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知青这样评说上山下乡

在某知青论坛上看到一位知青，造起数百层的“高楼”，告诉众多知青网友，多年来他呕心沥血、在网上舌战群儒、又鹤立鸡群而最终获得成功，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那位知青悲愤激昂——我们真的跳不出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知青一代是失去的一代，他们只会无休无止的争吵，他们中出不了哲学和科学的思考，他们将成为被遗忘的一代……”。我的选择是对上山下乡做一番梳理，以论证我们这一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毫无意义和应该集体忏悔的一代。

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他终于得到振奋人心的结论——文革前后的上山下乡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一代的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结果！教育革命的思想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实验，决定了GCD从农村起家夺取政权后一定要在某一代人中搞一次知识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实验，那就是要培养农业共产主义（中国式共产主义第一步）的先行者——我们！

此种激昂振奋，确实有关心者趋之若鹜：“这番话把我过去的认识又扳了过来。有味道，听了后有长进”云云。

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地爬完了那样的“高楼”，感觉那位知青确属不易，把五十年代以来伟人领袖高层机关有关的言论行动收集起来，予以梳理，力排众议，最终达到了他预定的目标——用历史资料证明一代知青无愧为一种先行者，为了某种主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其实那位知青的初衷，只是为了说明文革开始后的上山下乡是伟人领袖别无他法的选择，换了别人也不会有好办法。但是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文革这条绕不过的坎，伟人发动的文革已经被正式文件否定，那么如何解释文革开始后发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原因。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逻辑与做法：

文革是被否定了，而上山下乡则没有正式文件作出定论，因此，他收集并运用可以找得到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伟人领袖的言论行动，充分显示出上山下乡早已有之，文革前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都是由伟人领袖直接关心和领导的，从而证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没有本质区别，并非文革的结果。而业已被正式文件否定的只是文革，所以对文革前是肯定的，所以对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与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没有本质区别的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是某种主义的先行者，所以知青一代可爱的人功勋卓著永垂青史……。

这样的逻辑推理似乎无暇可击。但是，这仅仅是形式逻辑的胜利。那位知青所收集的伟人领袖言行有根有据，的确难以否认，所以，那些资料被他认为是早在文革前就确定的上山下乡“方案”，从而奠定了正确的基石。恰恰就是在这里出现了致命伤——

其一，那些“方案”实际上只是原则、草图，根本达不到可以按图施工的蓝图要求，例如1964年1月中央正式文件把插队确定为上山下乡的主要方向，能够就此认为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具体方案吗？

其二，文革前确实在广阔天地里出现了一些燕子的成功个案与小试验，确实也有“先试验、后推广”的号召，但是从这种小试验到大规模推广，会出现许许多多“放大效应”带来的新问题，各地还有各不相同的具体情况。证实有关这方面的考虑的历史资料渺无踪迹。现在倒是能够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收集到有关的反面资料。

其三，退一步说，即使各地、各级都有了具体实施方案，实际执行情况又如何？绝对不可能不出现的偏差是什么？又是如何纠偏的？这样的偏差与纠偏对于最初的“方案”是什么影响？诸如1973年的李庆霖上书更是实施过程的重要纠偏行动，对这种重大事件难道可以“忽略不计”？

其四，进一步说，哪怕是再美好的“方案”，都需要对它的实施结果进行考察评定。更何况上山下乡并不是以花团锦簇的“大凯旋”宣告结束而是以如山倒似的“大逃亡”凄惨告终，难道还不值得对这个运动的最后结束阶段进行考察评价吗？诸如骇人听闻的云南知青集体下跪请愿回家这样的事实，与当初“方案”设想的结果绝对截然相反，能够不屑一顾吗？

总之，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对其起始阶段（起因、目的、动机等等）进行考察分析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是绝对不够的，不是评价起始阶段就可以代替对整个事件（包括涉及的人物）的评价。

那位知青对上山下乡的过程和大回城的结果一跃而过，就说到了改革开放——正是大回城后上千万知青待业的压力逼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薛暮桥最先提出“多种经营”安排知青、提出应容许自主创业，被邓采纳并推广到全社会，中国社会的转型正是我们走出来的。谁还能说我们是无为的一代？长征是决策错误造成了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的冤枉路，但后人盛赞的是长征的精神，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不是也长征了一回吗？

前面证实了1700万人大下乡是伟人领袖在决策领导，却对大回城是怎么一回事就看不见了，“有始无终”，一纵身跳过的文革这条坎，来到改革开放。知青又一次丰功伟绩标榜青史——中国社会转型是知青一代走出来的！知青比老一代革命家更伟大啊！可惜那位知青没有继承自己“用事实说话”的优良传统，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所以难以确认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平心而论，对“艰苦卓绝”的一代知青的确没有鼓舞人心的高度评价，更不能与老红军老八路等等前辈媲美，那位知青“路见不平一声吼”，竭尽全力为知青“正名”，的确能够赢得一些心态不平衡的朋友喝彩，但是难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过去的岁月一再表明，狂热不可能持久，当狂热衰退时，取而代之的一定是痛苦、迷茫和绝望。反过来，出现痛苦、迷茫和绝望的原因之一，是曾经发生过狂热，而狂热正是无理性的氛围、思想、行为，不值得讴歌颂扬，不应该粉饰掩盖，更不该失忆失语。我们不应该苛求数十年前的伟人领袖。理想大师也罢，实干大师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都不应该过度地掩饰曾经的幼稚与失误，而是实事求是地把失败的教训告诉后人。

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对于我们经历的这段历史，后来人少不了进行全过程的梳理、继而作出有根有据的评价，绝对不会止步于起始阶段的高层言行，也不会以官方档案材料为唯一依据。换个角度来说，对那个历史事件总会有肯定者与否定者。肯定者要继承先行者的未竟事业，会对先行者进行褒扬；否定者要另树一帜另辟蹊径，会对前人批评鞭挞。但是有一点恐怕是殊途同归的，就是对先行者、对前人的失败进行研究，不仅仅是评价好不好，而是分析对不对，怎么会偏离设想导致失败的，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重要的都是分析“前车之覆”以作为“后车之鉴”。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永恒的真理。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那段历史，评说它的功过是非可能永无了结。对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没有“如果”；而对于尚未来到的将来，则存在“如果”的巨大空间。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的后代关注这段历史，他们会关心什么？或者，我们现在留下的东西中，对后来人真正有用的是什么？

作为曾经亲历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知青一代，对厘清这段历史来说，有责任也有能力把那段亲历的历史进程记载下来。当然，由于各人情况不同，不可能也不会出现一个人人参与的群众性运动。知青一代已经步入老年。有志于不做无所作为的旁观者的知青们，为留下真实、厘清历史做些责无旁贷的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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