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阎连科太没道理 作者:老例


 

贾平凹阎连科太没道理!

贾平凹说:“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我读过许多知青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贾平凹《我是农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页56。

阎连科说:“‘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阎连科《我与父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26。

我说:我一直很尊重贾、阎,但他们这些抱怨太没道理!难道农民比知青苦,知青即使有苦(或感觉苦)也不能诉说了?事实上,知青文学亦反映了农村农民的苦楚与困境,反映了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同甘共苦的情谊。更何况,知青文学的批判锋芒,并非针对农民、农村,而是针对造成农民与知青共同苦难的制度之恶,政治之恶。贾、阎们要杜绝知青的诉说,难道是要为制度之恶政治之恶背书吗?

                                                       2016-02-21


附旧文:

知青与农民

    ——跟王彬彬聊聊

看了虫哥转贴王彬彬的《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很有感触,也很有些想法,似有不吐不快之感,随意记下,权当跟彬彬、也跟知青伙伴们交换个意见吧。

彬彬强调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这是十分正确的;彬彬也强调“农民对‘知青’的感受、认识,‘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也应该是构成这一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并且建议“让他们(指农民)谈谈对‘知青’的感受、认识,让他们谈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那谈得肯定与‘知青’们大不一样”,这也无疑是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认识。以往人们对知青运动的认识、理解、讨论,确实无不是从“知青”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农民”的角度。如果今后能从“农民”角度加以探讨,当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实际操作而言,知青运动(包括知青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人员,当更多注意发动当年的农民(及其后人),以文字或口头(录音)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知青、知青运动的看法与认识。而当年知青回返旧地(包括农村、农场、林场等),也不仅仅是“重游”、“回味”,也应跟当地人(尤其是当年的老乡)交流,若能将彼此间的看法意见记录下来,便就是宝贵的一手资料了。

然而,读彬彬大作,令我隐隐不安的是,文中流露的那一种强烈的跟知青对立的情绪(其实,前些时在华知网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彬彬说:“站在城市这一面,人们可以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三千万城市人被迫‘下放’到农村--实际上,人们也一直是这样概括这场运动的。但站在农村这一面,却不得不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农村被迫接受三千万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城市人。”彬彬所说的两个“被迫”都没错,但彬彬似乎将二者对立起来了。在文中,更是处处显示知青与农民的紧张对立现象,虽然彬彬说“有些‘知青’与农村人建立了很和善的关系,但也有人成了农村人的欺凌者,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令当地人望而生畏”,但文中所列举众多的例子,皆是“揭露”知青戏弄、欺凌农民的情形。若不知情者读了,还真以为知青与农民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事实是怎样的呢?首先,就从“被迫”(这里只是就一般而言,并不排除当时现实中有“自愿”“积极”的表现)层面看,知青与农民都是这一运动的受害者。当年,我们向老乡们抱怨被迫下乡的无奈时,老乡们也就向我们抱怨我们下来“摊薄”了他们的口粮,真有点同病相怜一根藤结两个苦瓜的感觉。但也正是这个“被迫”的基础,使知青与农民的关系总有点不那么和谐,再加上其他个人的因素(品质、修养、情绪、性格等),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冲突便时有发生了。我们那里就曾经发生知青集体携带刀棍,蹬自行车冲到邻省墟场寻找欺负女知青的当地人“报仇”的事件。虽然因找不着犯案人而不了了之,但知青那股凶狠劲,确实令当地人紧张了好一阵。而俺老例本人,也曾参与偷杀老乡的鸡两只、瓜菜花生甘蔗若干(在此再次道歉)。然而,难道这些就代表知青的整体表现与形象了吗?事实上我们跟当地农民的关系大体还是和谐的,相互之间关心帮助的事例不胜枚举,就是离开农村后,相互的联系也并没有完全断绝,我就跟我的房东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信件往来,我读研究生时,他还托人带一大麻袋的花生及沙虫等海味到广州给我。此类事情在网上网下众多的知青回忆文章中比比皆是。可见,不能因为知青中有丑恶的人与事就决然否定知青整体,同理,农民中也确实出现过对知青“不好”的人与事,但我们能因此认为农民就是知青的“天敌”而决然否定农民整体吗?所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就是由于知青确实受了害之后才出台的法令,其本意当是保护知青的人身安全,至于在实施过程中成为知青与农民之间的“鸿沟”,我想恐怕不是普遍的现象,而且,也不宜因此简单否定这一法令,就好像我们提倡人人平等,但并不妨碍要制定保护妇女与儿童法令一样,毕竟知青在当时社会还是属於弱势群体(即使跟农民相比较——尤其是在数量上)。

至于彬彬“知青话语霸权”的说法,我也实在难以苟同。我不想用什么“归谬”法来作学理探讨,只想就事论事来聊聊。不论是否乐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一,虽然不能否定知青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但知青无疑是这一运动的主体或主角,他们(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是全程、全身心地投入参与这一运动的,而农民(尤其是个体)则多少有些游离状态,因此,知青对这一运动的回顾、探讨的关注与参与的热诚态度,是不可能出现在农民身上的。二,农民不拥有“话语权”,除了缺乏知青那种“主角意识”外,还确实有文化程度相对低下的原因,而相反,知青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跟农民比较),这也是他们能拥有“话语权”的一个外在因素。这里我们并没有(也没必要有)歧视、埋怨农民的意思,只是表明一个事实。三,知青在使用他们的“话语权”之际,并没有将之“垄断”、“独霸”,因此,确实不能无端冠一“霸”字而称之为“知青话语霸权”。换个角度说,如果农民不行使其“话语权”,难道知青也应该噤声不语,以示“平等”吗?

虽然我们当年上山下乡大都出于被迫、无奈,而我们也因此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我们跟农民之间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无疑也因此有机会对农村与农民有较切身的了解、并与农村与农民结下了颇为深挚的情感关系,由老知青“草原恋合唱团”的活动、海宽“反哺计划”的推行便可见一斑。话说回来,我们欢迎农民老乡参与对知青运动的回顾与讨论,不同的视角肯定有不同的观感,但二者并非是(也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随便聊聊,不知彬彬以为然否?

 

附文:

岂好辩哉: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

作者:王彬彬

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把三千万城市青年变成农民的运动,是让三千万城市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运动。站在城市这一面,人们可以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三千万城市人被迫“下放”到农村——实际上,人们也一直是这样概括这场运动的。但站在农村这一面,却不得不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农村被迫接受三千万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城市人。“知青”的身份是与农民紧紧连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农村赋予了原本是城市青年的三千万人以“知青”的身份。“知青”身份的确立和延续,“知青”活动的开始和展开,都是在农村这“广阔天地”间进行的,都是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实现的。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民,也就没有当年的“知青”;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也就没有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对农民的感受、认识,农村给“知青”带来了什么,固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内涵。但农民对“知青”的感受、认识,“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也应该是构成这一历史运动的一部分。

有一本书,收录了一百个“知青”对当年乡村生活的回忆。一百个人的回忆当然不能说就能反映三千万“知青”乡村生活的全貌。但即使能让三千万当年的“知青”每人都将自己乡村生活的经历写出来,就能展示这一历史运动的全貌么如果找一千个当年的农民,让他们谈谈对“知青”的感受、认识,让他们谈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那谈得肯定与“知青”们大不一样。而农民的看法,难道不也有充分的资格成为对这一历史运动的回顾和总结如果有人肯下一番功夫,采访一定数量的对“知青”有切身体会的农民,请他们谈谈对“知青”的印象,再整理成书,与“知青”的回忆形成对照,那至少是一件不无趣味的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我是一个刚上小学的乡村孩子。在此后的十年里,我与“知青”有过深切的接触。对于“知青”的“上山下乡”,我有我作为一个乡下人的看法,当然,我更有我作为一个乡下人的记忆。

移民,是人类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不同方式的移民运动。移民运动,通常会对移民和移居地双方都产生影响。移民会给移居地带来别样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会程度不同地使移居地原有居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当然,移民更可能调整自己以适应移居地固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专门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学者,我想请教他们: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千万城市青年的“上山下乡”,是否也可视作一种特殊的移民运动以后的人在写中国移民史时,是否也可将这场运动作为其中的一章

如果将“知青”作为一种移民,那可以说,他们对农村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几乎谈不上的。按常理,“知青”从城里来,应该多多少少地给农村带来些“城市文明”,多多少少地向农村人展示一点城市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引起农村人的仿效和追随。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这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从理论上说,“知青”是以一种受教育者的身份来到农村的。他们来到农村,就是为了用汗水把自身原有的一切——从生活习惯到思想观念——都清洗掉。他们的目的是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不是要引导贫下中农向自身看齐。再说,那个年代的城市,也并没有多少“城市文明”可让他们带下乡去。

不过,“知青”还是给农村带来过一些东西,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农民的一项新的可能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当时农村里,就连我这样的孩子都知道,“下放学生”是受国家法律特殊保护的,与他们发生冲突,弄不好,就会犯法,就会被认为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被公安局抓去。究竟与“下放学生”发生怎样一种性质和程度的冲突,才算是犯法,没有明文规定,农村人心里也不清楚,那最稳妥的办法,便是避免与他们发生任何冲突。一方面说是要让“知青”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成为合格的农民;一方面又在法律上赋予“知青”以特权,从法律上在“知青”与农民之间掘开了一条鸿沟。为保证“知青”的“上山下乡”能够顺利进行,这样做当然有必要。但这也就等于同时宣告诸如“接受再教育”、“打成一片”一类口号不过是谎言。在法律上给予“知青”特别的保护,是为了避免“知青”受当地人欺侮。但我不得不说,这种对“知青”的特别保护,却不可避免地把当地人置于被欺侮的境地。

将“知青”一概而论,当然很不合理。我知道,“知青”相互之间的差别,有时大到除了同是“知青”外,再无共同之处的程度。有些“知青”与农村人建立了很和善的关系,但也有人成了农村人的欺凌者,成了地方上的一霸,令当地人望而生畏。

当然,这只是很粗略的区分。也有些“知青”,平时并不怎样坏,但偶尔也会有无赖之举。有几个我认识的“知青”,并非属于那种调皮捣蛋者之列,但有一次,却把人家一头猪的尾巴给割掉了。那家离他们住处很近。是因为这猪老往他们屋边跑,拉屎撒尿令他们厌恶,还是纯粹因无聊而寻开心,我不知道。反正是把那头我多次见过的大黑猪的尾巴给割了。那家主妇鼓起勇气,来找他们讲理。他们却矢口否认,并且气势凶狠。那家人知道是有冤无处申,也就作罢了。但“知青”们却不甘罢休。第二天,他们四个人一齐闯进了那户人家,要讨个说法。那天下雨,他们都穿着胶靴。在人家的饭桌四面坐下后,便把满是泥污的双脚搭到桌上,一边喷云吐雾,一边骂骂咧咧。那家夫妇只得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好话说了一箩筐,他们才在留下满桌满地的泥污后离去。

在乡村,“知青”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让人一望即知。他们常在外面游荡,有时三五成群,有时则独自一人。我那时是遇上他们,便尽量避开,即使狭路相逢,不得不迎面走过,也总尽可能地往路边靠,以免碰着了他们,招来打骂。——他们中有的人,确实是无缘无故就要打人骂人的。我刚上高中的那一年,有一次与一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的小吃店正商量着合伙买点什么解解馋,这时进来了一个独自游荡的“下放学生”。那时天尚冷,他却穿得很单薄,头上是长得吓人的头发,脚下却是一双拖鞋。这模样在当时的乡村是很怪异的,就是在“下放学生”中,也不多见。我的那个同学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他便勃然大怒:“他妈的,看什么看!”一边骂着,一边便跨前一步,当胸一掌,把那个同学推出老远。我赶紧拉着那同学,逃之大吉。

在上高中期间,还有几件与“知青”有关的事,令我终生难忘。一天晚上,三个“知青”在女生宿舍的窗前不肯离去。女生把门窗关紧,他们却不停地打门敲窗,嘴里也不干不净。与女生宿舍一墙之隔,住着一对教师夫妇。先是女老师忍耐不住,开门出来,请他们走开,他们马上放弃对女生的骚扰,把矛头对准那女老师,不停地骂她是“骚货”。男老师便也被逼了出来。这时,全校的学生都拥了过来,数百人将他们三人围在中间。那女老师原本就是火爆脾气,这一刻,也置“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于不顾了,对群情激奋的学生下达了“打”的命令。但那男老师却冷静得多,他厉声喝住了跃跃欲试的同学,那口气比对“知青”说话时要严厉得多。那三个“知青”一边继续对着女老师骂“骚货”,一边冲着黑压压的一片学生喊道:“来呀,你们上呀!”骂了许久,他们也许觉得再闹下去也无多大趣味了,便显出要撤退的姿态,那男老师连忙喝令同学们让开一条道,任他们扬长而去。我记得,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当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但现在想来,那男老师无疑是对的。倘若真的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现在想,那三个“知青”那天晚上肯定感到很愉快很充实。一场以少胜多的吵架令寡淡的日子有了些味道,晚上一定睡了个好觉。我知道,“知青”的寻衅闹事,欺侮当地人,一般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本性有多么坏。他们太无聊了,需要找点乐趣;他们也太郁闷了,需要有所宣泄。而既然农村人是那样好欺侮,既然国家实际上是赋予了他们欺侮农村人的权力,那欺侮农村人便成了自然的取乐和发泄的方式。当地的农民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地的国家干部,对他们也是宁躲勿惹的。从人数对比上来说,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简直不成比例。但数量对比在这里毫无意义,就像狼与羊之间的数量对比没有意义一样。

一九七七年,大学招考制度恢复,“知青”也纷纷报考。我们学校为了保证几个成绩好的学生能静心学习,在公社的收花点(国家设立的棉花收购点)借了几间空屋,让这几个学生自带凉床,住在里面。那年,最后一场考完,学校也就放假。有个住在收花点的同学去搬他的凉床,却见屋里挤满了也刚从考场出来的“知青”,有几个坐在凉床上,有几个站着,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考试的情形,独有一人站在门边,脸色惨白,双眼充血。那个同学请坐在凉床上的“知青”起来,说天快黑了,他要回家,凉床是他带来的,他要带回去。但那几个人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着他们的谈论。这时,那站在门边的人却冲过来,一耳光抽在那同学脸上,令他耳朵一阵轰鸣。本不关他的事,他却来动手,一定是考得极糟,满腔怨恨正无处发泄,正好那同学来搬凉床,可算是撞到枪口上了。而那几个高谈阔论的“知青”,对门边的一幕,对那很响亮的耳光,都视若无睹,听若未闻,——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太寻常的事情。那个同学那天终于未能把凉床搬走,带着脸上的五条血痕和火烧火辣的感觉回了家。第二天,为了搬凉床,又来回走了十几里地。

在“知青”中,有人原本在城里便是打架好手,以凶悍暴戾著称。他们的这种名声也很快便在乡下传开。他们总是随身带着匕首、三角刀一类凶器的。别的“知青”都怕他们,当地人就更不用说了,都视他们为魔王。这类魔王动辄拔刀伤人,成为地方上的一害。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但却怕当地的一个人——派出所所长。这位所长对“知青”一般的打人骂人,寻衅闹事,并不去管,也管不了,但对那几个有名的魔王,有时却并不手软。他敢把他们抓起来,难以绳之以法,他便以恶抗恶。据说,他曾把有的人吊起来用皮带抽。那些年,这位所长以敢于教训“知青”而闻名,而为人称道、敬佩。连“知青”都敢打,想想看,这需要多大的胆量!那时,在我的心目中,他简直是一个英雄。这位所长,我前几年回家时还见过,已退出公安战线。我至今对他仍怀有一份敬意,尽管我现在想,他当时一定是得到了上头的默许。“知青”为祸太烈,总得有所制约。教训那几个魔王,自然也有杀鸡给猴看的用意。

去年,当当年的“知青”们争先恐后地回忆自己的“知青生活”,以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时,我写过一篇题为《“知青”的话语霸权》的短文,意思是说,当年的“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运动。没有农民,也就无所谓“知青”;没有“山”和“乡”,也就无所谓“上”和“下”。是农村和农民赋予城市青年以“知青”的称号的。所谓“知青运动”,是城市青年与农民共同完成的。因此,当年的农民对“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也有一份发言权。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农民的声音。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

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议论。一九九八年第十期的《今日名流》上,武汉的一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学者对这篇短文进行了批驳。他们对“话语霸权”的说法深为不满。有几个人强调,所谓“话语霸权”,是以强制性手段剥夺对方的话语权力,而“知青”并没有对农民这样做。至于农民天生没有话语能力,那只能怪他们自己。因为农民无能力发言而说“知青”拥有“话语霸权”,在他们看来,是很不妥当的。要回答他们,只需以眼前的事为例。最近一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狂轰滥炸,还把中国的使馆也给炸了。中国人怒火满腔,一致声讨美国的“霸权”,——按照武汉那几位作家、学者的逻辑,这里的“霸权”,显然也是用得不当的。

又有几个人对我进行了“归谬”。一位“一级作家”说:“王彬彬提出‘知青话语霸权’,有一个逻辑悖论。用归谬法推论的话,对知青运动农民有一半话语权,那么像知青的老师、父母、亲人,像知青干部、知青运动的决策者等等和知青运动有关系的人,都有话语权,可他们也没有说话,是否也认定知青垄断了他们的话语权显然,所谓‘话语霸权’是荒谬的。知青有自说自话的权力。”“知青”同农民的关系,与“知青”同老师、父母等其他人的关系之不同,一定意义上正如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与丈夫同老师、父母等其他人的关系之不同一样。“知青运动”是“相结合”的运动。谁与谁“相结合”城市青年与农民!城市青年是住到了农民的家里和村里的。正是在“相结合”的过程中,“知青”的身份才得以确立,也才有所谓的“知青生活”——这“逻辑”真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

又有一位“专业作家”说:“按王彬彬的逻辑,我也作了个归谬:当年‘右派’下放北大荒,后来只有‘右派’写文章,不见农民说话,这是否就是‘右派话语霸权’当年的‘胡风分子’也在写文章,但整他们的材料的人都不做声,这是否也是‘胡风话语霸权’”这就更是胡乱比附了。将“右派”的“下放”与“知青”的“上山下乡”混为一谈,在当年说不定要掉脑袋的。没有农民,照样有“右派”;而没有农民,从理论上说,便不可能有“知青”。当然,二者的差别远不只这一点。对一个比我年长许多的人说这种道理,我真感到难为情。至于连“胡风分子”也扯上,更让人哭笑不得。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所谓“整他们的材料的人都不做声”,并不是事实。

又有一位“学者”说:“王彬彬所谓的‘话语霸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他这样有意唱反调,我觉得像‘骂派批评’一样,不是一种严谨的学风。”这年头,好像谁都有资格以“学理”和“学风”来责人似的。

武汉的那批作家、学者对我的批驳,让我为他们脑子的不清楚而悲哀不已。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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