六年，或更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某种挫折，经济萧条与社会失业面增加，社会矛盾就会进一步扩大；一旦经济大趋势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大众面对新的经济困境时，这种以全面否定改革、否定改革开放为基调的新左派中的激进思潮，就有了进一步膨胀的温床与势头。新左派中的激进“文革”左派思潮，具有民粹化的天生趋势。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民众，在文化心理上也有“文革”理论残余的心理积淀，很容易受其影响。在那里，极左化中膨胀的新左派，会以“正义”代表者的姿态，在社会骚动状态中上下窜动，煽动社会不满。凡是反对其观点的，在他们主导的舆论场中，一律被打成“敌对势力”。他们会在内外呼应的互动过程中，成为社会上与网络空间中的强势话语，甚至有可能取得舆论场上的话语霸权与优势，成为中国政治不稳定的新的动乱之源。

新左派中的激进派不但会拉拢社会群众，而且还会从“左”的方面来攻击执政党的既定方针，通过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执政党的合法性的新道统，就会受到挑战威胁。可以想见，一旦新左派在舆论场上得势，社会也会发生“左”与“右”对抗的撕裂状态。这种来自“左”的方面的对执政党合法性的挑战，与来自“右”的自由化的挑战的前景，是可以想象的，这种趋势是十分危险的。

针对社会上这种新左派中的极左化的苗头与现象，我们要予以充分的注意与警惕，要针锋相对地提出批评。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决议精神，让社会大众理解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坚持革命党人的信仰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法治与理想信念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决不能让“以阶级斗争为纲”死灰复燃；决不能通过回归“左”的思潮，让“死的抓住活的”，以此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新华网，2012年11月8日。

 

致一位新左派朋友的信

致一位新左派朋友：

来信收到。过几天我将寄上我写的一篇思想手记。其中谈到对当下中国新左与自由派之争的看法。我对这场论争中的自由派更为支持。

我并不是自由派。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派，我历来有自己的批评。我认为一些激进的自由派把西方在市民社会基础上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主经验，抽象为一组可以放之四海的制度模式，以为可以直接搬用到中国，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谈民主不能脱离实现民主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中国必须在经济市场化的有序发展过程中，在利益分化与社会关系契约化的基础上，渐渐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以上所谈的这种抽象的民主观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但当下中国许多自由派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与市民社会对于实现民主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与这些并不主张激进主义的自由派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根本份歧。

在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中，新左派的问题要大一些。我对新左派在评价中国改革以前的左的时代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浪漫主义，尤其是新左派对文革的解释，是很不以为然的。中国的新左派比中国的自由派更相信“好的制度”是可以根据“好的理念”而设计出来并加以实施的。然而，宏观的社会制度不是雨衣与钟表。不能根据人头脑中的兰图理念来设计。脱离经验事实而根据某种道德原理设计出来社会制度，实施起来肯定是怪物。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根据对人性“美好理解”而设计出来的并强行实施的怪物标本。

那些年青的新左们没有经历过文革（这实在值得庆幸），他们对文革有些想当然的、“审美化”的误读，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缺乏分析这一历史现象的个人体验与生活资源，而文革的“文本”远比其他人类任何历史事件的“文本”更充满光采夺目的美丽外衣。而你是过来人，说的话怎么也会如此无边无际？你说“再来一次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未必是一场灾难”。我把你的观点告诉周围一些朋友，包括过去当工人时的老朋友，他们瞪大了眼睛，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问，此人是不是有毛病？令我实在无法理解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为什么竟如此容易淡忘？我们如何对得起那么多在文革中冤死的灵魂？难道为了当代中国人缺少公平，为了争取我们希望他们得到的公平，就必须以否认无数文革受难者受到的文革中不公平为代价？

文革时期我在工厂里做了十二年工人，本人还是三级钳工。深知那种一大二公体制与制度是何等地没有效率，何等地摧残人的积极性。如果根据文革时期出版的报刊来研究文革，那将会如同“把死的说成活的”一样谬误。至于说到文革中的大民主，我倒可以提供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当时我们厂里的一位小青年偷听美国之音加上另外一些什么事情，被人告发收审。当时县公检法认为罪判三年可也，派人到我们车间听取群众对判刑意见，一般工人也没有什么反应。此时有人高呼：“十五年！不判十五年不足以平民愤！”在左的优势话语下，事实上谁也不会对这位立场坚定的人的慷慨陈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于是，根据“群众要求”，公检法把此人判了个十五年徒刑。这就是文革中的“群众大民主”。某些新左派对文革中此类侵犯基本人权的事总是倾向于说是“落难精英”构造出来的故事。然而这确实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在群众性的大民主中的遭遇。事情虽过了二十几年，但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你说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了几千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得，换了印度死人更多。你说得那么轻松，好像是小菜一碟。以致于我不知如何反驳你才好。正如有人说一加一就是等于三，我不知如何回答一样。因为我们想论证的是一加一等于二啊。不知怎的，我在这里听出了类似于波尔布特的逻辑。

中国现在确实有许多问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作为社会中最具敏感心的人群，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自己的思考与批判。中国有太多的腐败、官僚病、社会上存在着种种不公正，有些特权人士的不当得利行为确实骇人听闻，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决不能因为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消极现象而否定历史的大方向。而新左派要回到文革去，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使我想到了小时候读到的一则安徒生童话，说的是一个人总是说中世纪如何好，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真的回到了中世纪，于是他发现那才是一个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如果问什么叫文化浪漫主义，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实在是再形像不过了。

说实话，最近一两年来，我对二十世纪思潮与主义的发生史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现“新左思潮”这一文化现象，这使我意识到左的思潮在中国确实有着肥沃的土壤与温床。我确实很想研究，为什么会如此。

新左派在当下中国的出现，应该看作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当然，作为一个关注当代中国思想的学者，在正式写研究文章时，我自然会以尽可能同情与客观的态度来探索它的内在理路，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原因，它的价值关怀，以及它作为一种批判思潮在日渐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性。然而，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仍然从当下中国这种左派复归的现象中，感觉到我们这些生活于观念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顽强的根性：即理想型知识分子往往是靠某种观念“鸦片”来生活的。这原来是是法国作家阿隆的话。

这种知识分子往往有悲天悯人的责任感，对问题与矛盾深怀解决的渴望，但他们却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投射到某种经验世界无关的“第一原理”与不证自明的“公理”上（例如抽象的公平、群众性的大民主，等等。）并且以浪漫主义的激情，把某个个人或理论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并不关注这个事物本身究竟如何。他们不但把谬误当作善来加以误读，而且他们对现实中的又以这种被他们审美地“创造”出来的神话，作为社会施工兰图，来改造生活与社会。他们对现实的经验世界与经验的逻辑并不感兴趣。

如果把新左的文章作为思想史资料却弥足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重演了一段喜剧式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左派观念发生史。他们把左派最突出的弱点，即把某种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并予以反历史的美化方面，以漫画的方式发展到极端与荒谬的地步，以致于读上去都觉得好笑。

新左派的对文革的浪漫无边际化，好在文革又恰恰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中国，人们记忆犹新，轻信者极少。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赞美语反过来恰恰为人们提供什么是政治浪漫主义的典型材料。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其实伤疤没好也会忘了痛，如果你会用鸦片或其他麻醉药来镇痛的话。只要人们需要精神鸦片，各种“左派”就会不断出现。当然，一定程度上，社会中确实有问题，有不公正，这就为寻求鸦片者提供了存在的条件。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有新左观点的人都是完全没有现实感的。我所接触的许多新左派朋友都是有纯真的良知与热忱的。我引用了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的观点，只是想形像地说明什么是新左的文化浪漫主义而己。

前些日子你寄给我一篇王力雄谈毛泽东与文革的文章。你在该信中所谈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好，大意是，左的东西是对右走到极端而作出的反动。你的这一看法甚获吾心。如果再向前迈一步就好了：你应该意识到，左只是对另一种错误方向的错误的反向运动而已，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应该从文革这一历史中汲取的正是这一教益。相信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共同之处。

你给我的来信中说：“当自由主义在这类问题上的教宗地位，要靠无情的思想和言论钳制来维持时，这种自由主义，还可称之为自由主义吗？”我虽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我还是要为他们辩护几句。他们决不是当下中国的“教宗”。他们更没有什么“无情的力量”和资源来钳制别人的思想。他们在求索、在思考，处于边缘，往往有些无奈。如此而已。相反，老左派曾经是中国数十年的教宗。新左派是前教宗的侄子。或者是由于这一层亲缘关系，或者是由于基因相近，克隆较易。他们现在生活得实际上颇为自由而畅快。因而可能过得更有滋有味。你久居海外，对此没有感受。

顺颂冬安。

                                                              功秦即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