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连载五】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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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连载五】
作者：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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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连载五】 （11） 童年（二） 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小学同学，他们是我小学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的回忆中，也许那短短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六年，那种男女同学之间纯洁的友谊使我终生难忘。在我学习遇到困难时；在我感到孤独时；在我因吃不饱而挨饿时，总有一些男生或女生及他们的家人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使我感到了人间仅存的一丝丝温暖。假如儿时的纯真能够保持到永久，那这个世界上的友谊将会是永存的。理想和现实毕竟相差得很远，孩子终归是要长大的。 虽然都是孩子，但每个人的家庭却相差得太远了，家庭条件的悬殊很大。同学中有的家里院落套着院落，几十间房住着十几个人；而有的同学家却要老少几代挤在一起。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却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其中有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将军的儿子、画家的女儿、部长的孙子，他们回到家里可以生活得非常优裕。可是还有一些同学甚至就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尽管这样，可是大家相处得很好，并没有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发生过矛盾。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也乐于帮助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功课好的孩子也能够主动帮助一些落后的同学。孩子们是幼稚的，他们天真无邪，虽然国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给各个不同的家庭划分了阶级成分，但是对于孩子们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很淡薄。学校里进行了阶级教育，告诉同学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在孩子们纯洁心灵中还装不下这些复杂的概念。 小学生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下，男女生的界线分得很清，如果一个男同学和女孩子来往过多，就会成为同学们议论的话题。同学还私下里把班上的男女生配了“对儿”，假如大家认为是相好的两个同学说了话，那就不得了了，起哄的有之，胡闹的有之，挖苦的也有之，往往闹得双方非常尴尬。所以大家在这方面都很谨慎，自然就在男女生中间划了一条杠。我不在乎这些，别人爱说什么就由他们去说，反正脚正不怕鞋歪自己该怎样就怎样，这样一来反而没人说了。老师在分学习小组时考虑到学生们中间的麻烦，尽量不把男女生分到一个小组中去，由于我的不在乎，所以有几次分小组时把我分到了女生的学习小组。 在离我住的大院不远，住着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她的功课很好，并且是班上少先队的中队长。有一个学期老师把我分到了她负责下的学习小组。每天一放学，我就去她家做功课。她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据说是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工作。人家的事我不好多打听，所以从来没有问过她。她家住的房子是自己的，除了外院租给了别人，里面的四合院留给了自己家人住。她哥哥是我们学校的红领巾的大队长。她母亲不是北方人，听口音像是苏杭那边过来的，普通话里夹杂着南方音，软绵绵的很好听。 他们住的院子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磨砖对缝的墙壁，青瓦铺顶，院子里有一棵紫藤萝。藤萝架下院子正中是一面石桌。四周有四个石鼓。夏天，我们就坐在那里做功课。虽然房子高高大大的，但年久失修，也是历尽沧桑的样子。因房子前面的廊挡住了光线，所以屋子里显得有些阴暗。其它的房子里住着她家的亲戚，我始终没有闹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放学后从学校直接去她家，先做功课，然后相互检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一起讨论，直到全都明白了为止。平时很少有男孩子去她家，她妈妈很关心我，在闲聊中得知了我的情况后很同情我的遭遇。以后，我不再去她家学习了，在街道上遇见后，她都要停下来关切地询问我学习和家中的近况。 最吸引我的是她们家那台苏式黑白电视机。五十年代的中国，有电视机的家庭很少，一般家庭根本买不起。有电视机的家庭，大多不具备与外人来往的条件，一般来说，那种家庭不是可以随便打扰的。由于我和她在同一个学习小组，所以那时在她家看过几次电视里播放的新电影。后来我不去她家学习了，也就没有好意思去看电视。快毕业的那年，电影院上映新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这是一部描写驻守在新疆雪山高原上边防军的故事，里面的主题歌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人人都会唱。那时家里的生活开销非常紧张，妈妈虽然每月的工资相比之下比较多，但是爸爸离家后没有工资收入，我家五口人再加上奶奶叔叔三口，八口人的生活费用全要靠妈妈一人来负担显然是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有多余的钱去看电影。有一天，听说电视台里要播放这部电影，我非常想去她家看，但是好长时间没去过她家了，为了看电视去打扰人家，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其实我知道，真的进去了她妈妈是不会拒绝我的，可是男孩子的自尊却使我踌躇不前。晚上，独自一人在她家门外徘徊了很久，下了几次决心，始终没有举手敲门的勇气，直到电影快开始时，最终还是经不住那位“冰山上来客”的诱惑敲开了她家的大门。 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的同学，我暂且称他为Ｇ，他的学费是国家补助的，要不然他根本上不起学。我记得那时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平均每人每月人民币十二元，Ｇ家根本达不到。Ｇ的父亲解放初期就死了，死因不明。我多次问他，可他也说不清。Ｇ的母亲身材矮小，生了五个孩子，一女四男。Ｇ妈妈靠缝穷过日子。她要到街坊四邻家中找些缝缝补补的活儿来挣钱养活几个孩子。Ｇ的大姐已经出嫁，大哥在工厂学徒；二哥在上技校。三哥和Ｇ在一所学校上学，这个哥哥得了奇怪的病，经常坐在那里就会睡着。自从父亲死后，全家的经济来源就是靠姑姑每月接济１５元来维持，这１５元钱其实就是他家多年来每月的固定收入。姑姑没结婚，在北京协和医院当护士，就住在医院后门的护士楼里。有一次，Ｇ要到那里找他姑姑要当月的生活费，我陪他去过，见识了护士们居住的地方。尽管只去过一次但是印象太深了，至今从那栋建筑外路过，都会想起里面的样子。 协和医院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医院里单身护士就住在那栋称为“护士楼”的地方。从外面看，那里是一幢欧式风格的建筑，高高大大的窗户和沉重的大门。那两扇门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沉重，推开时很用力，刚一进去，里面黑糊糊的双眼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才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沿着黑暗的走廊往里走，两边堆满了纸箱和杂物显得拥挤不堪。这里脏乱的景象与医院里整齐洁白的环境形成极大反差，谁也不会想到那些被人们称之为白衣使者的护士们会居住在这样脏乱的地方。一间间宿舍的门紧闭着，看不见里面的布置和房间的大小，姑姑开门见到我们后，转身进屋拿来钱，对Ｇ说了声：“星期六我去看你妈。”一甩门帘进去了，连屋门都没让我们进。出了那扇大门，Ｇ指着医院后门里面的大烟筒说：“那是烧死人的地方。”Ｇ的家里很穷，全家人住在两间破旧的北房里。这类住房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中是常见的，破旧门窗，灰黑墙壁，白色顶棚已经变成暗黄色，青砖铺地仍然隔不住地下泛上来的潮气，也是永远打扫不干净的。外间正对着房门是一张八仙桌，进门右边放了一口水缸，缸上盖着个盖帘儿用来挡尘土。做饭的煤球炉就在水缸旁边；再往前走就进了里屋，两间房间隔了层布帘子。左边的墙边是一个大碗柜，旁边用木板搭成案子，在上面和面、切菜，案子下面放着各种大小不一的铁锅。吃饭的时候，全家基本是站在那里吃，天气好时就端了满满一碗饭菜，拿着小马扎或在院子里一蹲，一边聊天一边吃饭。里屋是名副其实的卧室，一间房子半间炕，那些余下的空间，靠墙的地方摞着几只存放衣物的大木箱，还有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床上的被子很薄很旧。 有一阵，我每天放学后都去他家做功课。 Ｇ家尽管穷，但是却很欢乐。母亲并没有因为没钱而成天愁眉苦脸，孩子们也不因为穷困而烦恼，一家人时常开玩笑，他们称之为“穷欢乐”。 我们在外屋的八仙桌上做完功课后，就躺在里屋的炕上看小说或神聊。有时别的学习小组的同学完成作业后来找我们玩，大家就在胡同里摔交。大家都住的不远，课余时间的相互来往也就多了。 Ｇ妈妈是一位很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是一位善良的老妈妈，她是基督教徒，由此推断，Ｇ在协和医院当护士的姑姑过去很可能是一位修女。Ｇ妈妈满嘴的牙齿都掉光了，说起话来假牙总在作怪，很少能够听明白她在说什么。有时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里闹得昏天黑地，她只是站在一旁抿着瘪瘪的两腮笑呵呵地看着，偶尔也会嘟嘟囔囔地骂上一两句，谁也不知道她骂的是什么。我们玩累了，就去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扬起脖子猛灌一气凉水。这时候，房东奶奶就隔着窗户大喊：“又喝，又喝，喝这么多谁给水钱呀？”尽管城市中在公私合营后私房已不多见，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保留下来，文革中就全部都归了国家。Ｇ家住的院子里有三家，房东一家住在南房里，房东奶奶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北房旁边的小耳房。东房里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男孩，他们平时不在家，夫妻是双职工，孩子白天送幼儿园。西面是街门，整个院子要比外面的街道底了很多，所以进了大门就是台阶。房东奶奶也很喜欢我，经常和我们开玩笑。以后，我参加工作后，休息之余去看望Ｇ妈妈，房东奶奶见了面还问我：“是不是还水钱来啦！”粮食困难时期，奶奶不仅把细粮都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还在做饭时少做，这样，本来肚子里就没油水，饭又不够吃常常挨饿。在家没吃饱心里不愉快，去Ｇ家玩时不高兴，Ｇ妈妈看见我饿得又黄又瘦，无精打采的样子很心疼，就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没吃饱。我告诉她奶奶做的饭太少，还没吃饱就没有了。Ｇ妈妈端出家里的饭菜让我吃。那时，我只知道自己饿，可是没有想到每家的粮食都有定量，他们家也不多，她是挤出了自己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来填饱我的碌碌饥肠。以后，每当我去他们家，Ｇ妈妈都主动问我饿不饿，如果正好赶上他们吃饭，就让我同他们一起吃，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人家对我的好处我无以为报，只有深深记在心里，当一次Ｇ不小心把腿摔断后，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了他们。那是五年级期末时发生的事情，快要考试了，我放学后就去他家，帮助Ｇ补习缺课。考试开始了，我清早赶到Ｇ家，把Ｇ从家里背到学校去参加考试。事后老师表扬了我，还让其它同学学习我助人为乐的事迹。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在粮食困难的时候，我是在他们全家的关怀下度过的。我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也亲身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人不应该以贫贱相论，有些生活贫困的人，他们的心灵是富有的，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善良和慈悲，并且能够在他人遇到困难时及时伸出无私的双手，帮助别人度过难关。 我的家庭生活条件相比之下要比G家强，但也只是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步，几乎妈妈每月发下来的工资大多数都被吃掉了，物价在漫漫上涨，工资却始终就那幺些，我们姐弟三人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可是就连穿衣服的钱也几乎没有，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姐姐穿剩下然后改改我再接着穿。脚上的鞋子可不能穿姐姐剩下的。我的脚长得似乎比身体还快，一双新鞋穿上脚后，十天半个月就面目全非了，妈妈总是说我的脚上有牙——吃鞋。解放鞋（一种军人穿的鞋）在当时算是物美价廉的，可是它不透气，汗脚穿上这种鞋很快就捂出了脚气，严重时连路都无法走。实在没有办法了，妈妈就带我去东安市场的旧鞋摊上买旧皮鞋穿，这样总可以坚持的时间长一些了。那种旧鞋是被别人扔掉的，鞋匠拣回来后缝缝补补再卖给没钱买好鞋穿的穷人。从外面看还像点儿样，穿在脚上实在不舒服，受潮变硬了的皮子扎脚不说，变形了型的鞋底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咯的脚心疼。一双这样的鞋，要用我的双脚把它穿软后才能行动自如。有的孩子看见我穿的是皮鞋还在羡慕我，可是，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是什么滋味。 学校的教育是与社会政治气候相结合的，而社会的变化又反映了党内的斗争。59年前后，毛泽东暂时退出了领导地位，把国家主席让给了刘少奇。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共度粮食困难的难关和反修、防修。 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决裂后，苏联撤走了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带走了设计好的图纸，使得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在北京南小街的东总布胡同附近，就有一栋停建了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在那里废弃了多年。苏联政府还要中国还债，没有钱要用物资抵。1958年大炼钢铁浪费了大批人力物力，庄稼烂在了地里没人收割，造成了歉收。在这双重压力下，共产党利用了苏联的背信弃义转移了中国人民的视线，开始了批判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东欧修正主义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连续在电台和报纸上发表了从一评到九评的评论员文章。文章中论证了苏联共产党如何成为了修正主义，振振有辞，慷慨激昂。同时提出了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孩子们心中想的是学好知识，将来更好的为祖国建设服务，修正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离我们毕竟是太遥远了，可是共产主义相比之下就要近得多，所以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老师说：你们要想将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必需从小学好本领，小学是学基础，一栋大厦的建成总是由基础开始的，你们现在学习是建造大厦的基础，基础牢固了大厦才不会倒塌。每个成功的科学家都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但是要学到这些知识就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大地只有在辛勤耕耘的人们面前才会生产出丰硕的果实。 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安下心来好好学习是与老师不无关系的。尽管老师们也吃不饱，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上课。我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师，她不是教我们班的，但她那高高的个子，身体很强壮的样子使我的印象很深。在我入校的那年，她那红彤彤的笑容出现在校园里，总是显得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样子。可是后来，她的脸渐渐消瘦了，开始发黄，精神也越来越不好，后来终于病倒了。老师生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没有病倒的老师还要代课，更多的老师是在带病坚持讲课。 小学老师中有个少先队辅导员，他姓康，二十岁出头，朝气蓬勃，学生们都愿意同他来往。他主要负责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组织了各种不同的课余文化活动小组，并联系相关的老师负责。学校里有美术组、航模组、朗诵组、乒乓球组和歌咏队。史家胡同小学的歌咏队在全市的小学生歌咏比赛中多次获奖。乒乓球也是当时东城区小学队里的强队，曾多次获得区、市级比赛的第一名。我打乒乓球不行，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和歌咏队。姐姐的画儿画得非常好，她也是学校美术组的成员之一。她画的小动物活灵活现，我特别爱看她画小鹿，那翘起来的小鼻子上有一点黑，水灵灵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四只细长但轻捷有力的腿，站在高高山峰上，仿佛一跃就会跳出画外。美术组的杨老师一辈子是在教学中度过的，她培育出了一些业余美术爱好者。 歌咏队的人数较多，学校各年级的学生都有。我是在四年级时参加的。 六十年代初期的儿童歌曲中有几首确实非常好听，其中《让我们荡起双浆》、《我们的田野》等歌使人百唱不厌。 我尤其喜爱《我们的田野》这首歌。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时，就会产生出一种美妙的幻觉，她向我诉说着诗一般的田园生活：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 童声用儿歌式的特殊魅力，缓慢轻柔地唱出前面两句，一开始就把我带入了仙境，使我向往着浩淼蓝天下广垠无际的绿野。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那年我经常独自一人徘徊于城外，常常用幻想来猜测远方神秘的田野和农庄。那里一定是另外的天地，充满了安谧、幸福、和谐和淳朴。我喜欢城外大地散发出的泥土气息；我喜欢田野上绿色植物的清香；我喜欢田间小路及树丛中隐露出的农舍上空飘扬着的炊烟，这一切与城市中拥挤的人群、喧哗的噪音、污浊的空气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不喜欢城市。 康老师负责学校的合唱队，他自己也为一些儿歌谱曲，记得有一首是这样的： 我家门前有条河，我在河边儿上坐。 河水从我的脚下流，小鱼从我的眼前过。 我说：小鱼上来吧，小鱼上来吧， 到我家里去作客。 小鱼点点头，小鱼摆摆尾： 谢谢，我在水中很快活！ 哈哈！ 但是大多数的歌却是那些政治题材的，一律是进行曲速度，当时有一首叫《我们走在大路上》，经常可以在电台和街道的广播喇叭中听见：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 合唱队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活动，学唱新歌，排练保留歌曲。根据社会宣传的需要，排练出一组为演出服务的节目。 当时宣传说，只有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几个少数共产党国家还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已经变修了。所以，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有很多还在受帝国主义、现代殖民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国家中的共产党或左派政党纷纷派人来到中国，学习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以便回国后开展本国反帝、反殖的斗争。根据这种宣传创作的歌曲《我是一个黑孩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演出时也要唱，我是领唱。 这一组节目是为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全校庆祝活动编排的。朗诵与合唱相结合，使得整个演出过程完整贯穿。 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都有哪些歌曲了，只记得其中有《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几首。二小是抗日战争时一个小民族英雄，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它讲述了在抗战时华北地区一个放牛儿童为了保护乡亲，把敌人带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敌人被消灭了，可是二小却被凶残的鬼子用刺刀挑起，摔死在大石头上。 还有一首是用问答形式表演的合唱，是关于孩子们对未来的幻想的歌，歌曲的名字是《再过十年》，歌词大意是： 亲爱的朋友请你对我讲， 再过十年，你在什么地方？ 我吗，我走出学校， 奔向那遥远的地方， 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岗位， 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那时侯， 请你到工厂来找我，我正在新研制的机器旁； 请你到公社来找我，我正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 请你到山区来找我，我正在山顶上观测气象； 请你到大海上来找我，我正像海燕在飞翔。 祖国啊祖国，我们的母亲， 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再过十年的孩子已经是大人了，他们在自己的理想中生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服务。这种儿时的浪漫幻想，也只能在歌曲中唱唱，而在后来的生活里，却没有几个人儿时的梦想变成了事实。长大了，成熟了，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却发现自己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是要“一切听从党安排”。这就意味着，假如把你安排到工厂里，你就是工人阶级，而安排你去了学校教书或去了科研单位，你就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说，每个人的阶级成分也都是党“安排的”。 节目的最后在全体同学的大合唱中结束，唱的是电影《花儿朵朵》中的插曲——葵花朵朵向太阳。很有一些气势： 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 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 青山点头，河水笑， 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春风吹，春雨洒， 矫健的身影迎太阳。 挺起胸，抬起头， 张开笑脸迎太阳。 花儿离不开土地， 鱼儿离不开海洋， 少年儿童离不开， 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 朵朵花儿向太阳， 颗颗红心向着党。 星星火炬指引着 我们奔向美丽的前方。 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力量。 在童年的幻想中，我们建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我们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唱着这首歌献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献出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而得到的却是失望与痛苦。 我是那年“六·一”才戴上的红领巾。 那是1961年，我的小学四年级。 我上小学时不象现在，只要一入学就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中的一员。那时的小学生要到二年级才可以申请入队，首先要写“入队申请书”，然后还要经过少先队组织的讨论，批准后在学校的大队会上，在少先队的队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少先队组织分为三级，最高一级是大队，包括全校所有的红领巾队员，在全校选举出大队委员会，大队长的左臂上佩带一个方形白色上面有三道红杠的标志，他们要负责全校的少先队工作。大队下以班为单位成立中队，中队长是两道杠。中队下设小队，小队长是一道杠，每一小队大约十人左右。我们班在三年级时除我以外就全部都是少先队员了。三年级时，在全体中队会上曾讨论过我的入队问题，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反对，搅的没能通过。到了四年级，在班主任老师的坚持下才算勉强通过。每个班级的班主任也兼任少先队中队的辅导员工作。 那个反对我加入红领巾的同学是班上的一个小队长，他功课很好，乒乓球也打得漂亮，是东城业余体校的运动员。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大院内，也给他起个名字叫H。H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我不能够简单地说他“好”与“坏”，在与他的接触中会感到一股邪气，在以后发生的事情里，我通过他知道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人。儿童在成长的道路上是会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每个人所要走的路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如果他选择的一条是集合了世人卑俗的路，别人也没什么可指摘的，可是他却要影响别人，伤害别人。 在史家胡同一带，H与另外一个同学号称两霸，孩子们管他们叫一虎一豹，没有人愿意招惹他们。这两个孩子，打起架来死缠活斗的是两个小青皮，“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其实，如果真遇到比他们厉害的主，这俩小子跑起来比谁都快。 在我入队的问题上，出身并不是主要理由，就因为H不喜欢我。这一点我早有察觉。我离开幼儿园回到家后，追问我爸爸到哪儿去了的孩子们中就有他。尽管那时他还小，可是他亲眼看见了我的软弱，我的无奈，觉得我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上学后，我们被分在了同一个班级里，他经常挑剔我的毛病，一遇到机会就欺负我，似乎也是一种嗜好，看到一个软弱的人被侮辱时的难堪，这种人会感到愉快，产生出一种战胜者的喜悦。对于这些，我一般是忍让的。 记得一年的秋天，H不知什么原因与几个干面胡同小学的学生结下了仇，相约了一场斗殴。H在班上约了几个同学去帮忙助阵，那时“豹”随全家去了武汉，H似乎失去一条胳臂。他在事前也告诉了我。那天因为有事我没去，其实这类群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结果也是如此。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老师了，老师把那天参加打架的同学狠狠批评了一顿。我没去所以幸免了。H以为是我向老师告了状，所以就更恨我了。他一直找不到报复的机会。 我们的“战争”是在小学毕业后那年的暑假爆发的，结果很少打架的我却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要不是同院一个大孩子路过把我拉开，恐怕结局会更惨。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以打架出了名的小霸王，居然会输给了不会打架的人，本来想出气的，结果闹了个倒憋气。H是不会罢休的。以后，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利用外校一些不知情的红卫兵把我当流氓抓去，打了一顿。没什么可说的，很多事情都是颠倒的，也许强者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卑鄙。 爸爸在兴凯湖的劳改农场里参加了从来没干过的体力劳动。 有一年，农场过春节时组织了春节联欢会，是由爸爸负责的，结果领导很满意，就把爸爸调到场部脱产负责农场的文化宣传工作。这样一来，爸爸从大田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密山县一个工厂要编排一出关于扑救长白山大火的话剧，就把爸爸借调去了。当年正是粮食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农场有人饿死了，爸爸就在那时离开了农场去了工厂。那个厂子是属于保密性质的，工人的待遇要高于其它单位，这一去可以不饿肚子了。 57年的反右运动过去后，中共一些高级干部中也有异议。60年后，开始对右派问题重新甄别，使得一些人得到了平反。其实是平而不反，所谓“帽子攥在人民手里，随时都可以戴上”。有些右派离开了兴凯湖农场，爸爸于1962年也回到了北京。 爸爸回到了北京，在位于北京郊区大兴县的的团河农场工作。他刚到北京，农场就通知我们去看望。 北京附近有三个劳改农场，被人们称之为“三河”：天堂河、清河、团河。 团河农场在大兴县的黄村附近，那个地方在清朝时是八旗子弟涉猎的地方，那里有大片的荒滩草地，还有为皇族们出猎休息建的行宫。团河实际上是一条很窄的小河，也许几百年前那里是一条波涛翻滚的大河吧。 我陪妈妈去看爸爸。 我们先是在市内乘坐公共汽车到永定门，然后再换乘郊区车在一个荒僻的小站下车。顺着田间的羊肠小路蜿蜒向南。一位当地的农民给我们指路，在远处一片隐约可见的柳树围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团河农场。“望山跑死马”，看是看见了，走起来还不知道有多远。我是第一次来到了真正的农村，一切对我都是新奇的，路边的玉米地已经有一人多高了，叶子油绿发亮，它使我想起了小说中读到的青纱帐。 我是一个书虫子，非常爱看小说，那个时候我们所能读到的小说大多是描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故事，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这些小说大部分被拍摄成了电影。在这些小说中我知道了青纱帐是怎么回事，但是真正看到还是第一次。 由于玉米地挡住了视线，柳树林看不见了，只能顺着小路走下去。农村的小路大都是由马车多年碾压自然形成的，车辙随着地形的变化弯弯曲曲，坑坑洼洼，车轮压不到的路中间长着野草和野花。道路两边的玉米挡住了风，在太阳下行走显得闷热、烦躁，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衣裳。妈妈曾经在农村参加过整社运动，所以农村的土路对于她并不陌生。 转过一个小弯儿，在玉米胡同的尽头又看见了柳树林，一排排柳树长在一条宽阔的水渠两岸，这条水渠把农场与外界隔开，水渠的对岸是大片的葡萄园，看不见有人在那里工作，水渠上没有桥，我们根本无法过去，只好顺着岸边走去，终于发现有一道水泥管道横贯在水渠两岸，如同一架独木桥。我和妈妈胆战心惊地爬了过去，水管离开水面大约一丈多高。 穿过葡萄园就看见了房屋，经过几次询问后，终于找到了爸爸劳改分队所在地。那里的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间大房子里，看样子像是开会的地方，已经有几位先到的劳改犯家属等候在那里。队长陪我们坐在散放在屋里的小板凳上，妈妈问：“他现在的表现怎么样？”队长说：“他表现得挺好，有认罪表示，只是思想上还有波动。劳动态度很好。” 队长又陪我们坐了一会儿，闲聊了一些关于农场的事情，然后对我们说：“他们还在干活，快到吃饭时间了，到时候我会通知他，打了饭来见你们。”说完，队长起身出去了。 队长走后，妈妈问我：“你还记得爸爸的样子吗？” 我说：“当然记得。” 是啊，这就是亲情，我们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怎么能够轻易忘记呢。虽然爸爸离开我们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爸爸忘记。 中午下工的钟声响了，不时有过路的人在门口往屋子里张望。爸爸，是爸爸的脸出现在门外，仅仅是一张脸，他是斜着身子往里看的，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张脸闪了一下就消失了，也许因为屋子里太暗，他并没有看清我们坐在哪个角落。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端着打来的饭菜进屋了，正式会见开始了。这时我才明白，所谓会面，只不过是利用中午休息吃饭的时间与家人短暂地团聚。 爸爸端着一个盛满菜汤的饭盒，抱着几个馒头进来了。有四、五年没有见过面了。亲人别离后的团聚如果在平常人家，在正常环境下，本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可是我们现在是在劳改农场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内心是激动的，但却无法流露出来，更何况旁边还有几对年轻夫妇在相对无言地默默流泪。他们嘴里嚼着略带柴草味的馒头，用小勺从饭盒里舀出一勺勺菜汤送进嘴里，用眼光相互安慰。 妈妈说：“你刚才往里看了一眼，他一下就把你认出来了。”孩子还没忘记自己的父亲，这比什么开场白都好，这句话也带出了全家人多年的心情，是啊，不能忘，也忘不了。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有在各自的咀嚼声里体验着亲人团聚时的复杂情感。 下午上工的钟响了。队长进屋看了看，不知他在想什么，也许是职业使然，对于眼前的所见早已司空见惯了。他走到我们面前，对爸爸说：“你们多年没见了，他们刚才来的时候不认识路，是从西边大渠的管子上爬过来的，你下午就不用上班了，带他们在附近转转，然后送他们到黄村车站上车，那边好走。”看来劳改队中的管教人员也有通情达理的。我们走到院子里，劳改队上工的人也三三两两地往地里走去。爸爸说：“这些都是留场就业人员，所以可以自由行动。” 我们顺着葡萄园往西走，这里的葡萄园真大，爸爸说：“这些都是有名的玫瑰香葡萄，一般上市量很少，基本全部供应酒厂，虽然个儿小，但很好吃。我就在葡萄园干活，这种活不累。” 走到一个篮球场，爸爸指着篮球架说：“这里也有一些小偷、流氓在劳改，上星期一个小偷周末回家在北京火车站偷东西，被抓住后送回来就吊在这里，从这里路过的人随便打他。” 再往前走，看见一片湖水，爸爸说：“农场要把这个湖建成养兔场，专门饲养高级，产毛量多的兔子。兔子爱挖洞，如果建在别处，他们到处挖洞不好管理，在湖心岛上就没关系了。”他又指着不远处一堵破旧的灰砖墙说：“那边是监狱。”由于浓密的槐树林遮住视线，我始终没能看清监狱是什么样子的。 时间总要过去，道路总有尽头，我们又要与多年未见的爸爸分手了。这是人生的又一次无奈。今后，还会有无数次的无奈在等着我。
爸爸原籍在浙江绍兴，父亲的曾祖父进京做官，全家就搬进了京城。清政府规定，汉人不许住在内城，所以家产就置在了南城，住在绒线胡同东头。到了父亲的祖父手里，因为抽大烟、置外室把家产败了。爸爸回忆时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一次搬家，从马路北搬到马路南，据说就是卖房，南面的房子是租的。 到了爷爷这一代，有兄弟二人。大哥学过军医，一直在部队当医官，生活较好。爷爷因家里供不起上学，就在军阀混战时当了兵，在一个小军阀手下当过中尉连长。不久被大军阀打垮，他回到了北平，进了中国大词典编篡处，办公在中南海里，管理一些事务性工作。爷爷的字写得很好，全都是自学的，他善写隶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河北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当干事，部主任是孙伏圆。促进会是由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创办的，晏阳初和孙伏圆都是“五·四”以后的名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前夕，全家逃难长沙。爷爷离开平教会到江西教中学。解放后，在赣县中学教国文，“三反”运动中失踪，一直没有下落。 爸爸的亲生母亲生下爸爸后就去世了，爸爸是祖母和姑母养大的。在爸爸两、三岁的时候爷爷续娶了女人。这个女人没有文化，心地也不好，爸爸有病得不到医治，落下了终身残疾，左耳完全听不见声音了。 爸爸随全家来到长沙后不久，便考上了从南京辗转流亡到重庆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成为第三届学员。剧专的校长是余上沅先生。 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家、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家余上沅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他为中国人民培育出了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于1970年死于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代。余先生是含冤而亡的。中国现代剧作家吴祖光在一篇文章中写到“1935年，余先生创办国剧学校时，曾延聘了他的学生，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石蕴华（即杨帆的化名），继而受到了‘文革’的摧残凌辱，1970年因癌症不得治疗，乃至体力枯竭而死。” 余上沅先生的一生既不受国民党的赏识，也没受到共产党的重视。尽管他对中国的戏剧事业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当年国民党虽然对余上沅先生采取了威逼利用的手段，但并没有采取什么直接的行动，没有定性为什么分子。到了共产党当政后，他却含冤而亡，他在临终前对“远道赶来探病的儿子说：‘我没问题！事情快解决了！’显然，事情并没有解决，他是含冤而亡，死不瞑目。”（引自吴祖光《余上沅戏剧论文集》序）。 杨帆一案却要从50年代初期的时候说起。 镇反运动结束后，又在共产党内部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镇反”顾名思义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杀的是敌人。而“肃反”却是要从共产党内部开始，杀的是“暗藏”在党内的敌人。那时，如果谁要是有说不清或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的事情，就要被视为肃反对象。 杨帆是与潘汉年定为一案的，此案轰动了当时的中国。他们两人都是老革命家，潘汉年是1934年红军长征时期的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初期的上海市副市长。杨帆本人在1935年的“12.9”运动中是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兼纠察队队长，是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他们于1955年被捕，在经过了长达八至十年的“预审”后被判长期徒刑。 余上沅先生一案于潘、杨二人获得平反后真相大白（1982年）。但是，平反又有什么用，人已去了，国家和人民受到的损失却不会因平反而得到补救。 爸爸在国立剧专时正逢全国抗战的年代，剧专云集了全国文艺界的优秀人物，并为国家培育出了一大批有用的专业人才。这些精英分散在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等地，其中有很多现代知名人士，如教师里有：曹禺、焦菊隐、吴祖光、徐悲鸿等人，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了。学员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谢晋、张瑞芳（旁听生）、赵蕴茹、石联星等人。爸爸学习的专业是舞台美术。 爸爸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任首都剧场副经理、人艺后台主任、道具工厂厂长等职务。是戏剧大师焦菊隐导演的话剧《虎符》时的舞台监督。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一件事：当年一位日本舞台技术专家序井市朗看完戏后，曾向爸爸请教剧中令人不可思议的神速换景问题。三十年后《茶馆》访日，序井先生还向人打听爸爸的现状。 爸爸的右派帽子是63年前后摘掉的。那时他已被北京人艺开除了工职，所以只能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评了农工级，每月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分配在果树队，每周可以回家，但是星期一必须赶回去上班。 到了夏秋之际，爸爸每次回家都要带回农场出产的水果，所以那几年里，我们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水灵灵的蜜桃，清香的草莓，各种品种不同的葡萄，还有白兰瓜。粮食困难时期开始的票证制度还在延续，什么东西都要有定量，正在长身体，所以营养明显不够，爸爸每次从农场回来都要带回不要粮票的早点给我们吃，我们称之为“打基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爸爸的右派帽子又被戴上。后来在我插队去了内蒙古草原后不久，爸爸被迫离开了北京，转到山西省永济县附近的伍姓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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