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妹子
作者：大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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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妹子
作者：大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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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妹子 我连一排长姓袁，是湖南来的老职工。农场地处边疆，又沾了少数民族的光，所以不怎么讲计划生育。农场老职工中，因为教养成本低，曾经普遍流行大量生孩子。老袁虽是干部也脱不了俗，也被熏陶得养了一堆孩子。 我们去时，他的孩子都小，最大的也不过刚到上学年龄。因我们分场是新建的，类似老袁的情况很多，所以知青去了以后，分场把组建学校作为了首要任务。在建校过程中，分场领导固执地坚持“龙生龙，凤生凤”的遗传学原则，选拔出来充任师资的知青大都是教师后代。这种举动，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社会时兴“读书无用”的时代是别具一格的，也基本背离了他们选拔干部的标准。这表明分场领导心头嘹亮，学校事关自己子女的素质和前途，不像其它工作，可以由着性子来。 学校建成后，老职工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了。老袁的长女也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地进了学校。学校在三连旁边，就是几间茅草房。开学那天我看见孩子们欢畅地涌进学校，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小学时光：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滚着铁环去学校，得过奖状，当过小队长，从来没有补考过，要是不分男女界限……不敢再想了！继续怀旧，眼前的日子就更不好打发了。 老袁的长女在我心中曾有过学名，不过早已忘却，记得住的只有小名“袁妹子”（湖南农村里喜欢这么称呼女孩）。我一直以为袁妹子长得一般，直到见她背上书包，才意识到了她的漂亮！书包居然可以给人增添光彩。我也背过七、八年书包，而且放下还没多少日子，怎么以前就没这体会呢？我认真端详了袁妹子的面孔，才发现她本来就长得端正，瓜子脸上配着南国姑娘特有的大眼睛、双眼皮，若不是皮肤黑了点，衣服破旧了些，这女孩早就引人注意了。 刚建校时，袁妹子是我们连唯一的学生。她每天放学后就在家门口小板凳上做作业，一点不在乎周围的喧嚣。那全神贯注的神态非常可爱，记得有一次她父母为日常琐事与别人吵架，几乎动起手来，全连都被惊动了，袁妹子却埋头做她的作业，像吃草的小羊似的漠视周围的一切。看得我惊讶，小小年纪就有这般定力。真可惜她生在这个时代，这样的地方。要是在城市，有较好的学习条件，又赶上社会尊重知识，她将来说不定能成大器。 后来学校搬迁了新址，盖了瓦房，成了我们分场最先住瓦房的单位。不过因为条件限制，瓦房是老师享受的特殊照顾，教室仍然是茅屋。尽管如此，刚搬家那些天，家长们在学校周围转来转去，乐得像孩子。而孩子们在新房子进进出出，神态又像大人。袁妹子上学没以前方便了，但她并不介意，每天独自迎朝阳顶烈日风里来雨里去。我几次路上遇见她，她都埋着头，专心沉思，还不时抬头望望天空，目光迷离，头脑显然还云游在书山学海。能把她调教成这付模样，我真佩服她的老师。 几年过去，连队里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多了。袁妹子已经升入了初中，她依然保持了勤奋好学的一贯作风。时常听见老职工们议论，袁妹子长得乖，有福气，学习用功，又遇上了好老师。前几个说法我并不惊讶，但“遇上了好老师”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学校老师都是如我一般的知青，就算多看两本书顶多也就半罐水而已。怎么配得上满腹文章，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呢？ 一天夜里，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我和好友老李顶着风雨摸黑从分场部赶回连队。快到三连时，只见对面走来一人，打着手电，穿着雨衣。近前看，原来是学校的邓老师。老李与邓老师同为成都一所大学的教师子弟，从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彼此通报了来由，才知他是晚自习后送学生回家。我感到奇怪，现在读书有什么用？竟然还这么认真。邓老师只顾埋头介绍：学校要求学生回家后认真完成作业和温习功课。后来发现孩子们在家里，学习时间和质量都难保证，于是就将高年级同学集中到学校来自习。为了让家长放心，他和另一个男教师就每晚分头送孩子回家。听了他的介绍，我想袁妹子可能真的遇上了好老师。无论如何，每天风雨无阻地走七八里夜路，而且还是自找苦吃的人毕竟不多。 到了一九七七年上半年，社会上已有恢复高考的传言了。我急忙自学起数理化来，上手后才知道自己的基础实在太差。农场早已习惯由他们决定谁该上大学，对自由报考还不适应，更谈不上为有志青年举办高考培训了。我学习遇到困难却求师无门，于是想到了学校的两位老师。登门求教果然受益匪浅，求学过程中我才知道，他俩早已自修完了高中课程。我在欣喜之余也确信袁妹子真的遇上了好老师。 当年底，不出预料，果然举办了中断十年之后的首次高考。也不出预料，学校的两位老师也分别考上了他们父母任教的学校。不过在农场，为他俩感到由衷高兴的人不会太多，据我所知，分场领导就并不快乐。此外，袁妹子她们快要初中毕业了，两位老师的离开也一定会让她和同学们伤心不已。 我和老李的命运却没那么顺利。总之，考分应该足够，但就是没被录取，不知招惹谁了。世事真是难以预料。两位老师走后，分场经过选拔，让我和老李去顶替他们留下的空缺。我俩怀着对前任的敬佩踏进了学校。 第一天上课，我走进教室，只见全体孩子端端正正地坐着，眼里满是尊敬。我觉得非常欣慰，教这么可爱的孩子，相信师生都比较容易有出息。老李教袁妹子班的数学和物理，听他说袁妹子既聪明又勤奋，还没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粗心大意。而且她每门功课都优异，不是那种片面发展的古怪偏才。 实话实说，因为干体力劳动有些力不从心，就像小酒量不得不对付大应酬一样，只得作弊，手段又不够高明，致使我在连队的形象一直不怎么正面。所以当了老师以后，并没指望回去会受到老职工们的热烈欢迎。事实却出乎预料，每次回连队拜访朋友，以前素不往来的老职工都争相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尤其袁妹子的父母最热情。仿佛我的觉悟水平突然有了质的飞跃。原来老师在老职工心目中有着特殊地位。这些老职工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是最传统的中国农民。他们心中固守着“三纲五常”的古训，给予老师充分的尊重和信赖。这数千年形成的观念，决非什么人的几句挑拨就能改变。袁妹子有这样的父母才是她的真正福气。 高考恢复后，各地很快意识到办好教育的重要，于是各级师范学校开始遍地开花。我们所在的临沧地区，也从落选考生中招收成绩优秀者，组建了一所“师专”。我和老李先后收到了录取通知。孩子们尤其袁妹子她们班正是较劲的时候，经过小学五年初中三年，一晃八年过去，眼看就要毕业，老师们却先后离去。可我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高考落选沉重地打击了我俩，使我们认识到考试以外的许多因素由不得自己。现在好不容易有了逃离农场的深造机会，况且书中还有那么多诱人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放过。 学习紧张得很，一晃几个月过去，其间时常有七八年高考的信息传来，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方面这次是真正开放的招生（与七七年不同，这次是自由报名，政审公开），自己参加不成有些后悔；另外也听说袁妹子她们打算报考中专，不禁又担心她们能否如愿。七八年高考毕竟是彻底拨乱反正后的首次，人才积压了十一年，考生的年龄跨度更长达十几年，就凭她们那点知青教出来的底子，参加这种考试总感觉夸张。如果我们还在农场，能在这个时候帮她们一下，即使没考上也算尽力了。不能亲手扶助自己的学生走上考场，就像辛辛苦苦耕耘过后，收获季节却被晾在旁边一样失落。 高考结束，录取开始。每天都有农场的知青经临沧前往内地去大学、中专报到。我们也经常去车站迎来送往。一天，有两个女孩带着行李来学校找我们，居然是袁妹子和我们的另一位学生。原来她俩考上了中专，被录取到了临沧师范学校。 我们的学生，居然能在竞争空前激烈的高考中胜出，简直是个奇迹！当然，也有力证明了她们老师的个人能力和潜在价值。于是我和老李就乐呵呵地领着她俩四处走动，尽可能多的遇上熟人，顺便介绍一下她俩及其成就。 不久知青就开始大返城了，我班绝大多数知青学生都理想服从现实，选择了退学。我们当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回城机会。我和老李离校前找到了袁妹子她们，千叮咛，万嘱咐，鼓励她俩认真学习，将来的理想前途全在此一举等等。为了激起两个孩子的充分重视，我们甚至不顾一贯珍视的良好学风，说了一些口无遮拦的话。袁妹子天真地忽闪着大眼睛连连点头，肯定她以为老师说的都对。 返城以后我一直挂念袁妹子她们，每当听说有人回去或农场有人过来，我都要打听消息。后来了解到俩人中只有袁妹子坚持读完了中专。学习成绩不用说，肯定全优。她最终成了孟定农场所有小学校中第一位正规教师。 为了让自己子女享受到高水平的教育，总场领导把袁妹子调到了总场学校，并把她全家也随同调去了直属单位。事实证明，听老师的话果然没错。后来袁妹子的父母把满腔感激都倾注到我身上，每当有人回去他们总要打听我的近况。其实这是误会，我没教过袁妹子，只与她家原属同一连队而已。几年前回了趟农场，因不知她家已调到总场，没见到面。很想看看袁妹子在课堂上的风采，结果更没机会了，听说她已照顾夫妻关系去了昆明。 200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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