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纳粹毒气室里的人们怎样死去

     ——极权主义下普通人的生存

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在他的著名作品《生存与命运》里，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景：（二战期间）“竟然有这种情况，人们在刑场前排起一列列长队，而且受害者秩序井然的调动着队伍的运动……人们忍受着长时间的酷暑，从清晨到深夜等待着处死……”这种“处死”的方式是进毒气室。

曾和一位朋友讨论过那些在酷暑下排长队等着进毒气室的欧洲人的心理：明知等在前面的是死，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表现得那样顺从。

朋友说，“担心如果反抗会死得更惨。”这些顺从的人们死得很平静吗？

有人描绘过他所看到的纳粹毒气室里的人们死后的惨状：他们互相践踏，互相撕扯，尸体一层压着一层，形成宝塔状。他们龇牙咧嘴，眼突鼻歪，面目狰狞，形体扭曲，有的嘴里衔着别人的耳朵，有的手指挖入别人的眼睛，有的揪住人家的头发，有的用腿踹着人家的胸部……他们的尸体相互纠缠，互相咬啮，所有的人都呈现出一极力向上的姿势，最上面的人，正仰着脸，伸着手，指向天花板上那唯一的一个小孔——法西斯从那里投入毒气，而关闭后会有缝隙流入丝丝空气……这些令人极度恐怖的状态，让我们看到这些被毒杀的人，他们死前经历了怎样极度痛苦的挣扎。

他们死前却表现得那样顺从！

一位研究者指出，极权统治下人们表现的极度麻木和顺从，是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1966年的北京，底气十足的红卫兵采用各种极其残酷的手段，棒打，鞭笞，开水烫，推进水池淹死，强迫吃肥皂，喝痰盂里的水……疯狂虐杀了数千教师，校长，小业主等各种凡是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杀身之祸，偌大京城，只有一个叫做“李文波”的小业主，举起菜刀，作出了反抗的姿态（说是“姿态”，是因为他只是举起菜刀，试图吓唬红卫兵，随即很快被打死）其他的数千人，就那样默默的极度顺从的惨死了。第一个被打死的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临死前一天，拖着已被打得遍体伤痕身子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却不敢作任何回避，仍是按部就班的去上班，无奈而顺从的等来自己的生命在酷刑下终结……

一个金太阳照耀下的朝鲜人，五十左右年纪却衰老憔悴如七十老翁，为了饱饭一顿，冒死越境来到这边，不幸被发现，按规定要收容遣返。在等待遣返的收容室里，他要上厕所。本来收容室里就有厕所，看守人员却把他领到门外，指着拐了几个大弯的地方告诉他，厕所在那里。但此人过一会儿又回来了，回到收容室，默默的蹲在原来蹲着的地方。而他明明知道，很多遣返回去的人的命运，就是就地枪决！

他们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他们悲惨的结局。

他们都没有反抗。

在最后的结局到来前的一刻，他们是否还会怀着一丝弱弱的期待：顺从，只有顺从……或许会使他们有些许的感动，让我的结局稍微好一点……

还有别的活法吗？巨大的恐怖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在我的前一篇文章里谈到文革中屈死的我的校长的遗书。

1981年，胡耀邦同志冲破重重阻力，组织中央工作队进驻广西，亲自主持的该省文革“处遗”，使如山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十数万冤魂得以昭雪。但文革的阴魂远远未能散尽。阻力是巨大的。阴谋需要继续带上光环以谋求和巩固权力，罪恶需要理由支撑以免于清算。工作组给雷校长平反时，学校的有关会议竟激烈争吵，有人执意坚持，雷是”畏罪自杀”，不能平反。致使结论迟迟下不了。

这时，雷校长的遗书被拿出来了他似乎看到了这一天，看到在他身后会有人要继续往他泼污水，继续玷污他的清名。他在遗书中说，“我没有什么罪可畏”“，我的自杀是经受不住过分的凌辱和超过我健康负荷的肉刑”，“我愿饮弹速死，不愿凌辱和刑罚熬煎“……他庄严宣告：“我有自尊心．”＂可杀不可辱＂的旧（囿于时代，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旧”字）思想支配着我……

遗书澄清了主要的事实：他无罪可畏，他是被迫害致死。

平反得以顺利进行。。

在这里，遗书是一种反抗。它是对暴力的控诉，对罪恶的控诉，是生命的抗议，是人的尊严的抗议。

这是弱者的反抗。它以昂贵的生命为代价。但它又熠熠发光。因为它维护了生命的清白和尊严。

假如没有这份遗书，没有这反抗，那会是怎样的彻骨的悲怆！那将是真正的万劫不复！

我们要说说遗书的保存，把遗书保存下来的两个人：徐基汉老师和葛自牧同学。

当时，雷校长把这封遗书压在床席之下，委托给原居此室的徐基汉老师——因躲避武斗，此前徐老师回了广东。学校要求徐老师回校搞运动，他回后发现遗书，并将此事告诉与他私交很好的学生葛自牧。

两人当即意识到这封遗书的意义。怎么办呢，交给组织？当时铁一中的掌权者也就是迫害雷校长的势力，交给他们遗书必将被销毁，将来落个死无对证。交给校长的家属呢，他的妻子杨老师是学校的中层干部，当时也正遭受残酷批斗，交给她，她也只能把它交上去，交给当时的掌权者，那么结果和前者是一样的。于是两人决定，暂时不交，留在手中。

在当时，这要冒很大风险。徐老师是归侨，当时叫做“有海外关系”，政治上是不被信任的。文革前他就从不介入政治，以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自保。而葛自牧同学的父亲，当时被打成“发动技术权威”，“复兴社特务”，动辄被游街示众，他背着“出身不好”的原罪，自己又“站错了队”。当时的大环境是批斗成风，人人战战兢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成为阶级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私藏“走资派”的遗书，一旦被发现，断然难逃一劫。可这两个普通的人，这两个在当时看来不那么“革命”，政治上不那么进步的人，毅然决然地把这封遗书保存下来了。

1980年，正在读师范的葛自牧，回家探亲时看望一位老师，得知雷校长平反受阻的消息，到雷校长家把雷校长留下遗书的事告诉了杨老师。杨老师率全体子女来到徐老师家，徐老师郑重的把遗书交给了她。

遗书在雷校长的平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遗书本身是反抗。保存遗书又是一种反抗。是对迫害的反抗，对暴力的反抗，对文革的反抗，对极权的反抗。这也是弱者的反抗，但同样彰显了正义的力量，人性的光辉。

雷校长，徐老师，葛自牧同学，他们的行动在这里展示了极权的恐怖下另一种活法：反抗。这种活法，让人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看到了更多的亮色。

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多样性，存在的多样性。当时的学校已成为一所大集中营，徐、葛的做法并不普遍。恐怖已压倒一切。救助必使你受到株连，同情认定为划不清界限，人性已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到处是揭发，批斗，落井下石，反戈一击……徐老师二位之所以能那么做，由于出身、经历、处境等，他们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浸染较少，因而保留了较多的人性，应是重要原因。

我们还是回到关于毒气室的话题吧。很幸运，我们没有被关进过纳粹的毒气室。我们只是从小到大，不断被强力灌输着这样那样宏大的红色理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当你的同情心，你的人性被一点点的剥蚀干净，你是否要思考你呼吸的气体的性质，和你应该采取的生存方式……

碧琼子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